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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歌德而言，少年时期他始终以要干出非凡的事业自期，渴望得到装饰诗人的桂冠。这似乎表现了歌德后来益显突出的摇摆于“天才”和“庸人”之间的人格矛盾。尽管他与平民阶层交往，但最终还是服从了法兰克福的社会成规。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歌德亲身经历了一次加冕典礼。1764年春，约瑟夫二世在继承父亲弗利茨一世的帝位之前在旧城被加冕为罗马一德意志皇帝。诸侯和主教们济济一堂，15岁的歌德从豪华的服饰、庄重的礼仪中感到了“一种兼有政治和宗教庆典”的无限魅力。其实，帝国旧日的光彩的批判者眼中早已显得残破和黯淡了。权力的光彩眩花了歌德的眼睛。
早在歌德学习的初期，父亲就从儿子超人的天资和早熟的智能中看到天才的灵光，迫不及待地期望他快进大学。现在歌德已受到了很好的基础教育，父亲决定把他送进莱比锡大学学法律。其实歌德不想重复父亲的道路，他更喜欢语言学、历史学和美术，渴望进1737年新创办的歌廷根大学。但父亲坚持己见，歌德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9月底，歌德满怀新的憧憬，和书商弗莱舍尔一起前往莱比锡城。
浪迹莱比锡——大学生涯
从1765年10月到1768年8月，歌德在普雷塞河畔的的莱比锡城呆了3年。
刚到莱比锡，歌德就感到它与法兰克福不同。熙熙攘攘的集市、高大的建筑给人庄严的印象，它不像法兰克福那样令人回到古代去，而是仿佛在显示一个新的、显示了繁荣的商业活动和巨大财富的时代。或许这种法国风尚更合雄心勃勃的歌德的心意。他很快就对不同于法兰克福的市民气的的忧雅风格一见倾心，在扔掉家里带来的老式样服装后，便开始着手改变自己的南德方言。
摆脱故乡和父亲使歌德获得了轻松和自由。他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精神上追求个性化的表现。虽然他蓄谋已久的抛弃法学而改专业的计划受挫，但他对新生活仍然充满热情。入学3个星期后他给家里写信：
今天我开始听课。听什么课？——这还用问？法学概论、法学史、优帝法典以及法黄前7章和后7章的专题研究。这些就足够了，其余的以忘记为好。……伯麦教授的政治史、欧内斯蒂的西塞罗的关于演说家的对话。讲得并不好。下星期要上哲学和数学。……我在这儿颇出风头！——但没到招摇的程度。我也不想这样——我要有点办法才能自如地应付这种繁忙的生活。这阵子聚会、音乐会、喜剧、请客、晚宴、乘车旅行等活动真不少。哈，真有意思。好是好，但也真费钱。…… （1765年10月1日）
在别人眼里，歌德似乎是个纨绔子弟。他身着奇装异服、自信而傲慢、谈吐机智泼辣、似乎对一切都感兴趣或怀着不满，常常出没于当地上流社会的沙龙。谁都不会想到这一切背后隐含着歌德对榜样和人格的孜孜探求。歌德很快感到，改换装束和语调进入莱比锡的上流社会，并不能使他获得期待已久的学问和智能方面的进步，大学里的课程多是老生常谈。以法律学而论，教授所讲授的正是歌德从父亲那里已学到的。初进大学的新鲜感很快消失了。歌德不久找到了新的学习和进修方法：广泛地接触莱比锡的科学和艺术界人士。
最先是伯麦教授，历史和宪法学者，也是宏大廷顾问官。正是他打消了歌德蓄谋改专业的想法。他对语言、文献学等一切带有文艺气味的东西都表示憎恶，尤其憎恶歌德崇敬的格勒特。他对歌德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倒是他对近代文学和诗歌的厌恶，消极地影响了歌德的趣味。不过在当时的莱比锡大学，几乎没有一个喜欢当时琐细、柔弱、平凡的罗珂珂式的抒情诗，连闻名全国的文坛领袖格勒特也不例外。
格勒特是哲学和文学教授，他的作品不仅是当时文学的范例，而且奠定了后来德国道德的文化基础。但他只喜欢散文，认为诗歌是一种不自然的额外负担。他的讲课非常受学生欢迎，他以一种微哑而沉郁的声调传达他的优美的灵魂、纯洁的意志以及对于公众幸福的关心，当时很能打动人，不过这种影响似乎不能长久。随着嘲笑者的出现·格勒特的权威与他的柔弱的文风一起渐渐受到歌德的怀疑。
