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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任遇罗锦诉讼代理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勇极。
李勇极认为： 在本案中，要判断遇罗锦应不应该离婚，即其要求是否合理合法，只能看其夫妻之间的感情如何。
从婚姻基础来看。有人说，他们是“自愿结婚”。是的，是“自愿结婚”。但这种“自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有着特定的含义。第一没有户口，没有口粮；第二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第三没有房子，无以安身；第四母亲经常发脾气，要她尽快嫁人。在这种情况下，或者饿死、冻死，或者嫁个男人，赖以谋生；第三条路是没有的。遇罗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选择了生活下去的道路。她同蔡钟培仅见过三次面，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理想的爱人，但为了谋生，又不得不违心地同他结婚。他们的结合，完全是爱情和婚姻相分离。这种结合本身，就包含着离的因素。
从婚后感情来看。他们在共同生活中，确实矛盾重重：其一，两人对感情的理解不同。男方认为，“我下班有晚有早，她都是做好饭等我回来一块吃”，这就是有感情。女方认为，“夫妻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同志关系，也不同于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应有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内容”。其二，爱好兴趣不同。男方爱听音乐，声音越大越好；女方喜欢看书写东西，越安静越好。男方性格开朗，无拘无束；女方则喜欢文雅，注意理智。男方对于哲学、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女方则喜欢讨论问题，交换观点，发表见解。双方甚至在夫妻生活的看法上，也不尽相同。由于上述差异，因而同床异梦，貌合神离。
从纠纷的原因和责任来看。有人说：“这一场离婚官司，责任全在于遇罗锦。”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要讲责任的话，责任主要在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左”的政策和“左”的思潮影响下造成的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当然，遇罗锦本人在困难面前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没有在凛冽寒风中巍然屹立，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为时近三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本身，已对她作了严厉的惩罚。人们如果能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会寄予同情和谅解。
以上情况表明，遇罗锦同蔡钟培之间，其婚姻关系的建立，不是以爱情为基础；其婚姻关系的持续，不是以爱情为纽带。这样的婚姻，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婚姻。现在，当事人一方依据法定程序，要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改正自己过去的失误，摆脱婚姻问题上的桎梏，按其本人的愿望来选择配偶，难道不合理合法？
一九八O年五月，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遇罗锦诉蔡钟培离婚一案。法院和单位一起对他们做调解工作，结果双方各执己见，未能达成协议。同年7月 11日，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作出了准许两人离婚的决议。蔡钟培不服，上诉到中级法院。中级法院二审之后，又发回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四日，朝阳区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遇罗锦、蔡钟培离婚案。由于在法庭调查过 程中，已经查明了事实，分清了是非，审判员做了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双方同意法庭调解离婚。
至此，遇罗锦、蔡钟培离婚案终于画上一个句号。
遇罗锦、蔡钟培离婚案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再来反思这桩离婚案，为什么并不复杂的一桩离婚案，却会在社会中激起轩然大波？
首先，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1980年，春风吹溶了冰山上的积雪，而冰层却远未融化。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的中国人，还来不及医治身上的创伤。十年动乱，在婚姻领域里，只有男性与女性的结合，绝没有什么离婚的自由。离婚，是一种非正常行为，不是出于政治原因，或生活作风问题，是不会有人闹离婚的。你遇罗锦，一个女人，不好好过日子，却主动提出离婚，岂不犯了大忌？
其次，遇罗锦的离婚理由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没有感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谁敢奢谈“爱情”两宇，便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甚至等同于“黄色下流”。你对工人阶级（蔡钟培）没有感情，难道对资产阶级有感情？遇罗锦的爱好：喜欢读书、喜欢看话剧、喜欢爬山游玩等，在一些人的眼中，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第三，遇罗锦提出离婚的时机也很不适宜。遇罗锦与蔡钟培结婚时，正是她最倒霉的时候：戴着“思想反动”的帽子，没有工作，没有北京户口，又已经离过一次女昏。而当她提出离婚时，她已经有了北京户口，所谓的政治问题也得到平反，又回到原单位上班。这时候，却因为“没有感情”要与丈夫离婚，你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中国的传统道德讲究知恩图报，最瞧不起忘恩负义。过去，因为忘恩负义被谴责的一般是男人，像陈世美等，你遇罗锦一个女人也敢忘恩负义，那就更可恨了。
