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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结果将是使定价下降到成本线上。
如此说来，通过竞争的作用，明码标价的结果是使生产者按成本出售产品，利润为零。生产者还会有积极性去生产商品吗？还有的。因为各个生产者的成本不同，通过竞争市场价可能降低到另一位生产者的成本线上，对于经营得更好的生产者而言仍有利润可得。因此明码标价将促进生产者改善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退一步来说，价格等于成本时生产者也不吃亏，他的一切开销，包括他本人应得的工资性报酬都可以从价格中得到回报。但他必须谨慎，努力降低成本，以免市场价降到了别的经营得好的生产者的成本线上。那时他只好关门歇业。此时竞争揭示出他并没有从事此项生产的优势，他必须另外寻求对他有优势的谋生之道。
明码标价的另一个优点是节省了交易费用。通过买卖双方的价格谈判，如果需求一方对市场了解得很清楚，也可以将价格杀到边际成本上。但这要求需求方到各个没有明码标价的市场上去收集价格信息，其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谈判本身消耗时间和精力，也是有成本的。从这一点我们将理解，超级市场执行明码标价制度，这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另一方面，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近于欺诈的商业行为上但是不道德的，而且大大地恶化了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我们都没有理由推崇这种做法，而应该全力抵制它。可惜首都几家报纸竞相标榜说，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商品的真实价值。从这一点看，目前商业道德的混乱，经济理论的混乱，确实堪忧！
对农业的忱虑
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一数字一向用来证明我国农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就在这一成就的背后，同时隐藏着危险。如果我们被成绩所陶醉，对它的负面作用缺乏认识，终有一天会吃大亏。
这两个百分比所揭示的基本事实有二，一是我国粮食饲料油料作物的人均消耗量大大低于发达同家。要使我国人民在膳食方面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标准，耕地有限的因素立刻会成为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主要障碍。有的同志说，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不同于西方人，中国人以粮食为主，西方人以肉食为主，而肉食要消耗大量饲料，所以中国人均粮食消耗的低水平是合理的，可是要知道中国人并不是天性不喜欢吃肉，而是没有钱买肉吃，大多数农村人口至今仍只有过年过节才吃肉。第二是，我国耕地的土地利用强度非常之大。休耕在美国和欧洲是普遍实施的一种耕作制度，更不用说在地广人稀的加拿人和澳大利业。可是在我国，休耕已不人听说，相反，倒是竭尽全力地提高复种指数。我国农地上单位向积化肥的用量已超过了包括美同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造成土地结构的恶化和环境污染。这两个后果对保护地力，维持稳定的农业产量是极为不利的。尤其令人们忧的是我国农业土地制度迄今没能找主小平既能鼓励农民爱护地力又不致因农村贫富分化而造成大量无地农民的两全政策。
土地利用强度的提高，不仅要大量施用化肥，还必须大量投入劳动，我国农业人口占了很高的比例，所以大量投入劳动并无多大困难。可是劳动生产率则非常之低，农村的贫困与这一点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我们常说农村有上亿的过剩劳动力，是因为农业劳动有巨大的季节性。在一年中大部分农闲季节劳动力是过剩的，但是在农忙季节劳动力就不够用，所以许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要在农忙时回家帮忙。由于土地的限制，农业的劳动生产力低，农民报酬不可能提高，因而在我国有“无工不富”的说法。在江惭滞富裕地区，农村里的劳动力几乎全部转移到了收入较高的乡镇工业，造成大片肥沃土地撂荒的严重浪费。近几年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内地农民不仅去沿海省份打工，而且也去务农，从而减少了土地撂荒，这是一个好现象。
土地相对稀缺，按经济学的原理，地租应该相应较高，地租收入应属于土地的所有者。在我国，农业用地是属于生产队的，因此地租应当成为农业的收入并继续用于改善土地质量，扩大对耕地等的投资。但我国没有明确地征收地租，农业收入中也没有地租这一项。其结果是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造成了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极不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当然也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产品价低的另一个作用是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生产粮食的相对劣势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如果国内农产品价格上升到均衡价格，将会有大量粮食进口，这将迫使我国农业劳动力更迅速地转移到其他地区和其他部门，或者发展花卉、药材、蔬菜等劳动密集型的农业。这虽然是一个优化资源配置的有利条件，但这样引起的结构大变动我们似乎缺乏必要的准备。农民受业培训，城市就业开拓，要支付相当大的成本来实现这种调整。
