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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内的壁报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云云。”
三
1948年6月12日，竺可桢对学生谈话说：“余认为大学应以教授为重，主张教授治校乃是余十二年来之一贯政策。”早在1936年4月25日，他到浙大上任之初就在演讲中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他深知：“不过要荟萃一群好教授，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而必须相当的岁月，尤须学校有安定的环境。因为教授在校有相当的年份，方能渐渐实现其研究计划，发挥其教育效能。而且对学校感情日增，甚至到终生不愿离开的程度，这才对学术教育能有较大的贡献。”
竺可桢把教授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看作办学的三要素，其中称教授人选是第一位的、至为关键的。谈家桢1937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因为他出身于教会办的东吴大学，想进国立大学在那个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由胡刚复推荐后，二十八岁的他竟收到了竺可桢寄来的浙大聘书，被聘为每月薪金三百元的生物系正教授。多年后，已是成就斐然的谈家桢感叹：“竺先生是‘任人唯才’，而是不讲派系的。所以，他把我这样一个‘外来人’也聘进了。后来，我还听说，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也都由他聘来浙大，并且都得到重用。可见他聘用教会学校出身的教授，并非仅我一人。”与竺可桢共事十三年的苏步青也说：“竺先生是最爱惜人才的。只要有好教师，他总是毫不犹豫立刻聘请，而且是千方百计地去聘请。所以许多有才干的教授都肯来浙大任教了。”
此前因抗议郭任远的做法而辞职离开学校的物理学家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都被他一一请回来了。其中束星北因为“个性太强”、曾当面冲撞过蒋介石，许多人对请回他有所顾虑，竺可桢却不顾这一切，照样聘为物理系副教授，并很快升为教授。
竺可桢爱才如命，唯才是举。他初来浙大，带来了一批原来在东南大学工作时的同事、学生，担任教授或重要职务，如胡刚复、王琎、梅光迪、张其昀等。外界虽有所非议，但是这些人确有真才实学，为浙大增添了力量。
对于聘教师，他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并非只看重名气。1948年2月14日，浙大哲学系请到了六十多岁的哲学家熊十力。竺可桢认为熊对于国学、哲学虽造诣很深，“但对于学校能有多少贡献大是问题”。他说：“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紧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6月1日，当他得知熊仍领北大薪水时说：“余数言此辈老先生之来，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因目前学生对于旧文学等均敝屣视之；哲学系尤应向新途径走，不能徒慕虚名也。”
浙大学生谢觉民在追忆中说，竺可桢以人品、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请到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好教授，“他们有品格，有学问，但有时不免也有脾气”。牛津出身的费巩“最会骂人，在教务会议上，他公开指摘竺师，说：‘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意思是他习政治的，有知人之明。竺师也只是含笑不语，可见他的容人之量。”（从费巩日记可以看出他一度对竺可桢很不满，但竺可桢照样请无党派的他当训导长，在他出事后照样全力营救）竺可桢处处以身作则的品格、包容的气度，终能容下那些有才、有学、有德的知识分子。所以，1948年评出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浙大教授就有四人，仅次于北大、清华。谈家桢一再说，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蔡元培和竺可桢两个人，“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
在竺可桢十三年大学校长生涯中，心理学教授黄翼，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教务长、物理学家张绍忠，历史学教授张荫麟等病故，他都关怀备至、悲痛毕露。黄翼去世后，1944年11月26日他认黄之子黄章恺为义子，赠以红玉一块、银笔杆一枝。梅光迪生病后，他不断前往探视，其中多次专门约医生李天助一起去看望。1945年12月27日梅死于贵阳，他于29日专程赴丧。黄、梅、张等先后病故使竺可桢受到很大刺激，以致于流泪，每次他都说：“浙大失去一个良师，国家失去一个人才。”而且总是亲自主持追悼会，尽力照顾家属。1947年7月28日张绍忠去世，8月6日他提议在图书馆挂黄、梅、张、朱四人像。1948年10月18日是黄翼去世四周年纪念，他约黄翼太太去凤凰山墓前致祭，再到张绍忠坟地上凭吊。
