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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三省是一锤定音。因为他的论断言之有理，也因为唐史的不少原始材
料后来都佚落了，很难再作考订，所以以后许多学者，大都袭用了胡三省的
这个意见。神龙年号的问题，看来似乎是解决了。
但是，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历史书籍，特别是一些历史年表，对于神龙年
号的“归宿”，又有了若干不同的表述和意见。如方诗铭编的《中国历史纪
年表》、荣孟源编的《中国历史纪年》、万国鼎编的《中国历史纪年表》等
书，都将神龙年号从武则天朝列起，连续到唐中宗朝；而河南博物馆编的《中
国历史年表》、文物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翦伯赞主编的《中外
历史年表》等书，则把神龙年号完全标在唐中宗名下。无论这些著作的名称
有同有异，内容也有详有略，但它们所表达的意见，大都有一定的根据，在
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令人注目的是，这些名目诸多的著作，又将意
见大体归结到新、旧唐书那两种不同的记载上去了。这是一种重复？还是一
种失误？或是一种升华的研究？这些都值得思索。但不管怎么说，神龙年号
的问题，是又一次被提出来了。
中国历史上的年号向题，可以说是百枝千叶，不胜枚举。若把研究历史
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这些问题上，那是重蹈清朝乾嘉考据学者的老路，当
然不足取；若是对这些问题全然不顾，则又会使历史的研究失却真实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花费一定的精力，作出认真的努力，来解答神龙年号以及
类似的问题，看来也是有必要的。
（李东）
陈桥驿兵变是怎么一回事？
建隆元年（960 年）春天，后周大将赵匡胤奉命出征，抵御契丹和北汉
的侵犯，但是军到汴梁（开封）东北的陈桥驿，部众发动兵变，给他披上黄
袍。第二天，赵匡胤回到汴梁，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
名的宋太祖。从此，结束了自安史之乱后的200 年混乱局势，四分五裂的中
国又得到了统一。
赵匡胤轻易夺得政权，旧史书归因于“人望固已归之，于时主少国乱，
中外始有推戴之意”；宋王朝君臣也每称是“本朝以揖让得天下”。（魏泰
《东轩笔录》）可是，大概也有破绽之处，在赵匡胤陈桥兵变前，有记载说，
他的母亲、姐姐以及政敌韩通之子、学士陶谷等都在不同角度窥测赵匡胤将
返朝称帝，汴梁民众也有风传，“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
检为天子”。（《涑水纪闻》卷一）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因此，
几十年后，郑州知府李淑因作“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的诗句
而获罪罢官。但陈桥兵变事由，千百年间仍为人怀疑，有如岳蒙泉说：“黄
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绿雪亭杂言》）；查初白也称：“千
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敬业堂集》）。
本世纪初，蔡东藩撰写演义小说，于此提出种种疑问，他说：“陈桥兵
变，黄袍加身，史家但言非宋祖意。吾谓是皆为宋祖所欺耳。”接着他提出，
契丹和北汉何以不闻深入？点检作天子之谣，自何而来？何来黄袍？在赵匡
胤称帝时，何以首赏功臣？。。“足见宋祖之处心积虑，固已有年”，“第
借北征事瞒人耳目而已”（《宋史演义》）。类似这种看法，也见于部分通
史和专著，尚钺说：“赵匡胤虚报辽和北汉联合入侵，借奉命出征的机会，
利用五代以来将士拥立的风气，在陈桥驿组织兵变，自立为帝。”（《中国
历史纲要》）陈登原以为这是阴谋，“所谓陈桥兵变，真曹丕所谓‘舜禹之
事，吾知之矣’者也。”并以周太祖郭威亦为士兵拥立为帝之例说：“即黄
袍加身，亦不止陈桥兵变时为然矣。”（《国史旧闻》）张家驹亦称，“其
实所谓契丹入侵，仅仅是一个谎报，它不过是赵姓集团实现阴谋的一个步骤
罢了”，“利用出兵机会，得以提早实现他的阴谋”。（《赵匡胤》）
另一种说法，大体循旧史韦：“匡胤奉命出兵时，汴京已有传说，将士
将拥立都点检为天子”，“乃于夜深强以黄袍加于赵匡胤之身，逼令作天子，
并逼回京，先即皇帝位。”（《中国通史》）也有人认为陈桥兵变前，镇、
