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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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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从何时起,杨翠喜学会了唱戏,念白做功,传神入化,尤以演淫荡戏而著
称,一时被纨绔子弟视为尤物。
杨翠喜后来辗转到了天津,在天津大观园演出,亦伶亦妓。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以镇国将军衔奉使调查
奉天事宜,路过天津,载振是个胡作非为的佻达无赖,专爱在群芳丛中嬉谑。
三年前,载振任商部尚书时,一次召名妓侑酒,席上钗横鬓乱,丑态百出, 
大失官场体统。此事后被御史张元奇所劾,慈禧下诏书申斥载振,责令其闭
门思过。然而载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三年过后,故态复萌,到了天津便
广召群妓侑酒,杨翠喜当然在应招之列。
觥筹交错之间,载振对杨翠喜一见钟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载振色迷
迷的目光,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此人名段芝贵,是一个以直隶候补道充北
洋陆军的统制。
段芝贵不满足于他当时的地位。从载振的目光中,他看出杨翠喜就是他
日后发迹的进身之阶。段芝贵以1。2 万两银子的身价买到杨翠喜,贮之金屋, 
准备相机行事。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春,庆亲王奕劻在北京做寿,段芝贵借此机会
将杨翠喜献于载振,载振喜不自禁。
段芝贵的这笔丰礼立刻得到了回报。同年四月,东三省改设督抚制,清
廷诏令段芝贵以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
杨翠喜进入庆王府以后,正赶上为庆王祝寿。据说慈禧还面见过杨翠喜。
杨翠喜在庆府得到专房之宠,因此不见容于载振之妻妾,而段芝贵献妾求官
丑闻渐渐泄露,弄得京城沸沸扬扬,被御史赵启霖参了一本。
赵启霖奏章事涉段芝贵和奕劻父子。时奕劻正执掌国政,得到慈禧专宠。
奏章上达后,一时朝野震动。慈禧迫于清议,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
查办此事。
载沣、孙家鼐与奕劻父子本来就是沆瀣一气,奕劻父子得到事先通报的
消息,早就作好了伪证,只说杨翠喜是庆王府所买的使女。
载沣、孙家鼐草草调查一下,便以伪证复奏清廷。慈禧也不复查,即下
诏将御史赵启霖以革职处分,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诏旨说:“该御史于亲
贵重臣名节攸关,并不详加访查,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 
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着即行革职,以示惩儆。”都御史陆宝忠、御史赵炳
麟曾先后上奏为赵启霖辩白,清廷答复说:“赵启霖污蔑亲贵重臣,既经查
明失实,自应予以惩儆。”御史曾拟全体联衔具奏,但未付诸实行。
御史赵启霖一疏惊天下,虽被革职,但满城风雨,舆论大哗。载振在舆
论的谴责下,上奏朝廷,自请开缺。清廷下诏说:“兹据奏陈请开差缺,情
词恳挚,出于至诚。并据庆亲王奕劻面奏,再三吁恳,具见谦畏之忱。不得
不勉如所请。载振着准予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
及一切差使,以示曲体。现在时事多艰,载振年富力强,正当力图报效,仍
应随时留心政事,以资驱策。有厚望焉。钦此。” 
此外,清廷还下诏撤去了段芝贵的巡抚之职。
一件杨翠喜案,在朝廷掀起了轩然大波。御史赵启霖为此获咎革职,但

也劾免了一个尚书、一个巡抚,这在有清一代尚是不多见的。以妓女之名而
见于赫赫帝王诏书的,清代唯有两人,一是杨翠喜,一是谢珊珊,而杨、谢
二人均与载振有瓜葛。这一场公案,谁是胜利者?谁都是,谁都不是。清廷
之处置实在是昏庸乖谬。
社会上后来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清廷对杨翠喜案的处置虽属乖谬,然御
史赵启霖确是咎由自取。奕劻父子在朝廷内外,本来就声名狼籍,卖官鬻爵、
公然纳贿也是常有的事,但说段芝贵向载振进献杨翠喜却是听了误传,所以
原拟全体联衔具奏的御史在弄清真相后立即停止了行动。
有的说段芝贵当初以重金买得杨翠喜后,将她献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在
百日维新后深得慈禧之专信,手握兵权,日渐成为清廷倚轻倚重的人物。段
芝贵依附于袁,甚至拜袁为父,以至后来袁世凯称帝时,人们或呼段为:“干
殿下”。但有人说,段芝贵确曾献女给袁,但此女名翠凤,翠凤与翠喜系姊
妹。
有的说载振确曾收一名妓,但此名妓并非段芝贵所赠,而是袁世凯所赠; 
并非在庆亲王奕劻生日之际收受,而是在载振出使奉天,路过天津之时收受。
袁世凯权势日重,清廷心有所忌,于是派载振出使奉天,密查袁世凯的
举动。袁世凯树大根深、耳目遍布,载振尚未动脚,袁世凯已接到密报。袁
打探到载振喜的是美色,于是在载振路过天津时,将重金购得的名妓杨翠喜
相赠,果然正中载振之下怀。载振在温柔乡中,其乐也融融,对袁感谢不尽。
据说载振回京后向慈禧说了不少袁世凯的好话,说袁不但忠心耿耿,且夜夜
烧香祝祷老佛爷万寿无疆,云云。
御史赵启霖说段芝贵献女送载振,自属“任意污蔑”,“咎有应得”。
若果然如是,又何以解释罢载振尚书及罢段芝贵巡抚呢?若赵启霖奏报属
实,既罢尚书、巡抚,为何又罢一御史呢?公案成了一桩疑案。
(华强) 
秋瑾生于哪一年? 