竺可桢长期以来对教师的关心，更是让不少教授永生难忘。苏步青的回忆就是一个证明。1947年2月20日，远在英国的他写信给苏步青、卢嘉锡等称：“惟沪杭一带物价日高，而薪俸菲薄，不足以维持生活，弟虽远在海外，无日不在怀念之中。虽前月政府曾有调整，但近顷美金波动，影响物价甚大，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且沪杭密迩，而生活程度亦相差不远，但公交人员待遇又相差甚巨。”他表示已写信给朱家骅请其从速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将杭州待遇改成与京沪一律”，给教职员配发公粮。这封信在3月17日的《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发表时，信前加上了“竺校长关怀员工生活建议教育部配发联总食粮——竺校长致苏教授等书”的标题。10月13日，他为“教职员经济状况已到山穷水尽时期”而忧虑，一回国即不停地奔走在南京、杭州之间，催要经费。1948年4月1日，他在《大学教育与民主》的演讲中说：“所可虑者，教职员同人待遇菲薄，尤其人口多者，入不敷出，不能维持生活，不得不写文稿甚至兼旁的职务来过活。薪水最高的教授，一月所得以购买力来计算，仅仅抵到战前三十元之数，这如何能使人安心教课与研究？”
到了1949年，在风雨飘摇的最后几个月，竺可桢更是成了一架要款机器，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不停地奔波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间，叩开包括代总统李宗仁在内的国民党政要之门，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忧心忡忡。
这是竺可桢来到浙大的第十三个年头。竺可桢迎来了六十岁生日，真心爱戴他的浙大师生要为他庆祝生日。竺可桢于2月1日刊出《启事》：“现值海内鼎沸，同室操戈，民生凋敝，已至极点。学校经费拮据，赖举债以度日，同人月所入不足以温饱，同学赖公费以维持菜根淡饭，以致老弱者疾病丛生，死亡相继；幼壮者营养缺乏，发育堪虞。值此时际，马齿加长，徒增悲悯，尚何庆祝之足云。”
身为大学校长，竺可桢本人历来生活很简朴，身无长物，乃至朝不保夕。1941年，遵义物价飞涨，一日三变，他从衣箱中翻出上海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已经期满的单据，一共两千元，不过能买几担米，“一生积蓄仅此而已，岂他人所能信哉”。1948年2月1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到：“今日薪水未发，一月份钱早已用光。允敏说无钱买菜，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适读富兰克林自传，内有致富之道，言极扼要，因急译出，以饷无钱买米的同人。”在西迁途中的1938年，竺可桢的儿子、妻子相继病故，他强忍着巨大的痛苦，始终把学校的安危放在第一位。竺可桢在1948年6月1日的日记中说：“因余从未向学校领私人应用之物品。惟草纸一项余个人所用者由学校供给，嗣后余亦当停止使用。允敏并当面告知，谓私人决不要公家之物来用。余意以后凭余开条签名取物。”
竺可桢多次标榜浙大教授的治校精神，认为浙大校风是万事公开，实事求是，师生合作。1945年9月17日，竺可桢在演讲《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时说：“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教授治校主要体现为全体教员每年举行一次教授代表选举，被选举者可以连选连任，参加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种工作作风即使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也未尝中断。1940年12月1日、1941年11月27日、1942年10月13日、1943年10月4日、1944年10月31日，竺可桢日记都详细记下了选举情况。1943年2月21日，他在日记中感慨：“抗战以前，浙大教授对于校务会议漠不关心，故开会时常不能足法定人数。近来因生计关系，各觉有切肤之痛，故渐渐认为有开会之必要，而同时对于学校，亦认为与己休戚相关。此则不得不认为一种进步也。”
1947年6月18日竺可桢从欧美考察归来，在学生欢迎会上演讲说，浙大的精神体现在“求是”二字。向来以研究学术为重，校务则向由教授会主持，这是浙大的民主。本人笃信民主精义，所以一切校务，都按校务会议的决定执行。1948年当学生自治会的章程与校务会议的决议有冲突时，他于6月15日在写给王季梁的信中说：“弟十数年来素主张教授治校，大学应以校务会议为最高权威。”这年10月29日他对应届新生训话时说得很清楚：“大学宜民主，固甚彰明，惟民主有先后，当自教授始，如此可冀各安其位，爱校胜己，历十载五十载以至一生工作于斯。学生时间较短，故宜采取教授治校。”
1945年2月，浙大政治学教授费巩在重庆“失踪”，从知道消息的那天起，他就认定是“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构”干的，并为费巩的性命而深为担忧，为此不停地奔走于各个机构、部门。竺可桢日记中有关费巩的记载至少有七十八处之多，可谓牵肠挂肚。1942年12月10日浙大外文系讲师冯斐被捕，15日由竺可桢、梅光迪等三人具保获释。1947年7月25日，束星北来谈数学助理徐某事。竺可桢说：“徐昔年曾为共产党员，但曾悔过。增禄且来函说明，保证其不为政党活动。但余知保证并无用处耳。但校中用人，素不管党派如何耳。”
