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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的对立形象是他的兄弟埃披米修斯，他是一个在现代反对人的异化危险的浪漫主义者，一个从人性的和谐角度肯定艺术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也是德国浪漫派的思想体现。这种分裂自然反映着历史的意向，但在歌德看来，弥合分裂的办法只存在于象征性的乌托邦之中：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斐列罗斯和埃披米修斯的女儿经过迷误和误解之后终于结合到了一起，历史的片面性被消除，给世界带来灾难和纷扰的潘多拉终于重新变成人。
在对敏娜·赫茨利普的短暂爱情中，除了写了十四行诗和诗剧，歌德还孕了一部长篇小说《亲和力》。这是一部探讨爱情和婚姻制度的小说，可以说是相对浪漫派把人类的性爱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倾向而作的。小说认为“婚姻是一切文化的开端和顶点”，因此描写婚姻是旨在“象征性地描述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它其实是一部进行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小说。
小说内容大致：爱德华和夏绿蒂在青年时代就相爱，后来受资产阶级社会财势力量的支配，各自与一位年长而富有的对象结婚。直到年长的一方双双死去，他们才缺月重圆，过着幸福而平静的生活。不过当爱德华和夏绿蒂分别把朋友上尉和侄女奥蒂莉接来同住时，他们由友善维系的关系便出现了裂缝：爱德华爱上了奥蒂莉，夏绿蒂也被上尉吸引。夏绿蒂的深思熟虑和现实感使她有力量压制自己的愿望，她坚持自己作妻子的义务，反对离婚；上尉也能以理智约束感情，他战胜内心的爱情，毅然离开朋友的家。但爱德华和奥蒂莉却沉溺于爱河中能自拔，破坏了婚姻的神圣。爱德华投身到战争中去，以英勇善战著称，回家时怀着强烈的愿望要求解除婚约。奥蒂莉是个天真无邪的纯情少女，一天不小心无意将夏绿蒂和爱德华的孩子淹死，使得企图借孩子挽救婚姻的夏绿蒂心灰意懒，同意离婚。而奥蒂莉感到负罪拒绝作爱德华的妻子，不久绝食而死，爱德华随后也因悲伤过分而亡。而相对理智的一对也只是在不幸中生活着。
在这部描写个人关系而实际上超越个人关系的小说中，化学上的亲和力成为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一类的超自然力量的象征，但在具体的思想、观念、结构上，又开启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无声。它与《维特》、《威廉·迈斯特》不同，它们仍属 18世纪的小说，《亲和力》的精神则已进入19世纪。表面上看，小说中的人物个个道貌岸然，高尚纯洁，实际上，从夏绿蒂之口，我们知道爱德华听从父命，为了财产进行爱情“投资”以博取富婆的慷慨赠与；从男爵公主之口，我们得知夏绿蒂在认识爱德华的同时，还从多方面选择对象，后来也仅仅出于尊敬而与一位长者结合；上尉一位依附财势、城府很沉的男子，只有天真、善良、美丽的奥蒂莉是个例外。问题不在他们自己作何种选择，而在于生活中婚姻与爱情相分离，这才是资产阶级社会婚姻制度危机的本质。
1808年10月2日，在歌德写完《亲和力》初稿后不久，有了观察新时代的英雄人物的机会。时随境迁，歌德曾汇合雄心勃勃的战友发起一场从精神上解放祖国的运动，甚至在与席勒联手之时，也难以搞成一个民族文化的中心。这些促使他考虑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他晚年形成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两重性的观点，经常成为他观察和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辩证的望远镜。如今处在权力顶峰的拿破仑从埃尔富特给他发来请帖，两个不同领域的英雄将如何会面呢？歌德简炼地作了记载：
我入内。
皇帝正坐在大圆桌旁进早餐；在皇帝右侧，离圆桌不远的地方站着塔列兰；皇帝的左侧，离圆桌很近的是达鲁，皇帝正同他谈赔款事宜。
