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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３日邓小平同坦桑尼亚革命主席尼雷尔说：“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３４４页）‘不管从那个观点来看，“六四”是一场空前的悲剧。它在人们的心中，在改革开放这一段史中，留下了一个难解的疙瘩。这个疙瘩也许成为将来某个时候复发的“病灶”。疙瘩总要解开，病灶总要根除。对于没有身负“六四”史责任的下一代领导人来说，“六四”还是一张很有价值的“政治牌”。这张“政治牌”在未来的权力角逐中，在已经得到权力需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中，也许大有作用。他会不会打这张牌，能否打好这张牌，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在于有胆有识。
第七章回流――重新回到“一个中心”
邓小平在“六·四”中的举措，严重损害了他在改革开放中所建立起来的良好政治形象。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一定会知道，用坦克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会在史上留下什么样的记载；他也一定会知道，在现代社会，用几十万大军来对付老百姓，会在国际上留下什么样的形象。他一定记得，段琪瑞政府只枪杀了十几名学生，在史教科书中受到怎样的鞭挞。除了像路易十四“我死后哪怕洪水漫天”那样的人，多数政治家还是想名垂青史的。“六。四”以后，邓小平的内心深处一定会感到痛苦。
一位接近上层的朋友告诉我，“六。四”以后，邓小平在家里不说话，整天生闷气，戒了几年的烟又一支又一支地抽上了。夫人卓琳很着急，劝他不要抽烟。他冲着卓琳吼了起来：“我连抽烟的自由也没有啊！”他的小女儿毛毛不怕他，对他说：“你想要自由？学生争自由到天安门前静坐，你也去静坐吧！”逗得邓小平笑了。
“六。四”以后，改革开放的形势一下子发生了逆转，外资进入大量减少，改革踟蹰不前，批评改革的声音一时显得很强烈。邓小平是不会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他虽然已经风烛残年，他还要用生命中最后的热能，给中国的改革事业加温，在改革和开放中重建自己的形象。
第1节“皇甫平“事件
１９８９年正是经济上“治理整顿”时期，又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本来已经很困难的改革，在这时就出现了逆转的趋势。
当时有的报刊开始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批判“市场化”，说“市场化”是“资产阶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批判股份制，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批判“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些批判文章认为，“私营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滋生剥削阶和其它非无产阶的意识形态，乃至为剥削阶思想上政治上代表人物的产生提供土壤”，这些批判文章还把这些年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在实际工作中，改革也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停顿和倒退。在80年代初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学习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文章，主张用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
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７日，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前往上海，１月２８日晚抵上海。在去住地途中，邓小平在听取朱熔（金＋容）基的汇报时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就开发好了。”知内情的人会知道，这是对陈云的抱怨。因为浦东开发晚了正是陈云的阻挠。
邓小平在上海一直活动到２月２０日晚才离沪回京。他在上海过的春节。值得注意的是，陈云也在上海过春节。当时，邓小平曾约陈云交谈，并一起同媒体见面，但被陈婉拒。可见邓、陈二人还是“谈不拢”。谈不拢也罢，邓小平就自己开展了积极活动。他视察了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上海大众汽车工业公司、上海航天局中华机器厂和正在建设中的南浦大桥工地等处。在视察中，他不停地宣传改革开放。
２月１４日下午，邓小平和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部分老同志及各界人士共庆新春佳节。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在上海的陈云是应当出席的，但他没有出席。这是不同寻常的。
在上海，陈云不愿谈，邓小平却和执掌军队的杨尚昆谈了两次谈话。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邓小平和陈云在镇压学生运动中达成了一致，一批老人联手用武力平息了学潮。邓小平可能认为，１９９１年在上海过春节是和陈云寻求共同点的一次机会，他主动发出信息，但陈云不买帐。邓小平不得不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和言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言论不少是针对陈云的。
邓小平在上海发表的言论直指陈云坚守的阵地：计划经济体制。他说：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邓小平接下来的讲话更具有突破性：我们在开放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上海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些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３月２日、１２日，４月１２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黄浦江评论的谐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了邓小平春节在上海谈话的内容。这些评论的题目是：《改革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有更强些》、《改革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几篇评论传的思想在当时是有冲击性的。一时成为北京的知识界的见面话题。
