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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尽管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了。前面的数据表明，过去买一吨生铁还不到3镑，而现在30镑也买不来一吨生铁。价格的变动规律与价值的变动规律并不是在表面上直接地一致。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
不象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 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 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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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里，我们揭示了不列颠工人阶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有产阶级创造了“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过我们那时考察的，主要是执行社会职能时的工人。为了全面说明积累的规律，还必须考察工人在厂外的状况，考察他们营养和居住的状况。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中报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在这以前，我还要简单谈一谈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兰，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1855年是851；369人，1856年是877；767人，1865年是971；433人。由于棉荒，1863年和1864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079；382人和1；014；978人。1866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1866年比1865年增加了19。5％，比1864年增加了24。4％，而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年增加得还多。在分析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时必须指出两点。一方面，这种贫民人数的增减运动反映着工业周期各阶段的变换。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阶级斗争日益发展，工人的觉悟日益提高，关于需要救济的贫民实际人数的官方统计也就越来越带有欺骗性。例如，最近两年来英国报刊（《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大声叫嚷的虐待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现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1844年就叙述过完全相同的惨状和完全相同的“应时文学”喧闹一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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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呼叫。不过，最近十年伦敦饿死的人数惊人地增加了，这无疑证明工人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这种贫民监狱的奴役了。可是中国现代庸俗经济学的一些白痴们还在羡慕这种救济。
（b）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
现在我们来考察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1862年棉荒时期，枢密院委派斯密斯医生调查了郎卡郡和柴郡的衰弱的棉纺织工人的营养状况。根据过去多年的观察，斯密斯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为了避免饥饿病”，每个中常妇女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3900克冷碳素，180克冷氮素，每个中常男子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4300克冷碳素，200克冷氮素，这就是说，一个妇女需要的养料大致等于2磅上等小麦面包所含的养料，男子需要的还要多1/9。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28600克冷碳素和1330克冷氮素。他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证实：他的计算同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因贫困而被压低到的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1862年12月，棉纺织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是29211克冷，氮素是1295克冷。
1863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贫困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选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医生担任这项工作。他的调查范围一方面包括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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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丝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和制鞋工人。后一方面的各类工人，除织袜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调查的惯例，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况比较好的家庭。如此选样不符合统计学的理论规定，其结果不具有通常的统计学意义。
调查得出的总的结论是：
“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感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1/5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1/3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三个郡（伯克郡、牛津郡、索美塞特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
在农业工人中，联合王国最富庶的地区英格兰的农业工人营养最差。农业工人中缺乏营养的主要又是妇女和儿童，因为“男人要去干活，总得吃饭”。在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营养缺乏的程度更为严重。“他们的饮食非常坏，以致必然发生许多严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现象。”（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禁欲”！也就是连勉强糊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都节省下来不付给他的工人！）奢侈浪费的是禁欲的一方，苟延残喘的是未禁欲的一方，现代庸俗经济学连最基本的分析能力也没有，却占据了大学的讲堂。资本的力量固然巨大，但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的厚颜无耻也的确惊人！
下表表明，上述各类纯粹城市工人的营养状况同斯密斯医生假定的最低营养量，以及同棉纺织工人最贫困时期的营养状况的对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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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过的各类工业工人中，有半数即60/125完全得不到啤酒，28％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费的流质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缝工的家庭，只有7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的家庭，有24 3/4盎斯。完全得不到牛奶的人当中，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缝工。每周消费的面包量，最低的是女缝工，只有7 3/4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11 1/4磅，每个成年人每周消费的平均总量是9。9磅。糖（糖浆等等）每周的消费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只有4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有11盎斯；所有各类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费的总量是8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费总量是5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类（腊肉等等）消费量，最低是丝织工人，只有7 1/4盎斯，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18 1/4盎斯；各类工人每人消费的平均总量是13。6盎斯。每个成年人每周的饮食费大致平均如下：丝织工人2先令2 1/2便士，女缝工2先令7便士，皮手套工人2先令9 1/2便士，制鞋工人2先令7 3/4便士，织袜工人2先令6 1/4便士。麦克尔士菲尔德丝织工人的饮食费平均每周只有1先令8 1/2便士。营养最差的是女缝工、丝织工人和皮手套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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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营养状况，西蒙医生在他的总的卫生报告中说：
