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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乘胜撤掉了左派的重要阵地――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还将他们的另一个阵地《红旗》杂志更名为《求是》杂志，使它的影响大大缩小。
赵紫阳1996年向本书作者介绍了1987年春夏的形势。他说：耀邦下台后在我脑子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对待反自由化问题。搞不好就会伤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邓力群那一批老人劲头大得很。按他们那种搞法会伤很多人。我和邓力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裂的。他恨我胜过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让他管意识形态。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这是因为他们劲头太大，没有回旋余地。……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邓力群，还有中纪委。开名单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纪委的有些老同志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过去几年都错了。还好，我跟小平彻底谈了一次。小平这根神经（指怕否定改革）比较紧。听了我的谈话他转过来了。说，不能这么搞。这就产生了我的‘五一三’讲话。反自由化的刹车，为“十三大”的准备工作造就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邓小平又调整了天平的珐码，使得十三大在反左的气氛中召开。
胡耀邦下台后没有政治局常委。由赵紫阳领头的“五人小组”负责日常工作。邓小平又委托一个“六人小组”筹划“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六人小组”由薄一波领头。开始提出政治局常委由七个人组成：赵紫阳、李鹏、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田纪云。万里和田纪云是邓小平提名的，他提这两个人是想加大改革的力量。但是，“六人小组”在征求意见时，老人们对万里和田纪云有不同意见，邓小平只好作罢，常委只好由五人组成。田纪云２００４年６月的一次饭桌上说（本书作者在座），在定十三大政治局常委时，邓小平曾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让中央委员投票，票数最多的前七名是常委。有些老人不同意，邓小平也没有坚持。赵紫阳也提出一个大胆设想，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由常委轮流主持。这个设想也没有实现。
十三大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中。十三大的报告开始由胡耀邦负责准备，胡下台后由赵紫阳接着准备。1987年３月１９日，赵紫阳就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总的设计思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赵在这封信中列出了报告七个部分中每个部分的内容。他在信中强调，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因为以此来立论，有可能避免左右两种倾向把这个大问题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有好处。邓小平阅后在这封信上批示：“这个设计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两个要点：一是承认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二是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阶段。初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能用社会主义高阶段的那些原则来限制人们的手脚。这个理论的提出，使得党的领导者既可以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减少了政治风险，又可以采取一些原来认为的一些非社会主义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后来，老百姓也看到了初期阶段理论的实质，说“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后来，又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代替“初阶段理论”。其实，这两个理论的实质是一样的：既要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又要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有中国特色”几个字，就可以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框。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总结和吸收了改革8年来所有的成果，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来说，这比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前进了一大步。1987年10月25日，在十三大上，赵紫阳作了上述政治报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在组织上，十三大确定了比较年轻的领导班子。邓小平不参加常委，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担任军委主席。赵紫阳坚持要求邓进常委。他的意见邓没有采纳。赵紫阳为什么坚持邓进常委呢？他向本书作者解释说，这有两点理由，一是小平还是要管事的（小平本人向赵表示过），与其在常委外管事，不如在常委内管事（“六四”前群众中有人批评邓“垂帘听政”，说明赵这种想法不是多虑）；二是在很多老人还在的情况下，小平不在常委，常委的份量太轻，总书记很难当。