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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战记作者名：
新战联
本能寺二日作者：今出川公艺、立花清司 柳川之残阵作者：英川秀树 三方原合战作者：皆元未央 高天神城战役翻译：今出川公艺 重说桶狭间会战作者：京极公高 吉田郡山笼城战作者：田村忠次 九头龙川合战作者：安倍信光 姊川合战新说作者：田村忠次 越前后朝仓时代战记作者：安倍信光 三船山合战始末记作者：武田信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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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6…10…275：16：34）
资料属于：seikenkan/
本文主要参照桐野作人《真说本能寺》
●意想不到的谋叛
天正十年（1582）五月二十九日，正是信长上京住进本能寺的那一天。明智光秀向西国对毛利家的前线运送了铁炮弹丸等各种军需共一百车。显然，这是为了隐藏谋反真意的伪装行动。（《川角太閤记》）
次日（六月一日）申时（下午四点左右），光秀对家中的物头说：“京都的森乱（即信长的宠童森兰丸，也写作乱丸）有信使来报，上样（指信长）为了加强对中国地区用兵，要在京都检阅我家的军队。”（《川角太閤记》）
《川角太閤记》中这个部分的记载，是来自明智旧臣山崎长门守（后为前田利家的家老）和林龟之助（其后先后侍奉丰臣秀次和福岛正则）后来的回忆，二人当时并没有亲眼见到所谓“森乱的信使”。此外，《莲成院记录》（兴福寺的子院的记录）、《老人杂话》、《弗洛伊斯日本史》、《当代记》中也都提到为让信长阅兵而率兵进京的说法。虽然不能肯定是否真的有“森乱的信使”到来，但是光秀应该就是如此向家中说明的。
准备已久的明智军立刻行动了起来，从《川角太閤记》中看，当日酉时（下午六时许），全军已经行进到了龟山以东的柴野附近。但是明智军的进军路线是怎样的呢？《信长公记》中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记载：
“在从龟山通往中国的三草越，突然下令全军反转，东向取道山崎往摄津国进军。”
三草越是经由丹波篠山盆地，翻越播磨加东郡的三草山，前往姬路方向的道路。明智军一开始从丹波龟山前往播磨方向，在路上突然反转方向，从西国街道前往摄津。这一过程，是光秀的佯动进军，还是他的内心尚在徘徊犹豫呢？此外，且不论史料记载可能有误，“进京阅兵”和“三草越折返”的说法分别是出自《川角太閤记》和《信长公记》两书，因此这两个行动的时间关系不明。仅从逻辑上判断，光秀是折返到山崎以后再以“阅兵”的理由提出进京的比较现实。
现在摆在光秀面前的问题是，哪怕他已经决意谋叛，独自一人也是无能为力的，首先必须要得到老臣们的支持，其次是如何封锁这一机密，包括对自己的兵士。
首先是说服老臣们，那么光秀是于何时、何地，向何人最初宣布谋反的决心呢？在这一点上，各文献中存在着一些差异。
①《信长公记》（阳明本）
参与者：“明智左马助、明智次右卫门（即明智光忠，光秀叔父光久之子）、藤田传五、斋藤内藏佐”
时间地点：“六月朔日入夜后，于丹波国龟山”
②《原本信长记》（池田家本）
参与者：上面《信长公记》提到的四人以外再加上“三泽昌兵卫”（沟尾胜兵卫）
时间地点：同《信长公记》
③《当代记》
参与者：“明知左马介、同次右门、藤田传五、斋藤内藏助、沟尾胜兵卫”
时间地点：“六月朔日”，“收取他们五人的起请文和人质”，“戌刻（夜八时）从龟山出发翻越大江山（在若狭）”
④甫庵《信长记》
参与者：“明智左马助、同次右卫门尉、藤田传五、斋藤内藏助、沟尾胜兵卫尉等”
