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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记得当时有两个同学问我，杨澜你在中国是做什么的呀？我说做电视主持人。然后他们特别好奇，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好像那个时候，我参加商业演出，一场就有三四万块钱，在1993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记得他们四五个人，同时把手里的披萨放下来说：那你还来读什么书啊？
朱军：你都挣那么多了，你还来干什么？
杨澜：因为我一直认为很理所当然的，我就想出来读书，所以他们那么一说，我也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觉得是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做了一件特别傻的事儿？我想可能还是年轻的时候太好奇了，太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所以那种好奇心已经超越了对风险的评估，人家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做一些冒险的事。有一次我回到北外，很多师弟师妹希望我有经验可以跟他们分享。我就跟他们说，年轻的时候，最大的财富不是你的青春，不是你的美貌，也不是你充沛的精力，而是你有犯错误的机会。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都不能追随自己心里的那种强烈的愿望，去为自己认为值得干的事儿冒一次险，哪怕是犯一次错误的话，那青春多么苍白啊。（掌声）
朱军：人家说，杨澜真正的让大家觉得有特别明显的改变，是因为去了美国。我想在美国你可能遇到了在国内不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叫挫折，或者叫打击。也许我的这个想像有点太过于偏激。但是我想问你的是，在美国那段生活，你有没有觉得最难的时候，难到什么程度？
杨澜：我觉得其实美国并没有为难我，虽然有过计算机死机的时候，但是每个同学都遇到过，这些没有真正为难过我。但是当时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的第一段婚姻是在那个时候结束的，这是我第一次否定自己一段感情，非常痛苦。这涉及另外一个人，我不想多谈。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很大程度上责任在我。
好学生与约翰·克里斯朵夫
朱军：你在中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杨澜：好学生。
朱军：好到什么程度？
杨澜：好到就是我的成绩在我们年级都是属于前面的。我高考的时候是文科全校第一，然后有一次高考预考的时候，是全海淀第一。
朱军：在我们搜集到的材料当中的，说你在中学的时候，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叫《约翰·克里斯朵夫》。你无数遍地读过，爱不释手。
杨澜：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所谓6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个犯过很多错误的年轻人，他只有两点很真诚，一个是对爱情，一个是对艺术。我觉得在这之前我们接触到的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高大全完美无缺，这是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有这么多甚至是重大缺陷的人。而且他的青春奋斗，包括矛盾，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有很强的一种震撼，就是原来年轻是可以犯很多错误的。《序言》当中有一句话我抄在日记本上，傅雷先生写的，他好像也是引用罗曼·罗兰写的一句话：“什么是快乐？只有创造才是快乐，其他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地上飘浮的影子。”这句话被我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我觉得一定要创造一个新的价值，那才是人生的快乐。
朱军：杨澜说60年代生人，是当今中国的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
杨澜：这不是我说的，有些传媒这么说。但是我们的确小时候理想主义多一些。我觉得这么说对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肯定不是特别公平，现在的年轻人有现在年轻人的理想。但是60年代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大概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那样一种转型，很多东西都感同身受。（掌声）
相信家庭的力量
朱军：父母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杨澜：我觉得我的父母给我的是非常正面的影响。这从何说起呀，我觉得我一切都跟父母有关。首先，我觉得父母给了我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们家永远是有笑声的，我爸爸妈妈永远都跟我是平等的，他们俩感情也很好。这让我一直以为全世界的家庭都很幸福。他们让我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很正面的态度，乐观、相信家庭的力量、相信应该去努力、相信这个世界大多数人都是好的。其次，他们也从小就教会我一种责任感。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应该挺娇惯的。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母亲身体不是特别好，爸爸妈妈就把我像大人一样看待，除了周末要扫地、洗床单，还要换煤气、买菜、烧饭。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家庭太紧密了，我也有很反叛的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就迫不急待离开家，虽然我们家就在北外，而我又在北外上学，完全可以住在家里。有一年父亲出国了，就妈妈一个人在家，她非常希望我在家住，但是我就一定要到宿舍去住。周末回来拿起几件干净的衣服马上就走，那天妈妈哭了，她说：“澜澜，你就不能在家多待一会儿吗？”可能年轻人真的不是特别懂父母。但是总的来说，父母跟我是很好的朋友，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宝贝。（掌声）