辛亥革命时期的伟人行列中,秋瑾是屈指可数的女革命家。对于她的光
辉业绩,包括文事武功、崇高品格以及卓越才能,学术界无不予以高度的评
价。但是对她的生年,却意见纷繁,争论颇多,几乎成为史学界的一桩悬案。
一、秋瑾出生于1879 年。
此说始见于吴小如的《秋瑾烈士生年考》一文(载《文汇报》1961 年10 
月24 日)。邵雯在《秋瑾出生年代初考》(《历史研究》1978 年第24 期) 
一文中,又对此说法作了较详细的论证。他们的主要论据是:1、秋瑾系在其
祖父宦游福建期间出生的,据《福建云霄文史资料》第三辑记载,秋瑾祖父
秋嘉禾赴福建云霄县任职时间在光绪四年(1878 年),“第二年生一女孙”, 
则秋瑾应生于1879 年;2、从秋瑾结婚时的年龄推算,秋宗章在《六六私乘》
中说其姐秋瑾“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五成札”,“年十八嫁湘人王廷钧”, 
据此向前推算,秋瑾也应生于1879 年;3、秋瑾本人在诗作《泛东海歌》中, 
有如下诗句:“愧我年廿七,于世尚无补”。此诗写于1904 年秋瑾东渡日本
留学期间,也可以证明她生于1879 年;4、根据《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
的有关卷宗,秋瑾供词自称自己“年二十九岁”,也可推定其生年为1879 
年。

二、秋瑾应生于1877 年。
此说系郭延礼在《秋瑾年谱简编》(载郭著《秋瑾诗文选》,人民文学
出版社版)中明确论定的。郭延礼主张,考前人生年,一般当以亲笔为据; 
在有关秋瑾生年的诸种说法中,大多缺乏直接史料根据,唯独1877 年说由秋
瑾本人留下了最珍贵的亲笔史料。1904 年(光绪三十年)秋瑾写给盟姊吴芝
瑛的《兰谱》中自称:“年二十八岁,十月十一日卯时生”。据此,则秋瑾
生年当为1877 年。这一《兰谱》,确系秋瑾亲笔填写,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有实物可证。郭延札还认为,这一生年与秋瑾诗中“愧我年廿七”以及《供
词》中的“年二十九岁”并不矛盾,因这后两处所记年龄,均系秋瑾留学日
本以后的事,当以周岁计算的。
三、秋瑾的确切生年应为1875 年。
此说最初出于秋瑾幼弟秋宗章所作之《六六私乘》,其中写道:“伯姊
实生于闽,时为光绪元年(即1875 年)夏正十月十一日也。” 
近年,秋瑾胞妹秋珵女王慰慈在《关于秋瑾的确切生年》(《解放日报》
1981 年5 月14 日)一文中,摆出不少史实,进一步论证了秋宗章《六六私
乘》中关于秋瑾生年的记载不诬,强调指出秋瑾确实生于光绪元年(1875 年) 
夏正十月十一日。她列举的理由是:1、其母秋珵生于光绪四年(1878 年) 
阴历三月初一日,据此,秋瑾作为秋珵之胞姊,岂能生于1879 年?至于秋瑾
生于1877 年说也不能成立,因秋瑾生日为阴历十月十一日,若她生于1877 
年,则姊妹前后相距仅不到半年,不符合十月怀胎的常理。2、秋珵在世时, 
常同王慰慈兄妹等人谈起秋瑾少年时代的往事,其中有一则是:秋瑾童年时, 
其父秋寿南曾请一位算命先生给她们姊妹俩测字算命,秋瑾比妹妹大三岁, 
属猪,因鼻梁上一段骨节微隆突,算命先生看相后,说她“命宫祚薄,三十
三,命中关”云云,当时家人并未介意,不料后来竟不幸言中,果然在虚龄
三十三岁遇难。秋珵每当谈起这段往事,总为胞姊的“命乖运蹇”而长吁短
叹,黯然神伤。据此,更证实秋瑾确实生于光绪元年(1875 年)夏正十月十
一日。
王慰慈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晨朵在《关于秋瑾出生年
月的一点补充》(载《解放日报》1981 年6 月18 日)一文中。认为王慰慈
的意见“很有说服力”,并依据本人向秋氏家族访问调查所得,对秋瑾生于
1875 年说又作了如下补充:1、徐自华于1908 年春在杭州所撰《鉴湖女侠秋
瑾墓表》云秋瑾卒岁“年仅三十有三”十分可靠。其根据是:徐自华为了实
