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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说明一项，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只是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我在五月十六日常委会上已过这点。
（二）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至少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成千上万的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大家的心情确实相当紧张的焦虑。我当时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耀邦同志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少数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我说，党中央在治丧，学生们也要悼念，我们不好不允许他们悼念。因此，我主张，除对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应采取缓和手段。我记得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追悼会会前唯一的一件事是４月１９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石同志在第一线，准备了各种预案，他会临机处置的。随后我打电话告诉了石同志。我记忆中就是这么一次。其它没有听到常委中有什么不同意见。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竟见：①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②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③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枪、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事后听说，李鹏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也都同意。４月２３日下午，我离京访问朝鲜，李鹏同志在车站送行时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
三、４月２４日到３０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我是４月２６日凌晨在朝鲜看到小平同志谈话和常委会议纪要电传的（“４。２６”《人民日报》社论并未电传过去）。我当即复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我理解，小平同志决策的总精神是要稳定，不要动乱。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竭尽全力来做到这一点。
四、我在５月３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竟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位同志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意见。我当时考虑，稿子上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有了充分的阐述，而资产阶自由化这一概念，指的就是否定四个坚持。因为意思是一样的，不加也可以。另外，从技术上考虑，整个稿子是正面讲纪念“五四”的，两位同志的意见插到那里都觉得文字上有些不太顺，因此就没有吸收。我们来讨论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个人的每个意见完全吸收进去。
五、我５月４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因为我在访朝归来之前，李鹏同志批发的《人民日报》第二篇社论（４月２９日）调子已经缓和了。后来在国务院授权举行的对话会上，发言人也明确表示第一篇社论（４。２６）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反复肯定９９。９％的学生是好的，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决的。我５月４日的讲话，特别注意了这些情况，与上面的调子大体保持一致。另外有些话（如反动乱的问题）我在５月３日的中已经讲了不少，觉得可以不必重复了。我这次讲话的新内容只两点：一是我分析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又满意又不满意的状况。我仍然认为这种分析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二是我提出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去解决。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见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以外），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就在第二天（５月５日）李鹏同志会见亚行年会代表和讲话，也没有经过常委讨论，其调子也和我的差不多。尽管有以上这些情况，但我的这篇讲话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测，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虑这些情况，当时可以不讲这篇话。
六、关于５月８日的常委会和５月１０日的政治局会。４月２７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４月２６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也许比较容易取得统一意见。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八十岁（或七十五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后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等密切结合起来。５月１３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４月２５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在戈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很好。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石、胡启立、阎明复等同志均在场）。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同志在４月２８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有所帮助。我当时向戈巴夫同志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５月１６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５月４日，我和李鹏同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同志表示反对，因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虑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当时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同戈尔巴夫会晤的事，我们不便打扰，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小平同志处工作的同志，也以个别交换意见的方式分别在几位常委中谈过，想把这个弯子慢慢转过来。但是到了５月１３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５月１６日晚的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社论主要是依据４月２４日常委会的精神写的。小平同志的话是听了李鹏同志主持的常委会的汇报以后说的。小平同志的一贯态度是全力支持常委会的工只要是常委集体做出的决定，他来都是支持的。所以，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起来。我在５月１６日晚的常委会上还表示，我已从朝鲜打回电报，赞同小平同志的决策，所以我对“４。２６”社论也应该负责。当时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请常委考虑，不要求作出决定。同时时间已晚，也没有谈下去。５月１７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５月４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４月２６日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实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５月１８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５月１９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三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５月１９日学生已绝食进入第７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党内外各界人要求我和李鹏同志去广场劝说绝食学生的呼吁像雪片一样传来。人民群众也对我们迟迟不出来做工作强烈不满。有些同志说，如果周总理在世，早就到群众中去了。我觉得我们如果再不出来，无论如何无法向人民交待。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己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９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看完学生回来后，我的病情加剧。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５月１９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的请假信是在接到开会通知之前发出的。请假信在先，接到开会通知在后。我开始时是眩晕、头疼、站立不稳，入夜后心脏病发作，实情就是这样。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从以上可以看，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可能是一厢情愿，不那么现实。即使当时对“４。２６”社论的定性作了松动，也不一定能缓解矛盾。可能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难题，最后矛盾激化，仍然无法避免。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三）
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及其责任问题，小平同志讲过，李鹏同志也讲过。
我的态度是，从我到国务院工作之后，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应该主要由我来负责。１９８９年李鹏同志向人代会报告，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之前，曾专门送给我征求意见。由于报告初稿中，讲到失误的原因时，连续用了几个“多年来”，我建议对过去几年的问题，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如预算内基本建设规模８５年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没有控制住的是计划外的部分。笼统地说改革急于求成，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李鹏同志听后说，那就集中讲８８年的问题。作为本届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不讲过去几年的问题。我听后未表异议。有的同志批评我，不让李鹏同志讲过去几年的失误，把过去几年的失误推到李鹏身上，我要说明，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１９８７年以前，我国经济状况总的是好的，是充满活力的，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这几年来，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些失误应当负责。基本建设规模，年年控制不住，对计划外基建和过快增长的消费基金，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农业问题，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国志，等都提醒过。但是，直到去年农业会议之前，我们长时间没有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这些失误，责任在我。
１９８８年以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也积累了一些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去年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前年情况估计过于乐观，在物价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放开物价，引起人们的恐慌，造成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强烈心理预期。这个问题，凡是搞商品经济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不大懂得。人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过高，我们又没有及时地提高存款利率，解决储蓄保值问题，因而就发生了抢购，尤其严重的是造成储蓄率大幅度下降，使银行的钱少了，被迫多发了票子。着重讲１９８８年发生的这结事情，是为了正确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１９８８年这个失误，也应当由我来负主要责任。
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报告中，批评我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创收”。这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