“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任何一个熟悉贫民医疗情况，或者熟悉医院的住院或门诊病人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但是，从卫生的观点看，这里还要加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应该记住，缺乏饮食是极难忍受的，而饮食的严重缺乏通常总是跟随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发生之后。远在缺乏营养成为卫生问题以前，远在生理学家想到计算决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克冷数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谈不上任何物质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按照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既然饮食的效用远远高于衣服和燃料，而饮食的价格并没有远远高于衣服和燃料的价格。那么，工人们就应当减少对衣服和燃料的消费并增加对饮食的消费，以增加衣服和燃料的边际效用并降低饮食的边际效用，并使得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等式成立，即边际效用之比正好等于相应的价格之比。但工人们的衣服和燃料已经减无可减了，从而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等式也就无法成立，只好破产了。没有足够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积狭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几乎一无所有；甚至保持整洁也成了破费和难于办到的事。如果出于自尊心（这是一种需要某种花费才能达到的效用，但是如果由于收入太少而达不到，那么现代庸俗经济学是不理睬的。）想保持整洁，那末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加重饥饿的痛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是在卫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给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区，如果是在城市的话，阳光和空气也最缺乏。当穷到连饮食都感到缺乏时，也就必然要遭到这些威胁健康的灾祸。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胁，但仅仅缺乏饮食本身就已经够骇人的了…… 这真令人痛苦，特别是，如果想到这里所说的贫困完全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应得的贫困。这是工人的贫困。是的，说到城市工人，他们为了换取少量的食物，竟多半要使劳动延长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只有作极大的保留，才能说这种劳动可以使工人维持生活…… 在大多数场合，这种名义上的维持生活不过是一条或长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迂回道路而已。”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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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今天中国的城市改造亦有同样过错。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花的钱还要少，赚的钱还要多。在这里，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整个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任何情况下都不象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场所，都是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150页）当美国人“自豪”于纽约既是天堂又是地狱时，他们没有任何资格谈人权。】，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根据枢密院的命令，1864年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1865年又对城市中较贫穷的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中国的国务院何时才会开展此类调查并公开调查结果？人们在《公共卫生》第7号和第8号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生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关于农业工人我在后面再谈。我先引用西蒙医生总的评语来说明城市的居住状况。他说：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在灾祸达到较严重的程度时，几乎必然会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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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象野兽而不象人。受这种影响会使人堕落，时间越久，堕落越深。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汉特医生说：
“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住1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切惨象，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恶劣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20年前糟糕得多。”“即使把伦敦和新堡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
在伦敦，随着城市的不断“改良”，旧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的不断增多和人口的不断流入，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不断地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其他下层中产阶级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环境中了。今天中国的城市改良考虑过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吗？
“房租过高，只有少数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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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
“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他们会象他们所干的那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市内修建铁路的关系，
“不久前，我们看到伦敦东头有许多家庭从自己的旧住所里被赶出来，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背着少得可怜的家当到处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贫民习艺所，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
贫民习艺所已经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刚刚开始执行。如果工人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那他们并不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远也只是搬到紧靠原来教区的地方。
“他们自然想要尽量住在自己劳动场所的附近。结果原来住两间房的人家，现在也不得不住一间。即使出的房租比原来的高，住的房子却比他们被从中赶出来的那些糟糕的房子还要糟糕。住在滨河路的工人，有半数要走两哩路才能到达劳动场所。”
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异乡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581人，而且还把太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卫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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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特医生说：
“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在今天中国，要被视为“盲流”。
十九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5个城市超过5万人。而现在，超过5万人的城市已有28个。
“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挤得简直没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