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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月薪三百元大洋”这个本题上来罢。每月三百元大洋，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据陈明远先生在《中国第一代自由撰稿人经济状况》〔９〕一文中的考证，同时期上海一个五口贫困之家每年有四百元即可维持基本生活；当时典型的自由撰稿人柔石刚出道时月收入只有三十至四十元，二三年后才提高到百元左右。通过这一横向比较，可略知月薪三百元大洋的份量。正是这笔丰厚的固定收入，正是这只“平平稳稳”的饭碗，成了初到上海的鲁迅的救命钱，使他得以在上海滩上安身立命，并为他进而操自由撰稿之业、打“壕堑战”奠定了牢靠的经济基础。１９３２年，“特约撰述员”的待遇被裁，鲁迅的经济状况顿感拮据，无奈之下，竟想到了把与许广平的往还书信拿来出书换钱。他当时曾致信许寿裳云：“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１０〕此事亦可从侧面说明大学院的干薪对于鲁迅来说是何等重要。可以这样讲，假如没有这四百九十两黄金（相当于今五十一万元）的收入，以鲁迅那样的性格，那样的健康状况，他能否活到五十六岁，肯定是一个未知数。这样说并非耸人听闻，因为在旧社会的上海滩上，年纪轻轻的文化人早殁于贫病交加（如蒋光慈、朱湘等便是如此）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新闻。
对于鲁迅当年面对大学院的丰厚“官饭”所作出的抉择，我们今天的人们自然没有必要更多地说三道四，鲁迅毕竟也要吃饭呀。如果有人据此而指责鲁迅无节操无骨气，则未免有钻牛角尖之嫌，但是，如果竭力掩盖、淡化乃至曲解这段历史，则同样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陈明远先生为鲁迅算账达数年之久，他当然非常清楚来自大学院的收入对于鲁迅的极端重要性，但他却强史就我地硬说后期鲁迅“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何出此论，实令人匪夷所思。自由撰稿人者，卖文为生也；坐领大学院干薪者，吃“官饭”也。卖文为生与吃“官饭”，二者泾渭分明，不容假借。既认定鲁迅四年中累计从大学院领得四百九十两黄金，又说同时期的鲁迅身为自由撰稿人，这难道不是明显地前后矛盾么？或许，在陈先生看来，区区四百九十两黄金对于鲁迅这样的“大腕”来说，实属“毛毛雨”，充其量只够爱子海婴的糖果钱，因而可以忽略不计吧！
陈文谓：鲁迅“后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九年收入相当于今二百一十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二万元以上”，远远超过北京公务员时期（相当于今）“九千多元”的月收入。这里的算账方法很成问题，至少有“移花接木”之嫌，第一，二百一十万元中肯定包括大学院干薪五十一万元，为什么非要将其与写作收入捆在一起算？难道这笔巨款也算“撰稿”收入？第二，鲁迅后期的平均月收入肯定会高出前期，因为后期的版税收入中包含不少前期作品的再版收入，这条“规律”适用于所有的成名作家。陈先生的这一发现，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有多少个读者便有多少个鲁迅，陈明远先生笔下的鲁迅是一位获得了巨大成功的自由撰稿人。这个鲁迅硬是靠着手中的那支“金不换”便挣得了足够的钱，因而足以“超越‘官’的威势，摆脱‘商’的羁绊”，“自食其力，自行其事，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并“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以上均系陈明远语）。可惜，这个新鲁迅与历史上的那个真鲁迅似有相当距离。但另一方面，陈先生又“求证”心切，这就难免使自己的文章前后矛盾，漏洞频出了。
笔者认为，要替历史人物算经济账，首先要摆正心态，应当是从事实和数据中引出结论，万不可“大胆假设”而不“小心求证”。有鉴于此，笔者颇想凑个热闹，在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也来替鲁迅算一笔账：
鲁迅一生所挣的钱相当于今三百九十二万元，其中：
北京公务员时期收入相当于今一百六十四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二；
在上海领大学院干薪相当于今五十一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
厦门、广州教书收入相当于今十七点五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
其余为写作收入，相当于今一百五十九点五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
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综上可得出结论：鲁迅一生以吃“官饭”或曰“财政饭”为主，比重达百分之五十五；写作收入只占总收入中的小头，真正卖文为生只有最后的五年时间。所以，将鲁迅视为典型的自由撰稿人似缺乏足够的依据。
鲁迅生前经常诉苦，后世的研究家们也每爱围绕鲁迅的“苦”作文章，这或许不无一定的理由，但换个角度看问题，平心而论，鲁迅的一生又何尝不是苦中有“幸”。１９１２年，在浙江老家失业的周树人由许寿裳牵线，经蔡元培提携谋得了教育部“佥事”的差事；十六年后，在上海失业的鲁迅，复由许寿裳牵线，复经蔡元培关照，得以迅速实现了“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的愿望。一前一后的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十八年的“官饭”，保证了鲁迅自“而立”以后，得以基本保持“中间阶层”（陈明远语）的生活水平和安定的写作环境。相比之下，旧时代的多数文化人就远远没有这般幸运了。如此榜样，又岂是谁都可以效法的？
