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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名称计有：“和安乐”、“和胜和”、“和利和”、“和洪胜”、“和群英”、“和合图”、“和勇义”、“和联胜”、“和合群”、“和合义”等。
非“和”字头的则有“福义兴”、“同新和”、“同新义”、“单义”、“联义社”、“联英社”、“新同乐”等。
至于外来组织统称“粤东”，来自澳门的统称“马交仔”。此外，还有挂上社团名义，暗地里也为非作歹的有“青年社”、“三圣体育会”、“西河体育会”等一共三十个左右。
人数由百数十人以至数千人不等，各踞一方，欺凌弱小，而堂口与堂口之间，自然也为了争权夺利而下时互相火并。
许多圈内外人士，都认为“和”字头的黑社会组织有三十六个之多，是为“三十六和”，其实这是不尽不实的。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勉强可说是内地洪门组织的支流，当时大陆各地的“洪门山头”，也会不时变动，既可随时组织，亦可随时瓦解，何况香港的黑社会绝大多数均系鸡鸣狗盗之流，作奸犯科之辈，自难有较缤密的组织和“法定”的名称了。因此，战前的黑社会组织名称，有些在今天是找不到的；当时没有的，在战后却纷纷崛起（如“十四Ｋ”、“敬义”等）。“三十六和”之说，求证于许多“老叔父”时，也都认为是以讹传讹，无法证实。
闲话休提，再谈到省港大罢工时，香港黑社会人物如何乘机作乱、浑水摸鱼的情形。当惨案发生后，中国大陆的大小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在各地造成惨案的消息，传抵香港时，香港各界同胞无不热血沸腾，同声讨伐，继之以行动支持，为中国大陆同胞作声援。首先罢工的是“海员工会”。
当时的香港总督是史塔斯（传说当时的港澳同胞称他为“屎塔士”，以示痛恨），竟下令查封一张刊登罢工消息及通过社论谴责帝国主义的报纸。封报之外，还要拿人。这一来，各界同胞的情绪便如黄河堤崩，火山爆裂，各行各业的工人店员（包括政府雇员）纷纷响应。连当时居于重要地位的电车公司员工，也自动不再上班；一向接受殖民地教育的“皇仁书院”也跟着罢课，各界商人亦纷纷罢市。
于是，整个香港立即成为一个死城，完全瘫痪了。
当时香港殖民政府始而大力镇压，继则软硬兼施。由于部分老弱妇孺纷纷离港，香港政府虽未采取戒严措施，但却由史塔斯下令调动英军，分为若干队，荷枪实弹，整日巡逻。以致一般市民无事不敢外出，直弄得香港一片萧条，恍如鬼墟。
于是，黑社会人物便乘势行动了。
当时，自来水设备仍未十分普遍，到街堠或少数水井轮水的人仍属不少，但因街道商业萧条，如狼似虎的英兵又不断示威恫吓，一般家庭主妇都不敢外出取水。于是湾仔区“单义”人马首先出动，代为挑水，代价为每担一元。当时的币值，一元钱几乎可以购买上等白米五十斤，等于目前七八十元。试想，七八十元钱一担水，相信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水了。
“单义”的奇招突出，引起港、九各区的黑社会人物垂涎三尺，于是纷起效尤。本来，有人怕事不敢外出轮水，有人胆正命平自愿代劳，在两厢情愿之下，还不能算是苛刻，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干开了，强行勒索者有之，入屋窃劫者有之，甚至不管你是否同意交易，第一天替你挑了，第二天便自动送上门来，水到收银，否则煎皮拆骨，弄得若干市民叫苦连天，无处申诉。接着，黑帮歹徒们又搬出“代客购物”的花招。这也是利用一般主妇不敢外出的心理，只要你开列清单，油盐柴米， 均可代购，且还声明货到才收款项。实际上这些歹徒是趁着军警忙于镇压罢工，对维持治安的责任等于放弃之机，将一些东主回乡、无人看管（或留一二人看管）的店铺砸门而入，强抢硬夺，呼啸而来，满载而去。然后将抢来的物品，送上购物者的家庭，收取货款之外，还另加一笔“服务费”。
