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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攻武卫的斗士，偷越国境的红卫兵，红海洋中的畸型弄潮者，“大圈仔”一言九鼎，异域大串黑。
香港黑社会圈中所指的“大圈仔”，是指由大陆合法或非法进入香港居留，进而成为职业或业余犯罪人物的泛称。
何以有“大圈仔”这个名词产生？
“大圈”即省城，这是黑社会的“背语”之一。在解放前，香港及广州两地的黑社会势力，正发展到如火如茶之际，广州方面的“粤东”、“洪胜”等黑社会人马，经常到香港活动（逃避缉捕或与“陀地”黑人物共同作案等），而“陀地”的黑社会人物，对这些来自五羊城的“龙兄虎弟”，一律称之为“大圈仔”。故而此一名称，在以前已经存在，绝非由今日始。
1962 年夏，不少东南各省的人，麇集广州，伺机以非法方式进入香港；至“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派系斗争达到最高潮时，在武斗中失势的一派，往往被逼至走投无路。当时的形势，是有理说不清，有冤无路诉。某些“败下阵来”的人马，颇有“天地虽大，无容身之所”之感。因此，有个别人和派别冒险偷渡香港。
在上述情形之下，非法进入香港的各省（自然仍以广东省为最多）人，有的已移民海外；有的已成家立业，落地生根；有的胼手胝足，以劳力搏取温饱，其中极为少数的一小撮人，由于各种原因，沦为职业或业余罪犯。而这一小撮人，便被圈内人称之为“大圈仔”。
“大圈仔”集结犯罪有着“各种因素”，具体来说：1。厌恶劳动，不甘食贫；2。愿意工作或继续就读，但到处遭人白眼，或加以冷嘲热讽，为了求生，逼得挺而走险：3。原本已找到了吃饭栖身之所，但待遇微薄（据笔者所知，一些非法进入澳门的人，雇主除供应两餐之外，当时月薪竟低至一百元葡币），且经不起物质引诱，从而沦为罪犯；4。在“文化大革命”多次“武斗”中，这些人早已养成凶狠暴戾之气（如一名姓林的青年，经常炫耀自己在湖南长沙一场武斗之中，杀死对方七人）。来港后认为警方力量薄弱，凭借过去“缎炼”出来的“技能”，犯罪作案，必能“得心应手”；5。本来无意犯罪作案，但眼看同伴们沦为职业罪犯后，赚钱如此容易，不禁见钱心喜，从而“跟着干”。
除了上述各项之外，自然还有其他因素存在。不过原则上仍脱不了上列的几项范围。
这一小撮被称为“大圈仔”的人，所导致的大、小恶果（大则被若干人拿来作抨击我国的借口；小则个人自作自受，作案时被当场击毙或事后被捕判刑），一切都应由其个人负责，绝不能推诿到什么“环境”、“诱惑”、“生活”等上面去。
关于此点，不必再作详细分析。五十万人之中，有四十九万九千人都能适应环境，按正常途径生活下去，单独这一千人就会“为势所逼”才“误入歧途”？明白这一道理，也就不必替这一小撮人作什么解释、辩护了。“大圈仔”是橘逾淮而枳，抑或其本身在大陆时即已具有恶劣本质，到香港后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罪犯者？至于论及是否“橘逾淮而枳”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大陆的青少年，都是在毛泽东时代长成，其品质自然也不会太坏，只怪香港是个五光十争的殖民地，才把这些“好人”篶陶成为“坏人”。此一说，也是不合实际的。其实过去多年来，我国各大城市公开审讯各类抢劫、盗窃、强奸等刑事犯，早已公开报道。一个十亿多人口的国家，绝不可能没有坏分子，出了一些坏分子，应该是不足为奇的。故而“橘逾淮而枳”的理论亦难以成立，纵然这些“大圈仔”之中确有个别此一类型人物。廖×雄（绰号“大圈雄”），三十一岁，广东云浮人，1968 年4 月偷渡来港。十年来，曾犯有暴力行劫、盗窃、藏有攻击性武器及严重伤害他人身体等罪名，先后坐牢四次，合计刑期为六年零一个月又十七天。