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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三月十七日从开封出发，次日便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与返回开封的太上皇后郑氏相遇。郑氏一开口便询问：“朝廷欲令于何处居止？”李纲回答道：“稽之三从之义，道君太上皇帝居龙德宫，而殿下居禁中，于典礼有所未安。”“朝廷见以撷景园为宁德宫，奉道君太上皇后。”郑氏考虑再三，最终表示赞同：“相公所论甚有理！”＇194＇
十九日，郑氏即将还朝，开封谣传太上皇后“欲从端门入禁中”，宦官则劝钦宗“严备以待”。这时已升任少宰的吴敏赓即进谏：“陛下但推诚尽孝。”＇195＇三月十九日，钦宗接受昊敏建议，出郊迎奉，郑氏顺利入居宁德宫。当天，出于稳定徽宗情绪与分化徽宗阵营的需要，钦宗下诏：“扈从行宫官吏，候还京日，优加赏典。除有罪之人迫于公议，已行遣外，余令台谏勿复用前事纠言。”＇196＇莫说别人，就连虽声名狼藉但先期返回开封的高俅此前已于三月五日；进封简国公。其理由是：“扈从上皇，宣劳既久。”＇197＇于是，出现了“罪同罚异”，有的“除名勒停”，有的“置而不问”，甚至分明有罪反而加官进爵的混乱现象。某些官员如侍御史李光对此很不理解，上疏指责“陛下有失刑之讥，大臣负党奸之谤”，请求“一等科罪”。＇198＇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不懂策略。
徽宗让太上皇后郑氏先回开封，其主要用意之一在于试探。郑氏顺利还朝的消息传到应天府，徽宗“闻之，乃罢如洛之议。”＇199＇因此，当李纲于三月二十日到达应天府后，只不过还要费些唇舌而已。李纲“乞道君早回銮，不须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幷秉承钦宗旨；询问止递角、阻粮纲、留浙兵三事。徽宗回答道：“只缘都城已受围，恐为人得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这话漏洞颇多，李纲不予深究，反而安慰徽宗：“方艰难中，两宫隔绝，彼此不相知。虽朝廷应付行宫事，亦不容无不至者。”徽宗询问“朝廷近事，如追赠司马光及毁拆夹墙等，凡三十余事。”李纲一一解释：“追赠司马光，正欲得民心；毁拆夹墙，止欲防奸细。”幷称：“适当大敌入寇，为宗社计，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徽宗也不予深究：“公言极是。朕只缘性快，问后即便无事。”经过三天的交谈，徽宗明确表示：“本欲往亳州太清宫，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恳请之勤，已更指挥，更不戒行。”他吩咐李纲：“公先归，达此意。”＇200＇其实，徽宗心中有数，洛阳与镇江一样，均非告老失势之人可留之地。即便是圈套，他也只有按照钦宗的安排，返回开封。李纲临行时，徽宗勉励道：“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书名青史，垂之万世。”＇201＇
李纲此行，仅剩下一个遗留问题。徽宗拿出尚书省札子：“朝廷有指挥，行宫内侍十人，皆与在外宫观，不得入京城。”他解释道：“此辈皆是日在左右梳头系裹，不可缺之人。”李纲事前不知此事，或许又是当时刚出任尚书左丞的耿南仲所为。他只得承诺：“如圣意欲留，容臣携此札子归，奏知皇帝取旨。”徽宗在赞同之余，又让了一步：“数内两人，系童贯亲戚，不须留。”李纲回朝，立刻上奏，钦宗当即降旨：“听留龙德宫祗应。”＇202＇幷且对李纲此行予以肯定：“卿奏对之语，忠义焕然，朕甚嘉之”。＇203＇
徽宗即将返回开封，开封流言颇多。其根源在于徽宗的宠臣从前作恶多端；如今尚未严惩。蔡攸将“以扈卫行宫为名，侥幸入都”，即是传播甚广的流言之一。人们担心蔡“攸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204＇不久前所发生的数万民众围攻“浪子宰相”李邦彦的事件势必重演。台谏官员纷纷上奏：“（蔡）攸依上皇，废格责命，必随车驾至都。”“彼得罪于天下，人人皆欲鱼肉之。”“万一有小变，上皇宁免惊忧，如邦人欲击李邦彦之类。”＇205＇对于蔡攸的近况，钦宗最知情。他采纳吴敏建议，“令蔡攸劝上皇北归以赎罪”。＇206＇此前，钦宗一面将蔡攸贬为提举亳州明道宫，一面亲自降诏蔡攸，令其“专一扈从太上还阙”。蔡攸陪同徽宗到达符离以后，蔡京再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治今湖北安陆）居住。鉴于“前去京阙不远”，＇207＇蔡攸上书钦宗，请求前去陪伴父亲。钦宗已降旨照准，“令前去侍省”。＇208＇他不大相信蔡攸竟会跟随徽宗返回开封。难怪钦宗读过台谏官员上奏，一反常态，幷不惊慌，仅闪烁其词，批了一句：“候（蔡）攸到京，三省取旨施行。”＇209＇
