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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其中的一颗，每天都会有邻居的子弹打到家里面，我不敢让我的孩子出去，即使是白天，因为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枪。他说，真的非常怀念萨达姆的日子，虽然同样是穷，但是我们不会挨饿，也不用为安全而担心，至少不会被邻居的子弹打伤或者打死。
抱着这样心态的人在慢慢增多。特别是眼看着自己的生活朝不保夕，有些人开始怀念起萨达姆来了。在萨达姆的家乡提克里克，就在他生日之前的两天，我们到了那里。我们问当地民众怎样看萨达姆，有的人不敢说，而有的人则对着我们的镜头大声地喊着支持萨达姆的口号，尽管美军就在距离他们一百米的地方驻守。在提克里克，到处都是用阿拉伯语写的支持萨达姆的标语，当地人说，他们相信，萨达姆没有死，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担心萨达姆突然有一天会重新出现，这也是不少当地人不愿意多谈萨达姆的原因。美国人不断地表示，自己不会在伊拉克长驻，一方面让伊拉克人觉得，他们并不是为了长期占领这个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让不少的伊拉克人觉得，到时候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没准，那个时候，复兴党就会卷土重来。
非典型遭遇 本来觉得，SARS离自己很远，因为病毒在全球蔓延的时候，我正在中东，更多的时候在巴格达。不过很快就发现，即使是在信息不发达、战火硝烟弥漫的巴格达，SARS这个名称也已经让当地人熟悉了。我还记得我在酒店坐电梯，一个当地人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中国，结果他马上大叫一声：“Virus 。”当然他是用开玩笑的口气，但是当时那一刹那，还真的有点被别人歧视的感觉。
临走的时候，和当地的同行道别，结果每个人都说，一定要小心，当心感染上SARS。其实如果你留在巴格达的话，可能更加安全一些。就连我的翻译也说，一定要小心那个病毒。
从巴格达回香港，再从香港到北京，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曾经是疫区，所以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除了自己要采取保护措施，两个地方也会有很多举措，可能会觉得不方便。不过总觉得这是应该的，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不过后来从北京再回到香港，要到俄罗斯出差，可是真正尝到了SARS带来的不方便。
我们订的是俄罗斯航空公司从香港直飞莫斯科的机票，凌晨一点的飞机，我们大约十点多到了机场，时间太早，于是我们决定先大吃一顿，然后上飞机睡觉，因为下飞机正好是第二天上午，可以马上展开采访工作。到了十一点，我们来到登记柜台前，地勤人员告诉我们，飞机还在莫斯科。我们知道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旅客人数不足，对于航空公司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飞一次就亏一次的钱。至于什么时候会飞，航空公司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保证。没有办法，为了要赶在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代表团到达之前赶到莫斯科，我们当机立断，买了英国航空公司从香港到伦敦，然后从伦敦到莫斯科的机票，虽然每张机票要港币一万八千元，但是没有别的选择。
这个时候，距离英航的飞机起飞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登记柜台已经关闭，我们几个电视台，除了有六个乘客，还有差不多二十箱的设备要寄存，不过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非常合作，重新打开计算机，并且通知飞机等我们的行李上飞机。待我们一路急跑上了飞机，刚刚坐下没有几分钟，系上安全带的信号已经亮起。结果我们非但没有大吃上一顿，还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我们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开始分析航空公司为什么这么好的服务。一个同事马上说，你们算一算，我们六个人加起来的机票就差不多十二万，还有一万多的行李超重费，这个时候，航空公司敢得罪我们吗？
虽然我们有点开玩笑的意味，但是航空公司因为SARS的原因经营困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我们这些要经常坐飞机，赶时间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头痛的事。
就好像在我们采访期间，俄罗斯航空公司宣布取消所有从莫斯科飞往香港的班机，于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只能够先飞上海，然后从上海飞香港。两班飞机之间有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转接时间，按照我以往出差的经验，只要莫斯科到上海的飞机不晚点，肯定没有问题。结果飞机准时到了上海，大家正准备下飞机，空服人员宣布，上海的卫生检疫人员要上飞机，给每个人量完体温才能够下飞机。只是我们等了差不多十五分钟，还是不见动静，我终于忍不住，跑到机舱门口看个究竟，同时也希望能够和对方通融一下，让我们转机的这些人先下飞机。到了机舱门口，看到那些负责检疫的工作人员正在和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争执，原来这些检疫人员没有登机证明，所以航空公司不让他们上飞机，而这些检疫人员又坚持如果他们不能够上飞机，谁也不能够下飞机。我问他们，因为我们要转机，能不能让我们先量体温，然后让我们先走，结果没有人理睬我。看我站在那里，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还非常严厉地说，你不要在这里捣乱。
一个晚上没有睡，又担心赶不上下一班飞机，我拿起手机就打电话向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投诉。结果新闻办说，市政府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要求每个乘客在飞机上量体温，不过如果是民航局或者机场自己的规定，那市政府也没有办法。