邓小平虽然没有进十三大的常委，但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内部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变。”十三大决定赵紫阳由代总书记成为总书记，继续当他的“大秘书长”。江泽民、李瑞环第一次成为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石、芮杏文、闫明复是书记处书记，温家宝是候补书记。十三大还有一个插曲，这就是邓力群落选的事。由于邓力群持保守态度，党的上层一些老人很看重他，胡耀邦下台后，陈云阵线想推他当总书记。王震按照陈云的意图四处活动。有一次王震和赵紫阳谈起十三大的班子，赵紫阳说，我还是当总理。王震说：“对，你还是当总理好。”他就怕赵紫阳占了总书记的位置，赵紫阳这这个承诺正中下怀。王震还找一些人谈话为邓力群拉选票。顾卓新是被王震拉拢的人之一。顾卓新不买王震和邓力群的帐，把这个内幕活动告诉了当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温济泽也告诉李锐同样的情况。李锐思想开放，力主改革，和邓力群在思想上势不两立。邓力群私下串连想当总书记的事，使李锐大为震惊，如果让王震这样的活动继续下去，支持的人越来越多，加上陈云的后台，最后邓小平也不得不同意。邓力群一旦当了总书记，改革一定要受到损失。李锐和邓力群在延安整风时还有一段旧帐。当时李锐被打成特务。他的前妻范元甄也被隔离审查。负责审查范元甄的是邓力群。范元甄是延安“四大美女”之一。邓力群乘人之危，借审查之机，向范元甄泄秘讨好，花言巧语，勾引通奸。这事被发觉后邓力群和范元甄都挨了批评。杨尚昆主持批评他们的会议，会上还作出了一个对邓力群批评很严厉的文字结论（《１９４５年１月３１日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尚昆同志讲话》）。范元甄后来把这个材料抄下来交给了李锐。李锐把这个材料一直保存在身边。李锐向本书作者展示了范元甄亲手抄写的这份材料，好一手工整秀丽的小楷！李锐从顾卓新和温济泽那里得到消息后，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送紫阳并转小平”同志。这封信一开头就写道：“邓力群同志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有许多言论和行动于党于国十分不利，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影响极坏。我认为十三大后，应当让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封信揭发邓力群几个问题：一，一贯抵制改革开放的方针；二，组织上严重不守纪律；三，思想上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空谈共产主义理想，表现理论水平低下。此外，李锐还重提延安这段往事，附上了《１９４５年１月３１日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尚昆同志讲话》。信的后面还说：“最近听说，还有人在活动他进政治局当总书记，这就更加令人担忧无已，寝食不安。我一直认为，邓力群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反对派，十三大后，决不能让他留在中央领导班子之内。这样可以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除掉一块绊脚石，去掉一个隐患。”李锐把这封信亲自交给鲍彤，由鲍彤送到赵紫阳手中，赵紫阳转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批了三条：一，撤销邓力群的职务，二，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三，李锐同志不要算旧帐。胡启立向李锐传达时，只传达了一、三两条。怕李锐不饶，继续写信，第二条没传达。当然，阻挡邓力群当总书记的当然不仅仅是李锐这封信。赵紫阳把邓力群提出的“第二次拨乱反正”的事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对这句话很反感，他怕邓力群当总书记后，否定改革开放。恐怕这也是邓小平不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云对邓力群没当上总书记很不满意，他说：“这都是李锐和鲍彤搞的鬼！”李锐和鲍彤哪能阻止邓力群当总书记？其实，这是邓小平和陈云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早在1986年，由于邓力群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中央书记处其他书记很不满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习仲勋和万里批评了邓力群。万里还说：“你拿四项基本原则打改革开放，没做什么好事，建议你自己辞职。”邓力群当然不会辞职。书记处还以研究书记分工的名义，让邓力群只担任书记处书记，还负责意识形态的工作，把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职务交给王兆国。这次分工结果向各省发了通知。事后邓力群向陈云哭诉。陈云十分震怒，当即给胡耀邦打电话：“这事不能这么干！”结果，书记处的分工被推翻，还是由邓力群兼任政策研究室主任。为什么陈云对研究室那么重视？有人认为这个研究室不仅是左派的重要阵地，也是左派的情治机构，左派不会让邓力群退出。直到十三大以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赵紫阳才解散了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
邓小平虽然不同意邓力群当总书记，但出于平衡的考虑，要赵紫阳做工作，让邓力群选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由于是差额选举，邓力群被“差”了下去，连中央委员也没有选上。后来又把他安排到中顾委，想让他当中顾委常委，陈云还下令让中顾委一定要选上。中顾委常委不是差额选举，又有陈云的命令，当选应当是没有悬念的事。谁知半路杀出个陈咬金，在中顾委会上，李昌带关发言，反对陈云强令选举的作法，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选举时邓力群的票数不过半，落选了，只当一名普通中顾委委员。
