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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明里暗里攻击反法西斯的世界正义力量，特别是反美反英的情绪之浓和攻击污蔑的逻辑之歪，端的是一副“反美愤青”的架势和脸谱。在胡兰成笔下，作为当时反法西斯同盟国之核心的美国一无是处：它没有历史，是欧洲移民的后代也就是“孙子”，国家的世界观“世俗”，国民世俗，从罗斯福总统到普通平民都是惟利是图的商人宵小。美国在亚洲和欧洲参战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霸主。美国人民是反对参战的，美国的经济和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不能全力支撑战争需要，美国参战纯粹是华盛顿一小撮反日反德势力阴谋运作的结果，因而美国工人用罢工表达反对情绪。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也是别有用心，“主要是为了配合它的太平洋作战，拿中国当作空军站，并非用于改善中国的战局”，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关于战后援助欧洲和中国的报告纯粹是吹牛，大话，是中国小说《今古奇观》里面的白丁夸富。胡兰成经过经济分析和计算表明，美国战后绝对没有那个能力。总之，美国在亚洲和欧洲广大地区打击德日法西斯的行为，纯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是别有用心的“阴谋”，是为了称霸世界。美国的所有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阴谋”，这一套理论和逻辑，胡兰成大概是始作俑者，或者是鼻祖之一。
对美国在菲律宾等亚洲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几场大战，才子胡兰成摇身一变成了军事专家，胸有成竹地作了分析和判断，指出美国佬表面上好像即将取得胜利，其实是陷进泥潭。明明是日本的海军在太平洋遭到毁灭性重创，胡兰成却说“日本海军的主力目前不在菲律宾，大概是埋伏在几个地方掩蔽着，避免损害，留作将来台湾海面决战之用”。明明是日本海军无力回击，空军也损失惨重，胡兰成竟说“日本只用空军与陆军作战，预备战至最后”，使美国被拖入陆上的长期混战，而日本的陆海军主力并不因菲律宾之战而有所损失和动摇。对欧洲战事的分析，胡主编引经据典地“以史为鉴”，借以说明德国首都柏林虽被包围，但德国不会战败，德国人民会坚强地进行“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即使德国战败，战争也不会结束，“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穷凶极恶到想要毁灭一个民族，也是因为他们没有了办法，所以也没有了理性”，是“走投无路”的虚弱表现，被毁灭的必定不是德意志民族，“而是要毁灭一个民族的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他们”。胡兰成的如此分析逻辑和手法，与近年来美国在进行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时，某些人士不断诱导人们认为美国必将陷入泥潭招致失败的言论，何其相似乃尔。
日美战争的胜负关乎中国的命运，所以胡兰成对此也格外关注。在离日本失败还有六个月的时候，胡兰成的高见是：“日本有胜利的可能吗？有的。虽然军事形势现在看来是逆转，然而胜利的可能性也到了现在才渐渐分明了。”在“胡说”了一通理由后，他说：“我认为日本战胜比美国战胜好”，日本战胜后主动或被动地都会使亚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美国获胜，将继续保持“帝国主义支配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使中国在内的亚洲民族解放“遭遇较大的阻力”。胡兰成的如此言论，与当年的日本军部和现在的日本右翼所谓“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赶走英美，让亚洲国家获得独立”的谬论，同源同流，一个腔调。逢日必捧，“逢美必反”，亲日狂和反美狂，成了胡兰成不变的言论和面目。