有陈云在上海不买邓小平的帐在先，在北京陈云阵线的人紧跟其后。对“皇甫平”几篇评论，北京的报纸持冷淡态度，有关部门还追查这几篇评论的来头。有人告诉追查的人们，这几篇文章是传达邓小平的谈话，他们回答说，就算是邓小平的谈话，《解放日报》这么发也是不对的，邓小平的谈话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系统传达，怎么能这么直接捅出来？当时《人民日报》的社长高狄还亲自到上海微服私访，打听邓小平是不是讲了这些话。有的报刊还组织了批判。《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旁敲侧击的文章。针对邓小平谈话中“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的说法，有人提出了“两种改革观”的问题，认为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有“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号召人们要对后一种改革作坚决斗争。
《求是》１９９１年第期发表了一篇《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文章（《光明日报》８月７日全文转载），第一段就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这是一个被资产阶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资还是姓社’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问题。”这篇文章的结尾尤其尖锐：“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据说这篇文章是王震让发的。《求是》第十六期一篇文章写道：“总之，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不可能得出可以不问‘姓资姓社’的结论。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这实际在批邓。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12年之后。
当时我还亲身经了一段小插曲。那时改革停滞有一个理论依据，这就是要保持社会稳定。针对以“稳定”压改革的现状，我为新华社的《半月谈》写了一篇题为《推进改革和长治久安》的文章（《半月谈》1991年第14期）。在这篇文章中，我列举了影响稳定的一些社会矛盾之后指出，只有加快改革，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才能保持长治久安。我还写道：“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不能用静态的眼光看稳定，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如果把停滞当稳定，或者为了求得暂时稳定，不去触动社会矛盾，矛盾就会积累，到一定时候就可能大爆炸，酿成严重的不稳定。”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遭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忍之和副部长徐惟诚的严厉批评。他们说这篇文章“有片面性”，“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两位部长的批评在新华社传达以后，我接到了十几个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电话。有的人还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慰问。可见，当时群众是要求加快改革的。《半月谈》这次遭批评的还有该刊副总编于有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到在改革中不要怕“姓资姓社”的诘难。两位部长对于有海的这篇文章的批评更为严厉。
有人说，当时围绕“姓资姓社”的大批判，实际是批邓。从逻辑上看，这次批邓的总后台是陈云。这股“批邓”风越来越强劲。一直到１９９１年９月２日，才开始转折。这种转折是一个小小的事件造成的，人称“二社论事件”。
９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报社领导人高狄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照常规，新华社头天晚上就把这篇社论全文发出去了，广电台也当晚广了。江泽民发现后，指示要把“姓资姓社”这两句话删去。这样，新华社不得不把删过的稿子重发一次。同一篇稿子新华社发两次，实属罕见。更令人难堪的是，香港和国外的报纸登的是第一稿，国内的报纸登的是第二稿。因此，国外舆论大做文章，说中共中央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但是，《人民日报》并没有就此转弯。在９月２８日出版的《内部情况》中发表了一篇“中直机关几名共产党员”的来信。来信中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糊涂，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戈叶之流是指戈尔巴夫和叶利钦。高狄还为这封信写了一个“编者按”，说：“在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日报怎样正确引导舆论等重大问题。
”接着，“编者按”引用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号召读者“应该以这几名共产党员为勉，为扞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注：关于“二社论事件”的材料引自胡绩伟：《论防“左”为主》，载《历史的潮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１４３页）
