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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解放不久，我们部队在长沙市郊区肖家巷。一天，有位有文化的战友给我念了一本书——《少年毛泽东》的故事。毛主席少年时，很喜欢看古书。他从中发现，旧书里的主人公全是文臣武将、才子佳人，为什么没有一本书是写耕田汉呢？听到这儿，我忽然醒悟。可也是呀，小时候我听了那么多的古书和历史故事，里面为什么也是没有专门写穷人的事儿，写的全是有钱有势的人呢？穷人为什么在书里和故事里尽受欺负？不久，上级发下一本书，叫《沉冠记》，是写受苦人的事。战友念给我听，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又产生要为穷人写书的念头。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把自己和穷人在旧社会受的苦难，把革命战士为解放全中国人民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事迹，死难同胞的悲惨遭遇，写成书给后人看，让被解放的受苦人和后来人，永远不忘流血牺牲的同志，不忘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穷人、杀害革命同志的罪行。为此，我学习写起小说来，开始了文学生涯。
1949年8月20日，我利用部队在长沙郊区肖家巷休整的空隙时间，开始动笔撰写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这天，我好不容易找来一点纸，订个小本儿，又找到一个铅笔头，我就这样开始写小说了。当时没有桌子，我就在膝盖上写起来。没想到，此后，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战士作家，走进了作家的行列。但从这以后，我这个文盲战士也尝尽了没有文化而学写书那种艰难的滋味儿。当时，我不识几个字，也不懂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小说，再加上部队追击逃敌，整天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时间写小说。写书的困难就象一座座大山挡在我面前，困难极了。但我并没有被面前各种困难吓倒。没有时间怎么办？我就利用行军作战的点滴休息时间写，哪怕十分、八分钟，我也把它挤出来。那时，我写小说的最大困难是不识字，想写的事多，但会写的字却很少，每写一句话，十个字有九个字不会写，都要问同志们，这样，好几天也写不出几句话来。写出来的字句，全都是七扭八歪不成行，难看极了。我曾多次灰心不写书了。宣传股长迟志远同志，不仅鼓励我把书写下去，还特请宣教干事单奇同志，亲自教我学字，并给我笔，还给我订个大本子。他鼓励我用保尔的精神写书，并在我写书的本子上题字：“玉宝同志，希望你能继续把书写下去，把它写成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一样。”在首长和同志们的鼓励下，我写书的精神头和决心又大了。每当我想起过去和我一起当劳工，那些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用狼狗咬死、用刺刀挑死的劳工叔叔，想起那些在辽沈等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战友，想起我死去的爷爷、叔叔、妈妈和小弟弟，就难过地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及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更激励我非把这书写出来不可，使我又进入创作的激情之中。每当这时，我要写的人物、故事，在脑海里象开了锅的水似的直往外冒，不写不行了。可是写吧，又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困难极了。