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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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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内的壁报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云云。”
  三
  1948年6月12日,竺可桢对学生谈话说:“余认为大学应以教授为重,主张教授治校乃是余十二年来之一贯政策。”早在1936年4月25日,他到浙大上任之初就在演讲中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他深知:“不过要荟萃一群好教授,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而必须相当的岁月,尤须学校有安定的环境。因为教授在校有相当的年份,方能渐渐实现其研究计划,发挥其教育效能。而且对学校感情日增,甚至到终生不愿离开的程度,这才对学术教育能有较大的贡献。”
  竺可桢把教授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看作办学的三要素,其中称教授人选是第一位的、至为关键的。谈家桢1937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因为他出身于教会办的东吴大学,想进国立大学在那个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由胡刚复推荐后,二十八岁的他竟收到了竺可桢寄来的浙大聘书,被聘为每月薪金三百元的生物系正教授。多年后,已是成就斐然的谈家桢感叹:“竺先生是‘任人唯才’,而是不讲派系的。所以,他把我这样一个‘外来人’也聘进了。后来,我还听说,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也都由他聘来浙大,并且都得到重用。可见他聘用教会学校出身的教授,并非仅我一人。”与竺可桢共事十三年的苏步青也说:“竺先生是最爱惜人才的。只要有好教师,他总是毫不犹豫立刻聘请,而且是千方百计地去聘请。所以许多有才干的教授都肯来浙大任教了。”
  此前因抗议郭任远的做法而辞职离开学校的物理学家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都被他一一请回来了。其中束星北因为“个性太强”、曾当面冲撞过蒋介石,许多人对请回他有所顾虑,竺可桢却不顾这一切,照样聘为物理系副教授,并很快升为教授。
  竺可桢爱才如命,唯才是举。他初来浙大,带来了一批原来在东南大学工作时的同事、学生,担任教授或重要职务,如胡刚复、王琎、梅光迪、张其昀等。外界虽有所非议,但是这些人确有真才实学,为浙大增添了力量。
  对于聘教师,他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并非只看重名气。1948年2月14日,浙大哲学系请到了六十多岁的哲学家熊十力。竺可桢认为熊对于国学、哲学虽造诣很深,“但对于学校能有多少贡献大是问题”。他说:“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紧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6月1日,当他得知熊仍领北大薪水时说:“余数言此辈老先生之来,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因目前学生对于旧文学等均敝屣视之;哲学系尤应向新途径走,不能徒慕虚名也。”
  浙大学生谢觉民在追忆中说,竺可桢以人品、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请到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好教授,“他们有品格,有学问,但有时不免也有脾气”。牛津出身的费巩“最会骂人,在教务会议上,他公开指摘竺师,说:‘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意思是他习政治的,有知人之明。竺师也只是含笑不语,可见他的容人之量。”(从费巩日记可以看出他一度对竺可桢很不满,但竺可桢照样请无党派的他当训导长,在他出事后照样全力营救)竺可桢处处以身作则的品格、包容的气度,终能容下那些有才、有学、有德的知识分子。所以,1948年评出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浙大教授就有四人,仅次于北大、清华。谈家桢一再说,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蔡元培和竺可桢两个人,“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
  在竺可桢十三年大学校长生涯中,心理学教授黄翼,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教务长、物理学家张绍忠,历史学教授张荫麟等病故,他都关怀备至、悲痛毕露。黄翼去世后,1944年11月26日他认黄之子黄章恺为义子,赠以红玉一块、银笔杆一枝。梅光迪生病后,他不断前往探视,其中多次专门约医生李天助一起去看望。1945年12月27日梅死于贵阳,他于29日专程赴丧。黄、梅、张等先后病故使竺可桢受到很大刺激,以致于流泪,每次他都说:“浙大失去一个良师,国家失去一个人才。”而且总是亲自主持追悼会,尽力照顾家属。1947年7月28日张绍忠去世,8月6日他提议在图书馆挂黄、梅、张、朱四人像。1948年10月18日是黄翼去世四周年纪念,他约黄翼太太去凤凰山墓前致祭,再到张绍忠坟地上凭吊。
  竺可桢长期以来对教师的关心,更是让不少教授永生难忘。苏步青的回忆就是一个证明。1947年2月20日,远在英国的他写信给苏步青、卢嘉锡等称:“惟沪杭一带物价日高,而薪俸菲薄,不足以维持生活,弟虽远在海外,无日不在怀念之中。虽前月政府曾有调整,但近顷美金波动,影响物价甚大,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且沪杭密迩,而生活程度亦相差不远,但公交人员待遇又相差甚巨。”他表示已写信给朱家骅请其从速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将杭州待遇改成与京沪一律”,给教职员配发公粮。这封信在3月17日的《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发表时,信前加上了“竺校长关怀员工生活建议教育部配发联总食粮——竺校长致苏教授等书”的标题。10月13日,他为“教职员经济状况已到山穷水尽时期”而忧虑,一回国即不停地奔走在南京、杭州之间,催要经费。1948年4月1日,他在《大学教育与民主》的演讲中说:“所可虑者,教职员同人待遇菲薄,尤其人口多者,入不敷出,不能维持生活,不得不写文稿甚至兼旁的职务来过活。薪水最高的教授,一月所得以购买力来计算,仅仅抵到战前三十元之数,这如何能使人安心教课与研究?”