1947年12月1日“于子三事件”未了，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告诉竺可桢，治安机关称“浙大某教授及学生若干人有共党嫌疑，某教授为组织指挥人，学生可暂不捕，教授非立即逮捕不可”。受他保护的张君川后来追忆说：“我初到浙大，教过半年的俄语，遭到当局非难，幸赖竺校长保护，停课作罢。以后我因在外文系开设莎士比亚课程，为了戏剧演出实习，建立戏剧班，又在中文系下设现代文学课程，亦建立现代文学班，与戏剧班时常联合进行学术讨论。学生聚在一起，也找些进步书籍阅读。在进行讨论中，曾谈到官养活民还是民养活官的问题，从而产生为什么民养活官官压迫民等现象的学术讨论，也就产生初步的民主思想。浙大对学生运动都予支持，当局无情镇压，都受到竺校长暗中保护。费巩教授遭受迫害后，当局偕一美国人借故审问我们，指责我们不该开设戏剧班、现代文学班，在文庙街遥遥相对宣传异党主义，当时竺校长就在隔壁，非常担心。幸赖他的关怀，现代文学班遭到解散作罢，遭逮捕传讯的学生，由竺校长力保得以释放。……‘于子三事件’发生后，也波及戏剧班，由沈鸿烈（浙江省主席）告诉竺校长要逮捕一些人，竺校长一方面嘱咐学生早日离校，一方面派秘书诸葛祺夤夜十一时来平湖秋月寓所告诉我藏匿，幸亏竺校长从中保护，才得幸免于难。”
四
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在对浙大学子演讲时明确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希望大学生能成为一个地方的楷模，成为一般人士的表率，能做到不仅“谋食”，而且“谋道”。他说：“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所以他把大学教育首先看作是道德教育，认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定要有高尚的道德，“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他要求学生切记，以后遇到作弊机会时能否拒绝，这是衡量大学教育成败的试金石。每周一次的纪念周活动，只要竺可桢在学校都要亲自主持，并发表简短演讲，经常引用古今中外的进步思想勉励和教育学生。学生刘奎斗回忆说，聆听竺训话，“他的家乡口音比较重，实在使我这北方人无法完全听懂，但是训话中诚恳、慈祥的态度，以及一再说到母校校训：‘求是’，令我永铭于心”。
竺可桢斩钉截铁地告诉学生：“一个民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是人民，特别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科学头脑，轻信、盲从，这样的民族有亡国的危险。”“一般人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学得专门之智识与技能，以为将来个人到社会中，从事谋生立业之基础。而为国家着眼，则系造就领袖人才，领导群众以发展事业。但据个人观察，大学毕业生如欲为国家造福，则单求一点智识与技能，尚非最重要的目标。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必须确定，方能使社会事业有格外的成功。”他希望大学生成为社会中坚，要不顾利害，只问是非，“而中国今后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科学如此，政治亦然，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之心来治国家，也是不行的。”他不厌其烦地告诫浙大学子，在是非与利害关头，“不可忽视是非而专重利害”。
抗战期间学生患病不少，竺可桢经常去看望病中的他们。有急病需要送贵阳的，他都用全校仅有的一辆校长小车送去。遵义时期，他曾对当地警备司令高文白说：“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但他并不一味地溺爱学生，西迁途中，从泰和到宜山，由十七个学生组队从水路押送很多同学的行李，因为传闻敌军来而弃舟先走，导致一船行李全失。陈训慈1938年11月14日的日记记载，竺可桢在几天后的全体会上责备他们，可以说声色俱厉：“这种受公众委托，承担不了责任，而敌未来即弃舟而逃，轻信传来谣言是不智，不负责而损害友物是不仁，临危弃公众之物是不勇。……所以此非小事，是我们迁校之大辱。并且说教职员未善尽导致之职责，也是浙大之奇耻。今后必须以此事为教训，树立知勇负责之学风。”（竺可桢日记所记大致相同）1944年12月，浙大学生、三青团干事谢力中因为购盐等舞弊，被学生告发，将被开除，到竺可桢那儿哭诉。竺日记两次提到：“余告以自作自受，乃大丈夫应有之态度，不要哭哭啼啼，作小儿女态。即使开除，亦非绝路也。岂有堂堂大学生，而尚不能谋生乎？”“余勖嗣后作事，务立定脚跟，不稍以私而害公，致遭人攻击，则此次之打击亦为良好之教训也。”1948年6月7日，因为有学生在壁报上张贴文字骂青年军为职业学生，引起双方冲突，他一方面要骂人的学生刘忠潮承认过失道歉，一方面担心其安全，留他和自己的孩子同房间睡。
竺可桢的老友、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对人说，在竺可桢眼中，“浙大学生个个都是好人品和有学问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学生有读书的自由、探索真理的自由。1947年5月25日，竺可桢远在美国旧金山，从当地报纸上得知浙大还在罢课之中，在日记中写下了“真使人焦急”五个字。后来他对1947年4月到1948年4月的罢课作过统计：“共罢课五十五天，其中例假一天，星期日六天。”一年中罢课的时间竟达八星期之多，也即是上课时间的四分之一。他虽然理解青年学生“多不满现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是大学生，“关心国是也是应该的”，但他始终认为时时罢课，学业损失太大，“这种荒废学业，凡是关心教育的人，统引为极痛心的一桩事”。而且他更不赞成“以罢课作为要挟的一种工具”。
但无论学潮如何汹涌，竺可桢1948年1月5日的日记中说：“余始终认大多数学生乃系善良的也。”1948年4月1日他在浙大五十一周年纪念会上郑重地说：“办大学教育者必得有基本信仰，就是大多数学生，可以由经验和教训使入于理智所承认为正轨的途径的。”1947年8月浙江省主席沈成章当着竺的面表示对于浙大罢课学潮之印象极坏，甚至说“浙大乃共产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