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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去鞍钢后，曾经寄给王佩玲一张照片，不久王佩玲也离开了农场，辗转安徽、湖北等十多个地方，从此与雷锋失去了联系。而雷锋似乎也没有再找到她。
在《雷锋日记》里可以看到，1958年6月某日，正是在团山湖和王佩玲相处、即将分手的那段时间，雷锋正在看一本名叫《沉浮》的小说，他在日记里写到：“这本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通过沈浩如和简素华的恋爱故事教育了我。我认为简素华的那种坚强不屈的意志，那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这位女同志是值得我学习的。沈浩如是一个有严重资产阶级意识的人，处处只为个人打算，怕吃苦，他那些可耻的行为，我坚决反对。”
或许，在那个年代，雷锋和王佩玲之间并不能算是发生了恋情。王佩玲只是雷锋的革命红颜知己，两人在男女交往中找到思想的差距，互相教育，互相对照，共同进步，就像《沉浮》里的沈浩如和简素华一样。
后来的事情，王佩玲自己在文中写到了：“少女的初恋是刻骨铭心的。雷锋走后，我顿时像水中的浮萍，落不下根。那些日子，我拒绝了一个个追求者，谢绝了一个个说媒人，我在盼望，在等待。但1963年3月6日中午，我突然发现报纸上刊登着雷锋的照片，还有毛主席的题词和雷锋的优秀事迹。至此，我才知道心爱的弟弟已经改名，并且已经离开人世。看着弟弟的照片，我的泪水倾泻而出。我无限伤心地写了一篇悼念日记。然后，我朝着北方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并且将写好的日记一页页撕下，点着火烧了。”
王佩玲后来大病一场。直到1965年，27岁的她经人介绍，与湖南日化厂工人丰振泉结婚了，生活很宁静。她的职业是会计，最后在湖南日化包装厂工作11年。
性格活泼、个子矮小的雷锋颇有女人缘。在团山湖时期、鞍钢时期、部队时期，他都有一些交往比较深入的革命友谊般的红颜知己。在鞍钢时期，同为湖南老乡的易秀珍也对雷锋有诸多关心，或者说是暗自喜欢上了雷锋。她也报名主动到雷锋去的焦化厂工作、偷偷为雷锋换洗被褥衣服……易秀珍的这些行为常常被鞍钢的同事拿来开善意的玩笑。
雷锋主动要求去焦化厂的半个月之后，易秀珍听去过那边的人都说弓长岭的环境如何如何艰苦，雷锋在那里干活是如何没日没夜，对雷锋都是赞不绝口。易秀珍就想，雷锋能吃得了苦，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去锻炼锻炼，于是坚决要求领导批准自己也去焦化厂上班。为此同来的湖南老乡杨必华、张月棋还逗易秀珍：“弓长岭工地上有雷锋，可那里也有大蛇呀！”当时都传说工地附近有几条大蛇出没。
1959年9月，易秀珍还是到了焦化厂，而且这一批只有她一个人，她先到工地办公室报了到，连行李都没往住处放，就兴冲冲地跑到工地上去找雷锋了。雷锋正赤脚和着泥，见了易秀珍既高兴又吃惊。
就这样，两人又一起工作了。雷锋因为在雨夜中和工友抢救了几车皮水泥，把自己的被褥也拿出来遮盖，全部弄湿了。领导于是指定易秀珍和另一个女技术员一起帮助雷锋拆洗被褥。但是棉絮怎么烘也烘不干，经过雨水浸泡的旧棉絮，一烘烤就变得硬邦邦的，一点都不柔软。为了让雷锋盖得舒服点，易秀珍就把自己的棉絮悄悄地换给雷锋。
后来雷锋报名参军去了。1959年11月末，雷锋给易秀珍写了一段临别赠言：“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生活多么幸福，前途是何等广阔，望你努力去追求它。”
2003年春节期间，《雷锋》摄制组从长沙远赴鞍山寻访易秀珍，但连鞍山史志办都无法提供线索。费尽周折，摄制组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饱经沧桑的易秀珍，她说：“我和雷锋的事，连我的孩子、父母都不知道……”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自己和雷锋的交往：
