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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雀”——即扒手。
“爆冷格”——探悉无人在家时，撬门而入，进行盗窃。
“踩灯花”——黄昏时乘人不觉，潜入屋内，夜深人静时， 翻箱倒筐，暗入明出。
“高买”——在市场或商户作购物状，乘机盗窃贵重货物。
“收晒凉”——专在人家天台或后栏，盗取晒凉衣物。
“海鲜档”——即在街头巷尾，开设鱼虾蟹或纸牌小赌档。
“夜冷”——专门从事收购贼赃，改头换面，转手图利。
“跳罕”——在街头巷尾出卖假药或春药。
“拐带”——诱拐儿童，买卖人口。
“挞流锦”——以假银币在进行买卖时，换取对方的真银币。
“收烂帐”——凭借恶势力的力量，替人收取烂帐或陈年旧帐。
“徐公术”——通过占卜卦命，危言耸听骗取金钱，或利用对方贪念，以种金种银等手法行骗。
“换流朵”——专门窃取信箱信件，洞悉内容后相机登门行骗。
“剐死牛”——在僻静地区以暴力行劫。
“带货”——往返港澳与内地之间，携带漏税或违禁品。
在杀人放火、闹市街抢劫有如平常之事的香港今日，这些“湿湿碎”的罪行，自属微不足道；但在所谓“太平盛世”，币值稳定，生活程度不高，消费门路不多的当年，这些罪犯的“从业员”却有“一技之长，永无冻馁”之感；“安全”程度，自然也较今天为高，而且收入也很正常。据说当时，“执一业而终此生”者，大有人在。
这些人百分之百都是黑社会人物，而他（她）们的收入，既然如此“稳定”及“正常”，对各个“堂口”自然有很大贡献。因为当时所有黑社会组织，都规定属下成员按时奉献，数目多寡则按照实际情形而定。大概是“多多益善，少少无拘”吧。
因此，每个堂口的经济问题都不很缺乏，有了钱，一切“会务”自然也推行得特别顺利。
由于当时黑社会并未被视为“非法组织”，其活动也在半公开情形之下进行（例如某堂口有什么庆典，便会大摆筵席，请帖上大书××会或××堂敬约等等），且还勾结官府，广收徒众，在社会上俨然占有重要地位，作奸犯科之辈自然倚作靠山，即使正行正业甚或富家子弟，亦有不少投靠门下，求取“会员”身份。
这些人参加黑社会，自然不是为了为非作歹，亦不是为了欺凌别人。他们大都具有“官府在远，拳头在近”的想法，万一受到别人欺负时，希望能借此“护身符”保护自己而已。因而那十年之内，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势力，其膨胀程度，已达顶点。这种形势，一直维持至香港沦陷前夕。1945 年8 月20 日，英哈克尔海军少将率领的舰队，在香港登陆，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
此后半年之内，市民从四方八面重新回来，使香港人口又恢复到一百二十万左右。在回来的市民之中，自然有不少是黑社会分子。至于沦陷期内，甘作汉奸的一小撮人后来大多没有受到严正惩罚，这是由于香港为殖民地，除遵照国际法庭指示，处理过一些战争罪犯之外，并没有进行过真正的肃奸运动。故而除了少数风头最劲、罪孽最深的、暂时藏匿或逃回大陆作一时躲避者外，其余的都安然无事，于是又和“劫后归来”的那一批黑社会分子，重新在市面上活跃起来。战后最先恢复活动的黑社会组织，仍然是“和安乐”，其次是“福义兴”。当时满目疮痍，百废待举，香港的“军政府”和杨慕琦重新接掌的初期香港殖民当局，只能着手处理大的问题。对于黑社会人物如何活动，自然无暇顾及。于是，黑社会组织又先后恢复规模，招兵买马。若干新堂口亦于这段时期纷纷崛起。战后一年之内，有堂口、有组织、拥有“会员”五百名以上的单位名称，包括“旧有”及“新兴”的在内，计有“和安乐”、“和胜和”、“和利和”、“和洪胜”、“和义堂”、“和胜党”、“和勇义”、“和合图”、“和义和”等；和字头以外的则有：“同新和”，“联英社”、“单义”、“粤东”等。属于潮州帮的则为“福义兴”、“新义安”等。战前一些如“和群英”、“同新乐”、“和联胜”、“同新义”、“联义社”、“青年社”以及“三圣堂”等单位，不是给别的单位吞并，就是早已烟消云散，成为黑社会的历史陈迹了。至于“十四K”、“敬义”、“马交仔”及“青帮”等组织，则于五年后才陆续出现。