1766年4月，歌德与从法兰克福到了莱比锡的朋友施洛塞尔一起拜访了德国伟大的启蒙者、诗人高特舍德教授。不过这位诗学和修辞学教授的品性风度却令来访者吃了一惊，当他们被仆人带到客厅时，接着发生了以下一幕：
突然间高特舍德，一个魁梧的汉子，披着红缎衬里的绿缎睡衣，从对门走了进来。他头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戴。很快，仆人托着一副垂及肘部的长假发从侧门跳进来采取补救措施，战战兢兢地把头饰交给主人。高特舍德毫无不快地用左手从仆人手中接过假发敏捷地戴上，同时用胖胖的左手赏给那可怜虫一记耳光。仆人转身退出门口，活像喜剧里的场面。然后这个著名的老前辈十分郑重地请我们坐下，温文尔雅地和我们作了一次长谈……（《诗与真》）
歌德对高特舍德的批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们已感到和这位老前辈的理性主义思想的隔膜。相反，对他的论敌，后来开一代新风的文艺理论家莱辛的著作却衷心喜爱。不过，当莱辛本人于1768年来到莱比锡时，尽管歌德明白其在德国文学上的地位，但年青的天才的孤芳自赏和自惭形秽相混杂的骄矜性格却使他避开了会见，从而永远失去了再见的机缘。
然而，平心而论，歌德此时还不能说完全理解莱辛，更不能说理解由莱辛发现的莎士比亚。他这时所倾心的还是维兰特的诗歌，那种轻如绒毛的“罗珂珂式”风格，那种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自娱又娱人的创作态度，那种对高尚思想的冷嘲热讽以及“二丑式”的向读者讨俏的手段，都使他着迷。他创作了许多优雅而浅显的诗歌，歌咏田园格调的爱情，轻松地使用格律。但他后来又蔑视这些诗，阻止妹妹将它们传播。
大学生活已经完全熟悉了，课堂生活和书本知识不能使歌德满足。幸亏周围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者。除了后来成为歌德妹夫的施洛塞尔，法兰克福的朋友霍恩于1766年也到了莱比锡。不过给歌德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叫伯里施的宫廷教师，他比他们略早来到莱比锡，经格勒特介绍充当某伯爵公子的私人教师，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精通现代语言和各国文学，具有相当的艺术趣味，常常对当代作品施以嘻笑怒骂式的无情评论，歌德对于他们的微薄信仰因而被彻底粉碎了。不过他对歌德的才华却非常赏识，常常以他的高超的书法抄写歌德的诗作。这些趣味相投的战友相互讨论、辩难，对现实、艺术的批判怀疑态度促使歌德进一步寻求真理，探索诗歌的新的表现手法，追求理想的人格。
不久，莱比锡的这一“先锋”集团就与守旧的文学权威和社会礼俗发生了冲突。起因是名作家克罗迪乌斯教授的剧作《梅顿》上演了，他们觉得主角的明哲、一本正经、善良很可笑，而克氏自己的创作实践与批评主张之间的不会合也令人恼火，于是田德和霍恩、伯里施一起发表了模仿他的打油诗
《致面包师汉德尔》。这下激起了轩然大波。城里的名流觉得受到了攻击，联系到这个小集团平时的放浪、自负和目无尊长，他们迁怒于伯里施，逼他离开了莱比锡。幸好伯里施的学识和才能尚能得到另一些社会名流的爱敬，经过他们的推荐，他反而被“王侯中的凤凰”（温克尔曼语）德骚公爵聘为家庭教师。后来，这位歌德的第一个战友写了一部浪漫主义歌剧，编蓦了一部狩猎用语辞典，在自己的窗口栽植了天竺牡丹，临终时把歌德创作、自己抄写的3首颂诗带进了棺材。
失去像伯里施这样的朋友使歌德陷入混乱。伯里施长歌德10岁，他曾尽力教给歌德待人接物的方法，抑制他的刚愎自用，使他严于律己。现在歌德再次处于放任的境地。幸好他结识莱比锡画院院长奥塞尔，那充沛的精力和多变的兴趣才算有了归宿。