定两州并非“谎报”军情，“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两州守将“都
不是赵氏集团的人”，“他们怎么可能去配合赵氏兵变而谎报军情呢？”“契
丹趁后周‘主少国乱’之机，起兵人寇是完全可能的。”（《历史知识》1984
年第5 期）
陈桥兵变是有史可查的，正是这次兵变才导致赵匡胤称帝。但它是赵匡
胤预谋，一手操纵，还是遵循五代将士拥立主帅旧例？这还是个谜哩！
（盛巽昌）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是什么？
1405 年至1433 年，郑和受明成祖朱棣及明宣宗朱瞻基的派遣，先后7
次率领舟师，乘风破浪，扬帆远航，途中经历了亚非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
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郑和下西洋，这在明初被传为一时“盛事”，
且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空前的刨举。郑和不辞辛劳，出没风波，屡下西洋，
往返再三，究竟负有何种神秘的使命？
《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
富强。”由此看来，明史的纂修者，把到海外跟踪询查惠帝，看作是郑和出使的
主要目的，而沿途炫耀武威，则是附带的行为。传中所说的惠帝，即朱元璋长孙
建文帝朱允姡А＝ㄎ牡鄣羌酰谥钔醣ü兀泊蟛坏簦鲂慕邢鞣�
当时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为理由起兵北平，号称“靖难”。靖难之
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传说他已逃亡海外，若果真如此，那岂不是祸根！因
此朱棣遣郑和出洋追查，以绝后患。《明史》的说法，以后修史者多有因陈，就
是解放后出版的著述，完全承袭此说的也不乏其例，如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
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写道：“永乐皇帝（朱棣）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
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之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皇帝怕他逃到国外，
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说郑和下西洋
的用意是“以探寻朱允姡ё偌Ｎ住薄�
然而，建文帝是否逃亡海外，却还是悬案一桩。永乐年间修撰《明太祖
实录》，据载当朱棣的燕兵攻入南京金川门时，建文帝纵火焚宫，已死于宫
火。清初开馆修《明史》，史馆诸臣对建文自焚的问题看法不一，雍正元年
王鸿绪进呈《明史稿》，史稿之首有《史例议》一册，论定建文帝必以焚死
的内容竟占此册的一半，若确如王氏之言，则寻找建文的说法就成了空中楼
阁，于是史家们便试图从其他方面，解释郑和下西洋的原因。
近人梁启超据“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语，在其《祖国大航海
家——郑和传》一书中指出，朱棣雄主野心，想通过扬威的壮举，达到震慑
与笼络海外诸国来朝受封的目的，其实只不过是“聊以自娱”罢了。李长傅
的《中国殖民史》甚至干脆把下西洋的动机说是“耀兵异域”，别无他意。
与以上两说不同，韩振华的《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厦门大学报》1958
年第1期）、陈得芝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双重任务》（载《历史教学问题》19
59年3期）、剪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的《
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部分》等著述则认为，郑和下西洋，既有政治目的，也有
经济意图。朱棣以燕王身分凭武力强占了侄儿允炆的帝位，自知“夺嫡”声名不
佳，遣使出洋炫武异域，使万国来朝，并安抚或镇压那些逃居沿海岛屿和海外的
不愿与他合作的臣民，自然不失为提高国际威望和巩固统治的积极措施，另一方
面还可打开一条通往西洋诸国的海上航道，扩大明朝官方的对外贸易市场，用中
国精湛的瓷器、绞罗绸缎等手工业品，去换取外国的香料补药、奇珍异宝，以满
