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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写在他交给法院的申诉书中的，说出了他内心的郁结，但并不足以表达他的全部的真实思想。他很清楚那场“反右”斗争的惨烈和严峻性，并不是简单的个人之间的嫌隙问题。他作为反革命罪犯在给法院的上诉书中，除了指斥周扬，别的话就不好说了。更深的愤懑，他大概只有用诗来表达了。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聂绀弩是怎样一种心态呢？有两句诗中，凝聚了他的血泪和胆肝：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
这既是悲歌，又是啸傲，仅仅14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借用了《水浒》中的林冲误入白虎节堂而蒙受冤狱的故事，表达了他的深沉的悲愤与凛然的正气。
再看他后来写给友人钟敬文的一首七律：
饱经艰险身犹在，不露文章世始惊。
役北大荒一城旦，共钟三弟两书生。
重阳近每风吹帽，老泪多曾雨洗兵。
我是四年君五载，逢人莫道此中情。
“饱经艰险身犹在”一语囊括了他的一切坎坷和辛酸，“不露文章世始惊”是借用了杜甫诗句，吐出怀才不遇的心中块垒。接下来写到北大荒，戴了“右派”帽子到那冰天雪地中去服“城旦”苦役，聂服了4年，钟服了5年，回忆旧事不禁老泪滂沱，那种悲苦之情何堪对人言说！在一次友人聚谈时，聂曾说：“我在北大荒几年，是四不像，不像个公民，也不像个被剥夺公民权的罪人（因为还有选举权，还投过票），不像工农，更不像知识分子，总之，是四不像，以四不像的身份过了几年。”
聂绀弩留下的许多的言论和诗作，都会引起我们痛切的共鸣。“右派”的“金印”，不仅是刻在一个男儿脸上的耻辱，而且是永远刻在他心灵中的创痛。这种心灵的创痛，不只是痛之于个人的患难和荣辱得失，而是与国家民族的悲剧紧密相系的。聂绀弩清醒地看到，“反右”问题不是牵涉少数人的问题，而是几十万人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知识阶层的厄运，其种种恶果必将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60岁生日所作，及同时赠给夫人周颖的诗中，都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忧国忧民的心怀：
诗挣乱梦破墙出，老踢中年排闼来。
盛世头颅羞白发，天涯肝胆藐雄才。
摇落人间六十年，补天失计共忧天。
浮家湖海余心迹，报国襟期逐口禅……
1961年秋聂绀弩接到通知：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其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之中，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亲自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文艺界的冰冻局面出现了一些融解的迹象。聂绀弩的心境也随着形势有所变化，写诗的同时，并有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发表。1962年到武汉，游览长江大桥写下的几首诗，颇多乐观情趣，其中出现了歌颂毛泽东的句子。
但是，形势并没有按照聂绀弩期望的方向发展，而且很快就急转直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又一次极“左”的政治运动掀起轩然大波。聂绀弩这时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对时政不满的情绪日益激昂。毛泽东的人民领袖的光芒在聂绀弩的心目中日渐黯然，他感到原来与群众那么亲近的人民领袖，似乎已经离开了群众，不再敦厚，不再仁慈，而且似乎变成了相反的情形。有一份举报材料，记述了聂绀弩的如下谈话：
聂（脸孔涨红，手敲桌子，面孔向王某）：嗯，将来这个人历史上不知道要写成多丑啊！（这句话非常突然，因为事前没有背景谈话，在场人听了一愣）
王某：你说哪个人？
聂：（跷起大拇指）就是他嘛！
王某：我看他将来历史上不会写得不好，现在不是都喊万岁万岁吗？
聂：咳，你讲现在，现在自然没有办法，可是这个现在能维持多久？蒋介石不是也曾厉害过，他不是垮了吗？辩证法上讲得清清楚楚，事物总是向他的对立面转化，我们要从发展看问题。总有一天，谁是混蛋就要倒下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不成问题的，这是历史确定了的。不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这些人，他们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封建主义！现在大家认为生活过得好些了，好像有办法了，这是满足于现象，把这当做社会主义，其实他们是封建主义，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
王某：你看会变吗？什么时候变呢？
聂：（冷静）一定会变，共产党里总还有些人，而且现在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国际上也不会让中国这样下去。至于什么时候变，那我也不好说。总之，一定要变，中国大有人在……人民不会答应的，你不要看表面，什么万岁万岁，人民心里怎么样呢？现在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解决不可！
王某：什么问题？