其三是对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和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对坚持抗战的国共军队，大加诬蔑。他把国民党政府说成是美国的傀儡，把延安政权说成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傀儡；对蒋介石的讲话和国民政府的主张，延安边区政府的一切活动，他都以貌似公正的腔调进行曲解。特别是对在汪伪政府辖区内活动的新四军，他在《游击队》一文中将他们与流氓无产者和土匪相提并论，极力“抹黑”。在胡兰成的理论和逻辑里，任何坚持抗日的力量都是乱臣贼子，都在祸国殃民，只有他们这些推动“中日亲善”与“和平运动”的人，才是爱国和“救国”的“进步力量”。
三
抄到这里，这本《中国人的声音》，说的和代表的是哪些“中国”人，不言而喻。胡兰成除了才子风流以外还有怎样的面目，也是不说自明。在《今生今世》里，那么巨大的民族浩劫，那么无量的血肉横飞，那么沉重的历史记忆，那样无耻的认贼作父，都成了花团锦簇笙歌燕舞，成了他中国式的唐伯虎和西方式的唐璜风流情爱的晓风残月，沉重和无耻，都不见了，遮蔽了，故意遗忘了。如此的行径岂是一句“不因人废言”能够说尽、岂是轻灵曼妙文采风流所能掩饰和美化得了的？幸好，还有历史在，还有《中国人的声音》这样的书籍在。对比着读，对于胡兰成其人其文，对于炒作胡兰成现象，对于墨写与血写的历史，自会有一番认识和判断。
感怀今古话关中
——２００３年陕西渭河水灾的一种依法善后方案
？ 胡义成
２００３年关中渭河洪灾不是纯天灾而是“人祸与天灾混合体”。“人祸”即三门峡水电企业（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公司）拒绝各方长期劝告，在其主管上级支持下，坚持高水位发电赚钱，从一个方面促成潼关高程抬升不下，酿成陕西数百万灾民和近百亿元损失。目前上层酝酿善后的思路，没有涉及该企业对陕西公私受灾者依法进行部分赔偿并交“洪水保险”费的问题，给陕西稳定埋下了隐患，故须支持受灾者向该企业依法且有序的索赔，借以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２００３年渭河洪水流量只是数年一遇，却造成了五十年不遇的大洪灾。据报道：“这次渭河洪灾，淹没了一百零二万亩农田和五十五个村庄，致使渭南东部二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大地沦为一片汪洋。五十六万人受灾，在灾情最严重的三门峡库区的华县和华阴市，有十三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二十亿元。这是渭河流域五十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１〕
祸起三门峡发电！按小浪底水库的设计开发目标，在小浪底工程投入运行后，三门峡水库主要功能均可转移。小浪底水库目前库容可纳容三门峡及渭河下游泥沙，由此完全可以使三门峡空库敞泄，借以逐渐降低潼关高程，灭绝水灾主因。但三门峡水电企业为维持其每年发电换来的约二亿元收入以及若干就业岗位，不顾陕西省上下几十年来的苦苦陈情和有关科学建议，至今违法违规坚持水库高水位以发电，结果丧失了灭除洪灾的数年大好时机（国家投巨资兴建的小浪底工程，也仅起十多年蓄水调洪作用，其库容有限，良机难再），是造成此次小水大灾的主因。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在大灾已经发生且震动全国，作为西部省份的陕西能力有限，还有成千上万的渭南灾民家产、住房等难题的解决尚有巨大资金缺口之时，在水利泰斗张光斗教授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也忍不住公开呼吁三门峡“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之际，甚至在渭南灾农可依法向该企业索赔并迫使其空库敞泄的意见见诸报端的压力下，该企业及其上级相关人员依然故我，无视不得非法侵犯公私产权的宪法原则，无视我国相关法规，无视两亿元和二十亿元的小大比较，仍坚持要发电，反对空库敞泄，水库水位最多降低两米。而渭河下游河床已远远高出地面两米以上。显然，该企业的这种表态只是一种迫于压力的姿态而已，因为它实际仍置悬河于渭南，使尔后的水灾频发难免。