皇帝示意我走近。
他他细地打量了我一番，说：“您是个真正的人。”我鞠了一躬。
他问到：“您多大年纪了？”“60了。”“您保养得好——您写过悲剧。”
我作了最必要的回答。
达鲁为了向肯定被他弄得苦不堪言的德国人表示几分好感，在这里搭了腔，他提到了德国文学以及他对拉丁文学又如何精通，甚至还出版过贺拉斯的作品。
他谈起我，就好像我在柏林的保护人谈到我似的，从他的话里我至少了解到他们的思想方式和看法。
他接着补充说，我也翻译过法文的东西，即伏尔泰的《穆罕默德》。
皇帝搭话说：“这不是本好书，”而且絮叨了半天，说什么世界的征服者关于自己竟作了这样一种不讨人喜欢的描述，这都是不妙的。
随后，他把话题转向《维特》，他大概仔细地研究过《维特》。在谈了各种十分正确的意见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地方，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样做不自然，”对此，他又作了详尽的而又十分正确的阐述。
我高兴地听他讲话，并满意地微笑着回答说，我虽然不知道是否有人对我进行过同样的谴责，但我认为他说得完全对，并且承认，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不真实的东西。然而，我要补充的是，诗人也许应该得到宽恕，如果他为了发挥某种通过简单自然的途径似乎不可能获得的影响而利用了不易看出的艺术手法的话。
皇帝对此似乎是满意的，他又回到了戏剧的话题，并且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有如一个人像刑事审判官那样全神贯注地观看一出悲剧，同时深深感到法国的戏剧既不自然，又不真实。
接着，皇帝也谈到了他所反对的命运剧。这种命运本应属于比较黑暗的时代，他说：“如今，人们的命运又怎样呢？政治就是命运。”
……
皇帝背向众人，用温和的声调同我讲话，问我有没有结婚，是否有儿女，有何爱好。还谈到我同宫廷的关系，问及公爵夫人阿玛丽亚、侯爵、侯爵夫人以及其他诸事；我很从容地回答了他。他表示满意，并且把这一席话翻译成他自己的话，只是比我所能表达的更肯定些罢了。
这里我必须提到的是，在整个对话中，我不得不对皇帝表示同意的方式表示赞赏；因为他是很少不动声色地听人讲话的，他要么深思地点头，要么说上一句“是”乃至“对”，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同样不该忘记提一句的是，每当他讲完了话，通常总要补充一句：“歌德先生的意见怎样。”
最后，我抓住一个机会用一个手势询问宫廷待从，我是否可以告退？他回答之后我随即告辞了。
歌德对拿破仑的认识中既含有青年时代寻求统一德意志的英雄人物的遗留，也含有“狂飚突进”时期对自由行动着的人的价值认同，更有对其隐含在“恶”的形式中的历史意志的洞察。在拿破仑执政伊始，他曾谨慎地表示过自己的怀疑。但当拿破仑的远征获得巨大的辉煌成果，他在崇拜和仇恨中成为一个伟大的魔鬼，任由古典式的热情、天真的侵略行为和无节制的行动自由诱导他掌握世界最大权力时，歌德似乎忘掉了这场巨变的君主主义基础，也忘记了他曾亲自能加过、旨在恢复波旁王朝的出征。他从奥斯特里茨之后，就把波拿马称作自己的皇帝。如今会面之后，歌德其实完全理解拿破仑——这位创造历史的伟人对自己的功利性要求，那是在谈话中第三次提出悲剧问题：
悲剧对于群主们和各民族，应当是一种教育。这才是作家才能所能达到的最伟大的目的。您应该写《凯撒之死》，把他塑造成一个最可尊敬的形象，比起伏尔泰创造的形象来，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这部作品应该成为您一生中的主要作品。您应该向全世界表明，凯撒是能够造福于人类的，如果给他时间来施展雄才大略的话。去巴黎吧！我请求您！
但歌德既不能去巴黎，也无法作为其赫赫武功的点缀，他肯定的是拿破仑的理想价值，而不是对自己民族的征服。因此当世界的统冶者给他设想一条新的生活之路时，他却宁愿坐在自己年轻的、一头淡黄色卷发的女友身边。