后来，眼见英军港警只顾弹压罢工，对偷抢劫掠不大理会，于是更为猖撅。“和安乐”、“和胜和”、“和利和”、“单义”、“同新和”、“西河体育会”等，纷纷出动。白天踩盘，晚93 间动手，简直无法无天。据曾参与那次发财机会的一位“老叔父”钱寿回忆（钱寿当时隶属“单义”，战后已不再活动，改行正业，目前已儿孙绕膝，曾住老龙坑街，该区老街坊均识寿伯其人），当时他们所有的手足，不分日夜全体出动，发其“罢工财”。最高收入每天竟达二百元之多。当时的币值，几乎可以购买黄金四两了。由于罢工影响，百业停顿，除了大部分产业及专业工人返回广州，由当时的殖民政府给以少量资助之外，失业情形自然十分普遍。于是各黑社会帮会都乘机招兵买马，在一年多的罢工行动中，每个黑社会帮会都较前“壮大”了，打下以后为非作歹、遗祸社会的根基。
这是香港黑帮发展的重要一步。
烽烟乍起，黑帮聚首，纸扇梁棠出面，四眼球献计，抽签划地，旷世大焚掠，港在前，九在后。
除了1925 年省港大罢工时，黑社会组织乘机捣乱，企图浑水摸鱼之外，此后三十余年之中，也干下了两项滔天罪行，受害的各界市民，多至无法估计，财产物资的损失，犹甚于天灾横祸，说起来，实在天人共愤。
这两项灾害，一是1941 年冬，日军入侵香港，九龙半岛沦陷之前，黑社会狂徒四出烧杀劫掠，造成“兵灾未至，人祸先临”的悲惨局面；另一次则是1956 年的“双十大暴动”。事件中杀伤之多、焚掠之惨、波及之广、为害之大，为香港开埠以来所仅见。
1941 年12 月，日本军阀发动太平洋战争，新、马、泰、缅、印、菲及香港等地，均为日本在战争中的攻击目标。实际上自从1938 年广州陷入日军手中之后，香港居民便一直处于惊惶忧虑之中。谁都料到总有一日战争会降临头上，问题只是迟或早罢了。
这种忧虑，终于被1941 年12 月8 日早晨的炸弹声证实了。当天，日军除以空军轰炸启德机场、金钟兵房及太古船坞等地之外，陆军第三十八师团，亦以第二二八步兵联队为攻击前锋，在炮火掩护下，由深圳一带越过边境，向新界进攻；海军方面亦由第二舰队协同作战。于是，新界北部一下子便陷落于日军手中。9 日午后，便已攻至城门水塘附近，九龙市区虽有狮子山相隔，但密集的枪炮声已是清晰可闻了。
9 日下午，大约有五六十名大汉，聚集在钦州街一幢大楼的天台之上。
一名面带烟容，身材瘦削的中年男子站在肥皂箱之上，带着沙哑的声调，对着四周的人大声嘶叫：“各位手足，我们发财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所有日仔已打大埔，所有‘花腰’都跑到对江去了！我们要把握时机，即时出动。各堂口要齐心协力，互相支持，提防‘羊牯’们会反抗。至于是否划分地盘，或者来它个大兜乱，稍后各堂口的大佬再行商议。现在，哪一位阿哥阿叔，如有什么意见赶快提出，免得阻碍发财时间。。”。
发言者是“和安乐”的白纸扇梁棠，职业是“收买佬”。鸦片烟瘾特大，战前那段日子，每天消费也非抽六角钱不可。梁棠虽是鸡鸣狗盗之辈，但却粗通文墨，而且诡计多端，否则亦不会扎职为“白纸扇”了。
集会的五十多个人之中，有属于“和安乐”的，也有“和洪圣”、“和群英”、“和利和”及“和义勇”的。此外，广州沦陷后南移来港的“粤东”也有两个人参加。
梁棠的话声刚停，那群人便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有主张集中全力攻打银行的，有主张逐家逐户进行搜掠的，也有主张先行抢劫金铺及大公司的，意见纷坛，不一而足。最后，还是由“粤东”那两名“叔父”中的一个叫四眼球的，力排众议，讲述自己的“心得”。
原来四眼球在三年前广州沦陷时，也有洗劫西濠口和西关一带的经验。