“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真正的鲁迅，更不是完整的鲁迅”，此言极是，本读者双手赞成。不过，笔者认为还应该再加上两句：离开了蔡元培等人关照（恩惠、恩赐、提携）的鲁迅也不是真正的鲁迅，更不是完整的鲁迅。
注释：
〔１〕见《新华文摘》，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２〕鲁迅：《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９日致翟永坤》。
〔３〕鲁迅：《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致绍原》。
〔４〕鲁迅：《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１日致江绍原》。
〔５〕鲁迅：《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３１日致江绍原》。
〔６〕鲁迅：《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致章廷谦》。
〔７〕鲁迅：《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９日致章延谦》。
〔８〕鲁迅：《１９３２年３月２日致许寿裳》。
〔９〕见《社会科学论坛》（河北）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１０〕鲁迅：《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７日致许寿裳》。
钱锺书是怎样住进“部长楼”的
？ 魏徽人
近日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才知道钱锺书夫妇自１９７４年５月后一直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许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１〕
像钱锺书这样的人中之龙，竟然不得不以办公室为家，足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多么凄惶多么窘迫。好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钱锺书就搬进了位于三里河的新寓所。
一九七七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２〕
钱锺书的新寓所共有四间房，和办公室相比，自然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了。当时，诗人何其芳是钱锺书的领导，他在参观了钱锺书夫妇的新居之后，不禁发出一句由衷的感慨：“真想也有这样一套房子。”连何其芳都可望不可及的房子，其规格、档次之高就不言而喻了！
画家黄永玉也住在三里河南沙沟。他回忆说：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办公室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所，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房子是好的，名字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往来于西郊必经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３〕
那么，是谁暗中相助让钱氏夫妇搬进这处高级住所的呢？杨绛先生在书中给我们透露了一点蛛丝马迹：“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锺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４〕
对胡乔木的暗中相助，钱氏夫妇当然心存感激，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也会因此对胡乔木生出一份敬意，毕竟，让钱锺书这样国宝级人物住上好房子乃众望所归之事。胡乔木如此礼贤下士，相信很多知识分子会从中感受到一丝温暖，不过如果把这事往深想一点，我们的心里却会渐渐变凉。因为钱锺书不是因为名至实归凭自己的本事住进“部长楼”的，而是靠做官的同学暗中出力才如愿以偿搬进新居的，可见，钱锺书搬入新居不是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而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官员动用了一点权力帮助一个理应得到帮助的老同学罢了。胡乔木此举极富人情味，合情但不一定合理。若按正常渠道，钱氏夫妇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何其芳也有资格住这样的房子。因后者职称并不低于前者，且在行政上是前者的领导。但何其芳却是想住而不得。所以，钱锺书搬入新居这件事，并不能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有望得到解决。某种程度来说，钱锺书能住上“部长楼”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恰好他有一个做大官的同学，恰好这个同学和他私交不错，恰好这个同学还极富同情心，几环中少了一环，钱锺书就难以搬进新居。胡乔木帮助钱锺书解决住房问题当然无可厚非甚至令人称道，但他的方法似有不妥之处，因钱锺书不是根据某项政策某份红头文件住进“部长楼”，而是因为某人打了招呼住进去，这就说明钱锺书是凭借私交从“后门”住进部长楼的。那些没本事走后门的人，当然会心里不平衡，发几句牢骚也就在所难免了。难怪在杨绛先生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５〕