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儿：“玉宝啊，玉宝，写书再难，也没有革命前辈二万五千里长征艰难，写书再苦，也没有我们东北部队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那样艰苦。你在残暴的敌人面前，都没低过头、害过怕，也决不能叫不识字，学写书的困难难住了、吓倒了。要拿出在战场上消灭敌人那种劲头儿，来战胜学文化、写书的种种困难。”我坚信，用保尔写书的精神，有“铁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及“愚公移山”的决心，我一定能把《高玉宝》这部书写出来，并把它写好。一年写不出来，我写两年。两年写不出来，我写五年、十年，什么困难也压不倒我。当时，我本来想先学识字再写书，可是创作的激情不允许。我要写的人和事，象潮水一样，在心里翻腾，等不得我学了字再写。那么，我不会写字，又怎么写书呢？我想出一个笨办法来，把不会写的字全用各种图形画和符号来代替文字写书。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我就画个可怕的鬼脸来代替。蒋介石的“蒋”字不会写，我就根据他是秃头的特征，画个蒋光头。“群”字不会写，我画一些小圈圈代替。“杀”字不会写，我先画一个人头，然后，再在这头上画把刀，就是杀人的意思。“哭”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脸，然后在这脸上点几个小点儿，我一看就知是书里的“哭”字。最难的是，有很多字无法用图形画和符号来表示字意，我只好画一些小圈圈空起来，等我学了字，再添到那圈圈里。我就这样艰难地学字和写小说。为快点把书写出来，我在行军作战中牺牲了一切休息时间。有时，部队在行军路上临时休息的一点时间，我也坐在路边上写一两句话。
在部队追击敌人、解放广西时，我是军邮员。为使部队当天看到报纸、文件，战士能早一点看到家信，我每天背着书稿，骑着马，跑前跑后地为进军的部队送信件和报纸。不幸的是，部队在广西追击白崇禧，我可爱的大红马，在过险峻的大山时摔死了。马摔死后，我这军邮员的工作就更艰难了。每天要比同志们格外走很多路，累极了。但我还是战胜了很多困难，很好地完成了军邮员的任务。广西解放以后，我们部队继续在山区里剿匪，仍然没有时间写书。我只好见缝插针地写。这时，我已经写出好几章书稿了。我们部队在炎热的南方，每天顶着高温连续行军作战，真是人困马乏，累得几乎都走不动路了。就是这样，我也没有间断写作。艰苦的写作，把我累得吐了血。但我终于战胜了种种困难，仅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写出二十多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草稿，1951年1月28日，在广东潮州乌羊市落笔。（《高玉宝》的手稿，后来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我的《高玉宝》。这部书能够问世，同广大读者见面，对在旧社会出生的我来说，真是一场梦想。但这梦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才能实现。几十年的美好时光虽然逝去了，但我永远不忘党和毛主席，不忘新中国对我这文盲战士的教育、培养，不忘所有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志，及关怀我的国内外读者和朋友。今特在此感谢当年鼓励我写书的迟志远股长、教我学文化的单奇同志、帮我抄写书稿的尚振范文书、及亲自指导我修改书稿的老作家荒草同志，解放军文艺社在九十年代第二春，再次又出版我的《高玉宝》，在此深表谢意。
不少读者希望了解《高玉宝》出版之后和我的创作情况。1962年，我大学毕业后又回部队工作至今。本想有了文化多写些作品，但由于种种原因，及风云之年的坎坷，使我失去了很好的创作时光。但，我并没因此停笔。我一直坚持到部队、工厂、矿山、农村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在人民群众中生活。这些年来，我除了写出两部六十多万字待修改的长篇小说《春艳》和《我是一个兵》之外，还发表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民间故事、文章等。为写好《高玉宝》续集我曾步行几百里路，到我参加辽沈战役、打过仗的地方：鞍山、辽阳、义县、锦州、塔山等地体验生活，访问参加这一战役的战友和当地群众，已写出八十多万字《高玉宝》续集书稿，正待出版中。
