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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当兵的秘密
雷锋参军的过程，颇费周折，因为他的身体条件达不到当兵的标准，于是花了很多心思，惊动了许多人，甚至连市委书记也知道了。用现在的话来说，雷锋是在“走后门”，但雷锋的“走后门”不是送礼，而是用他的热情和行动打动了部队。在这个过程中，雷锋的“苦难家史”与见缝插针地做诸如打扫卫生之类的杂事，以及他在鞍钢的突出表现，都赢得了部队领导的注意。
以勤快的态度做好打扫卫生这样不起眼的小事情，是雷锋非常重要、非常优良的品质。他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都是这样开始的，这也是他从16岁开始做勤务公务员工作时期养成的好习惯。
从小就有当兵理想的雷锋，在开始征兵宣传时就跑去报名了。为了成功，他每天都到当地武装部门打扫卫生、生炉子，也到征集站生炉子，给负责体检的医护人员打水。
1959年12月9日，雷锋写的激情洋溢的文章《我决心应召》还发表在弓长岭矿的《矿报》上。跟以前一样，雷锋通过发表文章来让上级知道自己的决心。
但是，第二天，也就是12月10日，兵役局和接兵部队在第一轮目测时就把身材矮小的雷锋“淘汰”了，这让雷锋好不沮丧。当满载具备体检资格的应征青年的解放牌汽车开动时，不死心的雷锋就紧跟车尾追上去，硬是爬上了汽车，到了体检站。
体检站设在辽阳小屯的一座小学校内。雷锋作为体检编外人员，心情很是低落。等待体检的人，有的结伴上街游玩，有的三五成群闲谈，只有雷锋拿起笤帚扫院子，挨个扫作为临时宿舍的教室。几近绝望的雷锋见到接新兵的团军务参谋戴明章，甚至拉着他的衣襟，苦苦哀求，要他批准自己参军。
体检结束了，雷锋不合格。
雷锋的个子不够高，体重还不够55公斤。体检时，当年的鞍钢弓长岭矿焦化厂总务股长陈日东就站在雷锋旁边，对那个场景记忆犹新，“检查身高时雷锋把身子挺了又挺，还踮起脚来，才1。54米，量体重54公斤。给他体检的是个老医生，摘下花镜说，‘雷锋，你的身长、体重都不合格。’雷锋回答，‘这两天感冒，今早到现在还未吃饭。’当时我还在旁边说，‘小雷，说话要实事求是。今天早晨我们不都是吃了两个酥火烧、一碗酸菜吗……’”
雷锋一句天真的话逗乐了体检医生伍哲明。他笑着对雷锋说，“你肚子好大呀！一顿饭能吃两斤。”雷锋却十分认真地回答，“医生，我真的很能吃。”伍哲明被他磨的没有办法。
体检后，雷锋又几次去找辽阳市武装部的政委余新元和戴明章，对他们说，“如果不给我换军装，我就穿便衣去。”雷锋那种对参军的执著态度和决心，让焦化厂的领导李钦荣于心不忍，松口同意他去当兵，这在当时很不容易，因为雷锋是生产骨干。
雷锋再把进攻的路线锁定在辽阳市武装部和接兵部队。他特意向厂里请了假，从弓长岭走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武装部，几乎天天都去哀求。为了等着见辽阳市武装部政委余新元，他甚至在值班室里蹲了一宿。
连续几天，终于见到余新元，雷锋发挥他的优势，缠着他讲自己的苦难史，结果余新元被感动了，并把周围的工作人员也吸引过来听雷锋讲家史。
雷锋的逻辑是：自己的身体条件不合格是因为旧社会的苦折磨的，现在不能当兵只能算在旧社会受的苦的账上；又说自己参军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说参军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做的，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这些道理触动了余新元，于是答应给雷锋争取一次复检的机会。
让余新元没想到的却是，第二天雷锋就拎着一只棕色小皮箱跑到兵役局里来，说，“政委，我把这点家当都带来了，这回我走定了，叫当不叫当都这样了！”
他放下皮箱就开始抹桌子，扫院子，打开水，到处抢活干，以少见的固执与坚决，让部队不得不重视起他来。
接下来为雷锋做说客的人增加得更多，除了矿上的领导，甚至连担任体检工作的医护人员也替他说情了，因为他每天为各房间打扫卫生，宣讲参军愿望——雷锋是个天生的演说家。