时间地点：“六月朔日”，“龟山城”，“在牛王里的灵社上起请文，当场署名并接收人质”。
⑤《信长军记》（别名《总见记》）
参与者：“明智左马助、同次右卫门尉、藤田传五、斋藤内藏助、沟尾胜兵卫等”
时间地点：“六月朔日之夜”，“在丹州龟山城内密谋反逆”，“五臣签了誓书，交出了人质”
⑥《弗洛伊斯日本史》
参与者：“从他最信赖的部下中选出了四位指挥官中”
时间地点：“圣体祝日后的星期三之夜（六月一日），在城（龟山城）中集结军队之时”
⑦《耶稣会日本年报》
参与者：“部将四人”
时间地点：“圣体祝日的次周的星期二（五月二十九日），在城（龟山城）中集结军队之时”
⑧《川角太閤记》
参与者：“明智左马助、同次郎左卫门、藤田传五、斋藤内藏助、沟尾少兵卫”
时间地点：六月一日酉刻（晚六时）前后，于“龟山以东的柴野（或作‘条野’）”附近，光秀在距离军队一町半（约150米）处，让明智弥平次（即明智左马助秀满，通称弥平次）召集老臣五人，挑明了用意。
⑨《家忠日记增补追加》
参与者：“明智左马助、内藤内藏助、沟尾胜兵卫尉等”
时间地点：“六月大一日，明智日向守光秀在龟山城”
在上述文献中，人名上有一些异字。“斋藤内藏佐”、“斋藤内藏助”、“内藤内藏助”当为同一人，即斋藤内藏助利三。“助”为内藏寮的二等官，“佐”为左右卫门府的二等官，两者混称，在日文文献中很常见；同样，“明智（明知）左马介”、“明智（明知）左马助”亦为同一人，即光秀的女婿明智左马助秀满。获悉光秀真实意图的人数，除了⑨只提到三人，①和耶稣会相关史料⑥⑦提到四人外，其余均为五人，具体人员上也都一致。
时间上，除了⑦为五月二十九日外，其余都在六月一日，并有五份史料中更具体指出是在当日夜。场所几乎都是在龟山城。值得注意的是，③④⑤都提到斋藤内藏等五人向光秀交纳了誓书和人质，在时间上是否允许这样做是个疑问。史学家高柳光寿就认为并不足信，“人质云云最多是推测而已”。但总的看来，直到临谋叛前光秀的处置都非常谨慎，很好地隐蔽了他的本意。而向老臣们摊牌很有可能是在行军过程中进行的，这样做就断了众家臣的退路，使其难以拒绝，不得不参与叛乱。
其次，明智军的下层士兵，当时完全不知道主将的真正意图。前面提到光秀对物头表示进京的原因是接受信长的阅兵，这也意味着即便如这样的幌子，也未必传达到最下层的普通士兵。对于在夜间急速向京都进军这种异常的事态，士兵们有着自己的推测。在事变发生近六十年后的宽永十七年（1640），一位参与本能寺进攻的杂兵本城惣右卫门有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是最先攻入本能寺的士兵之一，但是却不认识本能寺，更不用说知道敌手是信长了。他这样解释说：
“那时，太閤公正在备中与辉元殿下对峙，明智率军驰援。本以为是前往山崎方向，不料却命令进京。因为那时家康公也到了京都，我等都认为这是针对家康公的。”（《本城惣右卫门觉书》）
惣右卫门对异常行动的猜测是要去对付在京都的家康，而事实上，当时家康一行只到达堺，并不在京都。这不仅是惣右卫门一人的误解，而是明智军下层士兵共通的误解。对于无法掌握大势的一般士兵来说，产生这种误解，也是合乎情理的。
与这一说法互为佐证的是《耶稣会日本年报》：“命令把火绳都点了火，铳都上了扳机，长枪也整备好。部下疑惑这是打算做什么，有人认为明智受信长的命令，去杀信长的义弟三河之王（指家康）”。《弗洛伊斯日本史》中的记述也几乎相同。这些耶稣会的关联史料不是来自道听途说或主观臆测，而正是采用了取自像惣右卫门那样的下层士兵的情报。