他指出虽在兵荒马乱之中，对于财物，“羊牯”还是非常重视的。如果过于轻敌，或者力量过于分散，则会遇到强烈的反抗。接着，他便撩起左臂衣袖，显露出一处伤痕，据说是当年攻入西关一家大宅时，遭受宅中人反抗而被刺伤的“光荣战绩”。
众人听到四眼球这番“伟论”，便急忙请教，如何部署才能事半功倍。
于是，四眼球便以过来人的资格，贡献出一条“妙计”。
他认为进行“发财大计”时，不能把力量分散，最低限度要一百人为一股；同时，必须有足够的“架撑”（即武器），才能使“羊牯”们慑服。他又指出一个必须先行解决的问题，就是进行抢劫时，应该预先分配“地盘”，以免发生纠纷而自相残杀。众人认为四眼球的提议十分有理，便由各单位推举出一人，以抽签方式，分配抢掠地盘。结果，“和安乐”分得旺角区，即南由山东街起，北至界限街止的一带街道；“和洪圣”及“和群英”分得深水岗区，即由界限街到青山道尾（即今天联邦戏院附近）；“和利和”及“和勇义”则分得油麻地区，即南由佐敦道起，北至山东街止的一带街道。至于“粤东”，则因人手较少，自动不参加抽签，只要官涌附近地区，亦即介乎柯士甸道及佐敦道之间的几条街道。
地盘划分已毕，除马上按“和安乐”的梁棠规定，以白布缠绕左臂作为标志，又以“胜利”二字作为口号，以免碰头时发生误会。故而事后这些匪徒被人称为“胜利友”。
一切商议就绪，已是黄昏时分，新界方面传来的枪炮声渐趋沉寂，闻说日军已绕过大埔，正向九龙市前进。于是这群黑帮人物急忙四出联系，找寻帮中手足，准备大发战争财。
当时，每个堂口具体出动了多少人，今天说来，已是无足轻重之事，但据一名参与其事的“老行尊”许伯（隶属当时“和利和”组织，六十岁，曾在荃湾×联建筑公司地盘任看更）指出，他们“和利和”与“和义勇”两个堂口，共约出动二百五十人。首先在上海街找到两家刀剪店，破门而入，各自找寻适用的“架撑”如西瓜刀、牛肉刀及大薰刀等，然后分为五组，每组约五十人。声明单独发现财物，归个人所有，集体发现的则见者有份。事前也曾订明不伤人、不劫色，但在进行抢劫时，遇有反抗者则予斩杀，以免耽误大事；至于劫色方面，就他所知，考兰街、山东街、鼓油街、上海街等均有发生。在上海街近榕树头的某号四楼，三名匪徒轮奸一个年约十三岁的少女，引致被奸者跳楼自杀。
在12 月9、10 两日，各区警署人员虽然尚未撤往港岛，但已无人出动巡逻。当时上述各地区仅有油麻地、旺角、深水岗三间警署，而且已都把大门关上，连门口站岗人员也被撤消了。所以这群“胜利友”得以横行无忌。经过整个晚上的奸、杀、烧、掠，深水岗、旺角、油麻地三个地区，早已满目疮瘦，不成样子了。至于上海街的金铺集中地区，自然成为匪徒的最佳目标。由于战事突然爆发，事前毫无征兆，因此这些金铺也来不及疏散。其中的×盛金铺被劫时，东主拒绝交出金铺钥匙，因而被匪徒乱刀砍死，但死者身上仍然一无所有，于是将全体五名店员，逐一提出门外，盘问钥匙下落。这五名店伴实在不知东主将锁匙藏于何处，自然无法答复。匪徒们便一一将他们乱刀砍死。杀至最后一名时，那个年仅十八岁的少年，跪地哀求，说父母双亡，还有一位七十岁的祖母由他奉养，求免一死，但匪徒们已杀得性起，这名少年仍然难免“凌迟”之苦。至于其他商户、银行以至一般居民的损失，简直无可估计。敢于反抗的居民便纵火焚烧房屋，像接近泊麻地警署的数幢被烧楼宇，一直残留着，留给后人凭吊，直到近年才被拆除。
战后，1946 年出版的“香港年鉴”，说仅在“深水岗、旺头角及油麻地一带，匪徒乘机发动，大肆抢劫。殷商富户多被抢，损失惨重。。”，如此寥寥数十字，来形容这场沦陷前的浩劫，跟实际情形相比，简直是避重就轻了。