并非爱拿破仑创造世界历史总有文人记录者相随的启发，歌德也感到自己成为一个历史人物，需要对自己的生平进行一番考察和反省。1809年 10月15日的日记中记有他的自传的大纲，他试图通过不记载偶然事件而侧重于思想发展，写出个人同社会、时代的关系，把自我评价视为对他的人格的历史考察，“把人与其时代关系说明，指出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掖助他又到什么地步，他怎样从其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作为艺术家、诗人或著作家又怎样再把他们反映出来”（《诗与真·自序》）。 1814至1815年歌德写出《诗与真》的前3部，第4部则直到1831年才完成。它记叙了他从童年、莱比锡、施特拉斯堡直到魏玛之前的广阔生活，其实也可视为18世纪中叶的德国社会生活史。他以后的经历分别在《意大利游记》、《出征法国记》（附《围攻美因兹》）、《1797年赴瑞士旅行》、《1814年与1815年在莱茵河、美因河内卡河畔》等著作中得到记录和表现。
1831年12月1日，歌德曾致函老朋友威廉·冯·洪堡：
……我甘愿承认，由于我的高龄，一切事物对我来说将愈益成为历史的，无论在过去发生于遥远国土上的事情，还是就在我近旁当前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一回事，而且在我看来，连我自己也俞益成为历史的了。
确实如此。每一个人，不止是歌德，甚至创造历史的英雄如拿破仑。不都表现了作为历史的产品的一面吗？
千古风流人物
歌德一生的出游多少带一点神秘的意味，从原居地到另一新环境的转换总是标志着一个新的活动阶段的开始：瑞士之游、意大利之行都是这样。1814年7月26日，马车载着歌德出了魏玛城门，65岁的他又开始了新的、给他带来创作丰收的莱茵之旅。
7月28日，歌德到了故乡法兰克福，目睹双亲去世后面目全非的故居，感到相隔几十年的时间距离再也无法缩短了。这不，《法兰克福报》的报道竟把他称为“我们文学最伟大、最年老、但仍活着的英雄”。显然，他的名望已深入人心，但人们已不相信他的创造力，对于日新月异、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真的像历史一样属于过去的时代吗？
一天之后，他在威斯马登会见了好友、音乐家采尔特。不久法兰克福的老朋友、枢密顾问维利美尔也来到威斯巴登。他与歌德已相识30年。当他还是一家老银行的年轻继承人时，曾应歌德之请帮助过默尔克，现在他邀请歌德到他法兰克福附近的领地赫尔贝缪尔去做客。歌德接受了邀请，他可能并没料到，这里会成为他的第二个赛逊海姆。
他的第二个“弗里德里克”是玛丽安娜·冯·威利美尔。她本是一个小演员，和她的母亲一起过着吉卡赛式的流浪生活。14岁时为威利美尔收养，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能歌善舞，活泼聪明，也一天比一天地漂亮。渐渐地，她与养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她接受了他的爱，并从旅行、乡村生活中感到了幸福。现在的玛丽安娜30岁，温柔、多情、善解人意，而且性感，歌德见到她感到自己一下子年轻了。他曾从1813年起研究阿拉伯、波斯诗歌以及中国、印度的哲学，此刻仿佛觉得自己成了波斯诗人哈菲兹，开始漫无目标地写作一些爱情诗。10月18日晚上，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庆祝大败拿破仑的莱比锡战役周年纪念日，当时山谷中处处都是庆贺的篝火。歌德又写了一些其他的情诗：
我心爱的人儿目光炯炯，那奇异的光彩让人困窘。
可是我呀却知根知底，我知道这目光的含义。
其实威利美尔更明了将要出现的危险。在歌德来过几天之后，他急急忙忙使玛丽安娃成为自己的合法妻子。不过从下面这首充满哈菲兹味道的诗歌中，可以知道歌德在警惕韦茨拉尔的悲剧重演，根本不想破坏朋友的幸福。
你不是夜晚恶事的俘虏！
但情歌却使你十分痛苦。
从黑暗中重新升起来吧，向着那光明汇合的绝顶。
展开双翅，打起精神，前面并非艰难的远征，但是已经离大火很近，飞蛾哟，你将化为灰烬。
11月歌德返回魏玛和耶拿，朋友们对他的变化感到吃惊：他精神焕发、态度温和、怀着强烈的激情，沉醉在阿拉伯的幻想之中，虽然多少年以来破荒地参加新年舞会，但又好像已完全忘记了所处的时代。
1815年5月，歌德坐车再次到莱茵和美因地区出游，旅途中写了两首诗