聂：（坚决）“反右”嘛！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
看了上面这段对话，不禁忽感惊诧，聂绀弩的言词何至于如此过激呢？政治生活中严重缺乏民主气氛，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聂绀弩是说到要害了。但是，不能以“封建主义”一言以蔽之。什么“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这是老聂酒后失言吧！他对毛主席的态度由过去的拥戴，到后来的渐变，至此已经完全走向极端了。不过，聂绀弩到底是个坦荡君子，他的不满和愤慨并非挟私抱怨。后来他在监狱中沉静下来，经过学习和思考，形成了他思想中新的认识，以至晚年，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有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论了。
聂绀弩所说的解决“反右”问题，不是说要给某些人平反，更不是说给他本人平反、恢复待遇，而是说从政治理论上明确是非曲直，要承认极“左”的错误，彻底扭正方向。明知错了，不予改正，而将错就错，越搞越“左”，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势必越来越被动，整个国家的前途也就会濒临非常危险的状态。他认为，越来越左是因为“容不得人”，“越反对我越要专制”的原因。在另一次同友人的谈话中他曾如是说：
被动的事情很多，每一次运动都成了被动了，1957年的“反右”把我们都戴上“帽子”，这也是被动的很，最初还以为几个人、几百个人，或者几千人就算了，不想越划越多，划上了几十万“右派”，我们无所谓，顶多少拿几个钱，但是整个国家来说多了几十万反对你的人，你说被动不被动，而且运动又来了，你划不划呢？总之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
他还曾在谈话中说到萧军、吴奚如这两个作家的往事：
这是萧军自己告我的。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常常在夜里派人提了马灯，把萧军接到窑洞里去聊天。这种情况，文艺界的人都没有过，只有萧军。他们两个人在窑洞里海阔天空，什么都谈。毛一再劝萧军入党，说世界上只有政治才是不朽的。萧军说，他承认这是一条真理，但是像他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他不肯入党。后来萧军要动身回东北去，毛对他说：你不服从任何权威，这一点，你要好好考虑。语气很重。所以，萧军一回到东北，就倒霉了。
吴奚如现在湖北工作（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吴奚如出来说话了，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应该团结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排斥他们，因此说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有些不当。吴奚如发表意见后，彭真、胡乔木都说吴的意见不对，但毛主席认为吴的意见是对的。毛亲自找吴谈话说，你的意见很好，同时还说“你尚在外边工作不好，可以到我身边来工作”，吴奚如却不肯答应。到整风时，就把吴拿出来了，说他有三条罪状，说他从新四军出来到桂林，和国民党特务搭上关系了。吴奚如一气之下说：啊！原来你们是这样的，我要求退党。他就从那个时候起脱党了。
聂绀弩提起两个作家的逸事，虽是闲聊，却也反映了他自己的观念。不想接受党的组织管理，不能身受纪律约束，不想紧跟在领导后面，这正是他的“大自由主义”。他通过两个作家的事，批评党的领袖“容不得人”，“你们越是反对我，我越要专制”。而聂绀弩自己呢，也是“你越整我，我越是不服，越是要反对你”。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将要席卷而来，风云即已惊耳可闻之际，聂绀弩对毛主席的不好看法日渐加深，不敬之语日渐肆恣。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声势日益高涨，处处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聂绀弩偏要说伟大领袖已经“到处碰壁”了。这真有一些莫名其妙，好像鬼瞰其室，非要他向犯罪、向监狱逼近不可。他曾这样说：
反对他的人会一天天多起来。现在他们当然都不敢说话。就是周（总理）也不敢说什么话。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周曾经在一个人面前非常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这种关切是不寻常的，意思好像劝我要冷静、安心。从一粒沙子看全世界，这情况我们也看得出来。
毛主席这个人，古书读得不少，他是把中国帝王的一套，跟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那不是马列主义，那是中国封建的东西。在军事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但在别的方面他不通，但是他自己什么都要管，不让别人说话。从1955年以后，搞得什么玩意儿？