当前最令人忧虑的是当局压制农产品价格的政策。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粮食产量基本上靠计划保证，播种面积、抢种抢收、催交公余粮都是在计划安排下完成的。现在把生产、收购逐步交给了市场，价格就起了关键作用。压抑粮价就是向农民发出减少生产的信号。可是我国粮食并不充裕，粮食减产蕴含着很大的危险。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一方面强调要增加农业的投入，要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要办好农村教育和社会保险，可是另一方面却又违背市场规则去压抑农产品价格，实际上就是通过价格管制减少农民收入。这种互相打架的政策实在叫人费解。
1994年7月7日
在这篇文章结稿时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决定提高粮食的购销价格。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叫人不解的是今年年初就已宣布取消粮票。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价格随行就市，为什么现在又要通过中央文件通知粮食涨价呢？今年上半年大部分东西都涨了价，这些涨价并没有中央文件通知，为什么粮价变动还要中央发文件呢？文件中还提到不许搭车涨价，不知这是指的什么，如果粮食涨了价，食堂里的慢头，食品店里的点心等等却不许涨价，这又将造成新的价格扭曲。一物的价格应该包含一切直接间接的与价格有关的信息。害怕价格连锁反应，说到底，还是“消费者偏见”在起作用。平抑物价确实是政府的职责，但其方法首先是控制货币发行，其次是鼓励和保证公平竞争，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去禁止涨价。
颠倒的收费标准
最近报上热烈地讨论买东西时用于包装的塑料袋是否应收费的问题。从前到杂货铺买白糖，多半用一张粗牛皮纸作包装，有时候用报纸作包装。确实，废品回收公司收购的报纸很大一部分都用作包装了。至今一些小城镇还继续用报纸，但大城市几乎全都用了塑料袋来代替粗牛皮纸。
讨论的结果似乎是反对收费的一派占了上风。一位男顾客说，“一两角钱，说起来不是什么大钱，可是现在涨价、收费的名目多了；这也要收费；那也要交钱。”（《人民日报》1994年5月18日第二版）。中国人民享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也免费，那也低价，现在忽然要收费了，连汽车上公路也要交钱。而且锱铢必较，感到似乎吃了大亏，因而喷有烦言，喜欢占小便宜是常人的心理，大骗子、小骗子都利用这一点心理赚了别人。从个人来看，占便宜就是实惠。大便宜是大实惠，小便宜是小实惠。可是从整体来看，此人占了便宜，必有另一人吃了亏，因为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所以任何一种制度性的规定让人们占一点便宜，实际上必定暗中伤害了另一些人。国家不可能靠着大家占便宜而变得富强起来。包装袋收不收费是一种制度，表面上不收费比收费好，可是再往深里想一想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塑料袋是制造塑料袋工厂的工人生产的。他们通过生产塑料袋创造了财富，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补偿。上面反对收费的那位男顾客也不会主张叫做塑料袋的工人们义务劳动。主张不收费的人大概希望塑料的成本由杂货铺去承担，换句话说，用他们的利润来支付塑料袋的成本，可是第一，杂货铺未必都有利润，有不少铺子还亏钱。第二，如果有利润的话，也是杂货铺的职工创造的，凭什么理由他们要送塑料袋给顾客？别的行业的职工创造了利润是否也要送东西给他们的顾客？为什么要特殊亏待杂货行业的职工？
问到这里，赞成不收费的人也许感到有点理屈同穷了。但他们还可以反驳说：不收费不一定要揩杂货铺的油，他们满可以把塑料袋的成本打入商品价格之内。上面提到的那篇报道文章介绍说，蓝岛大厦的食品部提供六种大小不同的包袋，全部免费。还有许多豪华商场专门为顾客提供奢侈性包袋，也不收费。他们的利润未必低，不收包装费正是为了增加利润，而不是让利给顾客，因为他们早已摸透了顾客喜欢占小便宜的心理。表面上是顾客占了便宜，实质上恰好被别人赚了。
我爱人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家里买东西带回的塑料袋，她都一个个洗干净，收起来，准备再用。可是消耗的速度比不上增加的速度，家里的塑料袋已经上了百，商店还在免费提供塑料袋。最后这些塑料袋或者当垃圾扔掉，去制造“白色污染”（大风把袋子吹得漫山遍野，几十年也不会腐烂），或者当废品回收利用。后一种情况当然很好，但精心收集它到废品回收部去出售都要消耗劳动。最好是在开始的时候就避免发生可能的浪费。其办法就是塑料袋收费。这一政策有利于充分利用塑料袋。事实上，注意环境保护的发达国家不少超级市场已从免费提供塑料袋改为收费提供，上年我去维也纳开会时亲身经历了这一变化。说到这里，把深奥的经济学中一条根本道理引了出来，即一切商品都要收费，不但要收费，而且收费标准要恰能反映其成本，使顾客能根据其价格决定是否消费它。
按照这个道理，行人和汽车使用公路就应交“租路钱”。因为一条马路代价极高，这个代价只能由用路的人去负担。但收钱会增加巨大的不便，浪费大家许多时间。所以城市道路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收费的。这笔造马路的费用只能由一般的纳税人来负担，但长距离的超级公路则多数国家都要收费，那些没有收费的超级公路继续用吃大碗饭的方法在维持，并不符合经济学的原理，造成的弊端极多。要论证这个问题需要专门写一篇很长的论文。
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收费问题是标准颠倒，一类是该收费的没有收，如塑料袋；或收费太低，如许多大城市的公共汽车，还有邮资（指邮资调整以前），公家的住房。另一类是不该收费的，没有提供服务或并不增加成本的却收了费，或者收费大大超出了成本，成了变相敲诈。电话局对用户设置传真机要收数倍于电话机的费用，其实用传真和用电话所引起的成本是相同的。发达国家中对用户传真机和电话机执行同样的收费标准。又如出国和回国的健康检查，规定了许多不必要的项目，而且收费大大超过成本。犹有甚者，邮政局严禁信封中夹寄别的东西，而发达国家的信件中可以夹寄钥匙、胶卷，甚至衬衫、领带。与人方便而于己无损（或损害极小）的事为什么要严格禁止呢？