践与秋瑾生前“互订埋骨西泠之约”,当年冬由杭州来绍兴,迁运停厝于常
禧门外严家潭的秋瑾灵柩时,秋兄誉章是随同前往杭州营葬的。徐自华撰烈
士《墓表》,对其生年总不会凭空杜撰,况且秋瑾胞兄亦在场,即使有错误, 
也会提出疑义。2、另据秋誉章次孙秋仲英说,他家有“家谱”,载明其祖父
(秋誉章)比大姑婆(秋瑾)大二岁,一属酉(鸡),一属亥(猪),肯定
无误。可惜的是,秋氏家谱在“文革”中抄家被毁,不然又多了一有力佐证。
晨朵还认为,秋宗章《六六私乘》中虽有若干含糊失实处,但至少对秋瑾生
年的记载是十分可靠的。因秋宗章当时是应南京国民党党史馆之约而写的, 
落笔之前特地请假赶回绍兴偏门外峡山村家中,向其嫂张淳芝(即秋誉章妻, 
小字顺姑)仔细打听。而张淳芝同秋瑾的姑嫂关系甚密,不仅亲自参加秋瑾
出嫁时的婚礼,后来还资助过秋瑾的革命活动。根据她的回忆,由秋宗章在
《六六私乘》中写下的秋瑾生年,即光绪元年夏正十月十一日,应该认为是

正确的。此外,陈旭麓等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辞典》,在《秋瑾》条目中, 
对她生年也采用了1875 年说。
上述三种说法,在史学界较有影响,至今仍各执一端,莫衷一是。除此
之外,秋瑾生年尚有作1876 年说(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同学及
古典文学教研室教师合编之《中国文学史讲稿》近代部分)和1878 年说(见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者。但后两种说法尚未作充分论证, 
故在学术界影响不大。看来,秋瑾生年之谜,尚有待于继续挖掘史料以论证。
(陆方闇) 
秋瑾有没有写过《绝命词》? 
到绍兴去参观和畅堂十八号“秋瑾故居”,可以看到那里展览着宋庆龄
于1979 年8 月应请写下的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 
能跨马提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传侠名。” 
对这一名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印《秋瑾集》时,刊作《绝命词》, 
并附有如下注说: 
“此据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1907 年7 月29 日)清浙抚张曾扬复
贵福电(见《大通学堂党案》、《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录印。按:当
时报刊所载皆作‘秋雨秋风’,唯以后灿芝本作‘秋风秋雨愁煞人’。题从
灿芝本。此断句据当时报载系清吏逼供时,秋瑾不语,书此七字作答(关于
有无供词说法不一)。现姑作断句列此。” 
所以,究竟原句是“秋风秋雨愁煞人”,还是“秋雨秋风愁煞人”,以
及秋瑾到底有没有写这断句,这是一个谜。
光复会发起人和领导人陶成章,因浙案逃亡海外,于1908 年10 月在缅
甸仰光任《光华日报》主笔时所写《浙案纪略》文中,曾最早提出过怀疑和
否定,说:“(绍兴知府)贵福使山阴令李宗岳提讯瑾,瑾不作一语。‘秋
雨秋风愁煞人’不知系何人造作,登之报上。”按照陶的说法,这七字句是
假的,并非秋瑾所写。
但过了29 年,秋瑾的异母弟秋宗章于1937 年在《越风》第八至十期上
发表连载的《大通学堂党案》文中,又说是真的。说:六月二十日(按:即
秋瑾就义后14 天)浙江巡抚张曾扬曾电讯绍兴知府贵福:“。。又报纸中载: 
该匪(按:指秋瑾)当堂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 
以后绍兴知府复电说:“七字在李令手,已晋省。”根据这一来一回两份官
方电报,秋宗章文中的结论是:“今观于贵福之电,则疑团不攻自破。李令
钟岳晋省后,此七字原稿自己缴呈浙抚存档。辛亥革命,抚院焚毁,当已一
例付诸劫灰矣!” 