钦宗与大臣们商议如何迎接徽宗还朝，大臣之中发生分歧。耿南仲首先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尽屏道君左右内侍，出榜行宫，有敢入者斩”；二是“先遣人搜索，然后车驾进见。”李纲坚决反对，主张“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210＇他当面指责耿南仲：“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可深采。”耿南仲“怫然，怒甚。”＇211＇二人在钦宗近前接连舌战两日，钦宗始终笑而视之。他幷不反对从龙旧臣耿南仲的建议，只是感到不合时宜。双方争执不休，太宰徐处仁终于表态：“陛下仁孝，宜郊迎称贺，何谓城守乎？”＇212＇钦宗顺水推舟，姑且按照徐处仁的主张行事。
四月三日，钦宗亲自出郊奉迎，徽宗终于还朝，幷安然入居龙德宫。当天，“都人皆夹道观之，无不欣喜”；＇213＇“两宫甚欢，无一间言。”＇214＇其实，这只是人们的愿望而已。徽、钦父子怎能相安无事，从此亲密无间？
六、钦宗软禁徽宗
徽宗回到开封，果然落入钦宗圈套。他从此在其长子的严密监控之下，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被软禁。
徽宗还朝前夕，秘书省校书郎陈公辅建议：上皇“还宫之后，一切供奉之物，陛下过为俭约，上皇务加隆厚，着为令式，风示四方，以劝天下之孝。”＇215＇据说，钦宗读过札子，很是感动，将陈公辅任命为左司谏。徽宗返回开封后，无疑仍然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钦宗有道亲书御笔，保存到南宋中期：“内藏库支钱一万贯，付李彀，充应副道君皇后修造使用。”据此，岳珂称赞钦宗“宁亲之孝”。＇216＇岂止如此而已，钦宗还多次前往龙德宫，拜望徽宗。然而所有这些都是表面现象，钦宗这时最关心的是如何防范徽宗干预朝政。
耿南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的建议，徽宗刚入居龙德宫，立即变为事实。钦宗将徽宗身边的陈思恭、萧道、李琮等10名宦官“幷行贬黜，不许入门，敢留者斩。”＇217＇因此，后来高宗断言：耿南仲“离间两宫，其罪甚大。”＇218＇直到南宋中期，岳珂仍然指责：“靖康之初，耿南仲等执事，两宫不能谨于调娱。”＇219＇对徽宗身边人员的清洗和惩处，绝非仅此一次。有官员上奏揭发宦官王仍、张见道、邓文诰“辄怀诡计，图欲离间两宫，边防动静，妄意传播，转相耸动，将以遂起其奸志。”所谓“妄意传播”云云，很可能是指为徽宗通风报信。钦宗“有旨，令三省觉察。”起居郎胡安国认为：“图欲离间两宫，则罪不可赦”，建议：“及时裁处”。＇220＇结果，王仍等“三人遂黜”。＇221＇此外，钦宗还亲自下诏，“鞠龙德近侍梁忻之类”。开封尹程振虽遵旨审理，但为照顾徽宗颜面，“特宽其文”。他因而日后受到称赞：“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颇欲离间两宫。公心独鄙之，每调娱父子之间，甚有恩意。”＇222＇其实，程振与耿南仲方法虽然有别，实质幷无二致。
与此同时，钦宗在徽宗身边安插所谓“明忠孝大节者”。如任命谭世绩、李熙靖同主管龙德宫，责成他们“请见上皇，日备顾问，开谕圣意，庶几究性命之至理，以适其优游无事之乐。”＇223＇即彻底退出政坛，绝不干预朝政。钦宗于当年四月八日，“诏龙德宫日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闻”；＇224＇五月一日，又“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225＇即将徽宗每天的活动及时上报钦宗。很清楚，徽宗身边的官员乃至内侍，其职责名为照料太上，实则监视徽宗。徽宗仍不知趣，“犹时取财物，颁赐左右”，以便收买人心。钦宗当即采取相应措施，“令开封尹籍其所入龙德宫物目，有得赐者出，即纳之于宫。”＇226＇足见，钦宗对其父亲警觉性之高。