1958年，鞍钢到长沙招工。当时我刚刚初中毕业，经体检合格后获准录取了。在分小组时我与雷锋分在一个组，他当时担任小组长。那时，雷锋对我特殊地好，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学习上。有次他对我说：“易秀珍啊，你是学生出身，应该搞点宣传工作，我俩能不能搞点湖南的花鼓戏，演个小放牛你行不行啊？”我心里还是愿意的，但嘴上却说我不擅长呀。有一次好几个女孩去跳舞，雷锋问我：“易秀珍啊，我跟别人跳舞你介不介意？”我说：“我不介意，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1958年全国上下大炼钢铁，鞍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竞赛，动员大家捡废钢废铁，谁捡得多谁就是生产能手。那天气冻得呀，连呼吸都困难，我吃不了那个苦，整天哭，一心想回湖南。雷锋知道了，就对我说：“厂里这么多人谁不想家呀，你现在不是学生，是工作的人了。”我说我什么都不要了，只想回长沙。雷锋有点不高兴了：“你要锻炼自己！”
到弓长岭后，我和雷锋变得更加知心了。比方说到食堂去打饭，他说你去买饭的地方排队我到买菜那儿排队。打回来饭菜后我俩总是一块吃。我很心疼他。
1960年元旦刚过，雷锋参军前夕，工地团总支书记问我和雷锋，在爱情问题上还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雷锋回答说：我和小易是同乡，我们好得像兄妹一样，我们都很年轻，从没谈过这些事情。我参军以后，我们会继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
第二天雷锋要走了。由于他是孤儿，没有亲人送行，因此在欢送会上，团总支书记特意让我给雷锋戴上了光荣花。雷锋参军走后，我暗地里流了好几次眼泪。团支书记知道我是惦记着雷锋，就问我雷锋留下的一些东西是不是由我保管，我说我们又没订婚，我怎能保管他的东西呢？
1961年秋天，也就是雷锋参军一年半之后——那时他已经在部队干得非常出色了——他到辽阳做先进事迹报告，顺路来弓长岭矿看望我。矿里还专门放了我一天假，要我陪雷锋溜达溜达。那天我们俩都好高兴的，一年多不见了真的有说不完的话。我俩手拉着手一起上了姑嫂城，那上面有小山小树挺背人的，是我们过去常去的地方；雷锋一直微微地笑着，长久地望着我的眼睛。但那天我们谁也没有提起谈恋爱的事。晚上，我送他去火车站，在车窗里，他递给我一张照片，那是他怀抱手风琴的黑白照片。没想到那次告别竟成了我们的永别……
雷锋那次来看我之后半年，他还给我来过信说部队要求很严，他应该要求更大的进步。我们仍然都没有捅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
易秀珍一直留在辽宁，一度改名叫易珍，低调处世。
在部队里，雷锋也曾经被误会过在谈恋爱。那是1962年3月，雷锋当了四班长后，四班所属团在离抚顺百里外的下石碑山施工。
部队驻地附近有个村子的妇女队长二十来岁，长得挺漂亮。她常常领一帮姑娘来部队做好事，看上了雷锋。她母亲也赞成女儿与雷锋的婚事。但雷锋本人一点都不知道这个女队长的心事，也根本没有这种想法。
按照部队纪律，战士不能随便和地方女同志交往，这时有人向指导员反映了雷锋和那位妇女队长谈恋爱，指导员没有了解情况就把雷锋批评了一通。雷锋受了委屈却没有埋怨，他向指导员说：“没有这些事，请领导放心，我不会给部队丢脸。”
在连长批评了自己之后，1962年7月29日，雷锋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心里话：
今天，指导员找我谈话。他说：“雷锋同志，你从3月份离开连队到下石碑山单独执行运输任务，工作很积极，政治责任心强，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安全行车四千多公里没发生事故，同时还给人民群众做了很多好事。这很好，要继续发扬……不过，现在有人反映，说你和一位女同志谈情说爱，是否有这么回事呢？你好好谈谈。”
从内心往外说，我没有和哪个女同志谈情说爱。指导员提出这个问题，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风从何起。首长经常教育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违法乱纪。这些话，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坚决不会明知故犯。
