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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一看法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是常识，在实际工作中更是没有区别。但这层窗户纸谁也不能捅破。捅破这层纸有只能是政治强人邓小平。
１９９２年１月到２月间，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在沿途谈话中正式公开发表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这次南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姓资还是姓社”的批评作了回答。他说：“改革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这个谈话还没有公开发表，就广泛地传开了。北京理论界空前活跃起来。关于市场经济的学术讨论会纷纷召开，那些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人们却沉默了。当然，他们在私下也有议论。认为这是邓小平个人的谈话（从职务上看，这时的邓小平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也有人认为邓小平事先不经中央同意就重大问题发表谈话，是非组织行为。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确认邓小平的谈话，并将这些谈话内容作为中央的精神组织全党学习。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这个共产党人都要消灭的怪物，终于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接纳；市场经济，这个长期被当作社会主义异端的经济制度，终于和社会主义这个词连接起来了。
又经过１年的酝酿，在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中国共产党所以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很重要。
在２０世纪最后的１０年中，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宣告失败。苏联已经解体，东欧一些计划经济国家纷纷易帜。而西方那种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显得相当活跃。在２０世纪末，在国际上有一个大多数人能接受的价值判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行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是成功的。中国也深受计划经济体制之害。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中国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妥协，是一种折衷。然而，有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保守派就可以随时对某些改革提出“姓资姓社会”的诘难。当时还没有预见到另一个情况：到了新世纪，在市场经济和权威政治条件下出现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也希望在“社会主义”四个字中寻求社会公正。
第4节私有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比发展私有经济更为敏感的事了。
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有“天下为公”的古训。
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典籍中，“消灭私有制”是最重要的理论概括；这是因为，在建国以来３０年的努力中，消灭私有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中国已经彻底完成了消灭私有制的任务。
在改革以前的３０年中，私有经济一直被当作危害社会主义的“祸水”加以消灭；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却要把私有经济当作发展经济的“活水”大力扶持。
过去被消灭了的私有经济的重新复活，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有人惊呼，有人愤怒，有人恐惧，政治上打压，政策上歧视，接踵而来。
然而，国民经济的航船一旦驶进了市场经济的航道，发展私有经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买卖经济，不能自己和自己做买卖。所以，全社会只有一个所有者（都是国家的），不能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有多元的所有制主体，多元的利益主体。所有制改革就是改变原来的单一国家主体，建立国有经济、城乡集体合作经济（包括原来的集体经济）、中外合资、外商独资、股份制经济、私有经济等多元经济主体。
斗争还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辅仁（示旁加乃），１９７９年提出要改变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以后，一直受到来自上面的政治压力。１９８３年“清除精神污染”时董受到批判。社会科院领导人刘国光组织人整他，责令他作检查。邓力群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点名批评董辅仁，说他是“南斯拉夫观点”。