坐牢时间，占来港时间几乎达到十分之七。廖系1966 年华南师范学院附中应届毕业生，当年底，加入“八一红争造反团”，与敌对派多次武斗，受伤三次之多。其后被打为“反革命”，被对方“围剿”，几乎连性命也丢掉。于是溜回乡间东藏西躲。其后，风声紧急，如再不设法逃亡，势难保存性命。于是逃到边界，在月黑风高之夜，攀梧桐山，越深圳河，像千千万万的逃亡者一样，非法进入港境。可能廖×雄的命运特别坎坷，进入港后却被马草龙的两名居民强挟返家，禁锢起来，准备勒索其在港的亲友。说来可怜得很，廖×雄唯一在港的亲属，仅有一个身为女佣的堂姐，彼此间连面也没见过，只是每年通信几次而已。但那位堂姐却不像一秀香港人那么凉薄，毫不犹豫拿出一千二百元，助这位海角逃亡的堂弟进入市区。此后的一年内，廖×雄干过杂工、送外卖、搬运员等工作。但从来没有赚到超过五百元的月薪。在汕麻地做搬运员时，竟被别人嘲为“逃兵”；在闲谈中他偶然提及大陆情形时，又往往被别人反驳：“你说大陆这样好那样好，香港则是人吃人的社会，那你为何千辛万苦跑来此地？苦海茫茫，回头未晚，我给你二十元路费返回大陆吧。。”。如此这般之下，廖×雄觉得苦闷、彷徨、愤激、自卑。精神物质，两皆空虚。犯法之念，不禁油然而生。于是，便开始单独或伙同别人作案，终于成为案底累累的典型“大圈仔”。“大圈仔”中，和廖×雄的遭遇大同小异的，几乎占十分之九。表面看来，这些人全是为“时势所逼”，但进一步分析，并不一定是那回事。受人嘲讽便会觉得困扰自卑吗？生活平淡便要作奸犯科吗？继而言之，有“大圈仔”这类人存在，但并不普遍，更没有成立黑社会堂口；至于这小撮人的所作所为，自然也不值得谅解。“大圈仔”有无组织系统，与“陀地”黑社会各组织的关系怎样？至于“大圈仔”和“陀地”黑人物的关系，说起来相当微妙。你说他们之间完全没有关联吗？但彼此之间却经常携手作案；说他们之间有“手足”（指黑社会关系）情谊吗？事实上“大圈仔”跟黑社会组织却沾不上边。在互相利用之下临时合作，有利害冲突时互相砍杀。在既无利用又无冲突之下，则等同陌路，毫不关联。
“陀地”各堂口的黑社会人物，对“大圈仔”的态度是“敬而远之”。
“敬”的方面，由于“大圈仔”很少被警方利用充当“鬼头仔”，联同作案失手时，亦很少在刑罚之下供出同伙；“远”的方面，则因“大圈仔”一般作风倔强，少有“陀地”黑人物那种尔虞我诈、吃里扒外的作风。而且，“大圈仔”多数曾经参加“武斗”，“开片”时奋不顾身，所向披靡，绝非一般“陀地”黑人物所能比拟。因此，提起“大圈仔”三个字，香港江湖人物无不忌惮三分。
“大圈仔”虽然没有“设坛立舵”，但却有个别参加“陀地”各堂口的。例如上文提及的“大圈雄”，便已被“十四K”招揽入伙；另一名绰号“高佬贤”的，亦已成为“同新和”的“红棍”，不过，比例上较为少有罢了。“黑帮”与“黑帮”之间发生摩擦，需要“讲数”解决时，进行中自有一套仪式（互相盘问及打出手势等）。但“大圈仔”并无堂口组合，对“陀地”黑社会的手热、背语，亦均“不求甚解”。万一双方进行讲数时又怎样呢？
请看曾经发生过的一则笑话：1978 年11 月间，“和记”的两名“胜和仔”，打听到香港某地街市一名拥有两张肉台的老板，每晚收市时必经马头围道差馆里附近。但这两名“四九仔”却不敢下手，于是便找到一名绰号“沙胆成”的“大圈仔”合作。由后者下手，而前者分回“线费”。
商议既妥，“沙胆成”伙同另一名“大圈仔”进行截劫，手到功成，十分顺利。事前两名“胜和仔”估计肉台老板身上款项，绝不超过一万五千元。故而议定事后分取四千五百元（三成）“线费”。不料当天那名肉商刚好作了一大笔单子，身上现款竟达四万元之巨。于是，争执发生了。
“胜和仔”要分四万元的三成，但“大圈仔”则坚持事前协定，只给予四千五百元。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胜和仔”落荒而走，找到“大阿哥”肥球出马，与“大圈仔”讲数。
