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不是也在教课吗？”
“就是因为在教课，才分不出气力来讲演了，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撑不住了……”
“三毛，你要重承诺，你不来，我们不能向听众交代。”“我妈妈来代讲行不行？她愿意代我来。”
“这个……三毛，我们很为难，这事是你去年就答应的，现在……怎么换了陈伯母呢？还是答应来，好不好？你自己来，求求你！”
“昨天晚上还在医院打点滴……”
“现在你没有在医院，你出来了吧？你在家里跟我们讲电话呀！明天坐长途车来，撑一撑，我们陪你撑，给你鼓励，来，打起精神来，讲完就回台北休息了，好不好！”“好，明天见，谢谢您的爱护——是，准时来，再见了，对，明天见，谢谢！”
讲完电话，眼前一群金苍蝇飞来飞去，摸摸房门的框，知道睡房在了，扑倒床上去一阵狂咳，然后闭上眼睛。承诺的事还是去的好，不然主办讲演的单位要急得住院。能睡的时候快快睡，这星期除了三班的课，另外四场讲演、三个访问、两百封来信、两次吃饭，都不能推，因为都是以前的承诺。
梦里面，五马分尸，累得叫不出来，肢体零散了还听见自己的咳声。
“你要不要命？你去！你去！拿命去拚承诺，值不值得？”“到时候，撑起来，可以忍到一声也不咳，讲完了也不咳，回来才倒下的，别人看不到这个样子的——。”“已经第七十四场了，送命要送在第几场？”
“不要讲啦——烦不烦的，你——”
“我问你要不要命？”这是爸爸的吼声，吼得变调，成了哽咽。
“不要，不要，不要——什么都要，就是命不要——”做女儿的赖在床上大哭起来，哭成了狂喘，一气拿枕头将自己压住，不要看爸爸的脸。
那边，电话又响了，台湾怎么会有那么多不忘记人的学校？妈妈又在那边向人对不起，好似我们的日子，就是在对不起人里一日一日度过。
因为妇女节可以自动放假一日，陈老师的课，停了，不是因为妇女不妇女，是为了虚脱似的那个累。
女老师不上课，男学生怎么办？想起来心里内疚得很。觉得，如果更硬撑，还是能够讲课的，坏在那日没有撑。开车再上山时，已是妇女节后了。
山仔后的樱花，云也似的开满了上山的路，那一片闹哄哄的花，看上去为什么有说不出的寂寞？
看见樱花，总是恨它那片红，血也似的，叫人拿它不知怎么办才好。又禁不起风雨，雨一打，它们就狂落。邋邋遢遢的，不像个样子。
春天，就是那么来了。
春天不是读书天，堂上的几个大孩子，咳得流出了眼泪，还不肯请假，看了真是心疼。
“请病假好不好，不要来了，身体要紧？”做老师的，轻声问一个女问学，那个孩子蒙住嘴闷咳，头摇得博浪鼓似的。“你知道，老师有时候也写坏稿子，也讲过有气无力的课，这算不了什么。人生的面相很多，计较和得失不在这几日的硬撑上。做学生的，如果请三五天假，也不会留级也不会跳级的，好不好？”
不肯的，做老师的责任心重，做学生的更不肯请假，这么一来，一堂又一堂课也就过下来了。
就在这一天，今天，做老师的下课时，回掉了五个外校邀请的讲演，斩钉截铁的说不再公开说话，忍心看见那一张张失望的脸在华冈的风雨里消失。老师没有反悔了去追人家，脸上笑笑的，笑着笑着，突然又咳了一声。她不去追什么人，虽然心里有那么一丝东西，轻轻的抽痛了一下，可是是割舍了。
讲到整整一百场，大概是六月底，可以永远停了，只要不再去看那一张张脸。
对于剧病还来上课的学生们，老师讲了查理布朗的那个漫画给他们听。当然，也是讲给自己听的。
“如果逃学一天，对整个的人生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没有什么影响。太阳明天一样会升起，老师没有消失，课桌仍然在同样的地方，学校小朋友的姓名也没有改变，甚而，没有人会注意到，原来你赖了一天的学。”
那么偶尔写了一两篇坏稿子，对整个的人生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聪明人，就不写啦，养好精神卷土重来嘛！真笨！”是哪个读者在大喊？