奥塞尔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深刻地影响了莱比锡时期的歌德的人。歌德对他一见面就有好感。他温文尔雅，长着一副优雅的、女性般的脸庞，但对歌德的多种才华却充分领会。歌德先学了铜版画和木刻。当他教学时，仿佛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教师，而是一个走向艺术之途的向导。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注视着歌德从画转向诗歌。他指导歌德钻研温克尔曼的思想，培养歌德对于古希腊和罗马艺术的兴趣。这些健全而高尚的教育在歌德的内心深处埋下创造完美艺术的种子。莱辛1766年发表的《拉奥孔》对歌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后还不断研究它，并在法兰克福的曼海姆博物馆，仔细考察了拉奥孔塑像。正是对莱辛著作的学习使歌德产生了实地观摩艺术作品的热情。1768年3月，他只身一人去了萨克森的大城市德累斯顿，住在一个鞋匠家里，每天在画廊的艺术珍品面前流连往返，意大利画派和荷兰画派的作品深深吸引了他。
那个鞋匠被歌德称为“身体力行的哲学家和不自觉的哲人”。他为人机智多趣，但他身上最引起歌德注意的是他的生活态度，“他的态度始终如一，一切言行都像是从一个源头涌出来似的。他的无形的财产就是一种基于乐观的心境的健全的常识，他对于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劳作怡然自得。不断地工作是他生活的第一件最必要的事。其余一切却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因而能够保持他的快乐。” （《诗与真》）
这个下层人的生活给歌德的启示，自然是相对于莱比锡的上流社会和市民生活而言的。歌德发现，要保持自己的快乐远比得到它困难。在莱比锡，他走街串巷，到戏院看戏，观摩美术，处处别树一帜，追求欢乐。他早就发现，各地的大学各有其特色并与地方风习密切相关。在莱比锡，没有耶拿和哈雷两地重视体力、娴习剑术的粗犷之风，相反却体现了法国式的殷勤礼让和重视仪容的文化。当施洛塞尔还在莱比锡时，歌德爱上了他们经常聚会的饭店老板的女儿小安妮特 （即凯卿·辛科普）。她年轻美丽、活泼可爱，歌德觉得值得长久视为他心中的女神而瓣香供奉。他为她献上一首首表示爱情的诗歌，狂热的追求既带来痛苦也带给他希望。看来歌德的美梦就要成真；她的双亲都很喜欢他，他也衷心喜爱她周围的一切，一心想成为她的丈夫。可歌德的一种以折磨爱人来寻乐趣的恶癖突然发作了，小安妮特的柔顺和纯洁无法阻止他的任性专恣，结果猜忌和争吵终于毁掉了他的爱情。歌德虽然竭尽可能进行挽救，可已经太晚了。这一场爱情悲剧毁掉了他的健康和德性。
痛定思痛之后，歌德开始写作戏剧作品 《情人的脾气》，通过它来反省自己的坏脾气。剧中写了当她柔弱地由他尽情折磨时他相象和体会到的心情，并将它与另一对情人的圆满情境作对照。在剧作那天真朴素的风格中深深埋藏着一种沸腾似的进发的激情，以及作者的沉痛的仟悔。
与安妮特分手后两个月，歌德因为咯血而病倒了。一连好几个星期卧床不起，半年之后危险期才过去。对他的精神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场病，不仅由于未必合理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剧烈的内心活动的结果。当他看完1768年8月大学生和驻城兵士的武斗，9月，怀着由大学生复仇的壮举引起的激昂之情，拖着一身病体，由莱比锡动身回往法兰克福。
故里病深
当歌德走进家门时，全家人都为他的病吃了一惊。他们亲切而心痛地欢迎他回来，小心翼翼地避而不问他的情况。
歌德自己也知道离家时的希望成了泡影，身心两方面的问题使他感到自己活像一个“海上的遭难者”。他需要安静和休息，但没过几天，家里显露的矛盾渐渐令他不安起来。
歌德父亲看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不是一个强壮、勤勉、奋发、有为的青年，而是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受了创伤的病夫，非常不痛快，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只是表示希望尽快治好病。只要他看到儿子忧郁的表现，就会万分恼火和感到痛苦。
不过，女儿的表现同样使他生气。自从歌德离家，他把自己好为人师的癖性全部施展到女儿身上。繁重的学习和功课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正常的社交和娱乐都被取消，很自然地招来她的怨恨，她对待父亲的冷酷态度连歌德都感到有点过分。但她对歌德的病却倾注了全副爱心来照看，她把时间几乎全部时间花在想方设法博他开心上，渐渐地，甚至受她影响的女友也这样对待歌了。