另据上海《时报》(见1944 年洪文书局版,黄民著《秋风秋雨》一书) 
载:“此次秋瑾始终无口供。山阴县令问女子何以要革命,秋瑾答是男女平
权的革命,非政治革命。又令其将平日作为用笔书写,秋瑾但书秋字;又诘
之,又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云。” 
光复会员陈去病,是清末1908 年初在杭州参加与营葬秋墓者之一,他当
时写《鉴湖女侠秋瑾传》中也说:“有见之者,谓初无所供,惟于刑庭书‘秋
风秋雨愁杀人’句。”但他没提供谁是“见之者”。
秋瑾在浙江吴兴浔溪女学校执教时的学生、革命盟友徐双韵在1959 年7

月发表《记秋瑾》文中写:“秋瑾拘在卧龙山女狱内,未几被贵福提去审问, 
百问不答。最后讯以朋友姓名,就答:‘你也常到大通,并赠我‘竞争世界, 
雄冠地球’对联,同在大通拍过照相。’贵福遂不敢再问,次日交山阴知县
李钟岳审问,秋只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别无他语。贵福以李钟岳不
肯逼供,势难深文周纳,逮捕党人,乃敢派幕友余某严讯。秋瑾只说‘革命
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的豪语,咬牙闭目,忍受酷刑。余某得不到革命秘
密,只得用伪造供词,强捺指印结案。” 
我国文史资料搜集家郑逸梅在《我所认识的王灿芝》(见北京《团结报》
1982 年4 月17 日)文中介绍:清嘉道年间娄江陶澹人著《沧江红雨楼诗集》, 
其中有《秋暮遣怀》诗一首,原句如下: 
人生天地一叶萍,利名役役三秋草。
秋草能为春草新,苍颜难改朱颜好。
篱前黄菊未开花,寂寞清樽冷怀抱。
秋雨秋风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
出门拨剑壮槃游,霜华拂处尘氛少。
翰凌五岳暮三洲,人世风波岂能保? 
不如归去卧槽丘,老死蓬蒿事幽讨。
因为这诗第七句为“秋风秋雨愁煞人”,从而认为秋瑾这一名句源出于
此。也就是说这诗句并非秋瑾的亲作。
又,郑云山在《秋瑾史事散论》(刊《上海师院学报》1980 年第2 期) 
文中认为:“这七个字并非描写自然环境或触景生愁之作,而是在比喻祖国
当时处境之悲之险,以及秋瑾内心的忧虑焦急。” 
(晨朵) 
秋瑾是怎样被捕的? 
1907 年7 月,秋瑾与徐锡麟分头准备于浙皖两地举行反清起义。徐锡麟
在安庆仓卒举事,枪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遇害。清政府得奸人密报,派兵
包围了秋瑾所在的绍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了。在敌人严刑审讯时,她坚贞
不屈,视死如归,两天后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秋瑾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
驱之一,然而,这位女界英烈是怎样被捕的?历来众说纷纭。
有人说她曾“开枪拒捕”。此说最早出于绍兴知府贵福之口。贵福得知
绍兴学堂和革命党有牵连的密告,星夜渡江,晋省告变,然后会同山阴、会
稽两县县令和省兵管带徐方诏的400 余人查抄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后,又是
他们三人连夜开堂审讯,拟电请示浙江巡抚张曾扬后处决秋瑾。他在发布的
《安民告示》中说:“秋瑾竟敢开枪拒捕。”(《秋瑾史料》) 
也有人说少数学生拒捕,而秋瑾未拒捕。清兵包围学堂时,学堂内尚有
学生10 余人,有的出后门游泳而逸,有的出前门持军械拒敌,但秋瑾居内舍, 
为清兵所执。(见陶成章《浙案纪略》)列传三)“唯有体育会女教员秋瑾, 
闻声知警,躲入校内紫草房中,兵勇复四处搜查,亦被捕捉。”(《徐锡麟》
附录)还有的说当时并没有交战。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一些目击者的记述。著
名史学家范文澜的家就在大通学堂附近,相距不过百步之遥。当时他哥哥范
文济是该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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