写不写可由不得我，请你去问皇冠的刘淑华。
淑华被冤了一个枉，急得眼泪也要滴下来了，哇哇大叫：“你去问平先生，我可没有迫坏稿！”
平先生，一口赖掉，说：“我还是去年圣诞节见的三毛呢，关我什么事？”
问来问去，找上了阿宝。陈朝宝更是一头雾水：“奇怪。三毛难道不知道，查理布朗不是我画的，去问何瑞元不好？”老何说：“真是莫——名——其——妙，三毛见的山不是这个山，我跟那个画查理的家伙又扯得上什么关系，不晓事的——”
好，只有去找查理布朗了，他慢吞吞的说：“对呀！是我说的；偶尔逃学一天，对整个的人生，不会有任何影响。我可没说一个字三毛的稿子呀！”
还给谁
一九七一年的夏天，我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
不知是抵美的第几个长日了，我由一个应征事情的地方走回住处，那时候身上只剩下一点点生活费，居留是大问题，找事没有着落，前途的茫然将步子压得很慢，穿过校园时，头是低着的。
远远的草坪边半躺着一个金发的青年，好似十分注意的在凝望着我，他看着我，我也知道，没有抬头，他站起来了，仍在看我，他又蹲下去在草坪上拿了一样什么东西，于是这个人向我走上来。
步子跨得那么大，轻轻的吹着他的口哨，不成腔调又愉快的曲子。
不认识走过来的人，没有停步。
一片影子挡住了去路，那个吹着口哨的青年，把右手举得高高的，手上捏着一枝碧绿的青草，正向我微笑。
“来！给你——”他将小草当一样珍宝似的递上来。
我接住了，讶然的望着他，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对，微笑，就这个样子，嗯！快乐些……”他轻轻的说。
说完拍拍我的面颊，将我的头发很亲爱的弄弄乱，眼神送过来一丝温柔的鼓励，又对我笑了笑。
然后，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悠悠闲闲的走了。
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收到的礼物。
小草，保留了许多年，才找不到了。那个人，连名字都没有法子知道，他的脸在回忆中也模糊了，可是直到现在，没有法子忘记他。
很多年过去了，常常觉得欠了这位陌生人一笔债，一笔可以归还的债：将信心和快乐传递给另外一些人类。将这份感激的心，化做一声道谢，一句轻微的赞美，一个笑容，一种鼓励的眼神……送给似曾相识的面容，那些在生命中擦肩而过的人。
我喜爱生命，十分热爱它，只要生活中一些小事使我愉快，活下去的信念就更加热切，虽然是平凡的日子，活着仍然是美妙的。这份能力，来自那枝小草的延伸，将这份债，不停的还下去，就是生存的快乐了。
轨外的时间
其实，有一年，不久以前的一年，我也常常出去。
不，我的意思不是说旅行，我说的出去，是在梦与醒的夹缝里去了一些地方，去会一些埋在心里的人。你看过一本叫做《时与光》的书吗？徐讦先生的作品。你没有看过？那么你看过他另一个短篇了？想来你可能看过，他写的那一篇叫做《轨外的时间》。
三毛你去了什么地方？
就在附近走走，穿过一层透明的膜，从床上起来——出去——就出去了。
费力是不行的，我们又不是拔河。我没有跟永恒拔河，绳子的那一端拉著的，不是血肉的双手。你放松，不能刻意，甚而不要告诉自己放松，就如风吹过林梢，水流过浅溪，也就如你进入舒适的一场睡眠那么的自然和放心，然后，你走了。你怎么走？
我轻轻松松的走，轻到自己走了才知道。
你的拖鞋还在床边，你忘了讲穿鞋子那一段。
对，我也没有讲穿衣，洗脸，拿皮包。我也没有讲墙、讲窗和那一扇扇在夜里深锁着的门。我没有忘，只是出去时这些都不重要了，包括睡在床上的那个躯体。
可是，我走了，又回来，坐在这里，喝茶，写字，照镜子。
你也照镜子对不对？
那片冰冷镜中的反影使你安心，你会想——你在，因为看见了自己，是不是？
三毛，你到底要讲什么？
我不说了，让姑姑来跟你说。