从龟山出阵到本能寺袭击间的记事最详细的就是《川角太閤记》。酉刻（晚六时），明智军到达龟山以东柴野之后，光秀将全军分为三队，并问斋藤利三：“总人数是多少？”利三回答说：“总共约一万三千人。”随后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在距离军队一町半处，召集老臣五人密议的事件。与光秀兵分三路的说法参照的是《明智军记》的记述甚详，称光秀率领本队自保津翻山，经水尾天皇陵至嵯峨野，在衣笠山麓的地藏院着阵；一队由明智秀满等率领由山阴道经过老之坂，渡过桂川；另一队由明智治右卫门率领，从王子村取道唐柜越，前往松尾的山田村。虽然作为史料，《明智军记》在具体描述上的可信度较低，但是由于丹波到山城之间的山道狭窄，一万三千人的大军如果一起行动，将排成过长的队伍，因此兵分三路还是合理的。特别是后来对信忠所在的妙觉寺的包围迟了一拍，很有可能就是明智治右卫门一队在唐柜越行军比较费时的缘故。
明智本队进入山城国，在沓挂宿（近山城、丹波边界）稍作休息时，光秀令部将天野源右卫门领一队为先驱，嘱咐他说：“我军中难保有人先赶去本能寺通风报信，见到这种卑怯的家伙格杀勿论！”天野迅即率一部分人马先行而去，赶到京都的入口——丹波口（七条口）时，在东寺附近种瓜的农民已经下地干活了，农民们见到大队杀气腾腾的骑马武士，慌忙逃散。天野是个彻底忠实于命令的军人，立刻追赶上去，毫不留情的杀死了二三十人，这些农民不幸成为了本能寺之变的第一批祭品。（《川角太閤记》）光秀的十三日天下结束后，天野源右卫门受到羽柴秀吉的追捕，而改名安田作兵卫国继。（《翁草》第三十三卷。另说原名安田作兵卫国继，后改天野源右卫门）
大军行进至桂川时，光秀下达了详细的命令：“去掉马蹄上包的东西；（士兵们）将自己的草鞋脱掉，换上轻便的足半（一种踵部极短的草鞋，利于轻装快走）；铁炮手将火绳切成一尺五寸长（约45cm），将火绳两头都点燃。”（《川角太閤记》）这意味着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横亘于明智军面前的桂川由于前日的大雨，水势大涨，大军艰难地渡了过去。
渡河后，又激励士气说：“今日起，殿下即将成为天下人。即便如提鞋的低贱之辈亦当欢欣踊跃，竭尽忠勇。吾辈士卒有两处目标，树立武勋便在今日。有什么愿望现在尽可以说出来。有兄弟子嗣之人自然不必担心无人继承家业；无兄弟子嗣之辈尽可从自己的亲属中选出关系亲近者继承家业。众人封赏之高下，全系尽忠之深浅！”（《川角太閤记》）明智军由丹波口入京，北上杀向本能寺。京都内外的很多人无法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生命的尽头。
●本能寺的袭击－－信长的结局
六月二日清晨，信长所在的本能寺被包围得严严实实。这时据《言经卿记》和《柏原八幡神社缘起》的记载是卯刻（清晨六时左右）。相对全副武装的明智军，信长一方的人数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五月二十九日，跟随信长上洛的只有“御小姓众二三十人”（《信长公记》），或云“御马回百六十七骑”（《川角太閤记》）、“小姓众百五六十骑”（《当代记》）、“小姓众百人”（《惟任谋叛记》）、“二百骑计”（《明智军记》）、“近习仅百五六十骑”（《家忠日记增补追加》）、“近习百五六十骑计”（甫庵《信长记》）。而且这百余人还并非全部在本能寺中，有相当一些宿在京都各处。
信长正在床上安枕，突然被外面的声音吵醒。起初信长和小姓们都以为是部下争吵斗殴，正在狐疑，传来了铁炮的轰鸣声，信长这才警觉起来：“这是叛乱！是什么人？”
值宿的森兰丸回答道：“我看到是明智。”
“无法可想了……”信长低声嘟哝着。
这是《信长公记》中的著名场面。而在大久保忠教的《三河物语》中，信长则是问：“城介有异心吗？”－－城介，即秋田城介，也就是信长的嫡子三位中将信忠。是老丈人斋藤道三给信长的印象太深了吗？信长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妙觉寺的信忠谋反，而没有想到光秀。《三河物语》的可信度也较差，这段记载不知是否属实。
还有一种异说，见于西班牙商人阿比拉·；希隆的《日本王国记》：“据传闻说，信长得知是明智包围了自己后，以手掩口，说：‘是我自己招来的祸事。’”