一个人，虽然不能青春永驻，但只要有蓬勃向上的精神，就会永远年轻，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工作。我是个普通一兵，没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回头想一想，我的前半生，只尽心尽力做了三件事：一是，参军四十多年来，不打任何折扣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二是，写书，绝大部分是用业余时间写作；三是，走向社会，教育下一代。
亲爱的读者们，写作是很苦的，但一切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只要你认定一条路，路再长、再艰险，也要毫不动摇地走下去，事业总会成功，创作也是这样！我要在阳光的照耀下，沿着我和主人公玉宝的生活道路，向着美好的未来奋进！要在我后半生的宝贵时光中，继续到人民生活中扎根、学习，发奋创作，力争再为读者奉献出好作品。
作者
高玉宝第一章 鬼子兵来了
第一章 鬼子兵来了
复县城东大山上，农民正忙着春耕，山岔口跑来了一群男女。大家忙去问：“跑什么？出了什么事情？”来人说：“可不好啦！快跑吧！日本鬼子到大石桥那边打胡子（土匪），没有打到一个，从这里回瓦房店。这一路上，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我们那里人被抓去了很多，快跑吧！”春耕的人，看着慌乱的逃难人群，大家吓得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没有办法。
这时，太平村的村公所里出来两个人，一个拖着“文明棍”，一个光着个秃脑袋。两个人走到大伙跟前，看见逃难的人们过去了，那个拖文明棍的一斜楞三角眼，那个秃脑袋的老家伙咧了咧三瓣嘴，两个就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两人几乎同时说道：“好了，好了，皇军一来，这就好了。”农民们一见那拖文明棍的是阎王保长周长安，后面那个光头是王红眼，吓得都赶快躲开了。
阎王保长周长安，家住在黄家店，是个伪保长。以前大家都叫他三角眼，因为他愣不讲理，把三角眼一瞪，象个吊死鬼一样，南北屯子人，没有不怕他的。他家是个大财主，又是本村最有名的大恶霸。他父亲周春富更厉害，外人都叫他老周扒皮。这老周扒皮，不知道他玩的什么鬼把戏，他每年都雇五六个伙计，每年，伙计都干不到秋天就累跑了。等到秋后，伙计去要工粮时，老周扒皮一点也不给。他说：“活没给我作完，哪能给粮？哪有那样的好事！你们到皇军那里去告我吧，我在家等着你们。”伙计们怕他父子二人，不敢去告，一年的活儿就白干了。周家父子就这样压迫人。日本鬼子来后，周长安当上伪保长，就更厉害了。
王红眼本名叫王洪业，是个牲口贩子，又是个大财迷鬼。因他见钱眼就红，大家就叫他“王红眼”。他为了多赚钱，不管怎样好的牛马，都往屠场送，好牛马也不知叫他送屠场死了多少。大家都恨他，又给他送个外号，叫做“送命鬼”。后来王红眼到孙家屯落了户，就和阎王保长周长安在一起。“九·一八”东北被日本鬼子占领后，他也发了财，买了一百多亩好地，他不再贩卖牛马了，也不种地，把地租给佃户种，蹲在家里和老婆姑娘三个人坐着吃。还常和保长在一起吃喝玩乐，不知搞些什么鬼。