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很少出门。我是一个家庭主妇，丈夫早逝之后，我的一生便托付给了子女。年轻的时候，孩子小，我中年的时候，孩子们各自婚嫁，我高年，孩子们没有抛弃我，一同住在台北，在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和琐事里，我的一生便这样交了出去。我的天地是家，没有常常出口的习惯，当我终于有一些闲暇可以出外走走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的脚步已经蹒跚，体力也不能支持，出门使我疲倦，也就不去了。
那一天，我为什么进了国泰医院？是家人送我去的。我并不喜欢住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只因为全身疼痛难当，他们就哄着我去住院了，孩子们总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的脑筋仍是很清楚的，八十年前做女儿的情景一段一段的能够讲得出来。不久以前我跟我的外甥女平平说：年轻的时候我也打过高尔夫球。她眼睛睁得大大的瞪住我，也不笑，好似我说的不是家族生活的过去，而是洪荒时代的神话一般。她的眼神告诉我，像我这种老太太，那里知道高尔夫球是怎么回事。
我也有过童年，我也做过少女，这一生，我也曾哭过，也曾笑过，当然，也曾丽如春花。而今，只因我说了全身酸痛，他们就将我送进了医院，我有什么办法，只有来了。
你也晓得，医院的岁月比什么地方都长，即使身边有人陪着，也不及家里自在。我不好跟儿女们老吵着要回家，于是，我常常睡觉，减去梦中的时间，天亮得也快些了。那个午后，四周很安静，窗外的阳光斜斜的照进病房，粘住了我床单的一角，长长方方的一小块，好像我们家乡的年糕一样。
看了看钟，下午四点——那块粘得牢牢的年糕动也不肯动。
天气不冷也不热，舒适的倦怠就如每一个午后的约会一般，悄悄的来探访我。
今天不同，我却没有睡过去。病房里没有人，走廊上看不见护士，我的心不知为何充满欢喜，我的年纪有如一件披挂了很久的旧棉袄，有那么一双手轻轻拂过，便不在了。当它，被抖落的那一霎间，我的脚，我的身体，奇迹似的轻快了起来。
我要出去玩——。
什么时候已是黄昏了，满城灯火辉煌，车水马龙，每一条街上都是匆匆忙忙各色各样的人。多年没有出来狂街，街道不同了，绸布庄里的花色夺目明亮，地摊上居然又在卖家乡小孩子穿的虎头鞋，面包烤房里出炉的点心闻着那么香。西门町以前想来很远，今日想着它它就在眼前，少男少女挤着看电影，我没有去挤，电影也没有散场，我只想看看里面到底在演什么，我就进去了，没有人向我要票，我想告诉一位靠着休息的收票小姐，我没有买票你怎么不向我讨呢，她好似没有看见我似的——多年来被糖尿病折磨的身体，一点也不累了，我行路如飞——我是在飞啊——百货公司我没有去过几家，台北什么时候多了那么多迷城也似的大公司？比起上海永安公司来，它又多了不知多少奇奇怪怪的货品。这里太好玩了，我动得了更是新鲜，健康的人真是愉快，走啊走啊，我的脚总也不累——我拦住一个路人，告诉他我很欢喜，因为我自由，自由的感觉身轻如燕，我不停的向这个路人笑，他不理我，从我身上走上来——
这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礼貌，也不让一让，就对着我大步正面走过来——我来不及让。他已经穿过我的身体走掉了，对，就是穿过我。再回头看他，只见到他咖啡色夹克的背影。我吓出一身汗来，怕他碰痛了，他显然没有知觉，好奇怪的年轻人呀！
我的心像一个小孩子那样的释放，没有想念那些孙子，没有怕儿女挂念我的出走，我只是想尽情的在台北看一看，玩一玩，逛一逛，多年的累，完全不在了。
这种感觉当然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可是我没有丝毫惧怕，没有怕，只是快乐，轻松。自由啊，自由原来是这样好。自从我的儿女开始奉养我之后，我们搬过两、三次家，年轻人不念旧，我却突然想念罗斯福路的日本房子，在那儿，我们一家度过了大陆来台湾之后长长的时光。以前我走不动，我总是累，那么现在不累了，我要回去看一看。