高狄是１９８９年“六。四”之后从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岗位上调任《人民日报》社长的。在北京风波期间，《人民日报》“不听话”，发表了不少同情学生的报道。特别是在“六。四”期间，还发了“号外”，抗议对学生的镇压。
发“号外”的编辑被送进了监狱，但有些高超的编辑举动，使当局无可奈何。例如，１９８９年６月７日的４版上，有两个十分鲜明的标题上下呼应。一个是“小鹿何辜竟遭屠杀”，一个是“警犬报警荣立三等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前一个标题是同情被杀学生，后一个标题是骂军警的。但看内容，前一篇是“克什克腾旗百只珍兽被害”，后一篇是安徽巢湖石油公司一只警犬“报警”及时，避免了一场火灾。高狄到《人民日报》后，不仅对内部进行了清洗，还高举反和平演变的旗帜，唱出了反和平演变的最高调。
与“两种改革观”的提出的同时，在党内高层还有一种舆论，认为反和平演变是一项十分严峻和紧迫的任务，应当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逻辑的结论应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为中心”应当变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成为一个中心。
“反和平演变”的调门这样高，除了“六四”的影响之外，还有苏联的“八一”事件的影响。
“八一”事件是富有戏剧性的。在１９８５年前后，戈尔巴夫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对他怀有好感，他的《改革与新思维》成了中国的畅销书。不过，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搞的“公开性”，中国的知识界和改革者感兴趣，却使保守派不安。随着戈尔巴夫在改革中背离传统的共产主义原则越走越远，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们对他开始不满了，认为他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中国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得到“八一”信息的。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８日１６时５０分（莫斯科时间），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向国家安全保卫局长普列汉诺夫下令，对戈尔巴夫实行隔离，并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当时戈尔巴夫正在克里米亚休假，安全保卫局长是专门负责领导人安全的。８月１９日６时零５分，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第１２７条，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８月１９日６时２５分，亚纳耶夫、帕夫诺夫和巴克拉诺夫三人联名签署《苏联领导的声明》，宣布在苏联个别地区实行为期６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紧急状态期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8月19日６时３４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告苏联人民书》指出，“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已走入死胡同。”决心“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日，新华社连发了三条消息：１、戈尔巴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务，由亚纳耶夫履行总统职务；２、摘要播发“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苏联人民书》；３、紧急状态委员会人员组成。新华社是继塔斯社之后，第一个发布消息的，消息发得很及时。整个下午，新华社很多办公室议论纷纷：“戈尔巴夫是不是被抓起来了？”“叶利钦怎么样？”“这件事对中国改革会有影响的。”年轻人说：“中国的正统马列主义者该高兴了。”……
１９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原计划访苏，新华社消息的草稿也写好了。现在访问计划取消了。
中央连夜开会。第二天传达上面关于对“八一”事件宣传报道的意见是：这是一件好事，对中国也是好事。西方对苏联施加压力，会减轻对我们的压力。要客观报道，但也要有倾向（意即倾向紧急状态委员会）。报道不要太集中，不要让人感到我们喜形于色。他们（指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困难不少，西方制裁的考验，罢工考验，经济考验，今年过冬的考验。
２０日上午，在中宣部召开的一个宣传业务会上，中宣部长王忍之说：“苏联这次干得很漂亮，特别是舆论控制得很严。我们５。１９（指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９日实行戒严）就没控制好（说到这里他拍桌子：他妈的，５。１９以后《人民日报》一直和我们唱对台戏！）”。他批评中国青年报７月３１日报道苏共的一次会议，报道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平静，报道说“最轰动的新闻是没有出现轰动事件”。王忍之说：“说人家很平静。平静什么？在准备干大事呢！”但是，这个“大事”没有干成功。８月１９日１１时４６分，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是“右派反宪法的反动政变。”莫斯科大批群众走上街头，支持叶利钦。紧急状态委员会出动坦克、军警和群众对峙。叶利钦走出俄罗斯议会大厦，站在塔曼师１１０号坦克上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反击政变。
支持叶利钦的人越来越多。乌克兰、塔吉克斯坦也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某些军队和克格勃部队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上演了三天的政变喜剧宣告失败。
紧急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