徽宗处境竟然如此，心中固然愤愤不平。他每有手笔付钦宗，必“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227＇即是其不满情绪的流露。徽宗这时又想前往洛阳，他断言“金人必再犯京阙”，请求钦宗准许他“自往西京治兵”。这时已升任太宰的吴敏认为“不可”，其理由有三。一是：“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诸路兵之意。”奉劝钦宗切莫忘记徽宗在东南试图另立的往事。二是：上皇“今幸归京师，陛下问安视膳，全孝道足矣。”提醒钦宗毋忘劝说徽宗还朝之艰难！三是：“岂可以军旅之事累之乎？”＇228＇话虽说得比较隐晦，意思相当明白：朝政尚不许其过问，岂可让其干预军政？其实，毋须吴敏劝诫；钦宗自有决断：徽宗休想离开开封半步，更不用说外出“治兵”。此后，徽宗又提出“与帝出幸”＇229＇即父子同时撤离开封的建议，同样遭到钦宗拒绝。
徽、钦父子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当年十月十日天宁节时再度激化。这天是徽宗的44岁生日，钦宗前往龙德宫为徽宗祝寿。徽宗“满饮，乃复斟一杯以劝上。而大臣有蹑上之足者。”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以毒酒谋害政敌是较为常见的手法之一。16年前，知枢密院事张康国因与蔡京发生矛盾，以致中毒而死的旧事，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大臣“蹑足”，分明是劝告钦宗勿饮毒酒。于是，钦宗“坚辞，不敢饮而退。”徽宗“号哭入宫”。他如此伤心，是否是惋惜其阴谋未能得逞，则未可知。次日，钦宗颁布黄榜：“捕间谍两宫语言者，赏钱三千贯，白身补承信郎。”这道黄榜仅张贴于龙德宫前，明明是针对徽宗。史称，“自是两宫之情不通矣。”＇230＇
金军在靖康元年十一月下旬再度兵临开封城下，钦宗严密封锁消息，徽宗一无所知。同年闰十一月下旬，金军攻破开封外城四璧，徽宗所畏惧的“西内之事”果然发生。钦宗采取断然措施，逼迫徽宗及其皇后郑氏迁入延福宫。“太上皇帝为卫兵拥入禁城。上皇犹豫间，卫兵欲杀内侍官郑详以下，遂由金水门以入。”徽宗从前想入居禁中而不可得，如今又非入居不可。或许是由于很不理解，他“踌躇雪中，不知所向。”钦宗“闻之，遣带御器械王球领殿内带甲亲从官一百人，迎奉太上皇帝入居延福宫。”而“宁德皇后（即徽宗郑后）早已入禁中”。＇231＇如此一再动用武力，哪里是什么“迎奉”。徽宗从此受到更为严密的监控。金军提出要求，以徽宗为人质。这时，钦宗对待金军，几乎唯命是从，但对此则断难从命。他婉言拒绝：“朕为人子，岂可以父为质？”金军又以议和为名，“坚欲上皇出郊”。钦宗竭力推托：“上皇惊忧已病，不可出”，幷且当即表示：“必欲坚要，朕当亲往。”＇232＇他果然于次日，慷慨前往金营。钦宗如此自告奋勇，显然是唯恐徽宗串通金军，金军另立徽宗为帝。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钦宗被迫再次前往金营，他临行前降旨：“以皇子监国，以孙傅为留守，尚书梅执礼副之。”＇233＇对此，钦宗真可谓未雨绸缪。早在靖康元年正月十六日，徽宗到达镇江次日，金军首次围攻开封之时，钦宗连忙将生于政和七年十月，不到10岁的儿子赵谌封为大宁郡王。秘书省校书郎余应求实在难以理解，上奏提出异议：“艰危之时，宗社未保，城门闭拒，中外不通，未宜急者。”＇234＇而钦宗则置若罔闻，又在四月七日，徽宗返回开封的第四天，举行册立赵谌为皇太子的典礼。于是，“咸谓深中时病”的民谣《十不管》在开封广为流传，其中之一便是：“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235＇。所谓“二太子”，指率军兵临开封城下的金东路军统帅、金太祖阿骨打的第二子斡离不。钦宗此时立太子，在别人看来实属不急之务，在他看来则是当务之急。钦宗的目的十分清楚，即使在非常时刻，宁肯让黄毛未脱、乳臭未脱的儿子监国，也决不允许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父亲复辟。于是，这个１０岁孩童居然在开封城内发号施令，诸如“皇太子令添置粜米场济民”＇236＇之类。