我想：自己年轻，正是增长知识的好时候，应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还这样想过：我是在党哺育下长大成人的，我的婚姻问题用不着自己着忙……
现在，有同志说我谈情说爱，没有任何根据，完全是误解。我是个共产党员，对别人的反映和意见不能拒绝，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五的正确，也要虚心接受。现在有的同志还不了解我，冤枉了我，使我受点委屈。这也没什么，干革命就不怕受委屈。“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没有这回事，就不怕人家说。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事情总会清楚的，让组织考验我吧。
还有一则已经被确认是虚假新闻的雷锋“恋情”。
在2003年一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雷锋轶事》书中有篇《雷锋回乡探亲记》的文章，披露了1962年春天，雷锋曾经回家探亲过，并企图去看望他小学时候喜欢过的一个女生，并托另一位小学同学李建芝向她表白自己的心意。
据这位雷锋在荷叶坝小学时的同学李建芝回忆：雷锋在当兵的时候，曾经向她表达过喜欢小学同学凌小俐。1961年，雷锋曾经写过信给她，向她表明他喜欢凌小俐，要她和凌小俐讲一讲，她也曾经和凌小俐说起过此事，但凌小俐考虑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伪军官，怕影响到雷锋的前途，就没有答应。1962年，雷锋回家探亲，要李建芝和他一起去凌小俐家玩。李建芝读书时就坐在雷锋的后面一排，是雷锋少年时要好的女同学之一。李建芝考虑到凌小俐的决定，借故回避了。但雷锋还是带了一些糖果去看望了凌小俐。后来，雷锋回部队了，在之后写给李建芝的两封信中，再没有提到凌小俐，一直到牺牲，也再没有向她提及过此事。
当年和雷锋有密切接触的摄影记者张峻证实，他其时正在为《解放军画报》采访拍摄《五好战士和红领巾》这组专题图片稿，雷锋一直是在部队里，雷锋所在部队战友、指导员也都作证，雷锋在那个时候非常忙，根本没有时间回乡探亲，这是一篇假文章，也就不存在有雷锋回乡看望小学时期的“恋人”的说法。
“雷锋的恋人”一度成为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中国非主流媒体的热炒话题，似乎要证明这个伟大的士兵背后一定藏有什么爱情故事，他们在雷锋的恋情隐私上的兴趣超过了年复一年的做好人好事的宣传任务。
雷锋之死的真实场景
电影《雷锋》、《离开雷锋的日子》，以及《雷锋的故事》等文学作品，在报道雷锋之死时都错误地认为雷锋是被乔安山倒车时撞倒的电线杆子打死的，事实并非如此。
962年8月15日上午，雷锋和乔安山开着J7…24…13号嘎斯汽车装着新棉衣回到连里。雷锋先到连里跟连长报告说他开的那辆汽车到了三级保养时间，车况不太好，要求及早安排保养。然后就准备和乔安山一起把车开到连部后边三营九连炊事班门前的自来水管边，把车上的泥土用水冲刷一遍。
雷锋为了多给乔安山开车的机会，把手摇把子拿在手里，乔安山想和他争，因为那通常是助手干的活儿。在运输连，汽车并不多，每个司机摊不上一辆，只能轮着来，干两天别的，开两天汽车，所以都希望能多点亲自驾驶车辆的机会。
雷锋猛地一摇，汽车扑腾腾地发动起来，然后雷锋拿着手摇把子抄近路走向九连伙房。路上还和曾在一个班里的辽阳兵卑福财聊了几句话。两人正说着，乔安山把汽车开过来了。
因为九连出外执行任务去了，怕小孩和杂人进营房，就利用道口的几棵树拉上了铁丝网。雷锋走上前把拦在道上的铁丝网弄了下来。乔安山把车开到九连连部向左拐弯处停住了，这是个直角的死弯，前后左右回旋的余地很小，汽车保险杠的右侧还差20厘米就顶着九连连部的房子，左后轮距一棵杨树只有15厘米左右。
杨树上拴着一根8号铁丝，连着一排1。5米高、小碗口粗的柞木方杆子。铁丝约70米长，一直拉到炊事班前，中间用钢筋支着，这是给干部战士晾衣服、晒被子用的。乔安山怕撞着房子，不敢开了。他把头伸出车门大声喊雷锋。