讲数地点系窝打老道近海旁的一家茶楼。肥球自恃为“和记叔父”，一开始便以黑社会背语向对方盘问。不料对方问非所答，例如：和：“请老兄交出‘风诗’！”
圈：“什么‘风诗’老子不懂，只知‘红旗派’打过‘东风派’！”
和：“请仁兄过五关！”
圈：“老子来香港是过过五关的，广州站、深圳站、梧桐山、深圳河、边防禁区，这是老子的过五关！”这一来，把身为“叔爸”的肥球弄得啼笑皆非。结果，这台“数”当然“讲”不下去，不了了之，而这则笑话则传遍了黑圈之内。
流格、做花、正将、睡棺材底、燕梳老鼠、吸格、捉黄鱼、黄脚鸡，提将数法，斯文老千骗迹满江湖。
在香港的黑社会圈中，有所谓的“江湖八大将”之说，其中老千这一行当在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提”、“脱”人物的存在和香港的黑社会帮会有着直接的关系。
老千这一行当在黑社会中称为“老撇”，也是各种罪恶活动中较为“斯文”的一种，其方式方法自然是以“智力”及“手法”取胜，有别于其他罪恶如动辄使用暴力，而是置人死地于无形。
毒贩集团有“四大家族”，而者千集团也有所谓“四大名家”，毒贩与老千的相同之处是，他们不但在本地活动，而且经常跨地区、跨国界、跨洲际活动，其影响范围比较广。
这里所说的“四大名家”，是指香港老千集团中有相当势力的“陈”、“孙”、“王”（一说罗）、“李”四个有组织的集团而言。战后几十年中，这些“天才”人物经常活动于港、日、菲、泰、缅、新、马以及澳、美等国家和地区。受害的个人或公司企业，多如恒河沙数，但却很少有马失前蹄的事情出现。七十年代初期，中南半岛风云变幻，柬埔寨、越南相继易帜，老千们也就失去了几个开拓的空间，有些人回师香港，有些则转至其他地区活动。当然，除了在香港黑社会中流传较广的这个“四大名家”外，还有很多大小集团，甚至还有很多特立独行的“独行侠”。这里先将这些老千组织经常使用的“工作”方式介绍如下：“提将”：这是五花八门的商业行骗的总称，规模有大有小，手法有新有旧。这种方法大多由有一定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集团方能操作，个人作案有，但比较少见。“流格”：这是伪造钞票、股票、护照及各种有价证券、文件进行行骗的总称。其活动范围不仅局限于香港地区，而是世界范围的。最近香港警方破获的伪造护照案，就是由“粤东”的一名“白纸扇”的方持的，此人经常居住在台北，而以香港为中心进行活动，而警方所捕获的仅是他手下的几名小骗手而已。“做花”：亦有“男花”、“女花”之别，前者是以男骗女，后者是以女骗男，其主要方式不外乎是以爱情、婚姻等进行欺骗活动。“正将”：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天仙局”。以赌博为名，共同串通，针对于某一个人进行行骗活动。这是一种利用别人的贪念，其中穿插巧妙手法的一种骗局。由清末到现在，其行骗方式未有稍改，蛤仍然有大量的人被骗。“睡棺材底”：这是近几十年来新出现的行骗方法，以这种方式实现非法目的，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即用心培养一批“年轻才俊”，打入金融机构及国际财团，获得信任后，即进行里应外合。最近几年来发现的某银行及某财务公司高级人员作案，涉及款项达数万之多，就是这一类“年轻才俊”的“杰作”。
“燕梳老鼠”：这是专门以保险公司为行骗对象的骗术，有人寿、火险、盗险等，其方法为，购买高额保险后，以天衣无缝的手法，造成残废、死亡、火灾、盗窃等事实，以获得巨额赔偿。
此外，还有以空头支票套取货物的“吸格”，以为人办理出入境手续而骗取钱财的“捉黄鱼”，以女色为诱饵捉奸取财的“黄鼠狼”，窃取信件、知道内容后上门行骗的“黄脚鸡”，在街头巷尾出卖假金表的“跳流蛋”等。这些都是比较低级，难登大雅之堂的小字辈。