最厉害的还是雷锋竟拎着自己的家当，一只小皮箱，跑到余新元的家里，扫地、打水、擦玻璃、生炉子……甚至与余新元的爱人田儒文（当时的辽阳医院外科医生）也相处得跟亲生母子似的。
余新元曾经很好奇雷锋的皮箱里装的是什么，雷锋一下子把皮箱打开，里面是一件棕褐色的皮夹克和其他衣物，放在最上面的是一至三卷的《毛泽东选集》，里面的文章周围都被雷锋写满了读书笔记，雷锋趁机给余新元背诵了几篇《毛选》。
几乎所有的人都为雷锋说话，都认为雷锋是个好青年。
余新元更被雷锋的决心所感动，打算帮助他，为这件事他找了辽阳市市委书记曹奇，向地方政府汇报了雷锋想当兵的这个难题。雷锋是普通公民，当他的问题部队解决不了时，地方政府的支持意见往往能起到决定作用。
曹奇认为这样的好青年虽然身体条件不合格，但政治条件合格，同意并支持去当兵。有了地方的支持（其实这也只是一个借口），余新元于是“设计”让雷锋先去新兵营当“便衣通讯员”，让他直接去接触部队的接兵干部。
余新元直接找了新兵营教导员李恒基。一开始，李恒基依然要坚持原则，余新元就再找戴明章商量体检如何通过的问题，戴明章担心体检表的问题。
余新元只好再想办法，去找主检医生吴春泽，吴不肯签，担心犯错误，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很纯正的。
最后还是余新元想到一个权宜之计，他在“甲乙丙丁”几类表中，填了份“丙”字表，因为每一百个兵里有五个预备数，如有人到部队里复检不合格，地方上还有回旋的余地，可以再补两个。这样，雷锋终于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候补名额。
1960年1月2日，雷锋和其他二十名青年佩戴着大红花被送到了辽阳市南林子工农干校新兵集结地，接受新兵复查。
接新兵的部队领导戴明章对雷锋印象深刻：新兵队伍分成两列，个子最小的雷锋走在最前头，显得非常神气，他上身穿的是黑色皮夹克，左肩戴着红绸带，胸前挂着一朵很大很大的大红花，下身穿着一条蓝色料子裤，右手提着一个棕色的小皮箱，脚上穿一双黑色高儿皮鞋，头上戴着一顶黑皮火车头式的棉帽，额前露出一绺刘海儿，显得格外稚气而又天真，特别惹人注目，十分讨人喜爱。
新兵营指挥部的宿舍在一个教室里，由几张桌子拼成床。雷锋来了以后，居然有机会和带兵的领导戴明章和李恒基睡在同一个教室。
身为便衣通讯员的雷锋，再次发挥“威力”，他每晚都给辛苦了一天的部队军官们在铺位前放上一盆热腾腾的洗脚水，第二天一早又在脸盆盛满温水，把毛巾、牙刷放好。
一连几天，雷锋整理内务，打扫卫生，让人无可挑剔。
雷锋也与戴明章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他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让曾在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学习、工作过四年的戴明章听来十分亲切。
经过复查之后，在新兵们都换了军装的第六天，雷锋仍是“便衣通讯员”。原来是矿里的保卫部门不给出具政审表，那时，征兵是要经过严格政审的，手续很严格，缺一样都不能入伍。
而雷锋原单位鞍钢表示，他们在对雷锋政审时，发现没有原始档案，只有一份职工登记表和入团登记表，其他什么材料也没有。还说，为了慎重起见，鞍钢已给雷锋的家乡望城县安庆乡发了函调，由于路途遥远一时没有收到回函，无法继续政审。
档案，在当时的中国，是每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于调动、升迁、考核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雷锋本应该参加海军的，也是因为政审手续的问题，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接兵领导坚决不接受他参军。
戴明章与兵役局和部队三方研究，决定对雷锋采取按特殊问题处理的办法：先参军后政审。这基本上是违反了国家的规定，幸好雷锋后来给部队带来了无比荣誉，否则将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1月7日当晚，接兵参谋戴明章通过长途电话向驻营口的工兵团团长吴海山请示：雷锋虽无政审表，可是个优秀青年，能否先带到部队？
当时可以决定这件事的最高领导吴海山同意了。