从塑料袋收费的小问题引出了一批大问题。如果把这些大问题再抽象提高到道德伦理，那么它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不要存心占便宜，但要捍卫你自己应得的权利。
1994年
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里
收益递减是一个普遍规律，在生产领域和在消费领域它都起作用。它的表述是：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投入增加并不能使我们得到的产出成比例增加，而呈递减规律。譬如在一块土地上增加化肥的投入，所增产的粮食呈递减趋势。到最后，终会达到一点，由于施肥太多，化肥非但不能增产反而造成减产。如果收益不递减，我们可以放弃其他的耕地，专耕一块土地，仅靠不断增加化肥就可满足全世界人口所需的粮食。这显然是荒谬的，上面说的是在生产领域，在消费领域也这样。肚子饿了吃一口馒头得到很高的享受。可是吃得多了，这种享受的感觉将减退，这也是产出不可能始终与增加的投入成正比的规律在起作用。设想如果收益不是递减而是递增，这将出现什么现象？吸毒就接近于收益递增，因为毒吸得越多越上瘾。换言之，与其他消费相比较，益发觉得毒品给人的享受超过了其他的各种享受。所以吸毒的人会卖掉家产，抛妻弃子，宁可食不充饥，衣不蔽体，毒却不可不吸。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吸毒，一切的人都将忙于种毒品，收毒品，运输毒品，加工毒品，分配毒品，不会有任何人士从事任何其他的活动。这将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所以说，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里。
说到这里，我们忽然懂得了何以经济发展要有适当比例。从理论上分析，说到底，是收益递减律在起作用。相反，如果收益不递减，而是永远成比例，甚至还递增，我们就会面临一个疯狂的世界，全世界的人醉心于单一的消费，而且这种消费由一种极端畸型的方式在生产，譬如全世界只种一块地。然而收益递减律无法用任何逻辑的方法加以证明，所以它只能当作经济学中的一条公理被接受。所谓公理，就是一种假定，从来没有被任何事实所否定，虽然它不能用逻辑方法来证明，却能广泛地被接受。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似乎坚持了经济发展要有比例的理论，然而又否定了收益递减律。从表面上看，这种立场并无什么矛盾，但从深层次分析，这种立场是荒唐的。
1994年8月25日
贴现率之争
贴现率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基本概念，它解决了未来经济活动在今天如何评价的问题。贴现率为正值，说明未来一块钱不论是损失还是收益，没有现在的一块钱重要；而且时间隔得越长，未来的价值越低。举例说，今天投资100万元的项目，将来如能收回200万，也不能证明此项投资一定有效。因为如果这回收的200万要等50年之后，今天衡量的价值就远低于100万。这是由于如果利率是3％，100万元存银行。50年内得到的利息也将达338万元（利率为2％的话，50年的利息为169万元）。所以50年后回收200万的投资与存银行得利息相比不值得去做。
投资的机会成本就是这笔存银行所得的收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对未来评价的扣折称作贴现率。贴现率原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惜款应付的利率。利率为正，或借钱要付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所以止贴现率的概念逐渐被牢固地确立。在改革以前，投资评价不用贴现率，这相当于将贴现率假定为零，把将来的收益当作和今人的收益一样，因而造成资金的严重浪费。现在这种习惯已经逐渐被纠正，只有经济界以外的人士偶尔还沿用老概念。
后来，社会学家将经济贴现率移植到社会学，提出了社会贴现率的概念。社会贴现率越高，说明不仅未来的钱在今人看来价值很小，而且将来社会上或个人发生的一切事件今天看来都没有多大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只有现在才是重要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社会贴现率高，是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对将来不愿负责任，不守信用，道德水平恶化的一个标志。有不少社会科学家试图分析哪些因素决定了社会贴现率，可能因素有政治和治安的安定、意外死亡率、平均剩余寿命，当然还有经济贴现率。甚至有的学者试图估计出社会贴现率的值。
近年来由于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受到关切，如何处理一代人以后可能发生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涉及到贴现率的确定。一座寿命为30年的核电站，报废之后堆址清理及核废料处理涉及到巨额开销。但因为这是30年后的事，贴现体现值的数额就很有限。所以贴现的概念使核电站的净现值为正，投资认为可行。再如长江上的三峡大坝寿命可能是100年，现在几乎没有人去想一想三峡大坝报废之后的清理费用有多大，其原因也是贴现概念使遥远的事今天不必认真考虑。更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温上升，其后果十分严重，但因为这是100年以后的事，今天大家都不着急。于是许多学者提出是否应当修改贴现率的概念。可是反对降低贴现率的理由同样是坚实的。从理论上看，贴现率为正是微观经济学必然的结论，要推翻它将使整个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发生动摇；从实践上看，降低贴现率将使资金供应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