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享用，这从郑和统率的船队被称为“宝船”或“西洋取宝船”
，即可得到证明。不过也有人认为，郑和一再远航，又是出于建立广泛的国际友
好关系，瓦解朱允姡Р杏嗍屏Φ恼涡枰换蛩抵饕俏┐蠖酝饷骋住⒔璐嗽黾硬�
源的经济目的。前者见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中册）、冯尔
康的《郑和下西洋的再认识》（载《南开史学》1980年第2期）；后者见于田培
栋的《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北京师院学报
》1983年第4期）。
还有些人说，郑和七下西洋，其使命应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不同。尚钺的
《中国历史纲要》认为，15 世纪初，帖木儿帝国崛起于中西亚，永乐二年（1404
年）十一月，帖木儿调兵数十万准备东征中国，但于永乐三年（1405 年）二
月死于途中，所以同年六月朱棣遣郑和第一次出使，“大概是想联络印度等
国抄袭贴木儿帝国的后方，牵制它东侵”，后6 次则是为了“寻求通西方的
航路和达到通商的目的”。李光壁的《明朝史略》虽同意郑和后6 次的使命
如尚钺所述，但又指出第一次则带有扩大贸易、提高“威望”、联络印度等
国的三重任务。郑鹤声、郑一钧在《郑和下西洋简论》（载《吉林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1983 年第1 期）中认为，郑和前3 次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和东南
亚，南亚沿海诸国建立一种国际和平局势，附带解决“疑惠帝亡海外”的问
题，后4 次则主要是向南亚以西，继续向未知世界前进，通过开辟新的航路，
让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中国”。
以上各家之言，无不持之有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哪一种说法才符
合历史的真相呢？
（吴成良）
“东林党”“东林”之名从何而来？
明代末期，党事纷乱，政治腐败已到极点，士大夫分邪正两派，互相攻
击，宦官魏忠贤又与邪派勾结，合力迫害比较正直的朝臣。万历三十二年无
锡籍大臣顾宪成被革职回乡，修宋朝学者杨时（号龟山先生）所建的东林书
院，聚会失官归隐的一些大臣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等人讲授程朱道学。
一时政治上不得志的士大夫等皆进书院听讲。书院除诵习古书外，兼议论时
政、批评人物，一时成为全国舆论中心，在朝的一部分正派官员，也与东林
通声气，依靠舆论力量对抗邪党。在朝的邪派官员则以“东林”二字为犯罪
的代名词，给政敌加上东林名号，便可惜题攻击。虽然朝廷中有些人并不承
认自己是东林党人。但有些人却要求挂名于东林党自以为荣，这种党争攻击
一直到明朝灭亡为止。
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政治集团大多是无锡人，他们活动的区域一般也
在无锡附近，为何人们不像称他们的政敌浙党、宣党、昆党等一样，称他们
为锡党，而称他们为“东林党”呢？
从最简单的解释来看，这是由于他们聚众讲学的书院之名“东林”而形
成的，东林书院，旧址在“锡邑城东隅弓河之上”（今无锡市苏家弄3 号），
相传称为“东林精舍”。宋杨时寓居无锡的讲学处，后曾一度废为僧庵。明
万历年间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赞助下，罢官归里的顾宪
成、顾允成等人在废址上重建书院，仍以“东林”名之，从此东林“讽议朝
政、裁量人物”。一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东
林”之名大著，传闻中外。
那么，原先建造书院的南宋学者杨时，为何用“东林”二字来命名其讲
舍呢？有学者考查过宋代以前的所有无锡城乡的地名，均无“东林”之名。
那么“东林”之名从何而来？还必须以题名者杨时本身的经历和思想言行方
面去寻求答案。杨时早年中进士，因敬羡程颢、程颐的学问人品，“调官不
赴”，专程以师礼见“两程”、“程门立雪”之后，“杜门不仕者十年，久
之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当金兵大举南侵
之际，他极力主张反对投降、主张加强边防，并提出收复失地要以“收复人
心为先”的建议。然而执掌朝政的蔡京、童贯之流却置之不理，救国无门，
所以他屡次“乞归林泉”。这期间，他曾游庐山东林寺，追怀东晋文学家陶
渊明，名僧慧远，道士陆修静等人谈儒论经的雅事。并留有《东林道上闲步》