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实现所有制主体多元化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种途径是对国有企业实和非国有化（按国外的说法就是私有化）。中国改革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采取第一种途径，先不触动国有经济的产权问题，而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先是个体经济，后是私营经济）。从90年代中期开始，也大规模地采取第二种途径，先是对国有小企业实行非国有化，后对一些大企业实行资本开放（即在单一的国有企业中吸收非国有经济的资本），使之资本多元化。中国这两种所有制多元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个体私营经济的出现是改革初期的就业形势逼出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如冰川解冻，过去被压抑的愿望奔腾而出。知识青年回城，成为势不可挡的洪流。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陆续有１４９０万知识青年回到城市。但是，国有和集体企业不可能很快接纳这么多人就业。矛盾就出现了。有些地方就出现了对抗。上海知青的抗议活动最为激烈。
就业，就业，就业，这是当时最为急切的词语，也是全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
按过去的做法，就业，就是由政府的劳动部门分配工作。但是，数以千万计青年一下子涌回城市，政府没有办法在国营和集体工商业中安置他们。于是，政府一方面发动各单位兴办集体企业，安排本单位的回城子女；另一方面，号召回城青年们自谋职业。所谓自谋职业，就是让他们从事个体工商业。那时，工商管理部门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各级政府还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条件，报纸上大力宣传个体户对社会的贡献。在短短两、三年内，个体户蓬勃发展。除了回城青年以外，过去由于各种原因被排挤出国营企业的人（如开除公职的人、劳改释放人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为这支队伍中最大胆、最活跃的分子。
在成千上万的个体户中，大多数人虽然只能有个温饱，但有不少人比国营企业职工的收入要丰厚多了。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几年之内发起来了。随着营业的扩大，人手越来越紧张。他们开始雇工。由个体户变成了私人企业主。
这种情况的出现给城市职工以很大的冲击。过去他们看不起的职业，现在收入比他们要高得多。过去被视为“不三不四”的人，现在挺起胸膛来了。一些人心理上很不平衡。社会上出现的很多顺口溜，正是反映了这种不平衡心理。如：上班穷，下班富，开除就成万元户；家里有个劳改犯，一年就赚好几万。
一辆摩托两个筐，收入超过胡耀邦；骑着铃木背着秤，跟着小平干革命。
如果说普通职工只是心理不平衡的话，对党政干部来说，就面临着很多难题。我的采访本上记录着1980年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领导干部们在政治上、政策上把握的困难。
上海有一个居民叫×××，４０多岁。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现已平反。他父亲是一个大资本家。落实政策后他继承了一笔遗产。最近他向工商局申请登记。想买一部载重汽车搞运输专业户。市工商管理局感到难以答复。他们倾向不批准发证。
上海崇明县裕安公社社员×××，用１３００元向这个公社十四大队购买拖拉机一台，个人搞运输。县委认为，拖拉机是生产资料，私人不得占有，不能搞个人经营。已令他将拖拉机退回原队。
广州市个体户×××，继承了外祖父传下来的一种熏鸡技术。这种熏鸡早年曾闻名省港。五十年代他外祖父逝世后这种熏鸡生意歇业。１９７９年，这位个体户恢复了这一传统食品，生意兴隆。
由于人手不够，他一天只能制作５０只熏鸡。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他向政府提出：能不能雇工？
没有人明确答复。
这些在今天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当时的确使基层干部为难。不是他们无知，也不是他们保守，因为过去２０多年的政治学习中，在当时的政策中，这些问题都有十分明确的答案。他们不愿意用这些现成的答案，但又没有新的答案。
现实使理论尴尬。怎样用过去一再宣扬的理论来回答现实问题呢？１９８０年，北京的一个权威的经济研究机构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10个理论难题：第一，从传统理论看，在社会主义社会私人不能占有生产资料。现在，私人开始占有生产资料了。对这一新情况是限制还是鼓励？第二，从传统理论看，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私人雇工。现在私人雇工现象大量出现了。这种现象怎样解释？第三，社会主义意味着消灭剥削。现在剥削现象也出现了，是允许还是取缔？如果允许，以多大限度为宜？第四，有的地方群众集资办厂，实行按股金分红。从传统理论看，这是按资分配。在社会主义条件允不允许这种分配形式存在？第五，过去我们把私人老板当资本家。过去的资本家已经没有了。现在又开始出现私人老板。怎样看现阶段私人老板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等等。
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对这些和传统理论相违背的敏感问题的政策也是很微妙的。关于雇工问题，１９８１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和１９８３年的《城镇非农业个体工商业若干规定》中都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7人。为什么可以雇7个人呢？说来很可笑。因为在马克思的着作里有这个界限。其实，马克思在这里只不过是举一个例子而已。经过一百多年，企业的技水平、劳动生产率、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马克思这句话不可能回答今天的企业雇多少人才算合理的问题。可见，当时人们一面在超越马克思的理论，一面还千方百计地在马克思那里为这种超越寻找根据。为什么求救于马克思？因为有一批人用马克思主义来限制改革，来打击改革者。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字的根据，就可以减少一分政治风险。