由钱锺书这件事，我想到当代另一位知识分子，此人也姓钱，叫钱宗仁。钱宗仁的遭遇十分悲惨。他才华横溢、勤奋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数度被高等院校拒之门外。尽管命运对他不公，身为新疆某偏僻林场职工的他，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一直坚持自学，学完了全部大学数学系的课程。作家孟晓云根据他感人的事迹写了一篇同样感人的报告文学《胡杨泪》，后有人把这篇报告文学推荐给了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惜才若渴、爱才若命的李锐开始为解决钱宗仁的问题而四处奔走。钱宗仁的命运由此发生了转折。
“在他的努力下，也由于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及有关部门的帮助，钱宗仁有机会到北京工业学院进修，得到过去就曾十分关怀他的杨维奇副教授的悉心指导”〔６〕。事情到此，李锐本可以功成身退、心安理得了。但“李锐认为，充分发挥其才华是自己的责任”。再加上钱宗仁当时急于报恩，想做一些于国家、于人民更为急迫的事情，于是，李锐动用一点权力，帮钱宗仁调入《人民日报》做记者，“钱宗仁改从笔政，并很快显示了新闻工作方面的才能”。钱宗仁倒霉时，人们普遍同情他；现在他转运了，社会上却有了关于他的流言：“钱宗仁上报了，钱宗仁进修了，钱宗仁当《人民日报》记者了……在有些人眼里，这不是正义的胜利，不是对不公正行为的公正的纠正，而是钱宗仁个人的‘飞黄腾达’。”〔７〕
李锐帮助钱宗仁，当然无可厚非甚至令人称道，可他也不是根据某项政策来解决钱宗仁的问题，而是动用了一点权力来拯救一个倒霉的人。可见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毁灭一个人，也可以拯救一个人。所以，钱宗仁的时来运转，并不能让其他知识分子产生希望。因为钱宗仁的被重用，更多的是靠运气：若没有好心的作家给他写了篇报告文学，若没有好心人把这报告文学推荐给李锐，若李锐并不是一个爱才若命的部长，那钱宗仁的苦日子也许就永远熬不出头。
钱宗仁长期自学的是高等数学，让他去大学深造或去高校任教，或许还算专业对口，而让他去《人民日报》当记者，若没有高层人士运筹帷幄，是一桩根本不可能的事。对众多和钱宗仁经历相似的知识分子来说，钱宗仁的“成功”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及的。谁能奢望自己的遭遇会被著名作家写进一篇报告文学，而这篇报告文学还被送到一个爱才若命的中组部副部长手里呢？
当年，某些人动用了手中的权力，几次三番剥夺了钱宗仁上大学的机会；现在，某个人动用了手中的权力，让他由一个林场职工摇身一变成为《人民日报》记者。身为《人民日报》记者的钱宗仁和身为某偏僻农场职工的钱宗仁，身份不同了，地位不同了，待遇不同了，但有一点却完全相同，那就是他的遭际和命运，仍然与别人手中的权力紧紧维系着。一个同情他欣赏他的人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他一步登天，那么，一个不同情不欣赏他的人也完全有可能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他“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只要权力这柄双刃剑还在，这种可能性就在。也就是说，即使贵为《人民日报》记者，钱宗仁也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当了《人民日报》记者，表明钱宗仁的厄运告一段落了。但既然他的命运掌握在有权力的人手中，那么，谁能保证曾经的厄运不会再次降临到他头上呢？
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曾受到过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等一系列打击。拨乱反正之后，朱正写下这样的文字：“我希望，在我们的国土上，今后不再有人有权把批评他的人开除团籍（或党籍），不要再有人有权可以把无辜的人列为斗争对象而加以处分。在涉及任何一个干部乃至任何一个公民的命运问题上，我希望任何一个人不要享有太大的权威。”〔８〕最后一句话尤为可圈可点。一旦公民的命运掌握在大权在握人的手中，那么，他的升降荣辱就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取决于他的运气了：碰上李锐这样的“好官”，就一帆风顺，而碰上的若是个“昏官”，则只能霉运当顶了。如此一来，公民们的境遇就类似于古代妇女了——其人生幸福与否完全取决于嫁给什么样的丈夫！
钱锺书住进“部长楼”，钱宗仁当了《人民日报》的记者，对此，我们一方面会发出“好人终有好报”的由衷感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无忧虑地从中看到“公民的命运”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因为这两件事表明，“在涉及任何一个干部乃至任何一个公民的命运问题上”，仍然有人“享有太大的权威”。
当有人用权力这把剑，解救了一个人，你就不能阻止另一个人用这把“剑”去毁灭一个人。所以，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应越小越好，小到这点权力不足以影响其他人的命运。如此，每个公民都可以自豪地说一句：人生不会虚度，命运尽在自己掌握中！
注释：
〔１〕〔２〕〔４〕〔５〕引自杨绛著：《我们仨》，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９、１５５、１５７、１５８页。
〔３〕引自黄永玉著：《比我老的老头》，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页。
〔６〕〔７〕〔８〕引自陈四益著：《臆说前辈》，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３、９４、９２页。
政治文明与绿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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