在登车出发前8小时，雷锋终于穿上新军装。旁边的人已经无法形容雷锋穿上新军装后高兴的样子：那是剩下的最后一套军装，既肥大又多皱，小个子的雷锋穿上那么大的军装，满脸堆笑，手舞足蹈，左一个军礼，右一个军礼，对着一个小小的镜子不停地照啊照——对了，雷锋是爱照镜子的。
1960年，辽阳的征兵任务是980名，集中后经全面复查合格842人，后来又从农村重新调来276名预备，复查合格138人，雷锋是其中的一个。
最终，雷锋是作为一名“特殊的新兵”，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
雷锋在《日记》里郑重地记下了1月8日这个值得纪念的一天，他这样写道：
这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天是我最大的荣幸和光荣的日子。我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穿上了黄军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好几年来的愿望在今天已实现了，我真感到万分的高兴和喜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士兵雷锋
雷锋在部队里一共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确切地计算，从1960年1月8日到1962年8月15日因公牺牲，他在部队里经历了951天，是生命旅程7910天的12％。雷锋入伍不久，就接连不断地获得荣誉，从连、营、团到军区各级的，可以说几乎是月月都有奖励：
他入伍刚刚半年，7月8日受到三等功表彰一次；
9月被授予“艰苦奋斗节约标兵”称号；
10月1日荣记二等功一次；
11月8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1月20日再次荣记三等功一次；
11月27日获得“模范共青团员”称号，还被授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称号；
1961年4月出席军区团代表大会；
5月14日提为副班长，很快又成为班长；
8月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
1962年1月被晋为中士军衔；
2月参加团的党代会；
5月被评为“优秀校外辅导员”；
……
作为部队树立的典型人物，雷锋的荣誉可以说是接踵而来。
1960年初，雷锋随新兵从辽阳乘坐专列来到驻地营口市，火车上，雷锋主动带领同车厢的伙伴一起唱起了歌曲，以激情代替了离别的气氛；最让人惊奇的是，雷锋看到随队领导因为工作辛苦，睡眠不好，居然跟列车长取得联系，把他们都安排在最后一节卧铺车厢休息去了。
尊重和体贴上级、机敏灵活，这是雷锋在望城县委当通讯员时获得的工作经验，也是他的优势。
到了营口，原本是候补名额的雷锋，被指定作为新兵代表在欢迎大会上讲话。刚刚入伍，雷锋就已经是受到领导青睐的重要角色了。
按照部队新兵分配原则，要照顾新兵入伍前的技术专长，雷锋本来应该被分配到技术营的技术一连，因为雷锋做过拖拉机手和推土机手，可以在那里学习驾驶刮运机、挖壕犁、推土机等技术装备。
雷锋被分配到了运输连，这背后有玄机。当时戴明章参谋考虑到团部那辆唯一的、年久失修的首长指挥车“苏式嘎斯67吉普车”的驾驶员即将退伍，正需要再选择一位政治上可靠、非常机敏而又灵活的小车驾驶员来顶替，而雷锋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
戴明章希望已经有一些驾驶知识的雷锋参加运输连新驾驶员训练，只要学好路面驾驶，很快就可以成为汽车司机，将来就给团首长当小车驾驶员。
戴明章的决定一度遭到新兵营荆营长的反对，因为这是违反既定的新兵分配原则的。不过，最终雷锋还是去了运输连当汽车兵，而雷锋根本不知道部队领导对他的安排意图。
戴明章私下找雷锋谈了一次，“我只告诉雷锋，他的驾驶技术还不过关，还需要继续学习”。
雷锋似乎总是跟旧车有缘分，先是鞍钢的旧推土机，到部队又开老汽车。
到了运输连，一开始，雷锋并不是很顺利。由于雷锋喜欢研究毛主席的论著，在班务会议中，经常对其他同志毫无保留地直言批评，渐渐地得到一个“马列主义者”的绰号，有些战友觉得他“爱出风头”。
在驾驶技术上雷锋不是很突出。
