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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给班里的同志洗了五床褥单，帮战友补了一床被子，协助炊事班洗了六百多斤白菜，打扫了室内外卫生，还做了一些零碎事……（7343部队期间，1961年10月15日）
●看到厕所的粪池满了，立即动手把大粪淘出来，牺牲了一个上午的休息时间。（7343部队期间，1961年10月17日）
●下大雨，见车场放了两堆苞米，虽然用雨布盖上了，但还是被淋湿了不少，立刻组织了全班的同志冒雨将两千多斤的苞米搬进了屋里。（7343部队期间，1961年11月27日）
●拆下自己的棉帽衬帮战友补好被硫酸腐蚀的新棉裤。（7343部队期间，1961年12月20日）
●拿出自己的10元津贴费，买了1斤饼干，给战友带回家看他生病的母亲。（7343部队期间，1961年12月30日）
●北风大雪中，与战友两人主动到车场保养车辆，保证汽车的良好技术状态。（7343部队期间，1962年1月16日）
●大年初一，考虑到这正是各种服务部门和运输部门需要人帮忙的时候，于是专程请假到抚顺车站帮助一位老太太把大包袱送上火车，帮她找到座位；并打扫候车室、为那里的乘客倒开水。（7343部队期间，1962年2月5日）
●因为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格外寒冷，到团里开会的路上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孩，穿的衣服很单薄，冻得打哆嗦，立即脱下自己的棉裤送给了他。（7343部队期间，1962年4月3日）
●奉军区首长指示到长春机要学校做报告，乘火车从沈阳出发，车上人很多，让座给一位老太太，并给她倒一杯开水，她没吃午饭，把自己没舍得吃的面包送给她吃。还帮助服务员打扫车厢、擦车厢、倒开水、帮炊事员卖饭……��（7343部队期间，1962年4月×日）
●天下大雨，帮助送一位抱小孩的妇女回家，把自己的雨衣给他们，把自己的衣裳给小孩穿上，走了1小时40分钟，终于送到家。（7343部队期间，1962年5月2日）
●星期日，上午修路200米，把几个坑洼的地方都填好了。下午保养了1小时的车，其余时间帮老百姓种地。（7343部队期间，1962年5月6日）
●部队发放夏天军服，本来每人两套衣服和胶鞋，想到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只领了一套，其他用品也少领了。（7343部队期间，1962年5月8日）
●饿着肚子接受任务护送一个重病号到卫生连。（7343部队期间，1962年6月22日）
●星期日本来应该休息，还是照常工作，上午保养汽车，下午送工作组首长到我团工作，一路很平安。（7343部队期间，1962年8月5日）
【注：以上摘抄自《雷锋全集》中雷锋的日记、书信，不尽完全。】
从后来的宣传中，可以感受到雷锋所做的好事为大众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准则，并成为评判标准。雷锋做过的一些事情，如偷着帮班里战士缝补、洗濯衣物和床单，默默无闻地干擦玻璃、扫地等小事，也被后来者无数次地重复。模仿与重复也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模仿需要一个好的对象，英雄人物就担任着这样的职责。雷锋就是这样一个全社会认同的典型英雄人物。
雷锋做好事是从不留名的，这也就被视为一种美好的品质，是觉悟高的象征。但对做好事的形式和数量的强调，又使好事被人知成为必要。
报告台上的雷锋
雷锋是国家在经历了1958年出现的浮夸风带来的严重危害之后，并在上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先进典型。雷锋的“忆苦思甜”报告，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错误的“大跃进”政策导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的背景之下开始的，这时部队需要一位节约标兵的典型，加上阶级教育在当时仍被认为是“团结同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于是，雷锋的苦难家史就成为引导大家对新旧社会进行对比，更加热爱新中国的一个情感源泉。雷锋做“忆苦”报告的反响很大，经常受到其他兄弟单位的邀请，沈阳、大连、海城、辽阳、丹东、本溪、长春