10 日早上，上述各区已被近千名黑色人物洗劫殆尽，便又向南（柯士甸道以南的尖沙咀地区）发展。在此之前，这个地区并没有被黑社会人物列入“行动区域”，原因是尖沙咀地区，多为外籍居民，匪徒还看不透这些外籍人士（战前的外籍人士，一向自视颇高，而一般中国人对他们也敬而远之），是否仍有反抗之力（例如有自卫枪械之类），故未敢贸然动手，这时，各区已被搜劫得一千二净，而九龙城区，亦已被潮帮的“福义兴”反复洗劫，再不开辟新地盘，便会坐失良机，因为新界的英军败讯频传，日军进入九龙市区，已是迫在眉睫。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向尖沙咀发展。
经过一日一夜的烧杀，许多黑帮人物以外的地痞无赖及胆正命平之辈，都纷纷尾随这群“胜利友”之后，参加烧掠行列，“和安乐”的主力首先捣毁九龙仓大闸，率众蜂拥而入，仓内存留的白米、砂糖、棉纱、布匹、罐头及洋酒等，迅即被掠一空。留守员工，被杀及被殴伤的，亦逾十名之多；跟着，箭头又指向红区。
战前红街道简单，居民很少，大的商户不多，只有黄99 埔船坞（即如今的“黄埔新）最为惹人注目。其实船坞之内，除却修船机械及笨重的钢铁材料之外，哪会有什么贵重物品？但这时黑帮人物已失去理智，不管里面有些什么，一律列为洗劫对象。当发觉里面全是笨重的机械和钢铁材料之后，不禁恼羞成怒，一把无情大火，几乎把整个船坞烧个精光。
匪徒们因利所驱，又向红区三约的居民区进发。能带走的便带走，不能带走的便付之一炬。当时天寒地冻，北风凛冽。芜湖街的一名老妇，为了抢救一张棉毯，竟被匪徒们推入火堆之中，活活烧死。
如上所述，战前的红■区、土瓜湾一带，并没有什么巨商富户。当匪徒们向这些地区“发展”时，为了彻底搜刮，在每条街道中间，首先将一些易燃物品，烧起一堆熊熊烈火，然后将所有居民，驱赶到街道上，排列成行，勒令奉献财物。胆敢反抗或毫无贡献的，多数会被推入火堆之中，据一位目击这场浩劫的张老太指出，仅仅马头围道（今天的金门戏院附近），便看到十名以上的居民，被匪徒们活生生的烧死，事隔数十年，谈起这段恐怖往事，此老还余悸犹存，伤心泪落。因为她的一位同胞兄长，便是在这场浩劫之中，丧失了宝贵生命。
下午，这群匪徒边烧边抢，已接近九龙城区。当进至九龙城道北帝街附近时，和正在该区进行烧杀的潮帮人物相遇。后者认为前者侵入地盘，不许之前进。当时，这些人都已陷入疯狂境界，哪还有道理可说？一言不合，刀棍齐飞。一场混战下来，双方死伤累累，如此行动，可见双方已完全抢红了眼，早将前约丢于脑后。
晚上，枪炮声愈来愈近，军警亦纷纷撤往港岛，于是匪徒们又再回师，向尖沙咀进发。这时，已再没有区域之分了，所有各堂口的黑社会人物以及一些乘机捣乱的无赖地痞，甚至黑帮人物的家属，全部集中在一起，携带着担挑绳索、麻包布袋等物，浩浩荡荡，分别由弥敦道、漆咸道、广东道进入尖沙咀区。一场鬼哭神愁的大洗劫，又再度上演。
居住在汉口道的葡人施路华，在1947 年12 月接受澳门一家报纸（已停刊）访问时，曾对当时情况进行了介绍。
12 月10 日凌晨，忽然震天的喊声来自四方八面。起初人们以为日军杀到，但聆听之下，却全是本地口音，并夹杂着粗言秽语，便已料到是怎么回事了，还未来得及做应变准备，大门已被乒乒乓乓地猛力推撞。推不上几下，终于给撞开了。匪徒们便蜂拥而入。
据施君回忆所及，所有进来的人，都以白布或毛巾缠着左臂，均手持利器，有如凶神恶煞。入屋后不分青红皂白，喝令蹲下，拳打脚踢一番，然后翻箱倒筐，大事搜劫。
施君住的那座楼共是四家人，男女老幼共十三名。除了一对丹麦籍（海员）夫妇之外，其余都是葡籍人。当时葡萄牙是亲德的，而日本则为轴心国之一，所以这些葡人都以为日本会“尊重”他们，并不急于走避。不料日军还未前来，却先被匪徒们劫个精光。
匪徒在屋内搜索一番之后，认为仍有财物被收藏起来，于是向缩在厕所中的十多人拷问。这些人中，只有施君懂本地话，便作两者之间的通译。当匪徒们听说再无其他财物时，便狂性大发，以麻绳当作皮鞭使用，没头没面向他们抽打。一位五十多岁的卡素太太，竟被匪徒打碎了眼镜，玻璃片刺入左边眼球之内，事后成为“独眼夫人”。
拷打之后，仍然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