这天，两个人正在高兴地说些什么，保长的儿子提着书包，带着一条大黑狗跑来。这小子头很大，带个碰盖小帽子，穿得很阔气。他跑到阎王保长跟前，把一封信往他老子面前一扔，说：“给你信！在家哪儿也没找到你，你在这里。”阎王保长连忙把信拾起来，问道：“什么信？”淘气把大脑袋一扭说：“你不知道自己看？你没长眼睛？”扭头就走。阎王保长忙问：“上哪儿去？”淘气回头把挎在肩上的书包一拍，说：“上学去呀！”带着大黑狗走了。王红眼忙问：“保长，保长，快看，是你兄弟来的信呀！”保长把信看了，哈哈大笑地说：“我说这回剿胡子，皇军里一定是我家老二带路嘛，你还不信呢。你看，这不是他来的信？”王红眼见真是周长泰来信了，高兴得把手一拍，摸摸秃脑袋，说：“噢……，真是他呀！快讲讲，信里都说些什么？”保长笑着说：“他说皇军剿匪胜利回瓦房店，明天要从咱们这里路过，叫咱们这个村要好好筹备欢迎一下。”“哈哈哈哈！”王红眼笑着说。“那是当然啦。”保长说：“王东家，你是孙家屯的屯长，我是太平村的保长，这一回，你可不能给我丢人。咱们这个山沟里，还没来过皇军的队伍，要好好筹办一下才行。特别是你们屯子那些穷棒子们，连日本国旗都没做上，欢迎皇军，没有旗可不行。今天你就要叫没有旗的家快做上。明天一家要去一个人，拿着旗去欢迎。咱们第一保，由我带着到村上集合，一起去，你也要去。你先去通知做旗，回头马上到我家去，商量一下办酒席的事。连皇军的士兵都得筹备慰劳。你别光打哈哈：弄得好，你我都有好处；弄得不好，你可得当心点！我回去报告村长去。”孙家屯是个三四十户人家的穷屯子，除了王红眼一家有钱外，大半是王红眼的穷佃户。东头第二家穷户，姓高，主人叫高学田，住着三间破房子，种了九亩地，喂了一头猪，再没有养活牲口；地，只有六亩，还能打点粮，另外三亩地，紧靠着河边上，三年五年不收成一回。高家每年收点粮食，拿税都不够，一家七口，吃上顿没有下顿。又赶上七十多岁的老人闹病，头几天病很重，白木棺材也准备下了，闹得一家人真愁死了。现在老人的病比前几天好了一些，躺在炕上正咳嗽。从外屋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脸又黄又瘦，端一碗药汤，走到老人跟前说：“爹，起来吃药吧。”老人端上药碗正要喝，从外面跑进来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说：“妈妈，我饿啦，我要吃饭！我要吃！”说着，就伸手去要他爷爷的药碗。高大嫂忙一把把孩子拉过来，抱在怀里，哄着说：“玉才，你爷爷是吃药呀！你爹抬粮去了（借高利贷），待会儿妈多做点，叫你吃一顿饱饭……”
忽然听外面有人喊：“家家户户听着！保长的命令，没有日本国旗的户，快做日本国旗！明天早上，一家去一个人，拿着旗，有我和保长带着去欢迎日本皇军。谁要不听命令，就把谁送给皇军办罪！”高大嫂听王红眼喊叫做日本国旗，心里吃惊，没有吱声。老人在炕上正吃药，忙放下碗问：“屯长喊什么？”高大嫂说：“保长叫做日本国旗！明天要来日本兵！……天啊，拿什么做呀？”老人一听这话，气得说：“管他什么军哩，没有就不做。”“不做能行吗？屯长才说的，谁不听保长的命令，就把谁送给皇军问罪。”愁得她放下玉才，走到外屋，一边唠唠叨叨地骂着保长，一边急忙在炕头上那些破布烂片中找布。哪有什么成块的布！正发愁时，院里进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问道：“妈，你找什么？”高大嫂一看，见女儿玉容拿着一筐苦菜来了，就说：“唉，孩子，屯长叫做日本国旗，你没听见吗？拿什么做呀？”她想了一下，又说：“玉容，咱那白面袋子哪去了？把它找出来做一个吧！”玉容才要去找，她又说：“玉容，玉宝怎么还没回来？”玉容说：“他在山上放猪，猪还没吃饱呢。”“唉呀，他一个人在山上放猪，狼太多呀，快去看看吧！”“妈，不要紧，东院于志成哥、后街周永学和咱屯子的孩子们都在山上。二叔也在那里给他东家种地，怕什么。”说完，从菜筐里拿出二十多个烧熟的喜鹊蛋，说：“妈，玉宝和志成哥在山上又烧喜鹊蛋吃啦。我还吃了几个。这些是玉宝叫我带回来的。”玉才在里屋听说哥哥叫姐姐带回了喜鹊蛋，高兴得一跳一蹦地跑出来，从姐姐手里抢了两个，跑到小街上玩去了。玉宝妈看见喜鹊蛋，可不高兴，忙问：“谁上树摸的，是不是玉宝？”玉容点点头说：“是。”“玉容，到山上去，你可要看着他，可不能叫他上树啊；那样高的大树，有多危险呀！”停一下，又说：“你把面袋子找出来去洗洗。我到东院老于家你大婶那里借点红色去。”
东山上有一帮拾草和放猪的孩子在一起唱戏玩耍。这些穷孩子，天天都在一起。白天一起上山拾草，拾完草，他们就化装唱戏；晚上又一起跑到后街找周德春叔叔给他们讲“呼延庆打擂台”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孩子，左衣兜里装满了小石头蛋，右衣兜里装个打鸟的弹弓，一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