这一描述比“无法可想了……”更显真切地勾勒出信长的悔恨心情。但是这却是引用传闻，无法判明真伪。希隆怀着一本万利的梦想从西班牙来到菲律宾从事对日贸易，文禄三年（1594），他从肥前平户登上日本本土，这时已是本能寺事变后的第十二年了。希隆在日本停留期间，从曾经与信长交契的耶稣会传教士格列高里·；德·；赛斯佩德斯处听说了关于信长的情报。而据《耶稣会日本年报·；上》，传教士格列高里·；德·；赛斯佩德斯在本能寺事变的两、三日前在安土城下的神学院，政变当日回到美浓。美浓是信忠的分国，被允许传教，岐阜城下建有教会的设施。
信长与兰丸对话的时候，在马厩，战斗已经展开了。矢代胜介、伴太郎左卫门、伴正林、村田吉五等信长的近侍和小姓二十四人战死。矢代胜介是出身关东，以马术见长，在上一年（天正九年）才仕奉信长者。（《信长公记》）在甫庵《信长记》中，同辈们因为他出仕日浅，劝他说：“汝与他人不同，避开吧。”胜介不听，并嘲笑了他们，然后堂堂正正地战死了。
寄宿在京中町屋的汤浅甚介是早年就追随信长，在桶狭间和长篠都有战功的人。听闻本能寺遇袭，立刻赶来护卫。他从寺外向寺内突入，最终战死在御殿上，时年三十八。（《汤浅甚助直宗传记》）从京中町屋赶到本能寺护驾而战死的还有小仓松寿，他是信长的侧室於锅的与小仓右京亮（近江爱智郡高野城主）所生的次子（其兄甚五郎）。小仓右京亮本是六角义贤的家臣，因为暗通信长而被令切腹自尽。成为寡妇的於锅来到岐阜，被信长看中，娶作侧室。
信长所在的御殿也立刻陷入了殊死的搏斗，护卫信长的小姓们与冲入的大队敌人混战在一起，以森乱、森力、森坊三兄弟为首，小河爱平、高桥虎松、针阿弥（一云斋）等二十七人被杀。信长本人取弓放箭，仅仅放了两三发之后，弓弦绷断；再以长枪应战，结果肘部为敌人的长枪所伤。信长自知不免，遂命令身旁的女性逃出。这时，御殿上已经烈火熊熊，难以见到信长最后的身影。信长在御殿的深处自尽。随信长一起在本能寺战死的有名有姓者，计五十一人。（《信长公记》）
以上是《信长公记》中关于信长结局的描述，据说其作者太田牛一是取材自当时避难的女性。而《弗洛伊斯日本史》中的描述则与之不同：
“执行这一特别任务的人和士兵一起进入内部，找到刚洗完脸和手，正用手巾擦身的信长，就直接一箭射中其背部。信长拔出箭，拿起一种像镰刀一般的长枪，名叫薙刀的武器迎战。据说战了很久，信长的腕部被铳弹击伤，就退入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在里面切腹了。又有人说他亲自在御殿上放火，被活活烧死了。然而因为火势太大，恐怕无法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了。”
这里的记事与《信长公记》有很明显的不同：信长已经起身并洗完了脸，背部中箭，使用的武器是薙刀，后来受的伤是铁炮伤并且部位在腕部。政变发生时弗洛伊斯并不在京，而远在九州肥前的口之津（今长崎县南高来郡），当然不可能目击这一大事。但是在本能寺东仅200米处的室町姥柳町有一座耶稣会的教堂。此教堂是在信长的关照和村井贞胜的援助下，于天正四年（1576）七月竣工的，在当时是罕见的三层建筑，并曾因此让京内的百姓感到被自上而下窥视而遭抗议。政变时，教堂内的常驻人员是司祭加里扬和修道士罗伦索、贝尔特拉迈斯三人。在加里扬司祭为准备当天早晨的弥撒而更换服装时，有信徒赶来，告诉他外面出大事了，小心静观为妙。这时就听到枪声，见到了火光。（《耶稣会日本年报·；上》）
弗洛伊斯关于信长结局的记录，是基于在近处目击的加里扬等教会相关人员的证言。与《信长公记》的记述矛盾应该是现场情报十分错综复杂的缘故。
以上都是出自信长方面的记载，现在我们反过来看看进攻的明智方的描述，就是前面提及的明智军士兵本城惣右卫门的回忆录《本城惣右卫门觉书》。作为进攻的参与者，他的回忆有很强的临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