邓小平和胡耀邦抓住了一个典型打破了人们的重重顾虑。这个典型就是“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叫年广久，安徽芜湖人。他很早就是一个个体商贩。开始贩卖水果，后改营炒货。他和两个儿子在家里炒制西瓜子，或提篮叫卖，或摆摊兜售。他悉心钻研瓜子的炒制技巧，创造出“傻子瓜子”这一名牌食品。
加上他很会经营，生意越做越大。瓜子的日产量由原来的几十斤增加到２００多斤。月营业额达万元。在当时个体户中成为“冒尖户”。年广久要继续扩大经营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向个体经济联合体发展；一是雇工。年广久也曾想过走合作经济的道路，但处理各方的经济利益关系比较复杂。走私营企业的道路相对简单一些。他从１９８１年９月开始雇工。当时他只雇了４个帮手。主要劳动力还是他父子三人。这时人们心里还可以免强接受。随着经营的发展，雇工人数逐渐增多，１９８３年初增加到１０３人。加上他儿子的分店，雇工共１４０多人。日产瓜子一万多斤，月营业额达６０多万元。从一家个体户发展到这样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私营企业，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年广久的企业发展这么快，除了私营经济有强大的活力以外，还得力于他选择的这个行业。瓜子不关系国计民生，是计划经济管不着的空间，也是公有经济的空隙。尽管如此，他的迅速发迹，引起了各方面议论和指摘。当时很多人看了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对他采取措施。邓小平得知后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也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年广久。
一颗瓜子千斤重。邓小平、胡耀邦等对“傻子瓜子”的支持，使得一些不拘泥于原来思维方式的人们开始思考一些问题：马克思说的资本的积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而年广久财富的积累并没有使人贫困。相反，他雇佣的工人的收入比国营企业工人的收入要高得多；年广久并没有全部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以１９８２年为例，这一年“傻子瓜子”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中，他个人所得、雇工工资、上交国家税费分别为４４。６％、１２。０％和４３。３％。
年广久开办私营企业对社会不仅没带来什么害处，却带来了很多好处。由于他的经济实力，打开了江、浙、沪的市场。在他的挑战和带动下，芜湖一下子涌现出近６０家瓜子企业，瓜子销售量达３０００万斤，被誉为“瓜子城”。全国各地也兴起了瓜子加工热，从南到北，涌现出“迎春瓜子”、“口不离”、“好吃来”、“阿凡提”等数不清的新品种，成为一个不小的产业。
人们从多方面分析，看来私有经济并不是像过去说的那么危险。
一颗小小的瓜子，却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人们从邓小平和胡耀邦对“傻子瓜子”的态度得到了胆量。私营企业蓬勃发展起来。
私营企业中，出现了一大批百万富翁，这些富翁之中，有不少人过去是社会的弃儿。开始政府让他们“自谋出路”。所谓“自谋出路”，就是在旧体制内没有他们的出路。仅靠共产主义的宽容，他们才在国营经济顾及不到的小角落里，为他们让出了可怜的一席谋生之地。开始他们是多么希望迈进堂皇的国营企业的大门啊，但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很不情愿地摆起了小摊，叫卖街头。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他们意外的得到了一次淘金的大好机会。
这个机会是商品经济的不毛之地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为是不毛之地，他们是先行者，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先发优势和广阔的空间；因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他们得到了良好的环境和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旧体制之外生长起来的。他们不受旧体制的约束，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因而有胆量。他们事先并没有想到，在旧体制崩溃的废墟上，竟然能崛起他们新的大厦。
进入20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和末期，从事私营经济的政治风险已经很小了。发财机会的诱惑，自我实现价值的愿望，使得不少人抛弃国营企业或国家机关的“铁饭碗”，自愿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一批人和早期进入这个领域里的人不同，他们是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准备，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其中有的人还有种种权力背景，是当代的“红顶商人”。那些有权力背景的人一“下海”，就轻而易举地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有心人会察觉到，在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提法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了微小的却是微妙的变化。而每一变化都是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