  到了1949年,在风雨飘摇的最后几个月,竺可桢更是成了一架要款机器,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不停地奔波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间,叩开包括代总统李宗仁在内的国民党政要之门,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忧心忡忡。
  这是竺可桢来到浙大的第十三个年头。竺可桢迎来了六十岁生日,真心爱戴他的浙大师生要为他庆祝生日。竺可桢于2月1日刊出《启事》:“现值海内鼎沸,同室操戈,民生凋敝,已至极点。学校经费拮据,赖举债以度日,同人月所入不足以温饱,同学赖公费以维持菜根淡饭,以致老弱者疾病丛生,死亡相继;幼壮者营养缺乏,发育堪虞。值此时际,马齿加长,徒增悲悯,尚何庆祝之足云。”
  身为大学校长,竺可桢本人历来生活很简朴,身无长物,乃至朝不保夕。1941年,遵义物价飞涨,一日三变,他从衣箱中翻出上海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已经期满的单据,一共两千元,不过能买几担米,“一生积蓄仅此而已,岂他人所能信哉”。1948年2月1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到:“今日薪水未发,一月份钱早已用光。允敏说无钱买菜,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适读富兰克林自传,内有致富之道,言极扼要,因急译出,以饷无钱买米的同人。”在西迁途中的1938年,竺可桢的儿子、妻子相继病故,他强忍着巨大的痛苦,始终把学校的安危放在第一位。竺可桢在1948年6月1日的日记中说:“因余从未向学校领私人应用之物品。惟草纸一项余个人所用者由学校供给,嗣后余亦当停止使用。允敏并当面告知,谓私人决不要公家之物来用。余意以后凭余开条签名取物。”
  竺可桢多次标榜浙大教授的治校精神,认为浙大校风是万事公开,实事求是,师生合作。1945年9月17日,竺可桢在演讲《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时说:“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教授治校主要体现为全体教员每年举行一次教授代表选举,被选举者可以连选连任,参加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种工作作风即使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也未尝中断。1940年12月1日、1941年11月27日、1942年10月13日、1943年10月4日、1944年10月31日,竺可桢日记都详细记下了选举情况。1943年2月21日,他在日记中感慨:“抗战以前,浙大教授对于校务会议漠不关心,故开会时常不能足法定人数。近来因生计关系,各觉有切肤之痛,故渐渐认为有开会之必要,而同时对于学校,亦认为与己休戚相关。此则不得不认为一种进步也。”
  1947年6月18日竺可桢从欧美考察归来,在学生欢迎会上演讲说,浙大的精神体现在“求是”二字。向来以研究学术为重,校务则向由教授会主持,这是浙大的民主。本人笃信民主精义,所以一切校务,都按校务会议的决定执行。1948年当学生自治会的章程与校务会议的决议有冲突时,他于6月15日在写给王季梁的信中说:“弟十数年来素主张教授治校,大学应以校务会议为最高权威。”这年10月29日他对应届新生训话时说得很清楚:“大学宜民主,固甚彰明,惟民主有先后,当自教授始,如此可冀各安其位,爱校胜己,历十载五十载以至一生工作于斯。学生时间较短,故宜采取教授治校。”
  1945年2月,浙大政治学教授费巩在重庆“失踪”,从知道消息的那天起,他就认定是“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构”干的,并为费巩的性命而深为担忧,为此不停地奔走于各个机构、部门。竺可桢日记中有关费巩的记载至少有七十八处之多,可谓牵肠挂肚。1942年12月10日浙大外文系讲师冯斐被捕,15日由竺可桢、梅光迪等三人具保获释。1947年7月25日,束星北来谈数学助理徐某事。竺可桢说:“徐昔年曾为共产党员,但曾悔过。增禄且来函说明,保证其不为政党活动。但余知保证并无用处耳。但校中用人,素不管党派如何耳。”
  1947年12月1日“于子三事件”未了,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告诉竺可桢,治安机关称“浙大某教授及学生若干人有共党嫌疑,某教授为组织指挥人,学生可暂不捕,教授非立即逮捕不可”。受他保护的张君川后来追忆说:“我初到浙大,教过半年的俄语,遭到当局非难,幸赖竺校长保护,停课作罢。以后我因在外文系开设莎士比亚课程,为了戏剧演出实习,建立戏剧班,又在中文系下设现代文学课程,亦建立现代文学班,与戏剧班时常联合进行学术讨论。学生聚在一起,也找些进步书籍阅读。在进行讨论中,曾谈到官养活民还是民养活官的问题,从而产生为什么民养活官官压迫民等现象的学术讨论,也就产生初步的民主思想。浙大对学生运动都予支持,当局无情镇压,都受到竺校长暗中保护。费巩教授遭受迫害后,当局偕一美国人借故审问我们,指责我们不该开设戏剧班、现代文学班,在文庙街遥遥相对宣传异党主义,当时竺校长就在隔壁,非常担心。幸赖他的关怀,现代文学班遭到解散作罢,遭逮捕传讯的学生,由竺校长力保得以释放。……‘于子三事件’发生后,也波及戏剧班,由沈鸿烈(浙江省主席)告诉竺校长要逮捕一些人,竺校长一方面嘱咐学生早日离校,一方面派秘书诸葛祺夤夜十一时来平湖秋月寓所告诉我藏匿,幸亏竺校长从中保护,才得幸免于难。”