朱军：虽然你是学外语的，到了美国以后语言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毕竟你要面对那样一个陌生的世界，你心灵上的那份孤寂、惆怅应该还是有的。
杨澜：偶尔有。到了那儿以后，很快就有我的朋友圈子了。费翔，还有圆子，成方圆当时也在美国，我们留学生里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外国的同学。
朱军：当时国内好多地方都在传，说你要嫁给费翔了。后来就在大家都说杨澜要嫁费翔的时候，有一个叫吴征的人，娶了杨澜。说到了吴征，其实我们都觉得你们两个人反差挺大的。他身上什么东西在吸引你？
杨澜：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你要嫁的那个人得符合好多条件，比如说他身高得多少，他帅不帅，他是不是有上进心啊，他是不是很愿意倾听啊，等等等等。但是其实爱情就是你看他一眼，你就觉得喜欢他，是一种气质上的默契，根本跟那些条条框框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觉得吴征很吸引我的，就是他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我不喜欢城府很深的人。我喜欢那种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活得很敞亮的人。很多男人的眼睛是不透彻的，是混沌的，模模糊糊的，但是我觉得吴征的眼睛很亮，他很坦荡。他是一个永远有热情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不开心的事儿，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遇到他多么不喜欢的人，他永远充满热情再做下一件事儿。永远都有那么多的主意在他的脑子里，他永远对这个世界特别有好奇心，就像一个大男孩在寻宝一样。
朱军：所以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以后，让你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澜：对，我觉得永远有好奇。但是就是生活节奏太快了，有的时候追不上他。
朱军：有一种说法，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她一下子就踏实了。你觉得你踏实了吗？
杨澜：我觉得心里面踏实。虽然行色匆匆，老在机场穿梭，其实我心里很踏实。
朱军：那你觉得最大的变化在什么地方？
杨澜：做了母亲，一个是有牵挂，第二个是觉得这世界很美好。我特别想跟很多女性朋友提倡的就是，中国的妈妈应该更多地母乳喂养孩子。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母乳喂养的。其实那些什么改变体型了，什么变得不好看了，都是过去吓唬人的。有时候孩子还会有一些问题，你要跟他们解答。比如说最近，我儿子班上的同学都乱吵乱闹，他们的班主任老师很生气，严厉地批评了他们。那些小孩都觉得很难过，我儿子就说，他代表大家画一幅画送给老师。他就画了幅画，但是他送给老师的时候，老师还在气头上，老师就一下把那画搁在旁边了。儿子就觉得很委屈，把那幅画拿回去撕了。他回来跟我说这件事儿，这个时候就得慢慢地跟他讲。比如说，要跟老师说清楚这幅画是代表全体同学跟老师说对不起的。我说，这个世界上，不是你的每一次好心都会被别人理解呀，你也不用把它撕掉。跟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大人成长的过程。
我不是一个有才华的商人
朱军：你和吴征结婚以后去做了“阳光文化”，曾有一段时间还是董事会主席。你觉得这一段对你意味着什么？
杨澜：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且是我对自己做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让我看到了一些更大的善和更大的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苦不堪言的，有的时候是特别的劳累，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但是走过以后，回头一看，特别值得。我觉得我这五年学到的东西，可能比一些人十几年，二十几年学到的东西都要多。第一，我的确是为了一个理想在奋斗，而且应该说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加可以操作的模型，或者是更加可行的一条道路，再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第二，我非常感激的是，在我一路的摸爬滚打当中，我的丈夫一直是陪伴我的，他是我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其实有一段时间，他已经告诉我，虽然你要追求的理想很好，但是这个商业模型选得不对。我那个时候好像就是特别执着，我说我还要再试一试，我不相信走不过去。吴征跟我说，如果你坚持一定要做，那我就陪你做。（掌声）