此时黑社会人物的活动，除了一些“例行罪恶”，如盗窃、抢劫、街头骗局及街头赌档等外，最普遍的莫如收规及包庇娼妓了！
“收规”的对象，全系市场或临时市场、街边摊贩等。当时警察人力不足，维持市面秩序，往往有顾此失彼之感。黑社会人物便对这些对象先来个下马威。如被人借端闹事、毁坏货物时缴交“保护费”，则可平安大吉，保证无人再敢骚扰。他们也晓得“杀鸡求蛋”是下下之策，故而需索不多，这些以升斗维生的小市民，在此种环境之下，除了低头奉献之外，自无其他办法。
这是一条财路，谁都想伸伸手，沾沾腥。利之所在，自不后人，于是便不断发生争夺地盘的大决斗。故而战后初期的黑帮集体厮杀，几乎无日无之。经过一番拼杀，弱者淘汰，强者生存。当时能够明目张胆，控制港九各地区的，有：九龙方面：“和安乐”——控制旺角地区。
“和胜和”——控制深水北河街以北地区。
“和胜义”——控制佐敦道以北油麻地地区。
“联英社”——控制官涌以至尖沙咀地区。
“福义兴”——土瓜湾到九龙城地区。
香港方面：“单义”——湾仔地区。
“和合图”——中环地区。
“和胜堂”——西营盘到薄扶林地区。
“新义安”——铜锣湾到筲箕湾地区。
“同新和”——湾仔部分及西环部分地区。
当然，某一组织控制某一地区（称为“陀地”），并无明文规定。当某一堂口势力有所升降时，陀地亦会扩张或缩小；在利益方面有所冲突时，仍不免明争暗斗。此种情形，一直维持至1950 年左右。
虽然若干黑社会单位，都能在战后短期之内，重行“设坛立舵”，但“质”和“态”都跟战前有所差别。“会员”人数基本跟着人口比例有所增加，但对控制及指挥方面，则已显得四分互裂，各自为政了。
在战前，任何一个黑社会组织单位，都设有“海底”存于“堂口”之内。所谓“海底”，亦即“会员花名册”。任何一名“大佬”收录“门生”时，均须向堂口的“纸扇”呈报，将“新会员”的年龄、籍贯、职业（例如“文雀”、“爆冷格”等。如属正当职业，亦须填写清楚）、绰号等等，正式列入“海底”。如此，此人才获堂口承认是旗下的一员。万一个人对外发生争执，堂口才会全力支持。而且，“大佬”收“门生”时，照例由“门生”奉上“毛诗”（利是）一对，数目的零头必须系六数。如一元六角、三元六角、六元六角、十元零六角等（香港黑社会组织，仍然沿用中国大陆“洪门”传统，忌“四”、“七”两个数字）。收“门生”的“大佬”，亦例将“毛诗”的半数，呈缴堂口作为基金。上述数目，自然系指战前币值，时至今日，已经是“无事三十六，有事三百六”了。
战后的黑社会组织并没有完全严格执行这一规条。除“和安乐”，“福义兴”较为健全的单位，仍然留有“海底”之外，其他的连本身会员人数多少，也弄不清楚。1956 年黑社会大骚乱之后，由于警方的追查，相信任何黑组织单位，也没有“海底”的存在。
这是“质”的不如。至于“态”的方面，战前的黑社会人物，绝大多数都能做到“打死不报官，刑死不招供；‘公司’有令谕，誓死要服从”的“诫条”。但战后的黑社会人物部分被警方利用作为线人，而且，共同作案时，其中一人被捕，往往也在严刑之下，供出在逃同党。此外，除了少部分“大哥头”，拥有经常可资驱策的“马仔”之外，“堂口”首脑人物能够下达“全体动员令”的，已是绝无仅有。“卒馆”及“揸数”已是徒有虚名，约束力几乎一丁点也没有了，这也是“态”的不如。
在上述时期之内，“警”、“黑”勾结也变了质。在战前， 上文说过若干华人探长上任之初，照例必然拜候该区有头有脸的黑社会人物，但战后则截然不同。警、黑之间虽然仍有勾结，但却变成奴与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在“体制”上，也由“专诚拜访”而变成“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了。法庭审讯贪官污吏时，经常听到有“收租佬”这类人物，社会上有这种“特殊阶级”，亦是由那段时期产生的。