当时的代职副指导员庞士元记得有一次训练，他跟雷锋的车，坐在车厢内从玻璃窗看他，总觉得他手忙脚乱，满头大汗。“回连后问他为什么那样，他说驾驶时间少，抓住方向盘，心里有点慌。问他为啥驾驶的时间比别人少，他说有几次该他开车时，班长派他去搞卫生或到菜地里锄草。我心里明白了，他是被穿‘小鞋’了”。
庞士元为雷锋不平，问他为什么不提意见，雷锋回答说搞卫生、拔草总是要有人去做，别的同志多上车先学好，也对连队有好处，自己慢慢学还是赶得上的，不应该为此对班长有意见。
“我看他那认真而毫无做作的表情，自己倒感到难为情了。”庞士元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1960年八九月间，雷锋所在团政治处又连续收到两封表扬雷锋的地方来信，这对团机关震动很大，立即向韩万金政委做了汇报。
这两封信，一封是中共辽阳市委写来的，另一封是抚顺市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写来的，表扬雷锋拿出了自己的积蓄支援灾区、支援人民公社。韩万金让政治处派人把雷锋的事迹整理出来上报下发，这份材料一开始叫《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雷锋日记改为《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这个题目。
这个材料重点表扬了雷锋捐款给社会，“为了人民勤俭节约、积极支援社会主义”的行动。
在很短的几个月里，雷锋的“好人好事”不断，各种荣誉也接踵而来。
部队很快就知道雷锋做的好人好事，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雷锋再次讲述了自己的苦难家史和孤儿身世。当时全军正好要开展忆苦教育，政委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就要求雷锋写份材料，为召开一个全团指战员参加的忆苦大会做准备。
雷锋的“忆苦”报告打动了很多人，开得非常成功。军区工程兵的领导王良太主任、吕清政委等人都接见了雷锋，还赠送他一套毛主席著作。
那时能得到整套的毛主席著作，是很不容易的。这套毛主席著作也成为日后许多雷锋照片里的一个重要内容。
同时，军区还决定，派雷锋到东北各部队做报告，宣传干事张峻则随从摄影。很快，地方企业、事业单位也都纷纷来请雷锋去做报告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雷锋开始“走红”了。
1960年11月初，军区准备召开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特意指名雷锋为特邀代表，催要雷锋的简历。
雷锋作为特邀代表，上上下下都希望他能以党员的身份出席军区团代会。在工程兵组织处的督促下，11月8日，雷锋所在团的支部大会专门召开临时会议，24名党员到会了18名，都同意雷锋入党，其他因故未能参加的6名党员也在第二天征求意见时表示同意。支部将这个情况汇报给在沈阳开会的团党委，于是马上召开了临时党委扩大会，议题只有一项：讨论批准雷锋入党。全体党委委员一致举手通过后，团党委就立即打电话给工程兵组织处，上报军区的雷锋简历可以填写“党员”二字。
本来很复杂的入党程序在一两天之内就全部走完了，雷锋终于成为了一名党员，整个过程可谓是“火线”入党。
1960年11月23日，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做出了“在部队中开展学雷锋、赶雷锋运动”的决定，11月26日，沈阳军区的《前进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套红宣传雷锋的事迹。11月27日雷锋作为立功代表在团党委的授奖大会上上台讲话。12月1日，《前进报》继续用一个版的篇幅，发表文章学习雷锋，并首次发表了《雷锋日记》摘抄。接下来的一周的版面里，又找了十一个雷锋的战友来撰写雷锋的先进事迹，从各个角度来报道雷锋的精神。
60年代的红色典型
1960年留给中国人的记忆深刻。经济困难的中国经受了一次罕见的洪水袭击；台湾叫嚣着要反攻大陆；西藏的达赖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