朱军：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一个一直以来都被别人捧在掌心里的鲜花，突然有一天不得不为了某一个商业目的而放弃了自己的自尊，那个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杨澜：我不认为我牺牲过自己的尊严。但是我深深地感觉到，第一，我不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商人，第二，我真正知道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有多难。在做“阳光”之前，我可能还跟很多所谓的文化人一样，有一种轻商的观念。这几年的商海沉浮，让我对那些有抱负又很努力的企业家和商人充满了敬仰。而且我一点都不认为，商业是丢人的事儿，是需要你放弃尊严的事儿。很多人都问我，杨澜你到底是一个商人，还是做电视的人。我说其实我骨子里是一个电视人，是一个传媒人，但是我正努力地学习商业，因为我觉得中国并不缺文化人，但是中国实在太缺懂商业的文化人。从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下一代人，中国的文化真正能做成产业，就像在一些西方的国家，文化产业不仅是商业经济的支柱和文化的支柱，而且可以很大程度地被其他国家的人所认同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朱军：我摘录了杨澜的这样两段话，一段是说，“一个人要想成功的话，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先要明白自己到底要干什么，成功的意义应该由自己确定”；还有一段话是你在2001年离开凤凰卫视转做“阳光”的时候说的：“你对一个环境有不满意的地方，希望有突破，那一定是你内心有这样的需求，那就按照你的心告诉你的那样去做，这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态度。你没有办法保证结果。也许有人会说杨澜并没成功，那也没关系，我仍然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我选择的是我喜欢做的事。”我想用歌词当中一句话来结束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
绝对幕后之杨澜
“杨澜的收视率破记录了！”组里的制片拿到刚刚下发的《栏目收视表现》，没有像往常一样贴到布告栏上，而是一个一个办公室通报着喜讯。所到之处一片惊叹，“4。10的收视率，太棒了。”
既好做又难做的节目
在一次栏目组的例会上，制片人王峥接了个短暂的电话。“杨澜刚才同意上节目了，”王峥说，“这期节目的关注度不会低，准备要充分”。
在节目策划阶段，策划们公认杨澜的魅力在于思想而不是美丽，杨澜的角色定位不简单：“她是时代转型的符号，也是公众形象的符号。”
杨澜曾经荣获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曾经加盟凤凰卫视主持《杨澜工作室》；在创办阳光卫视主持《杨澜访谈录》期间，访问过三百多位各国杰出人物，是一位深谙人物访谈内幕的嘉宾。
“如果偷懒，杨澜很好做，她知道你做节目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但也特别难做，因为她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采访内容几乎大同小异，你很难看到不太一样的她。”我接到杨澜这期节目的任务时这样想。我将面对的是同行中的前辈、高手，
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这期节目不好做还有另一个原因：朱军在《时刻准备着》一书中提到和杨澜的交往，正是杨澜的一席话，激起了他到中央电视台实现理想的冲动。面对主持经验丰富，又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杨澜，朱军是否会“心慈手软”？直到录制现场我还在担心着。
初识杨澜、初见杨澜
我跟很多观众一样，在电视节目并不多样的90年代，每个周日下午看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那时候感觉这个节目像一阵清风，给人清清爽爽的感觉。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对杨澜会有多少崇拜，但对我这个年纪或者比我再大一些的人来说，她曾经非常具有号召力。很多人都把她的人生轨迹当成未来的蓝图，从事电视工作、出国留学，这些都是莘莘学子们梦寐以求的。
其实第一次见到杨澜是在2000年初，当时她来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做讲座，而我是即将毕业、正在工作与出国读书之间犹豫不决的四年级学生。我至今还记得当天的情景，以及她说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敢于尝试，有机会一定要出国读读书”。这句话让我走到了今天，不然或许我正在一家外企公司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我曾跟她开玩笑说，不知道她鼓动了多少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在犹豫中毅然出国。
现在的杨澜和《正大综艺》时代的她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由于这样的渊源，接受任务以后我便埋头收集资料，没有像采访其他嘉宾一样尽快见面和采访，因为我想多争取些时间更充分地了解她。所有人都认为杨澜上访谈节目应该特别放松，可我却感觉到她的紧张。不久之后我就听说她一直在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他们的编导还没有跟我联络？”
杨澜的紧张源于她的认真。她每次采访嘉宾之前平均要阅读20万字的资料，连每次上场时和观众打招呼的方式都要和策划探讨几次。熟悉杨澜的人不断地跟我提起杨澜做事的认真，而非像一些文章中所写的似乎一切皆因聪明和运气。
我在一个傍晚拨通了杨澜的电话。当时她好像在赶往哪里的路上，她一边抱歉一边约好第二天中午打电话给我。第二天她如约打来了电话，很专业地问我对这期节目的构想，让我倍感压力。我说想做一期跟别的采访不一样的节目，不想把她描绘成全能女性。她笑了：“现在最想说的是，做了这么多年《杨澜访谈录》，那些大家对我的影响。”不时有人找她，我们的通话不时被打断。这提醒了我，她现在不仅仅是一个主持人了。我们只好约定等她到了北京，见面采访。
杨澜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就和我在长安大戏院后面一个安静的小区里见了面。我准时到了，时间观念很强的杨澜正好送一个朋友出去。在小区里面的咖啡吧里，杨澜随意披着一件黑色的大衣。她比电视上看着更高更瘦。我问她最想聊些什么，杨澜感慨她对成功和失败的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原来我只佩服成功的人，现在我更尊敬那些正在努力的人。”
在最辉煌的时候选择出国读书，决定结束一段婚姻，在别人不解的目光中结婚生子，申奥时激情陈述，打造《杨澜访谈录》，创办《阳光卫视》……我们聊起了她在每一个时期的感受、选择和思考，也聊到她的家庭、她的宝贝儿女。现在的杨澜和《正大综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