以上三点，使得遇罗锦离婚案轰动一时；也使遇罗锦这个“文革”的受害者，却在这起离婚案中遭到多数人的谴责（起码是不支持），少数人的支持和同情，再一次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勇极，自从出任遇罗锦诉讼代理人后，便成为所谓的“感情说”的主要代表。该案结束不久，李勇极将自己远在陕西农村的妻子调来北京，并忍痛离开法学所到京郊一所警官学校当教员，兼做律师。他的理论又恰恰与他自己的婚姻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矛盾之中。
当时，有位报告文学作家曾采访过李勇极，于是，便有了《一个律师的内心独白》：
别人说我是“主离派”，并没屈说了我。你看，我又写文章阐述“感情说”，又总给提出离婚的当事人保护，办了不少很棘手的案子，自然不敢推托这个封号了。可我却并不因此而闹离婚，有点奇怪是吧？我倒觉得这在中国是很正常的，就像有的人虽然常常发表文章鼓吹正统观念，而自己婚姻并不幸福，内心很痛苦一样。也许这两者都是悲剧，但我至少是骗住自己之后绝不骗别人。没有感情的婚姻还不是一种互相欺骗？只是我久而久之把它看淡了，不想为它再付出感情之外的其他牺牲了。
感情这东西，说不清也道不明，很细腻又很微妙，由于它只能是发自人类内心的精神现象，一般来说，也只有每个人对自己的感情拥有发言权，别的人既无法强求它，也无权妄加评论。一个人说他同妻子的感情破裂了，我们就得让他拿出证据来，而许多人其实是说不清楚的。有人认为感情是双方的，你单方面说没感情那不成立，说实在，这是很荒谬的。我们有不少搞法的人总把感情看作一种很具体、很简单，可以在法院的桌面上摔摔打打、捏捏篡篡的物件，你要对他们说，我和妻子没有共同语言，那等于白说，他们会说：什么叫共同语言？两头叫驴吼出声来还不一样呢，两张嘴巴还能说出一样的话来！
但我知道，文化层次上的差别，的确是一个让人要命的隔膜，它像一片沙漠似的把人心隔开，有时又像绝缘体一样难以穿透。我是深有体会的。我那老婆是我爹给包办的，五五年那阵陕西农村早婚和买卖婚姻都很严重，我爹见她家只要二百多块钱的礼，觉得挺便宜，就把亲给定了。其实她家也是等这笔钱给她哥娶亲呢。那年我还在上高中，爹就逼我结婚，我不干，傻呼呼的还想去政府告我爹，他骂我：“你这娃子咋会越读书越笨，这二百块钱是我一把汗一把血赚出来的，退亲就得人财两空，你要不肯娶她，就给我停学回家种地，养活你自己！”这一招真厉害，因为我想继续上学呀！填不饱肚子的农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婚姻自由，也绝不会让儿子有这种自由，我读了十几年书，她种了十几年地，到一块儿也没话可说，就是默默地生 儿育女，大半辈子也就这么过来了。当然内心也很痛苦，也从来没有麻木过。因为我老得办案予，常常要听别人倾诉这种痛苦，老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我很能理解这种痛苦。我办离婚案胜诉多于败诉，原因大概也在这里。痛苦就装在我心里，我能掂量得出来。
话又说回来，你自己为什么就要忍着呢？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虽然有了新婚姻法，但中国还没到能把法律和道德分开的程度，我办案子也是这样，尽管可以替当事人解除死亡婚姻，却绝不在道义上支持有过失的一方，我自已是研究生毕业，又在研究机关里工作了二十多年，想跟农村的老婆离婚，那还不是标准的“陈世荚”吗？也许有的人觉得为了离婚当“陈世荚”也情愿，不少人也就是这么干的，可我却不能。我有我的事业要干，我替别人打离婚官司，“主离派”的名声在外，我要闹离婚，有人就会说你小于的“感情说”原来是为自己服务的，这样就把事情整个庸俗化了。我宁可忍受，也不愿玷污了我的观点。不仅忍受，我还得牺牲更多一些东西，把老婆从农村调到京郊，我也从市中心迁到郊外，死心塌地地维持这个家庭。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办我的案子，写我的文章了。其实，中国有许多人都是和我一样走着这条不得已的生活道路的。世上总得有人背十字架，我已经背了大半辈子了，也就不在乎剩下的那点路了。也许我们多背一程，将来的年轻人就能早一天把它卸下来。我们这一辈人少替“陈世荚”当替身，中国人兴许会早一点把他忘掉呢。
李勇极的内心独白，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人心理的真实写照。他们崇尚婚姻的本质是爱情或感情的理念，但是，当他们的这种理念与自己的家庭实际相违背时，迫于社会、舆论等诸种因素的压力，他们又没有勇气高举起“离婚”的旗帜。于是，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内心上演着一部悲剧……
第四章
嬗 变
一九七八年——后来，人们习惯于把这一年称为拨乱反正关键的一年，改革开放起步的一年。 这一年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孕育着无限的生机，都成为一种标志，都预示着一场新的嬗变即将到来了！
这一年，对于中国妇女运动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年。九月，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十年浩劫后第一次以全国妇联名义召开的大会。大会议定全国妇女新时期的任务，发出了“四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化”的号召。
也就在这次大会上，许多代表提出，一九五O年颁布实施的《婚姻法》，时过三十年，社会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婚姻法》一些条文与当前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不相适应，必须尽快进行修改。
十月七日，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再度建议修改婚姻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汪副主席并
华主席、党中央：
今年八月，我们向中央送了关于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九月全国四次妇代会上，许多代表建议尽早修改婚姻法。为此我们再度提出这项建议，理由是：
