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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现那样的偏差，因为恒星的位置距离地球太远了，直远到人们已经感觉
不到这种视差的存在了。
亚里士多德反对日心说的另一理由是，如果地球自转——自西向东转
动，那么一个垂直上抛的物体就不会落到原先将它向上抛起的地方，而应该
落在稍稍向西的地面。因为当物体上抛的时候，地球已经自西向东转动了一
段距离。这观点在今人看来，是多么不合科学常识啊！比如我们坐在敞篷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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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车厢后沿，如果我们向上一跳，可以因为汽车向前疾驰，而使自己落在
车厢之外吗？又如一位跳高运动员，假使他正在由西向东越过横杆时，可能
因为地球的转动而使这运动员追不上横竿的转动而落在竿的前面吗？但在伽
里略的时代，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旧说，绝非易事。而伽里略正是在对这种旧
说的反驳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对惯性定律的杰出贡献。比如站在一座高塔上使
一块石头垂直下落，这石头将笔直地落在塔的脚下，此无他，因为石头本身
与塔在以同样的速度向东转着，二者皆动，等于不动。
伽里略是位科学巨匠，而不仅是一位科学实验工作者，过去传说他为了
证明自由落体定律，曾在比萨斜塔上亲自做过铁球试验。这传说对于后之可
能是一种最为简洁的证明方法：人家都试过了，你还能不信吗？但对于伽里
略而言，却是一种不当的简化。伽里略自然十分重视实验，但作为一位科学
巨匠，他头脑中更应有一套完整的科学思维体系。因为有这个体系，他才能
对当时的种种正统理论，产生种种疑问。而这些疑问的提出，有时比一个具
体的实验更具创造价值。
关于自由落体定律，他曾有一个独特的理论推断，并以自己的推断有力
地驳斥了亚里士多德旧理论的谬误之处。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自由落体因
各自的重量不同而速度不同。其落速之差，表现为“有较大动势的物体通过
①
同一距离的速度也较大，并且速度的比等于这些物体量的比”。按照这理论，
两个重量相差10倍的球同时下落，则重球下落的速度比轻球应该快上10倍。
这未免令人惊异。然而在那个时代，凡正统学人，并不信以为真。
伽里略的推论是这样的：将两个不同重量的球体——一大一小，一轻一
重，中间联结上一根绳子。按照业氏的说法，大球落速快，小球落速慢，因
为两个球拴在一根绳上，那么，小球应该对大球产生滞后力，于是大球的落
速也相对变慢。但是，且慢下结论。同样因为大、小球之间联结着一根绳子，
既然联结一根绳子，那么，两个球就应该或为一个整体，而由大、小两个球
组成的一个整体，当然比一个球——无论小球还是大球的重量更重，于是悖
论出现了：两个联结在一起的球体究竟应该比其中一个大球的落速更快些还
是更慢些呢？
不用说，这是一个绝妙的推论，推论中暴露出的悖论里孕藏着一个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伽里略发现的自由落体定律。
但他并非不重视实验，相反，他的许多科学结论正是直接源于实验结果。
伽里略做事谨慎，但他性格刚强。他对于已经确认的真理的忠诚可谓感
人至深。对于自由落体定律，在他报告了自己的见解之后，比萨的一位物理
学教授刚好在比萨斜塔上做了一个实验。这位教授想用实验的结果支持亚里
士多德的旧有学说。这教授甚至兴奋地看到“具有相同材料而重量不同的物
①
体并非在同一时刻达到地面。”于是，教授认为自己胜利了——亚里士多德
胜利了。对此，伽里略回答得很洒脱：“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一百磅的球从
一百腕尺的高度落到地面时，从同一高度落下的一磅的球才下落一腕尺。我
说它们将在同一时刻到达地面。通过做这个实验你发现大球超前小球两英
寸。现在你想要把亚里士多德的九十九腕尺的误差用两英寸掩盖起来，只强
① 潘永祥： 《自然科学发展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193—194 页。
① S·德雷克：《伽里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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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我的微不足道的误差，而闭口不谈亚里士多德的重大错误。” ①
在科学领域里，伽里略是一位伟人。但也正因为他是一位伟人，对他的
攻击和反对也是异乎寻常的，可是他并不屈服。他说：“那些反对改革的人
抓住我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错误攻击我，仿佛我犯了弥天大错。看起来与大
家一起坚持错误比一个人独立思考要好得多。但我要说，我情愿落在大家后
面坚持正确思想，而不愿站在别人前面不假思索地出尔反尔，自食其言。”②
真的，尽管“与大家一起坚持错误”的直接结果会美妙得多，但他还是
坚持了自己的意见，盲从与屈从绝不是伽里略的风格，在真理与上帝面前，
他宁愿拥抱真理。
据英国伽里略传记作家的研究，伽里略并非因为不相信宗教神学观念而
自觉向教会权威挑战的人。他是为着维护宗教的崇高权威，才去研究哥白尼
学说，或许应该说，他的本意恰恰是为了否定哥白尼的学说才去研究哥白尼
的日心说理论的。但他越是深入研究，越证明哥白尼的理论是正确的。于是，
他终于摆脱神学束缚，而进入科学境界。他从来不是一个打算与宗教彻底决
裂的科学家，直到他已经认定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之后，他依然试图用《圣