胡耀邦虽然下了台，受了批判。但十三大的选举却出人意外。在选举中共中央委员时，胡耀邦得了１８００多票，只有几十个人没投赞成票。在随后的一中全会上选政治局委员时，胡耀邦得票１６６票（全票为１７３票），在没有投他票的７人当中，有胡自己的一票。与此相反的是，在中顾委选举常委时，邓力群只有８５票（全票是１８７票），落选。胡乔木勉强选上了，也只有１３５票。邓力群和胡乔木是得票最少的两个人。中顾委选举结束后照相，临时撤去了为邓力群准备的座位（为中顾委常委准备的），胡木最后走过来，一脸死灰，没有人同他打招呼。邓力群说：“中委和中顾委落选，对我有剌激，当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情绪有那么几天不舒畅，不愉快，总觉得不太公平，也有点尴尬。但很快就想通了。”他说他得了1600多张票，认为他落选是赵紫阳做了手脚。（《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720页）十三大是开得很轻松的，我当时作为记者采访这个会时，亲身感受到这种气氛。在新的政治常委的记者招待会上，五个常委一个个容光焕发，穿着做工很考究的西服，显得英俊潇洒。赵紫阳回答记者们的问题时，机智、大胆、幽默。经电视转后，群众也很满意。公共汽车上人们兴奋地议论，说这次记者招待会有点当年陈毅外长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味道。
第六章国殇――北京政治风波
１９８６年的学潮平息，１９８７年胡耀邦下台，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刹车，经济体制改革遇到困难。十三大的“社会主义初阶段理论”虽然为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框子开辟了新的空间，但由于政治体制的掣肘，使市场化的改革开始走上了“权力加市场”的歪路。中国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加深。到１９８９年春天，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第1节山雨欲来风满楼
１９８８年，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价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决心。
３月２５日到４月１３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李鹏总理到邓小平那里汇报会议情况。邓小平问，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讲的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这时讲到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所谓双轨价，就是同一种商品两种价格：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由于物资供应短缺，市场价格高于计划价格一倍以上。有权力背景的人买到计划价格的商品，再以市场价格卖出去，就获得暴利。
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央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出来讲价格改革，使人们感到，中国将要迈开价格改革的步伐。８月１９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了一条重要新闻：８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不少人联想到在这之前，赵紫阳、李鹏、万里、胡启立等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外宾时，都发表了关于加快价格改革的谈话。现在公报发表了，认为价格闯关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传达物价闯关时，还提到军队警察要作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８月１９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当时抢购的情况是触目惊心的。从草纸到电池，从服装到鞋帽，从彩电到冰箱，见什么抢什么。着了慌的居民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武汉有人买了２００公斤食盐，南京一市民一下子买了５００盒火柴，广州一位女士扛回了１０箱洗衣粉。混乱的秩序使得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在门缝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门缝之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抢购队伍里，拥挤、漫骂，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小的骚乱。
与抢购同时发生的是银行门前排起了挤兑的长龙。湖北有的县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柜台被愤怒的群众推倒。这一场席卷全国的、造成人们极大恐慌的抢购风潮，到底有多大规模呢？七、八、三月，银行存款少增加了３００亿。当时居民储蓄余额近４０００亿元。仅仅少增加３００亿，就掀起了如此大的风浪！就是这３００亿，使得号称“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不得不临阵退却。８月３０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２０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其中包括，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下半年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加强物价管理；开办保值储蓄，使３年以上的存款利率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保证市场供应；整顿市场秩序。这些措施一一落实以后，抢购风潮才终于平息。
如果价格闯关不退却会怎么样呢？多年计划经济造成的隐性通货膨胀会释出来，物价到底会涨多高是很难预料的。随着物价飞涨，社会是不是会失控，也是难以预料的。
９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９月２６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治理整顿必然造成经济滑坡。治理整顿这剂猛药，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也造成了连续三年的市场疲软。全国零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