据调查，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渭河下游和南山支流就出现了七年之内三十一处决口，其中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灾情较严重。又据渭南有关人员介绍，近年，渭南即使在枯水年份，下一场暴雨，大小都要出点事，不同程度地发生水灾，何况下大雨。灾农最担心以后洪灾，事出有因。有媒体公开说，三门峡是否发电问题不是纯粹科学技术取舍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博弈”。这话有道理。据《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４日报道，三门峡水电企业每年发电收入是黄委会和本企业员工的主要经费来源和生存支撑。在我看来，这种体制机制已为问题的公正解决埋下了根本性隐患。作为水利部下属单位，黄委会及其下属三门峡枢纽局是国家职能部门，却被胶着于一个企业（有消息说，枢纽局与作为水电企业的“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子”。看来，大体不差），难免出现“官商不分”的种种弊端，包括有关职能部门对本部门本企业利益的重视，远甚于对国家、对别省区利益的重视。这正是三门峡发电问题至今难以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
另据报道，三门峡本来有五台５００００ＫＷ的机组，后来又加了两台，一台归水利部，一台归黄委会，枢纽局则把一台５００００ＫＷ者改成６００００ＫＷ，余出部分归他们自己。〔２〕我宁愿这种报道失实，否则，事情就令人难以容忍。如果国家职能部门的决策竟然建立在这种格局之上，怎么能不令人意外和愤慨呢？
由此，我才想到依法解决的方案。
目前的解决思路无视依法保护公私产权
据对中央电视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０日、《北京青年报》１１月２４日和《南方周末》１１月２７日报道的分析，目前关于关中洪灾的解决方案，仍沿传统模式酝酿。
一方面，是陕西省灾后协商水利部，再次苦求三门峡空库敞泄，勿再发电，张光斗、钱正英及陕西水利科技界上下也以理相呼；另一方面，则是水利部面对分歧，按惯例召集专家会议。尽管主持会议的索丽生副部长个人支持陕西思路，但与会专家大部分同黄委会有项目合作关系，只能形成所谓“务实可行的方案”，主要是继续发电，把水库水位只降两米。会上同意陕西方案者占少数，是几位已退休的老人。“这个现象本身就不正常”。
针对陕西的陈情，以及陕西水利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水位严重影响潼关高程的说理，与会许多专家却认为“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三门峡现行蓄水水位和运行方式同潼关高程变化有直接关系”（三门峡枢纽局有领导者甚至说，水库距潼关三十公里，不可能影响到后者高程），但同时“多数认同通过一定程度降低水库水位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令人难以理解。
第一，作为水利专家，有人竟然公开否认潼关高程正相关于三门峡水库水位，这简直是当代中国水利史上天大的“学术笑话”，但它披着自然科学逻辑的外衣，挺吓人。不过，水利科学逻辑在本质上也不过是水利现象历史进程的简化而已。任何水利科学上的逻辑均首先必须与历史相一致，否则，它就只能是“伪科学”。从渭河下游高程演变历史看，任何一个岸边成人都可以证明，正是三门峡水位提高，几十年来才逐渐形成了潼关高程的抬升和其西的“悬河”。对此，陕人可以拿出成千上万合法的证据，驳斥那些抹去学术良心的谬见。当然，我们也不一般地否认目前潼关高程抬升尚有陕西水土流失严重等其他原因，但主因在三门峡高水位发电。请这些专家们珍惜“水利科学”的名声罢，也请水利部官员到渭南举行听证会。
第二，显而易见，这个专家会议的结论也自相矛盾：既然潼关高程与三门峡水库水位无关，又何必悖离科学，迁就不科学意见，降低水位，自造损失？实际上，这一表态本身也是对“无关论”的直接否定。更何况，水利部长汪恕诚已有批示：愿将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作为手段之一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这实际上也已经承认了“无关论”站不住脚。从历史上看，周恩来总理１９６４年主持“三门峡改建”工程的依据，就是潼关高程抬升的根子在三门峡发电水位。针对当时反对意见，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只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而不顾黄河中上游利益的本位主义。这一史实，更是对“无关论”直接的当头棒喝。
尽管如此，只站在本部门立场想问题而不管渭南农民死活的利益本位强权，在此次会上仍暂占上风。可以设想，面对权力和“学术”的如此异化强势，陕西有关方面也只能忍痛把主要精力放在倾力争取水库水位多降一点。