诗三首。清代初年，有人就根据这些猜测“先生或爱庐山东林之胜而移名吾
邑讲学处，亦未可知”。这种猜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上，常有一些文人
学士，因留恋或向往某处名胜古迹而将其美名移至他处，北宋苏舜钦被谗遭
贬后，居苏州，买水石筑亭造园，因慕湖南沧南之水可濯缨灌足，故名之日：
“沧浪亭”。苏东坡客宜兴丁山，颇爱此处山水，欲买田种桔，在此定居，
但又怀念家乡四川，故名这里的山为“蜀山”。
有学者认为，杨时所以要“移名”与苏舜钦、苏东坡有所不同，并非单
纯出于“爱庐山东林之胜”，更主要是执意继承和发扬白莲社之风。位于庐
山西北麓的东林寺，是我国佛教净土宗（莲宗）发源地。东晋太元六年，名
僧慧远在此建寺讲学，并创设白莲杜，倡导“弥陀净土法门”，后世推尊他
为净土宗始祖，国内外许多名僧来此求经拜佛。唐时极盛，扬州高僧鉴真东
渡日本前也来该寺，后与该寺和尚智恩同渡日本传经讲学，慧远和东林净土
宗的教义也随之传入日本，至今日本东林教仍以庐山东林寺慧远为始租。慧
远创立的“净土宗”的主要教义认为世俗众生居住的世界为所谓“秽土”、
“秽国”，而佛居住的地方为“净刹”、“净界”、“净国”。因而他邀僧
俗18 人成立“白莲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杨时先生起名自己的书舍为“东
林”，也就有它特殊的含义。
杨时先生的这种志向和意图，后来也被东林党人所继承，他们不但修复
了东林书院，还建造杨时祠堂——“道南词”（取意于程颐目送杨时南归时
所说“吾道南矣”之语），聚朝野之臣、林下之士讲学于其间，仿庐山东林
寺，庄严肃穆，溪云庭月、景色幽美，追慕古贤、聊舒胸臆、远思悠悠；抨
击时弊，慷慨陈词，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的势力——阉党邪党抗衡，
力讦他们的秽状劣迹。“进则正言直谏于朝，退则明善淑人于野；丹心矢谒
于少壮，素节不改于暮龄”。天启五年，魏忠贤矫诏杀死了顾命大臣杨涟、
左光斗以及魏大中等东林党人，又毁了复兴20 余年的东林书院。为复建东林
书院而竭尽全力的高攀龙来到那儿，他明知自己即将遭害，仍然书写下了成
为千古绝唱的《过东林废院》诗，其中一首云：“蕞尔东林万古心，道南祠
畔白云深。纵令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这也清楚他说明了“东林”
两字被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承名后，又有了新的更进一层的含义，他们以林
比书院，以木喻党人，坚信东林党人伐不尽，正义之气世间永存。
（蒋建平）
八旗创建于哪一年？
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独创的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组织，
遇有征伐，抽调旗下甲士组成军队，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同时它又是政权
组织，具有管理旗下人民户籍、田土、赋役、教养、诉讼、婚姻等广泛职能。
清入关前，凡人均隶于八旗，可以说旗外无兵无民，八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就是入关以后，清统治者仍视八旗为国家根本，以八旗禁旅卫护京师，驻防
冲要大城。清一代八旗既如此重要，按理说它创建于何时在清官书中本不应
有歧异，但其实不然。
一说创建于1615 年（明万历四十三年）。清太宗皇太极时首次纂修的太
祖实录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该书乙卯年（1615 年）条下记载：“原旗
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固山即八旗，
固山是满族人的称呼，汉人一开始也跟着叫固山，若问某人所属，便回答是
正黄旗或别的什么旗固山的，久而久之，索性以旗色这一特征来指代不同的
固山，八固山也就成八旗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清开国第二个皇帝太
宗核准的，撰写的史官不少是创建八旗时的见证人，以后康熙朝、乾隆朝重
修的《清太祖实录》都沿用乙卯年建八旗之说，可见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在
清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然而嘉庆初成书的《八旗通志》却说八旗创建于1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