钦宗在再次前往金营前夕，秘密吩咐孙傅：“我至敌寨，虑有不测，当以后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召募勇敢必死之士，得二三百余人，拥上皇及太子溃围南奔。”然而金军已将开封团团围困，突围为时晚矣。不久，徽宗、赵谌以及几乎所有赵宋宗室先后落入金军之手。徽宗在前往金营之前，对其身边官员述说：“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围城时，聋瞽我，不令知，以至于此。今日之事，妄举足则不可。”无非是些责怪钦宗之语。徽宗到达金营之后，又上札子与金西路军统帅粘罕：“大兵踵来，……某即逊位，避罪南下，归后块处道宫，恬养魂魄，未尝干预朝政”；“虽大兵南来，亦不相关报”；“某亦失义方之训，事遽至此，咎将谁执？”＇237＇不过是些摇尾乞怜之词。从中也可看出，徽宗返回开封后，的确处于无权地位，境遇相当狼狈。
靖康内讧以徽、钦父子双双成为亡国被俘之君而告终。父子相见于金营，“号泣久之”，徽宗开口便斥责钦宗：“汝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238＇他在北上途中，写下七言绝句一首：
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
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239＇
所谓“猖狂”绝非自责之词，徽宗显然是埋怨钦宗拒不接受臣僚乃至他本人的劝告，及时撤离开封，创建抗金基地。或许直到八年后，徽宗死于五国城（即今黑龙江依兰）时，仍对此耿耿于怀。
结语
上述史实足以证明，开篇引所高宗称颂钦宗“事上皇仁孝”云云，除了瞒天撒谎而外，别无它解。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还有以下三点需要指出。
一、靖康内讧的根源在于皇权的绝对性与排他性。“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所谓皇权政治即皇帝一人独裁专制，皇权绝不允许他人染指，即使是父亲、儿子、兄弟也概莫能外。徽宗后期，赵桓、赵楷兄弟是为将来获得一人独裁专制的权力而争斗；靖康年间，徽宗、钦宗父子之争则属于分割与独揽皇权之争。如果说选择太子在中国古代毕竟还有立嫡立贵的原则，那么皇帝与太上皇帝的权力是否应当分割，应当如何分割，则无一定之规。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幷存的特殊状况下，其权力分配大致有三种模式：皇帝独揽皇权，太上皇帝不预政事，如前面说到的唐高祖等；太上皇帝虽退位但不交权，如北齐武成帝退位后，“军国大事，仍以奏闻”，“凡除拜生杀，仍自主之。”＇240＇皇帝与太上皇帝分权，如唐睿宗在先天元年（712）八月，“立皇太子为皇帝，以听小事，自尊为太上皇，以听大事”。但这只不过是暂时过渡，唐睿宗于次年七月，即“归政于皇帝”。＇241＇徽宗在急于退位之时，虽然表示将采用第一种模式，但他事后所竭力争取的却是第二或第三种模式。而钦宗所尽力维护的恰恰是第一种模式。然而由于徽宗曾经表态不预政事，更因为钦宗虽然外战外行，抗御金军束手无策，可是内战内行，对付父亲颇有办法，幷且依靠其业已到手的皇权，终于战胜其父亲。
二、靖康内讧的影响不可小视。平心而论，从总体上说，徽宗作为北宋亡国的第一责任人，岂能责怪钦宗，北宋江山无疑主要葬送在他自己手里。但具体而言，“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242＇如果徽、钦二人乃至其中一人在金军再度兵临城下之前，事先撤离开封，组织军民抗金，不仅可以避免父子双双被俘的厄运，甚而至于不会导致北宋的覆灭与南宋的建立，北宋王朝或许尚可苟延残喘若干年。正如南宋人吕中所说：钦宗“早从上皇治兵两京之训，集天下勤王之师乘京城，或可以守。”＇243＇然而由于徽、钦父子长期明争暗斗，直至钦宗一定要把父亲与自己死死地捆绑在一起，自己拒不撤离，更不允许其父亲撤离开封。这的确是一大历史性的失误。从这个意义上，当时人将徽、钦父子不和视为靖康之世的“大病”，确实不无一定道理。
三、靖康之世的“大病”绝不止于内讧。靖康年间问题成堆，如徽宗时期的弊政远未革除；钦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