一、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新宪法的精神不相符合。这个婚姻法是一九四八年底一九四九年初，由中央妇委会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法制委员会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与全国妇联一起，共同修订。一九五O年五月一日颁布的。这个婚姻法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矛头是反对封建，因此法律条文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承认财产继承权。这样的总精神与新宪法的精神不相适应。
二、有些具体规定，与党的政策不相符合。例如婚龄问题。当前我们提倡适当晚婚，但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可以结婚。干部在群众中提倡晚婚时，群众反过来批评干部违法。至于适当晚婚，究竟多少岁才算合适，目前界限不明。各地各自规定“土政策”，又缺乏宣传教育，群众颇为反感。非法同居、未婚怀孕的现象不断发生。因此婚龄问题必须适当地修改。
三、修改现行的婚姻法，颁布社会主义的婚姻法，是适应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进行的必要的改革。
目前二十几岁的青年，很多没有受过婚姻法
的教育，不少人甚至不知有婚姻法。多年来，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买卖婚姻和
变相买卖婚姻泛滥城乡，因婚姻而索取大量
财物和铺张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在许多农
村里没有上千元不能结婚，在城市也发生了
类似现象。不少贫下中农、职工群众因而负债
累累，甚至有人走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违
法乱纪的犯罪道路。
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童养媳、换亲、转亲、租
亲、重婚、拐骗妇女等现象。有些地方连续发生
青年男女因婚姻问题而自杀、集体自杀、被杀
等案件。
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千家万户为婚姻
问题发愁。广大群众迫切要求颁布社会主义的
婚姻法，以便有法可循，有利于树立社会主义
的婚姻制度，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大干快上的
积极性。
为此我们建议由民政部牵头，联合法院、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青、妇等有关单
位，组成修改婚姻法小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着手修改婚姻法。今年国庆节，乌兰夫、姬
鹏飞副委员长，曾同我谈过，要妇联来牵头，迅
即着乎修改婚姻法。我们是群众团体，是否合
适，请中央考虑。如果中央指派，我们当尽力而
为。以上建议，当否，请予批示。
康克清
一九七八年十月七日
报告先是列举了修改《婚姻法》的理由，主动建议由民政部牵头组成修改小组；但又点明乌兰夫、姬鹏飞两位副委员长希望由妇联来牵头，考虑到妇联是个群众团体，牵头做这样的工作是否合适，请中央定夺；如果中央决定由妇联牵头，妇联将全力以赴。无论是行文、措辞、逻辑，从哪个角度讲，这个报告都写得十分得体。
当时中央政治局分工汪东兴主管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的工作，汪在请示报告上批示：“请华主席、叶 （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审批。我意可由妇联牵头。”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均圈阅表示同意。
根据党中央的批示，十一月三日，全国妇联邀请民政部、卫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解放军总政治部、全总、团中央等单位的负责人协商，决定成立修改婚姻法小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任组长，李金德（民政部副部长）、何兰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宝光（全国妇联副主席）、王汝琪（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任副组长。修改婚姻法小组下设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名的婚姻法专家杨大文告诉我：“一九七八年，我获得了新生；我真正与婚姻法结缘，也是始于一九七八年。”
采访杨大文教授也是费了一番周折。一是他太忙，要想“逮”住京城法学界这位“大腕儿”级人物，并不是那么容易；二是他对于我这么个军人要写什么有关婚姻法的报告文学，似乎总有些不太相信。也是好事多磨，从春天到秋天，几经联系，杨大文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
杨大文个头不高，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发型经精心梳理过，显得十分审慎而又有气质。握着杨大文的手，我说：“您是婚姻法学界的‘大腕儿’，采访不到您，我这本书也就写不下去了。”杨大文笑了：“为了你的这本书，再忙，我也得接受你的采访。”
杨大文一九三三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少年时期，正逢抗战，全家随当会计师的父亲，奔波于上海、兰州、重庆等地。他的中学学业是在贵阳花溪的清华中学完成的，在学校里，他还参加了一些进步学生的活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野军政大学五分校到学校招生，杨大文报名从军。由于他年龄小，入伍后又被分到十七军文工团，演过小戏，但更多的是做群众工作，在安顺地区参加了清匪、反霸、减租、土改运动。一九五二年九月，杨大文被选调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当时人大教学基本上用的是前苏联的教材，杨大文学习刻苦在系里是出了名的，几厚本的苏联民法典那时他基本都能背下来。毕业后，杨大文留校当助教，讲授苏联民法典（包括婚姻家庭法）。“文革”中，杨大文被发配到“五七”干校，管过果园、茶山，当过炊事员。一九七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