  四
  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在对浙大学子演讲时明确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希望大学生能成为一个地方的楷模,成为一般人士的表率,能做到不仅“谋食”,而且“谋道”。他说:“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所以他把大学教育首先看作是道德教育,认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定要有高尚的道德,“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他要求学生切记,以后遇到作弊机会时能否拒绝,这是衡量大学教育成败的试金石。每周一次的纪念周活动,只要竺可桢在学校都要亲自主持,并发表简短演讲,经常引用古今中外的进步思想勉励和教育学生。学生刘奎斗回忆说,聆听竺训话,“他的家乡口音比较重,实在使我这北方人无法完全听懂,但是训话中诚恳、慈祥的态度,以及一再说到母校校训:‘求是’,令我永铭于心”。
  竺可桢斩钉截铁地告诉学生:“一个民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是人民,特别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科学头脑,轻信、盲从,这样的民族有亡国的危险。”“一般人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学得专门之智识与技能,以为将来个人到社会中,从事谋生立业之基础。而为国家着眼,则系造就领袖人才,领导群众以发展事业。但据个人观察,大学毕业生如欲为国家造福,则单求一点智识与技能,尚非最重要的目标。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必须确定,方能使社会事业有格外的成功。”他希望大学生成为社会中坚,要不顾利害,只问是非,“而中国今后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科学如此,政治亦然,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之心来治国家,也是不行的。”他不厌其烦地告诫浙大学子,在是非与利害关头,“不可忽视是非而专重利害”。
  抗战期间学生患病不少,竺可桢经常去看望病中的他们。有急病需要送贵阳的,他都用全校仅有的一辆校长小车送去。遵义时期,他曾对当地警备司令高文白说:“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但他并不一味地溺爱学生,西迁途中,从泰和到宜山,由十七个学生组队从水路押送很多同学的行李,因为传闻敌军来而弃舟先走,导致一船行李全失。陈训慈1938年11月14日的日记记载,竺可桢在几天后的全体会上责备他们,可以说声色俱厉:“这种受公众委托,承担不了责任,而敌未来即弃舟而逃,轻信传来谣言是不智,不负责而损害友物是不仁,临危弃公众之物是不勇。……所以此非小事,是我们迁校之大辱。并且说教职员未善尽导致之职责,也是浙大之奇耻。今后必须以此事为教训,树立知勇负责之学风。”(竺可桢日记所记大致相同)1944年12月,浙大学生、三青团干事谢力中因为购盐等舞弊,被学生告发,将被开除,到竺可桢那儿哭诉。竺日记两次提到:“余告以自作自受,乃大丈夫应有之态度,不要哭哭啼啼,作小儿女态。即使开除,亦非绝路也。岂有堂堂大学生,而尚不能谋生乎?”“余勖嗣后作事,务立定脚跟,不稍以私而害公,致遭人攻击,则此次之打击亦为良好之教训也。”1948年6月7日,因为有学生在壁报上张贴文字骂青年军为职业学生,引起双方冲突,他一方面要骂人的学生刘忠潮承认过失道歉,一方面担心其安全,留他和自己的孩子同房间睡。
  竺可桢的老友、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对人说,在竺可桢眼中,“浙大学生个个都是好人品和有学问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学生有读书的自由、探索真理的自由。1947年5月25日,竺可桢远在美国旧金山,从当地报纸上得知浙大还在罢课之中,在日记中写下了“真使人焦急”五个字。后来他对1947年4月到1948年4月的罢课作过统计:“共罢课五十五天,其中例假一天,星期日六天。”一年中罢课的时间竟达八星期之多,也即是上课时间的四分之一。他虽然理解青年学生“多不满现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是大学生,“关心国是也是应该的”,但他始终认为时时罢课,学业损失太大,“这种荒废学业,凡是关心教育的人,统引为极痛心的一桩事”。而且他更不赞成“以罢课作为要挟的一种工具”。
  但无论学潮如何汹涌,竺可桢1948年1月5日的日记中说:“余始终认大多数学生乃系善良的也。”1948年4月1日他在浙大五十一周年纪念会上郑重地说:“办大学教育者必得有基本信仰,就是大多数学生,可以由经验和教训使入于理智所承认为正轨的途径的。”1947年8月浙江省主席沈成章当着竺的面表示对于浙大罢课学潮之印象极坏,甚至说“浙大乃共产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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