从百货公司到罗斯福路好快啊，心里想它，它就到了，“心至身在”是怎么回事？这份新的经历陌生得如同我眼前的大台北，可是为什么去想呢，我赶快去找自己的故居，那个进门的玄关旁，总也开着一片片火也似的美人蕉——日本房子没有了，我迷失在高楼大厦里，这里找不到我的老房子，花呢，花也不见了。那条长长的路通向什么地方？新店。我怎么在新店？
不好走远了，我回去吧，我不去医院，我回儿子女儿住的大厦，百乐冰淇淋招牌的那条巷子里就是我的家。
小孙子在吃饭，电视机开着也不看也不关，费电呢。我上去关，电视却不肯灭掉。
家里没有人叫我，我四处找找人，没有什么人在家，除了孙子之外。
后来我又想，回家是失策的，万一孙子看见我逃出了医院，大叫大嚷，捉住我又去躺病床也不舒服，我快走吧，趁他低头吃饭快快溜走。
汉清大哥、嗣庆、谷音全在台北，他们是我的手足，这些年来行动不方便，总也难得见面，见了面，大家怕我累。也不肯多说话，总是叫我休息、休息。这个时候谁要休息呢，我要快快去告诉他们，我根本没有病，走得飞快。我完全好了。
小弟嗣庆不在家，他的办公室在火车站正对面，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今天跑去看看他，他一定吓了一跳。
就看见嗣庆啦！他在看公文，头伏得低低的，我不跑到他面前去，我要跟他捉迷藏，就像我未上花轿以前在家里做他姐姐一般的跟他顽皮一下——我浮在他的上面，用手指轻轻搔一下他的头顶心，嗣庆没有反应，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弟弟也老了，敲他的头都没有感觉，他不及我年轻了，我怎么又一下那么爽快了呢？是的，我们都老了，爹爹姆妈早已过去了，我找不到他们，看不到他们，这也没有办法，我只有在台北跑跑，再去看看我的亲戚们。
今天不累，我一个一个房子去走亲戚，我好忙啊，已经是老婆婆了玩心还那么重，自己也有一点不好意思，可是能走还是去走走吧，今天不同凡响——于是我走了好多好多的路，我看亲戚，看街，看外销市场，看新公园，看碧潭的水，看街上的人，看阳明山淡水河，看庙看教堂，也去了一间国民小学——玩了不知多少地方，绕了好大的一场圈子，我到了一幢建筑面前，上面有字，写着“国泰医院”，这个地方眼熟，好像来过，二楼一个窗口尤其熟悉，我上去看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于是我从窗外向里看，你可别问我怎么飞到二楼窗口去的，我没有说谎，我是在二楼外面看——这一看吃了一惊，我的儿子阿三怎么坐在一张床的前面，哀哀的在向一个老太太一遍一遍的叫——“姆妈！姆妈！姆妈！姆妈……”
那个睡着不应的女人好面熟……她不是我自己吗？难道是我？那个镜中的我？一生一世镜中才看得见的我？我急忙往窗内跑，跑向自己——“姆妈——”
我听见了儿子的声音，哽住的声音，叫得好大声，吵得很的。
再一看床头的钟，五点了，原来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一个小时，我去了好多地方——而我又在床上。
“姆妈，现在是早晨五点，你昏迷了十三个小时，怎么救也救不过来，我们——”
傻孩子，急成那个样子，姆妈哪里是昏迷了，姆妈只是出去玩了一场，散散气闷，你们怎么叫护士小姐用针扎人呢。我的姑姑跟你讲了一件很普通的小事，她不太会说故事，又越说越匆忙，因为说完她要收拾东西回百乐冰淇淋那条巷子里的家里去，她想回家，不肯慢慢细细的讲。
至于我的故事，并没有说完，可是让我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有关我的秘密——当我“出去”的时候，我从来不肯去照镜子。
狼来了
对于我在台北市开车的事情，在我们家中，不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