坐在飞机上，看着手表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走动，倒不是着急坐不上飞机，而是觉得，为什么为了防止SARS，非要把事情搞得如此复杂，而且不顾及别人对于一个城市的看法，如果我坐的飞机来自香港，那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来自莫斯科。和这里一比较，我忽然觉得，俄罗斯人在莫斯科隔离中国人的做法也就无可厚非了。
在莫斯科，有十九个中国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而为了防止SARS的扩散，莫斯科市政府下令关闭部分社区，结果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哪里，而那些和中国人合作做生意的俄罗斯人也不敢继续合作。走进莫斯科的中餐厅，近来总是服务员比客人还多。和当地的华人聊天，他们说，现在SARS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病毒，而是被看成中国人的一个符号，当中国人背着这个符号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非常难受。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用已经流于形式的方法进行自我保护，比如在飞机上量体温，或者是要填健康表，如果执行的人不那么认真的话，真的只是一种形式而已，而如果执行的人态度不友善的话，更会让人觉得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也许是我太敏感，但是我总觉得，人和人之间真的应该用相互尊重的态度，不管是说话的语气，还是表现出的身体语言，以及那些发自内心的东西。SARS已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方便，但是如果人们用人为的方式把这种不方便加剧的话，真的很不值得。
人的心态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拿着体温测试器的时候，有的人会表现得好像自己有了操控别人生死的大权似的，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连带着说话和看人的语气都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很无奈，也有点伤心，因为大家已经不得不面对不愉快的事情了，而这个事情并非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它，心平气和地面对周围的人呢？
科学家和非典（1） SARS最早是2002年的11月在中国广东出现，不过当时这个病例并没有在国际上引起太多的重视。
之后，一名曾经治疗过这种病人的医学教授到香港，并且在香港传染给多人，并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通过国际航线，这种病毒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引发这种病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工作。2003年4 月16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SARS的致病原因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在北京采访有关的SARS新闻，让我觉得最有收获的，就是接触了一批科学家，当中印象给我最深的，就是毕胜利。
我是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研究室无意当中发现他的，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知道，疾控中心的一名科学家早在2 月18日宣布，在病毒里面发现了衣原体颗粒，不过当我来到这里，才知道，在4 月12号，毕胜利和他的同事们，确定冠状病毒就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元凶。
毕胜利给我的第一印象，除了年轻，还有就是一点也不像一个进行学术研究的严肃的科学家。我们到他的实验室的时候，他正在和他的同事准备文件，因为在一个小时后，他就要到科技部开会，他需要为目前的研究项目申请经费。而他，在工作的时候，还不忘记倒上一杯红酒。他说，这是他的朋友们，为了庆祝他确定病原体就是冠状病毒而送给他的。
到目前为止，大家知道冠状病毒只是感染脊椎动物，和人以及动物的很多疾病有关系。人类的冠状病毒感染分别属于oc43和229e两个抗原体，它是引起人类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原，经常引起成人的普通感冒。而冠状病毒感染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地区，主要发生在冬天和早春。而这次科学家们通过和其他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比较发现，非典型病人的冠状病毒是一种变异非常大的新型冠状病毒。对于科学家们来说，在成功地识别了冠状病毒之后，可以进行诊断试剂、诊断方法以及最终疫苗的研究工作。
对于毕胜利来说，确定冠状病毒，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荣誉，虽然他向媒体宣布他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结果的时候，要比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时间还要早四天，但是他遭到的，是来自主管部门的批评。虽然之后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但是现在再讲起来，他说他没有任何抱怨，只要证明他是对的，就已经足够了。
在我的印象当中，毕胜利总是一副对于什么事情都不在乎的样子，但是当我们跟着他来到P3实验室，也就是高压实验室的时候，他的一丝不苟显露了出来，虽然我们只是在外面拍摄，他也要求我们一定要穿上鞋套。
毕胜利亲自进入实验室，为的是用他研制出来的试剂，为河北省疾病控制中心送来的八个病人的血清进行重新测试。在这八个病人当中，有五个被当地确定为非典病人，三个疑似病人。之所以要在p3实验室里面进行，是因为这些血清里面可能存在SARS病毒，而P3实验室，由于空气的压力，病毒被压到实验室的底部，然后通过特殊处理之后放出去，安全新鲜的空气在实验室的上部，这样对于在里面做实验的医生来说被病毒感染的机会微乎其微。毕胜利在实验室里面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血清分离出来，并且进行SARS病毒的灭活工作。也就是说，确保里面没有活着的病毒，然后再进行检测工作。
目前检测SARS病人的方法主要就是抗体检测。其中ELISA 方法可以可靠地检测出出现临床症状二十天之后SARS病人血清当中的病毒抗体，而免疫荧光法可以检测出病毒感染VERO细胞十天之后产生的M 免疫球蛋白。