、吉林、旅顺、通化等地都有他的足迹，请他做报告的除了兄弟部队，还有国家机关、学校、工厂等等。
雷锋经常到辽宁各地做“忆苦”报告，每做一次报告，当讲到亲人被迫身亡时，就要大哭一场，这对他的身体有些影响。
1961年春末的一天，雷锋从兄弟部队做巡回报告十多天以后回到连里，在和连长虞仁昌谈话时，连长发现他的脸色发白，就问他是否有病。雷锋故作轻快地回答：“没有什么，只是近来常常睡不好觉，到12点还睡不着。”
此时的雷锋到外面做“忆苦思甜”报告，每次都要回忆自己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情绪激愤，以致过度疲劳而失眠。雷锋在外地不但做报告，还积极参加劳动。
为了关心雷锋，连长下命令让雷锋休息，不准他参加公差勤务、体力劳动，还安排雷锋睡到连部自己的床上来，因为雷锋睡的地方不安静。雷锋推辞不过，睡了一晚，谁知更加睡不着，他对连长说，“昨天晚上比前天晚上还睡得不好，你还是批准我回去睡吧！工作也都让我去干吧！睡这里我思想上更安静不下来”。
由于雷锋经常出去做报告，技术业务受到了一定影响，连里很担心雷锋在开车技术上落后，就和雷锋商量，如何把技术搞上去。
雷锋自己花了许多休息时间来补做报告落下的训练，他甚至发明了一个汽车模拟教练台。从此经常中午不休息，不吃饭，在教练台上练习操作，终于考核合格。
雷锋的成长，背后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根据雷锋的摄影师张峻回忆：
雷锋的报告稿，不是雷锋自己写的，而是由工兵10团宣传股长吴广信、组织股长赵玉瑞和俱乐部主任陈广生等人一起根据雷锋的身世写成的。原来的题目叫《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雷锋在做报告时改成《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同时把原稿改用第一人称。雷锋是一个有着高尚品格的战士，但不是一个完人，而且文化程度并不高。所以外出做报告的时候，总是有人陪同他去。陪同雷锋做报告的人很多，主要有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的宣传助理员洪建国、王炳库，理论教员于长清和我；工兵10团有组织股长赵玉瑞，宣传股长吴广信，宣传助理员庞士元、王漪南和81团的政治处书记季道逵等十余人。对雷锋的培养教育，由10团副政委刘家乐亲自抓；连指导员高士祥具体帮助；对雷锋的学习辅导和对外宣传也指定专人具体负责。
雷锋在入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通读完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有的文章甚至读了几遍，写了许多的读书笔记。
其实对雷锋学习《毛选》帮助最大的是于长清，他是军区工程兵政治部指定的雷锋的理论辅导教员，负责长期为雷锋辅导学习毛主席著作，雷锋的许多有哲理的学习心得笔记就是在于长清的指导下写成的。于长清还是陪同雷锋做报告次数最多的人。
随着忆苦思甜运动的开展，随着雷锋影响的扩大，部队各级领导都非常关心雷锋的成长。就连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都时刻关心雷锋的入党和提干问题。
沈阳军区政治部对于雷锋外出做报告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在团范围内，必须有政治处派干部陪同；在军区工程兵范围内，政治部必须有专人陪同；在沈阳军区范围内或到地方做报告，军区政治部必须派专人陪同。报告要说什么，不说什么，在什么场合怎么说，都要随时修正，不能够自行其是。
从1961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做报告，他出差的机会多了，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些在火车上做的好事，几乎都是在他去做报告的途中完成的。
“50年代的各种学习运动中，典型示范开始出现，正面的有王进喜、时传祥等人，负面的有大地主刘文彩。但是他们还都是在某个方面出色的典型。直到1962年，才出现雷锋这样一个全面的典型，典型运动达到高潮。”
雷锋的报告材料
忆苦思甜（1960年11月5日）
【下文是雷锋做的“忆苦思甜”报告的一部分，根据录音整理。】
我叫雷锋，生于1940年12月18日，家住在湖南省湘潭专区望城县，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和我。