经》中的观点证明哥白尼学说的合理性。然而，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徒劳的。
他本人也日益遭到教会的迫害，直到强迫他认错为止。但他的心却自始至终
没有屈服。据说，当他被迫公开认错之后，他依然喃喃自语：“可是，地球
是在运动。”①
伽里略或许不是一位狭义上的哲学家，但他的哲学思想却是文艺复兴时
代人文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他的影响变得日益
强大。即使宣判他有罪的教会，也终于在1979年，即伽里略被迫害350年后，
给他恢复了名誉。
4。个性生动，主旨鲜明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差不多个个神采飞扬，个性生动，
可以说人人都有一段不凡的经历。他们一专多能，甚至多专多能。他们中有
文学家，有艺术家，有神学家，有科学家，有僧侣，也有杰出的外交人士，
更多的则是一身而兼数任，而且面面都有杰出表现。但他们并非形成了什么
集团或流派，他们好像更喜欢独往独来，各行其事。他们的人文主张，首先
便由自己的个性实践所体现。他们不屑于成帮搭伙，君子群而不党，他们甚
至连群都不去考虑。他们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境遇不同，资产不同，最后
的结局也不同。他们中既有一生顺利的杰出的艺术家，也有备受磨难、贫困
潦倒的失意人；既有被烧死在火刑场上的烈士，也有一心求得当权者的青睐、
宁可委屈求全也要有所收益的政客。但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的追求，他
们的人生主旨是明确的，他们总的价值观念也是相近的。他们之间的个性、
经历、人品、风格固然千差万别，但在人文主义这一点上，却是大同小异。
人文主义是他们的主调。他们以完全自主但并非完全自觉的价值追求——人
文主义追求，达到了自己人生的最主要的价值目的。
① S·德雷克：《伽里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48—49 页。
② 同上书，第51 页。
① 亚·沃尔夫：《16、17 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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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杰出的人物之间常有矛盾，常有误解，常有恶语相加，也常有相互
帮助。他们之间的矛盾，有的出于个性，如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的不和睦，
有的则超过个性范畴，如马丁·路德坚决反对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有的则
既有个性因素又另有别的原因。即使同一营垒中的人物，如马丁·路德和加
尔文，因为彼此的思想激进程度不同，虽然在旁人看来，他们的差别也不过
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异，而处在大变革的时代，纵然一步之差，也都有可能
带来严重的后果，更何况要差到五十步呢？
在这些文艺复兴时代的大人物中，他们的个人认识固然如此不同，甚至
如此对立，但是，就他们的历史宏观追求而言，这些分歧实在无关紧要，甚
至可以说，正是这种不同和对立才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
历史共鸣。事实上，人文主义哲学也同人类历史上一切大有作为的时代思想
文化的成功一样，他们都是以不同声音的共鸣效应来达到最后的宏观发展目
的的。不但文艺复兴而已，就是古希腊的思想文化和中国先秦时代的百家争
鸣，其成功道路也莫不如是。只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共鸣，表现得更富
于刺激，也更具有广延能力罢了。
总的讲，哲学的人文主义时代是一个具有强烈动态特征的时代。新的观
点层出不穷，新的追求层出不穷，新的人物也层出不穷。艺术家当中，有达·芬
奇，有米开朗基罗，又有丢勒；空想家中，有莫尔，又有康帕内拉；科学家
中有哥白尼，又有开普勒，还有伽里略；文学家中有但丁，有塞万提斯，还
有莎士比亚。伟大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甚至一个比着一个更其伟大。真可
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而且这山外之山，天外之天，也是瞬息万变，令人
目不暇接，可谓一山未尽一山又至，一天未开一天又起。
在这样的大动荡时期，多少新的创见——尤其那些伟大的创见，本来可
以延续100年都不失其现实意义的，但转眼之间就被新的发现所替代。如同
塞尔维特超过了维萨里，而哈维很快又使塞尔维特的崭新发现成为陈年旧
物。仿佛伽里略已经成为难以超越的历史伟人，而更其伟大的牛顿却很快又
要登上历史舞台了。好像埃拉斯谟的讽刺文章已经令人惊叹莫名，而路德的
实际行动尤其来得雄壮有力。但曾几何时，加尔文的改革却又风驰电掣般发
展起来，把路德本人也挤到幕后去了。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没有个性，怎么生存？偏偏这些思想家硬是大江
弄潮，大浪淘沙，个个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特风格与品性。而他们留给后人的
遗产，也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失去自己的不朽价值。
5。有巨人哲学，没有哲学巨人
前面说过，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巨人时代，而这个时代之所以产生如此
众多的巨人，因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这些巨人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巨人