战后初期的“收租佬”，远不如今天那么“显赫”。前者只是在猛兽牙缝中，乞取残羹剩饭的可怜虫；而今天的“收租佬”，如“沙皮狗”、“猪油仔”兄弟，财富超过千万，像“东云阁”那样规模的夜总会，只不过是他们“芸芸事业”中的一环。这当然是时代有所不同，亦说明警黑两方的勾结，也是跟着时代“进步”的。
1949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完成强渡长江的准备，南京、上海指日可下，而华南两广地区，亦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统”头头毛人凤，为了最后挣扎，便布下棋子，以便“卷土重来”，于是密令第二处加紧联系两广各地洪门组织，希望能够加以利用。
抢盘夺地，结怨“和胜和”，余洪仔怒索毛诗，引来金牌杀手，“十四K”巨头命途难卜。
余洪，又名余洪仔，虽非“十四K”在穗时代内外八堂的“棠主”，也是追随香主葛肇煌“避难来港”的基本人马之一。五十年代初期，便在香港石硖尾一带招收“门生”，独树一帜。干过的“好事”有字花档、剐死牛、偷、抢及包庇深水岗区的下级妓女等。1955 年曾在福华村木屋（今已拆除）贩卖海洛因，但被“和胜和”人物认为是侵占地盘，合力将其驱逐。余洪当时羽毛未丰，只有忍气吞声，悄然离去。背后却声言即将培植势力，把“胜和仔”赶尽杀绝，誓报此仇。
世事天心两难测，余洪仔的“大仇”，料不到已永无报复之日。原因是一年之后，便发生轰动中外的黑社会所谓“双十大暴动”，而余洪亦因此事而被警方驱逐出境了。
此人在黑社会大暴动中，被台湾派来指挥的特务，编入“第四行动组”，归化名为“仙君”的特务指挥。参与抢掠青山道中建公司、嘉顿公司及围攻香岛中学等罪行。被警方拘捕时，他仍与同党十多人计划抢劫长沙湾道某银行。当警队掩至时，十多人拚命突围，且有从三楼跳落到街道中而逃走者。余洪及同党二人被拘捕，囚于漆咸营数月之久，然后驱逐。他原拟选择赴台，不料台湾方面拒发入境证，理由是他有很大的黑帮背景，于是只好转而选择来澳。
抵达澳门后，他起初也和其他被驱逐的黑社会人物一样，一筹莫展。但在此之后，他使用多种手段继续在黑道上发展。如他曾设下色情陷阶，大大的敲了某宗教人士一笔，便买车买楼，广收徒众。以至于后来出则趾高气扬，入则前呼后拥，成为“十四K”“毅”字辈的大阿哥。
澳门一地，除了黑社会组织之外，还有一种介乎“黑”、“白”两道之间的所谓”地方势力”。余洪在某种场合之中，跟上述的那种人物梁某发生口角，本属鸡毛蒜皮小事。但余洪当时认为自己的江湖地位，如日中天，门下十大弟子，全是胆正命平之辈，同时还可纠集“毅”字辈大批人马，随时为他卖命。这时被梁某顶撞，觉得“有失威仪”，也影响他今后在江湖上的声誉，于是密谋报复。
当查知对方是“八区仔”时，余洪有点犹豫了。他深知对方是一个有财有势，团结力很强，甚至有官方人物参与其中的“地方势力”，便想趁风驶帆，就此罢手。但他的妻子×氏，见识浅薄，出身拦阻。余洪成为大阿哥后，她早就被一班手足大嫂前、大嫂后的叫昏了头脑。这次丈夫被辱，如果吞气忍声，莫说丈夫的“声威”受挫，自己做“大嫂”的也会面目无光。于是竭力怂恿余洪采取行动。再加上门下几名爱好惹事生非的弟子，声言非显露点颜色不可。在此种情形之下，便不得不跟“八区仔”硬干一场了。