表面看来，老干活动并不必以暴力为后盾，而且，进行中也极少发生打打杀杀的事情，那他们又为何离不开黑社会组织呢？表面上是如此，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不论任何一种老千活动，由物色对象——酝酿——实施——转弯抹角——大功告成，以至成功后金蝉脱壳（黑社会术语称之为“退牌”），每一个环节都不是一个人所能独立完成的，需要若干个人进行配合，这些人有专业性的，也有临时性的，都必须由黑社会人物担当不可。一来是要求参与者必须是胆正命平者，万一事发，面对公堂也能做到无所畏惧，不至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一事而暴露整个组织。二来，不管进行到哪一个阶段，要想保证成功，必须要倚助于暴力。而这些条件的取得，离开黑社会组织是不可行的。实际上，每一个老千组织都是以黑社会帮会为依靠，其中很多老千头子甚至就是帮会中的“白纸扇”，他在行骗时如果雇用外面人物，他在心理上也存芥蒂。故而，“千”与“黑”是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
下面介绍一例鲜为人知、却颇有典型性质的老千活动的事情：“十四K”大头目余洪仔（七十年代在澳门被“陀地”杀死）是在1956年大暴乱后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的许多大阿哥之一。到达澳门的初期，他感到非常无聊，正好碰到一名从内地偷渡来的黑社会人物“师爷达”（也属于“十四K”组织），两人臭味相投，便秘密制定了一项“发财大计”。
师爷达在广州未解放前，就已是出了名的老千高手。其妻徐氏，此时正值虎狼之年，风姿绰约，原来他们的发财大计就是利用徐氏接近一位宗教界著名人士，从而进行敲诈。
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人非草木，被骗者果然上当了。有一天，当他正与徐氏进行男欢女爱之时，突然有人冲了进来，顿时镁光闪闪，许多丑态都被拍了下来。被骗者恍然大悟，但面对现实，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坐下来与余洪等人谈判，来人开价不高，只要求十万元（葡币）的遮羞费，就将底片奉上，从今一了百了，前事不提。
对于这位被骗者来说，当时的十万元，尽管在澳门可以购买五层楼房的标准房，但对之也像九牛一毛一样，算不得一回事，不过此时正好是午夜时分，自难有这么多的现金。于是双方约定第二天中午，在某处进行交易。第二天，双方均遵守了时间，一方交出了底片，一方交出了巨款。被骗者并非蠢才，也知道此事很难就此了结，倒不如暂时避避风，然后再谋对策。但当他收拾行李，驱车前往码头的路上，突然又被另一辆车截住，胁迫他到松林作第二次“讲数”。师爷达和余洪仔的借口是事情还没有最后了结，他们担心徐氏已经怀孕，必须与之商议善后事宜。因此，他们要求他必须等一个月之后方能离境。这个借口既然如此“合情合理”，而且在近十名大汉的包围之下，弄不好连性命也没有了，被骗者只好作第二次奉献。“这是最后一次了！”被骗者再三强调。但他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师爷达夫妇办理赴美手续，付生活费五万美元，付余洪仔等人五万葡币，作为“掩口费”。一切办妥之后，他才得以离境。事后，师爷达夫妇立即移民赴美，余洪仔则在司打口买了楼房，并以车带步。也许是恶有恶报，赴美的师爷达，在抵达三藩市后不久，就患恶性肠炎死去，徐氏也随即改嫁；至于余洪仔，也只快乐了三年，就被人用水喉铁活活打死在住所门口。此时，那名被骗者才敢回到香港和澳门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