在这次会后不久，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旬，水利部又会同中国工程院再次开会。会后，论争公开化，包括出现了张光斗和钱正英在中央电视台的疾声呼吁，以及京、粤、陕有关媒体的关注。１２月１１日，上海《社会科学报》还刊发了笔者《用索赔根绝水患——对根治关中渭河水患的建议》。２００４年１月６日，《光明日报》又刊登了黄委会总工程师和黄委会水研院副院长等人的发言，据说，有关“课题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近年来潼关高程的抬升和渭河下游的淤积，主要是由于水沙条件的变化造成的。三门峡水库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应作进一步调整，但潼关高程的抬升和渭河下游的淤积不能只依靠三门峡水库来解决”，“全年敞泄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且会带来其他负面效应”；又据说，“三门峡水库保留下来毕竟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例如，非洪峰期低水位（三百零五米至三百一十三米）发电，特大洪水时可缓解小浪底水库的压力等等。它给渭河下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可通过一些花钱不多的办法来解决”。
这些话，实际上是对张、钱二老以及陕西和各媒体批评的答辩。不过，在我看，它底气已很不足。
其一，真相是，有关课题研究的初步结论很不利于三门峡继续发电。以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北京见解认为，要降低潼关高程，目前惟一可行的选择，是降低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故建议三门峡水库全年敞泄。如敞泄二至三年后，潼关高程尚未降低，则继续敞泄并继以其他工程措施；如已降，则可考虑非洪期恢复部分机组发电。陕西的研究见解是，三门峡发电所需高水位是造成潼关高程抬升和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故其水库应全年敞泄，非洪期控制运用水位也应降至三百一十米以下。此外，就是河南黄河水科院的意见（如上述）。这些意见大体分为两大方案。这两大方案见解之异，既有研究者方法不同的因素，更是价值观取向不同所致。须知，任何水利科学的研究结果，都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念选择密不可分，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科学认识论原理。假如我们再考虑到持第三种见解的研究者不能不注目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事情的真相也就基本明白了。
其二，即是从纯科研层面看，支撑观点的数学模型边界条件处理及参数选取应十分考究。可黄委会水研院在水库蓄水水位对潼关高程的影响分析中，以回水末端确定影响范围，就很值得商榷（以回水淤积末端进行分析确定较科学）。由此得出的一系列数据（包括在《光明日报》上公布的一些数据），皆说服力不强。
第三，不管怎么说，黄委会水研院这一次未像枢纽局有关人员那样，一刀斩断三门峡水库水位与潼关高程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公开承认两者有关联，只不过不是主因。对于本建议而言，这就足够了（见下述）。
其四，所谓渭河下游问题可通过“花钱不多的办法解决”之说，不禁令人哑然失笑。２００３年洪灾，关中公私财产损失是个小数字么？渭南受灾农民的损失不算“钱”吗？尔后再灾，损失数额吓人。在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作为造成灾害原因的一方，毫不顾及被损害者的合法权益，把受损失者的损失不当损失，这是应有的健康心态吗？
２００３年末，国家投资四十亿元，用于全国灾区重建，其中，黄河滩区和渭河移民迁建工程中“居有其屋”款项落实。国家先后拨给陕西各类救灾及灾后建设款已总达五亿多元，但灾情太重太广，据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新闻采访团此后报道，“重建房屋已成了灾民的当务之急，但是许多灾民谈起重建房屋，大都唉声叹气”。有灾民反映，“上级政府救济标准是每户塌房一间给三百元，一间危房给一百元，补贴不超过三间，也就是说，一户得到的补贴最多九百元，这只是杯水车薪”。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