我在旧社会遭受的痛苦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是深重的。解放后，党和英明的毛主席拯救了我，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幸福，我所要讲的也就是我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里，过着两种不同生活的对比。
黑暗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穷人只能给富人当牛当马，过着非人的苦日子。我家祖辈三代都是给地主做长工，维持一家半饱的生活，我爸爸给唐地主做长工时，连一家半饱的生活也维持不住。到了荒年腊月，好久还看不到一粒米下锅。我哥哥常常带着我出去要饭，看到富人就央求他们老太太给点吃的，要是碰上有钱人家做喜事，就讨点剩饭、剩菜吃，看到桌上的饭菜也用手扫了起来，装在一个要饭的破布兜里，留着下顿吃，要是离家近一点，就送回家去，给小弟弟吃。
我妈妈怕养活不了我那幼小的弟弟，想把他卖给有钱的人家，我爸爸心如刀割，坚决不让。他泪汪汪地说：“我们全家死也要死在一起，绝不能把他卖了。”我爸爸被逼得没法，只好把睡的床铺抬出去卖了，在地上砌几块土砖，取下房门板，搭着睡觉。
我们住的一间破草房子，屋顶露着天，后墙倒塌，要是天下雨，外面下大的，屋里就下小的，我妈怕雨淋湿了我的脑袋，拿着一个破脸盆罩在我的头上，又怕冻着我，拿破烂麻袋
系在我的背上。冬天冻得没法，只好拿几捆稻草，堵住风雪，冷得实在不行了，全家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又拿上几捆稻草盖上。终年辛勤劳动，全家五口有米不够半年吃。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侵略我国，残酷地屠杀人民；地主、资本家血腥地统治、压迫和剥削人民，劳苦人民无法生活。我爸爸参加过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斗争，1945年被日本鬼子抓住，惨遭毒打，吐血屙血而死。全家无法生活，我12岁的哥哥到离家几百里的津市一个机械厂当徒工，经过资本家一年左右的折磨，得了童子痨（肺病）。一天，昏倒在机器旁，压伤了胳膊，轧断了手指，资本家看他再无油水可榨，便把他赶出了工厂。回家伤势稍好，又到荣湾市学皮匠，学印染。由于劳累过度，病情恶化，死于1946年春。
我和妈弟三人，只好上街讨吃，我那幼小的弟弟受不住那种生活的折磨，活活饿死在母亲怀里。可恨的唐地主，逼迫我妈到他家做女工，我也跟着去了，我妈给他家喂奶带小孩子，给小孩洗屎洗尿，给少奶奶倒马桶。我给他家扫地，抹桌凳。后来妈妈被唐地主强奸，我妈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1947年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自杀。那天晚上，她泪汪汪地对我说：“苦命的孩子，妈妈不能和你在一起了，靠天保佑，你要自长成人。”她脱下自己的一件衣服披在我的身上，叫我到六叔祖母家去睡，我走后，她就上吊了，和我永别了！
（哭声……）
我母亲死时我还只有7岁，旧社会使我无法活下去。在那吃人的社会里，三大敌人压得我简直没法活命，那些仇恨我一定不能忘记，我要报仇。
一个农民介绍我到地主家看猪，每天看十头猪，要给猪洗澡，晚上没有地方睡，有时还要同猪睡。有一天扫猪栏扫得不干净，地主卡着我的脖子打。过年地主吃鱼吃肉，把肉喂狗，我也想吃点，我捡了喂狗的肉吃，被狗腿子揪着耳朵，揪出了血，我哭了，地主把我往外面拖，不给我饭吃。我的一个同伴很同情我，但也没有办法，就装了点猪食给我吃。
有一天是八月十五，天已经黑了，地主要我到六里外去打酒。到酒店，店主已经睡觉了，喊门叫不开，我就哭起来，他们才开门。我一天没吃饭，在回来的路上走不动了，跌了跤，把酒也洒了些。回来时地主还坐在床上等酒吃呢，一进门就说我回来晚了，打了我几个耳光。又说酒不够，问哪里去了，我说洒了点，他怪我把钱买糖吃了，一拳就打在我的鼻子上，出血了，一脚又把我踢在地上。当晚不给我饭吃，我没有办法，就到屋后挖了两个地瓜吃，又被地主婆打了一顿耳光。