《苏来卡对优素福那样喜爱》、《既然苏来卡是你的芳名》，开始了代表歌德的哈提姆和代表玛丽安娜的苏来卡之间的爱情对话。8月，歌德再次前往赫尔贝缪尔，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相互吸引着哈提姆和苏来卡，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幸福的几周。歌德从她身上感受到艺术和欲望奇怪的结合，不仅激发了她的爱情，而且焕醒了她的诗情，这是连美女柯罗娜都无法相比的。9月，歌德与玛丽安娜一家在海德堡再次相“遇”。她非常灵巧地把一张纸条塞到歌德手中：
啊，从哪里来的狂喜欢腾？
莫不是从东风吹来的风？
它那美丽羽翼的扇动，治好了我心灵的伤痛。
在它呼吸中回荡着
朋友的上千次忠告：
趁心中的烈火还未熄灭—
我要把热吻一千次迎接。
这是她用歌德的风格和生命节律唱出来的歌。难怪歌德后来略加修改把它及另外4首诗全都收进《西东诗集·苏来卡之书》。在爱情的冲击下，歌德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他们用哈菲兹诗集作为传递爱情的密码，用诗歌创作来进交谈，度过了欢乐的3天。在离别的那天，玛丽安娜写下了《致西风》这首杰作。
离别自然使诗人痛苦，不过智慧最终能够战胜热情。像往常一样，歌德把痛苦转化为抒情诗的创作，使自己摆脱了感情的波动。说实话，德国文学应该感激玛丽安娜，感谢她激起这位老青年的爱情和诗情，才不致失落这串诗歌史上闪耀着奇光异彩的璀灿明珠——1819年出版的《西东诗集》。其中的抒情诗既不同于赛逊海姆时期，也不同于19世纪以前的创作，表面的特征是抒情手段借用了波斯和阿拉伯诗歌的形象，而内在特质则正如黑格尔所说，它是从“自由自在、抛弃自我的心情迸发出来的”，“其中幻想的热烈和丰富是古今所没有的”，青年的热情和老年的智慧多姿多彩地交织着。
《西东诗麻》中的诗不只是爱情诗，由玛丽安娜激发的灵感还把他的创造力引向一个更大的范围，这就是他不能忘怀的时代、欧洲政治变动对德国社会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拿破仑战胜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后，曾组织了莱茵联盟，给德国带来一些法国革命后的思想和制度，促进了德国的进步。但德国一部分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尤其是浪漫派）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反抗拿破仑，并于1813年继俄国的胜利之后在莱比锡击败法军。歌德基于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辩证观点，对反拿破仑战争并不表示支持，反而接受其授勋 （也接受过俄国的勋章）和接见，这自然会令爱国人士不满。但拿破仑失败后，德国的统一、自由和社会改革并没有实现，欧洲各国君主反而举行维也纳会议，组成俄、奥、普3国反动的神圣同盟，镇压进步思想和行动，封建势力在欧洲全面复辟。这时歌德转向波斯诗人哈菲兹，是毫不奇怪的。
哈菲兹进行创作时，正是蒙古人统治波斯的时期。他的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和暴虐、宗教势力的猖獗、社会道德的沉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他歌咏春天、鲜花、美酒和爱情，呼唤自由、公正、美好的新生活，对人民的苦难寄与了深厚的同情。歌德反抗或逃避德国的窒息和反动的气氛，很大程度上把哈菲兹视为诗人的自我而不是原型：
北方和西方和南方分裂，王位崩坏，王国战抖，你则逃往纯净的东方
把家长的空气享受……（《歌人之书》）
歌德曾在一个场合把哈菲兹说成是伏尔泰，因此他选择哈菲兹的目的也就清楚了：哈菲兹和伏尔泰都反对蒙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致力于启蒙工作，对人们思想意识产生过进步作用。另外，哈菲兹的经历实际上也沿续着《塔索》的主题，对于当今的歌德而言，即如何在封建政治侵犯思想的艺术时，尽量保持知识、文化与权力的平衡，不至于使进步知识分子艰难努力的成果毁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