哲学。这种巨人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文主义哲学。这些巨人个个都是
全才，他们之所以个个都是全才，因为在他们博大精深的学识后面有一种深
刻的哲学思想作指导，这思想好像一支魔棍，但凭它一指，便可以使寻常时
代百思不解百年未解的问题，豁然开朗，迎刃而解。
这种无比深刻的哲学，简而言之，就是以人为尺度，以人的需求和发展
为神圣原则，顺之者则颂之，逆之者则斗之，有利者则习之，无利者则弃之。
为着达到这一目的，不惜向一切旧习旧制旧规旧物宣战，纵然这些旧习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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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规旧物有无尚权威也罢，是无比残暴也罢。换句话说，这些人文主义思想
家敢向一切权威挑战，没有某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是不可思议的，
而这种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说穿了就是他们的巨人哲学。
但是，他们的这种巨人哲学还是粗放的，草创的，英雄主义的，却不是
系统的，深刻的和专业水平的。他们确实也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言论，如达·芬
奇；也发表过一些叛逆性的言论，如布鲁诺；也发表过一些天才的言论，如
莎士比亚；也发表过一些智慧的言论，如库萨的尼古拉。然而就他们哲学的
成熟程度和精深醇大而言，他们主要的还不是哲学家，而是科学家、文学家、
艺术家或者博学家。
一些不甚了解西方哲学史的朋友，也许会奇怪，为什么许多介绍文艺复
兴时期哲学思想的书籍，不论是中国人写的也好，还是西方人自己写的也好，
抑或美国人、日本人写的也好，他们往往东拉西扯，拽上一些似乎与哲学并
不相干的人，比如花许多篇幅去谈丢勒，谈达·芬奇，谈路德，谈哥白尼，
谈蒙田，谈伽里略，谈哈克卢特，谈帕拉塞尔苏斯，谈开普勒，谈伯麦，谈
布鲁诺，谈塞万提斯，谈莎士比亚。请问这些人物都是哲学家吗？他们之中
的一些人能够算得上思想家吗？
确切地说，这些人物中，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以其思想而闻，而
是以他们的专长而驰名。达·芬奇、丢勒是艺术家，莎士比亚是剧作家，塞
万提斯是文学家，伽里略是科学家，蒙田是散文家。说莎士比亚是人文主义
思想家，未免牵强附会，太可笑了！但是，莎士比亚确实又不是一般的剧作
家。他之所以成为直到如今还没有人能超过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仅写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还因为他
赋予他的作品以前人闻所未闻的人文主义精神。换句话说，没有人文精神，
就没有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的天才在于，他抓住、理解并驾驭住了这个伟
大的时代精神，并通过伟大的剧作形式又把它在文学这个层面典型地展示出
来。
比如，人文主义时代最重视的乃是人的利益，最珍爱的乃是人的生命，
最崇尚的乃是人的自由，最宝贵的乃是人的爱情。然而，人是什么？什么是
人？人为什么宝贵？人有什么能量？这不是中世纪的哲学家所能回答甚至所
能提出的问题，而莎士比亚讲得却好，他对这问题的回答，不但简洁隽永，
而且极富诗情画意。他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
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
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①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巨人的哲学不能使他们成为哲学的巨人。文艺
复兴时期，只有巨人哲学，没有哲学巨人。
不但没有哲学巨人，连专以哲学见长的人物也极为罕见。顺便说，没有
专门的哲学思想家，是文艺复兴时代西方哲学史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甚至
直到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才得以彻底改变。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依然是历史情况使之然也。但实事求是地
讲，这并非是一个缺点，而甚至于是一个优点。因为处在这样伟大新奇瑰丽
灿烂的时代，坐在书斋中的哲学家，躲在象牙之塔中自鸣得意抵死都不肯向
外界一瞥的哲学家，即使他们当真不是一些庸人，也一定是些落伍者。他们
① 《哈姆莱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年版，第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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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作古，最后连一出历史笑剧也扮演不成。那个时代，最受青睐的是那些
叱咤风云站在时代前列的人，而这些风云人物，总是现实生活的骄子，而非
冥想家的宠儿。
然而哲学的成熟必须有一个过程。在文艺复兴时代，哲学还没有找到完
全属于自己的位置，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体系，更没有找到一种完整的科
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