分子检测，通过血液、粪便以及呼吸道分泌物，来检测里面是否带有病毒，不过这样的检测结果可以辅助临床诊断评价，却不能够肯定或者排除疾病的可能。
还有一种就是细胞培养方法，利用VERO细胞来检测SARS病人的呼吸道分泌物和血液样品，阳性结果表明病人感染了冠状病毒。
不过目前这种诊断方法并不是太准确。当时河北省送来八个血清样本，结果五个确诊病人当中，只有两个被，其他的都呈现阴性反应。
在我们待在实验室的这些天，每天都有人来找毕胜利，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要试剂盒。毕胜利说，其实如果只是依靠一个科学家的话，所研究出来的东西很难实际运用，因为如果要投入临床，需要一个平台，而他的研究结果，就是由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免费来进行产品开发和制作，这家公司非常的低调，要不是因为毕胜利亲自打电话的关系，我根本没有办法和他们成功做访问。在访问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断地强调，功劳都是毕胜利的，他们只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做一些事情，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家公司生产的试剂盒都是免费送到全国各地的病控中心。他们说，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不要讲钱的问题。
科学家的遗憾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坐落在一座旧楼里面，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能够相信这里面居然就是进行病毒分离的研究所，不过对于毕胜利来说，这里的条件虽然和他以前曾经工作过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不能够比较，但是这并不是在这次SARS研究过程当中，面对的最大困难。在他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因为不够样本，毕胜利只能够自己和北京市的各大小医院联系，希望能够找到由于非典而死亡的病人的肺部样本，因为只有足够的肺部样本才能够提取冠状病毒。最后帮助他分离出病毒的SARS病人肺部标本，还是他亲自拿着手术刀，到北京佑安医院的存尸间切下来的。他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条长长的走廊，还真的有点阴森森的感觉。
就在4 月12日，毕胜利从网上看到加拿大绘制成功SARS病毒基因图谱的消息，心情特别矛盾。他说他曾经想过不要再进行研究了，因为别人已经成功了，但是只是一瞬间，他忽然意识到，其实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试剂、疫苗、治疗，他不能够停下来。
不过单是依靠病毒研究所的设施，毕胜利知道自己是不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测出病毒的基因排序的，因为这个工作需要大型的计算机组合。这个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朋友，华大基因的汪健博士。于是他瞒着病毒所，将样本给了华大。
我来到了华大，现在这里也被称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走进大楼，迎面而来的是这样的一张时间表，4 月15日凌晨二点四十五分，获得军事科学院无偿提供的从非典患者组织标本提出的冠状病毒，4 月16日十点四十八分到十六点05分，成功破译出四株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整个过程用了不到悟三十八个小时。
说起华大，我和汪健原来还有一段渊源。就在1999年，在深圳举行的首届高交会上，我遇到了汪健。当时他和一批中国科学家从美国回到中国，他们希望推动中国参加全世界的基因排列组工作，但是他们当时的声音在高交会上得不到反响，反而是我死追着汪健做了一个报道。汪健说为了当初的知遇之恩，破例让我在他的公司里面随意采访。
走进华大，我被这里完善的实验设施所惊讶，因为在四年前，他们几乎是一穷二白。而这里，就是破译了水稻四亿多个基因的地方。汪健告诉我，从3 月初开始，他们就想到要进行病毒的基因测序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样本。虽然最后毕胜利冒险给了他们样本，但是对测序工作来说并不足够。就在他们着急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军科院的支持。事实上，军科院的科学家们，早在2 月10日，就已经基本上断定SARS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艾滋病从发现到分离出病毒用了三年的时间，但这次SARS病毒的确认到基因测序，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当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科学界的合力攻关。
3 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全球主要实验室协作网。各地大量SARS确诊病例标本的共享，大大加快了协作网实验室的工作进展。而加拿大在发现了SARS基因排列之后，马上向全世界公布。
对于中国来说，在去年的11月已经发现了非典病人，但是不单单在确认病原体的时候走过一段弯路，在病毒基因序列的测定方面也比美国加拿大要晚。当我和毕胜利，还有华大的杨焕明教授谈起这个问题，他们都显得非常痛心。他们说，因为本位主义，因为配合不好，因为利益的关系，中国的科学家在这次事件里面丢了脸。
因为没有样本，华大只能够依靠自己，这里的科研人员走到了最前线，到医院亲自等候采集样本。
就在测试出基因序列之后，这里的研究人员用了两天的时间鉴定出患者血液当中SARS病毒蛋白质，并且在4 月19号研制出临床一小时检测试剂盒。他们把这些试剂盒免费送到医院，希望能够帮助对方尽快确定测试结果，但是过程并不是那样顺利。
在这里我碰到了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女医生丘玲，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对着汪健哭诉自己的遭遇。目前在北京市有一千五百多名疑似病例，当中有百分之五十四用原来的诊断办法都不能够确定，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试剂，帮助这些病人确诊，但是医院方面并不信任他们，总是觉得他们这样做为的是收集样本来进行自己的研究。丘玲费尽了口舌，还是被对方冷落。
丘玲的年纪和我差不多，虽然我们做的工作不同，但是我总是觉得，在对待这份工作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