母亲依然是慈爱而性情开朗。她才38岁，丈夫的心思多花在子女身上，很少顾及体贴自己的妻子。除了做家务，她便把时间花在与女伴们探讨宗教信仰上。这群妇女中的佼佼者是苏珊·冯·克勒敦堡女士。她体格柔弱，风度优雅、真挚、自然，她自己也有病，但却把病当作身体的一部分来忍受。她最爱好的庆题就是人能够通过反躬自省而获得道德的体验，这个话题经过她富有独创性的解释往主不同于别人的宗教信条。歌德后来创作的小说《威廉·迈斯特》中插入的“一个美的心灵的自白”就本于她的谈话和信札。
我们知道，早在少年时代，里斯本地震造成的灾难就使他对灵魂和宗教起了疑问：为什么上帝不问善恶把人一律抛人死亡之海？在莱比锡，这个伏尔泰的信徒则关注于当时作家对宗教和圣经的批判。他曾跟朋友们讨论宗教教条思想僵化的关系。现在他的问题似乎在有个人色彩的虔信派教徒冯·克勒敦堡这里看到了解决的一点希望。他们把宗教事务看成完全是个人的事，而不是由教会从外强加的神圣义务；他们的宽容思想、反教条的内容以及对个人道德责任的强调，既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积极影响，但又存在某种反启蒙的倾向，比如“内省”与理性主义的矛盾。这一切吸引着歌德去思考、讨论。
歌德深深地沉入到虔信派戈弗里德·阿诺德的《基督教会与异端的历史》中去。异端思想家的好抗辩的精神和对自相矛盾之说的爱好给他留下好印象。他开始创造一种以新柏拉图主义作基础，有炼丹术、神秘主义、犹太神哲学“加盟”的自己的神学体系，旨在解决生命的动力——创造力的源头问题。
他认为，自从上帝从永劫中自生出来，生命便与多样性密不可分。首先它以“第二者”而呈现、再以“第三者”而显现自己。当神子和圣灵创造完毕，神体的循环也就完结，也就是说，上帝已不能再产生一个完全跟自己相类的神。不过，生命的动力既然是生生不息的，就必然会产生一个异于自身的“第四者”。它既与前三者一样是绝对的，但同时又为它们所包含、所限制。这个“第四者”就是魔鬼，生命的全部创造力便要托付给他——其余的一切存在都由此而派生出来。在这种不断的创造活动中，魔鬼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渊源，以为渊源在于自身。这样发生了他的第一次背叛上帝，也是第一次与上帝分离。其他则追随这个带来光明的魔鬼，与万物的本源相对立的生命不断地产生。在这种创造中，造物越是以自我为中心，便越是远离自己的本源。而不断的创造也就成为魔鬼不断背离上帝、积聚片面性的过程，因而它必然为此付出代价，失掉与神性同有的永生不朽的权利。此时，造物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等待再经永劫，等宇宙重新澄清之后再作新的创造；或者抓住目前，以创造的无穷性来补救自己的局限。而后者的实施只有依靠自己的意志，才能使生命的真实脉搏恢复过来。魔鬼自身无法摆脱这种影响，人类——恢复创造（魔性）与神性最初的结合的实体——也无法摆脱它。他既具有神性，其存在又受着限制，因此他必然成为最圆满和最不圆满、最幸福而又最不幸福的创造物，重演魔鬼的堕落，而部分不甘堕落者必然通过创造活动奋起自救。
歌德的这样一种创世说以上帝的三位一体说为出发点，把传统神话中的魔鬼改造为上帝创造生命的“总代理”，既反映了他的精神危机，也是他世界观根本改变的前奏。尽管这种魔鬼创世说仍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摇摆，但信仰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却得以曲折地表现出来。论者一般认为，歌德特别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冲突，因而把人作为叛逆者就包含了积极自主和自我负责的行为，这是歌德精神的主要脉络，也是从《普罗米修斯颂歌》到
《浮士德》的歌德诗歌的主要特征。创世说对歌德的美学观点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促使他以后不断能动地把握那些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