雷锋走上前来，看看车头的左右两边，又看看车的尾部。“方向盘打死了没有？”他问乔安山。“打死了。”雷锋站在车的左侧，几乎挨着脚踏板。“没事，向前开吧。”乔安山底气不足，想让雷锋来开。雷锋就鼓励他说，“别怕，这正是提高技术的好机会。你开，我帮你看着。”
乔安山挂二挡起步，方向盘回转很快，整个车一下子就打了过来，然后向着九班伙房开去。
就在乔安山开的车急转弯的时候，左后轮将离杨树最近的那根柞木杆子从根部挤断，柞木杆与杨树之间的铁丝同时被挣断，折断的柞木杆在另一侧铁丝的拉动下向汽车左侧的前方弹出，不巧正好砸在雷锋头部的左太阳穴处。雷锋吭哧一声倒在地上。乔安山似乎听到了吭哧一声，但他全神贯注地开车，并没有想到是雷锋出事了。
这时，在附近的卑福财看见雷锋倒在地上，急忙上前把他抱了起来，发现雷锋的耳朵和鼻孔都出血了。赶紧大喊：“雷锋出事了！”乔安山跑过来，抱住雷锋，喊：“班长！班长！”雷锋的鼻子、嘴都往外喷血，喷了乔安山一身。乔安山对围上来的战友说，“快去找连长。”
连长虞仁昌赶紧派白副连长开车把雷锋送到了西部医院。
在西部医院的病床上，雷锋浑身抽搐，甚至抽得坐了起来。雷锋的体温过高，虞仁昌跑到楼下去买了一箱冰棍降温。温度刚降下去，呼吸突然停止了。一个医生骑到雷锋身上给他做人工呼吸，他的呼吸又恢复了。
“伤势很重。是颅骨骨折，内部出血。有生命危险。”院长说，“得立即做手术，我们医院做开颅手术不行，马上派车到军区总院，把脑外科段主任请来。”于是白副连长和团军务股长飞速赶往沈阳。
医生们开始了最后的抢救，这时雷锋十多分钟抽一次，后来达到五六分钟抽一次，之后就中断了呼吸。
院长赶紧指挥着把气管割开输氧气。主刀医生把雷锋的脖子割开一个口，她的手紧张得直哆嗦，气管怎么也拽不出来，院长亲自上前把气管拽出来，把氧气给插上。雷锋的腹部起伏了一下，给在场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可是他很快地就又停止了呼吸。又经过二十来分钟的急救，院长拿起听诊器在胸前做了最后的诊断，他惋惜地摇了摇头。
这时是1962年8月15日12时5分。
雷锋的遗体被蒙上了白床单，推进了太平间。从沈阳军区总医院赶来的段国升主任也到了，可是已经太晚了，他到太平间看了雷锋的伤势，沉痛地说，“如果我能及时赶来，可以保住雷锋的生命，但是人也要残废。”
雷锋被砸伤的消息传到工程兵总部后，张峻回忆：
工程兵首长指示，叫工程兵政治部青年处于波处长、保卫处史宝光干事与我三个人先去调查处理。
我到办公室取了照相机，就急匆匆地上了吉普车。
从沈阳到抚顺的途中，我几次催促司机加大油门，路上还压死老乡的一只鸭子，这时也无心顾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损坏东西要赔”了，只知道快！快赶到运输连。
我们赶到运输连，已是下午1点多钟了。
我带上照相机和史宝光急忙赶到出事现场，史宝光在用皮尺丈量出事地点和肇事工具等，我当即拍下了砸倒雷锋的位置，那块地上洒有白灰，还有血迹。另外还拍下了砸伤雷锋后仍放在原地的带铁丝的柞木杆子。
根据我保存的现场勘察照片袋上的说明记录，砸伤雷锋头部的柞木方杆，长为180厘米，方为6×6厘米。砸倒的时间是1962年8月15日上午10时45分。
第二天上午，辽宁省交通厅、沈阳军区军事法庭、沈阳军区青年部、抚顺市公安局、抚顺市交通局等有关机构的人员以及团政委韩万金等都来到事故现场。由于事发后连里采取了保护措施，现场保护得很好，出事时汽车轮胎碾压的痕迹都在，为寻找事故的原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过测量、勘察，认定这是一起过于偶然的意外事故。原因查清了，在场的人们都为雷锋感到深深的惋惜。
关于对当事人乔安山的处理，与会者经过讨论取得一致意见，认为这次事故不是乔安山有意所为，在这起无法预料到后果的突发事件中让他负主要责任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同意对乔安山不予追究，予以解脱，予以保护。在新闻宣传中，只说雷锋“因公牺牲”，不提乔安山的名字。
这是一名普通士兵的葬礼，他并没有死于战火硝烟的战场，而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