1947年在地主家看猪，一天我用小罐子煮了点野菜，煮好了正准备吃，被地主家的一只猫剐倒了，狗又跑来吃了我的菜。我就打了狗，狗也咬了我，被地主婆看到了，她说打狗欺主，要打死我，还骂道：“这样的穷鬼打死十个少五双，死一个少一个！”多亏毛奶奶说情，才没有打死我。第二天地主把我赶出来，我没有办法，在破庙里住了几天，只得吃野果山枣。解放后，我看了《白毛女》电影以后，心里非常痛，在吃人的旧社会里像我这样的人很多，都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一定革命到底，不消灭反动派决不甘心。
旧社会的苦是我们的阶级苦，我时时记住这血泪深仇。我想到全世界人民没有得到解放，我国台湾也还没有解放。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一定要解放台湾，打倒帝国主义，把我的一切献给人民，献给党！
1949年我的家乡解放了，地下党员彭乡长找到了我，我那时真不像样子了，头发长得很长，身上披了一个旧麻袋。他给我洗了澡，给我换衣服，过年还把我接到他家里做好了菜给我吃。我好像做梦一样，心里非常感激彭乡长，就跪在他面前。他说，孩子，不要感谢我，是伟大的党和毛主席救了你，要感谢党和毛主席。
后来党又送我到学校念书，老师给我和同学发了新书，看到同学都交了费，我就去找老师说，我还没有交费呢，老师就说这是党送你去读书，并翻出毛主席像说，就是他老人家送你读书的，你永远也不要忘记他老人家。所以我第一次就在笔记本上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我非常感谢党和毛主席，连睡觉做梦都想见到毛主席。
后来有一个同志带我到了毛主席家乡去参观，有一个老爷爷给我讲了毛主席的故事。毛主席热爱学习，热爱劳动，处处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非常感动，一定要好好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每天功课每天都做完，星期天也不休息，晚上9点多钟才睡，我想将来很好地为人民服务。所以一年级时我考了第一名，二年级也是第一名。
二年级时土改斗地主，我们乡里成立了儿童团，我参加了，后来大家选我当团长。大人搞生产很忙，我们儿童团就去看管地主，斗争那个姓唐的地主时，我非常气愤，恨不得一口气要吃掉他，旧仇都一齐涌到我的心头，母亲是在他家做女工时被害死的，我在他家放猪遭到了非人的折磨，斗争后就把他枪毙了，为我们的阶级兄弟报了仇。
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报答党的恩情。我在三年级时，参加了少先队，我是第一批入队的。队发展了，大家选我当了队长。我们队的工作搞得很好，评为全县的一个先进单位，这是队员们的努力。
我于1956年高小毕业，正是党号召大办农业、发展农业生产的时候。老师要我们学生填志愿，很多人都填志愿要入技校、高中，我就在志愿书上写着“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当时这样填的，班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贫农的女儿愿意回农村养猪。老师让我升学，我向学校写了决心，要求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去建设新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到农村可帮助农民扫盲，去锻炼和改造自己。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毛主席说有两门知识：实践知识、书本知识。我再三保证，才批准我的要求。到农村几个月收获很大，学了犁耙和许多生产知识。
同我去的那个女同志成了养猪模范，上北京见了毛主席。她经常对我进行帮助。在农村是艰苦一些，但是想到建设新农村，我就很乐意干了。
1956年12月调我到望城县委会工作。县委张书记经常教育我，给我讲革命故事，买书给我看，对我帮助很大。
1957年2月，我入了团。
1958年，望城县委在团山湖创办了农场，我要求到农场去，张书记批准了我的要求。到农场以后，场长对我很好。有一次，我同场长去开会，路上碰上雨，一个同志借了一件雨衣给场长，他要给我穿，我不肯，推来推去，最后两人都有了才算作罢。
我生了一身疖子（疮），场长把我送到医院，场长、书记天天来看我，送东西给我，对我非常关心，我很感动。医生叫我住一个星期医院，我住了三天，就从窗户偷跑回来，到工地参加劳动去了。
不久又调回县委工作，县委会要建立拖拉机站，县委号召捐钱买拖拉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