首先，余洪将十大弟子分为五组，每组又拥有“毅”字辈的马仔十名八名，出没于“八区仔”惯常聚集的场所，不分青红皂白，见人便打。至于跟他正面冲突的梁某就更不消说了，竟然一天之内被殴三次，逼得躲入医院避难。在猝不及防之下，“八区仔”果然被“毅”字堆人马打得鸡飞狗走。荷兰围及沙梨头的两户人家，且被破门而入；打人之外，还将房内家具杂物，砸个稀巴烂。被打的人自然事后向警方报案，但当时澳门的警察，十分无能，殖民地的作风，导致这些巡警老爷普遍存有“勤出粮、懒做事”的思想。借口调查，便把事情搁下不管，使“八区仔”人马有冤无路诉。如此这样三天过去了，“八区仔”被打的人愈来愈多，甚至连三尺小童，也难避免。肇事的梁某被逼得无奈，只好先请出两位颇有体面的黑帮叔父出面调停，约对方在皇宫酒家“讲数”。届时，余洪夫妇偕同一干马仔，以“胜利者”姿态昂然抵达酒家，梁某及几名“八区仔”早已恭候多时；作为“鲁仲连”的两位叔父（并不吏属“十四K”），自然也依时列席。梁某首先向余洪斟茶道歉，两位和事老也笑脸相陪，认为大家都是在澳门栖身谋食，朝夕相见，何必因小事而翻脸成仇？再说，对方也被打得七零八落了，洪哥也应得饶人之处且饶人，一切到此为止，杯酒释嫌，重修和好了。照说，任何稍具头脑的江湖人物，到此也应趁好收场了。不断余洪等人是有备而来，倘若对方不接纳“投降条件”，则绝不罢休。这一来，事情便成僵局了。余洪提出的条件颇为“简单”，除要梁某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其夫妇下跪斟茶认错之外，还需付出“毛诗”一封，数目为三万六千元，作为奖赏弟兄之用。一经提出，不但梁某瞠目结舌，连列席的两名叔父，亦不禁大为不悦，认为绝对是无理要求。事态既成僵局，两位“鲁仲连”甩袖告退，不再理会此事。而余洪在行前竟大声疾呼，声称今后继续打杀，直到所有“八区仔”全部下跪叩头为止，说完便率众扬长离去。上文曾经说过，“八区仔”是个有财有势的集团，且还有官府力量参与其间。此次梁某委曲求全，斟茶道歉，无非是集团中老成持重之辈，认为“瓷器”不必跟“缸瓦”硬碰而已，并非无反抗能力。谈判结果一经传开，全部八区人物不禁哗然，便如集大会，准备强硬对付。会议中大家观点各异，有人认为用银弹政策，招聘另一帮黑人物，跟余洪一伙拚个生死；有人认为出动官府力量，给余洪等人一个下马威，拘入衙门，毒打一顿。一时意见纷纷，未能取得一致。最后由一名被分认为有深谋远虑的×叔，力排众议。认为上述两种办法，都要花一笔钱，但却难以收“治本”之效。故而必须寻求一项彻底解决办法，免却日后麻烦；他又指出对方一伙，唯余洪马首是瞻。余洪在，此事断难了结；余洪不在，对方便因无蛇头而不行，再没有惹事生非的力量。因此，他建议前往香港聘请金牌杀手，将余洪送上奠台。捕杀此人之后，再出动官府力量，弹压余党，这才是彻底的“治本”办法。此语一出，全体赞成，并即席筹款，作为聘请杀手之用。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捕杀余洪之后，必须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否则澳门警方将难以下台。但如果杀手完成任务之后，便及时离去，自不会承担此罪，可见，如果没有挺身认罪的人，则这个计划也很难实行。引起此次争端的梁某，此时便挺身而出，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事情因他而起，自然应由一己承担，只要有人代为照顾家属生活便成。他又认为即使十年八载牢狱生涯换来恶魔一条性命，并不十分吃亏。于是，问题便全部解决了。
余洪那伙人狂够了，每天还照样派出打手，到处打“八区仔”的晦气，有如当年胡惠乾专打机坊一样。那天午后，余洪夫妇偕同两名手下，正在某酒楼吃喝完毕，驾驶自用车返回司打口寓所。刚出车内，强有力的袭击便来自四面八方。五名彪形大汉，以磨尖的水喉铁作武器，疯狂围攻。余妻跟两名手下，连呼救的机会也没有，便已倒卧于血泊之中。
当然杀手们要的是余洪的命，对受伤的二男一女不再理会，其中一名杀手，狞笑地对着惊至面无人色的余洪道：“你要所有八区仔向你低头下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