在“反右”斗争的检讨中，聂绀弩说他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地主阶级没落下来的封建腐朽家庭”，又说“我是个从很穷、很封建，也很下贱的家庭里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回答法院审讯时说，“我出身是城市平民，群众斗我说我是破落地主”。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家庭是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祖上虽曾兴旺过，他的祖父并未进入仕途，后世渐至衰败。他的父亲一生无固定职业，曾贩土产，开鞋铺，最后在自家门口开烟馆，很早就死了。因为家穷，聂绀弩只读到小学就失学了。这种家庭背景，给他烙下了很深的平民意识，诗中曾写过：“早爱香山卖炭翁，平民思想自成风。”青年时期，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接受了反封建的自由民主思想。大革命时期参加国民党，曾在中央通讯社做到副主任，以后弃暗投明，加入“左联”，一直是鲁迅旗帜的坚定追随和拥戴者。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追求进步，倡导自由、民主、平等，并且杂糅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意识，聂绀弩的思想信念的源流，大体如此。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当他认识到国民党政治黑暗的时候，能够弃暗投明，学习鲁迅的“投枪与匕首”，写杂文骂蒋，抨击腐败时政；当他感到毛泽东密切联系着人民群众，代表着进步方向的时候，他就热情地赞美新中国，歌颂毛泽东；而当他感觉到极“左”路线走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势必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时候，他从感情上便不能容忍，对于他认为是错误的方针政策，便要与之对抗、加以谴责，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写下了许多“反诗”，发表了大量“反动言论”。
过往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理念问题，使用任何高压的办法都是无济于事的。愈是残酷的打击，愈会遭到强烈的反抗。运用强大权势的一方，当时似乎胜利了，实际上正如聂绀弩所说是“被动了”，那样的每次运动的结果，都会是一次比一次更加被动。
中国和苏联从共产国际理论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恶化，毛泽东主席把“防修反修”提到了绝对高度。在全国农村开展“四清”，城市开展“五反”，意识形态领域加紧对“封资修”的围剿。1963年5月，毛在杭州主持拟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时，请大家同他一起吃饭，他举杯向大家祝酒说：“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聂绀弩对于这种政治形势极度反感。司法机关搜集到的，据以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的材料，大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思想锥心坦白难
聂绀弩从北京押解至山西，先在稷山县看守所关了5年时间，至正式判决后，转到临汾监狱服刑。
按照国家的司法制度，看守所是羁押未决犯的，判决之后服刑的场所称之为监狱，过去也有叫劳改场的。监狱统一由国家或省级司法机关管理，看守所则是按县级行政区划设置的。监狱设有专门的工业或农业生产项目，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而看守所的未决人犯是不允许外出劳动的。在“文革”中，这种划分和管理都不够严格。在我们的社会习惯上，大家把关押场所都统称为监狱。
聂绀弩后来写过《怀监狱》一文，文中回顾在稷山看守所的看书学习情况时说，“监狱是学习圣地”。并以同号狱友李四为例，说是在狱中才能够得以专心专意看书，“脑子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欲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人的自由活动的范围越窄小，越容易集中精力。如同民间说书的盲人，他别的活动受限，背小说唱本的记忆力就超乎常人。失去自由的囚犯，在牢房中没有任何事可做，只要允许看书，那就必是十分专心致志的。
聂绀弩把看守所中认真读书学习，作为一个减轻处罚的理由，在给法院的上诉状中写道：“计读《资本论》等18种（马列著作），最多读过18遍（《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前年交出过几篇笔记，约二三十万字，有三篇是关于学习毛选军事著作的心得约十几万字；去年交出过一篇有关毛主席伟大的总结，约8000字；未交出的摘录还有几本……”
这里说的“有关毛主席伟大的总结”，就是题为《思想改造过程》的一篇“学习心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学习心得”的主要内容。
《思想改造过程》写了六个部分：问题何在；我是谁；思想改变的第一阶段；思想改变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总结。
一、问题何在：我的思想问题很多，主要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和对世界革命的贡献的伟大性认识不够，没有认识，认识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毛主席是“四个伟大”，聂绀弩却犯下了“恶毒攻击和诬蔑伟大领袖”的“反革命罪”，所以他说自己的思想问题，主要对毛主席伟大的认识问题。这当然是一种老实坦白、绝无掩饰的态度。
二、我是谁：我是个破落封建家庭出身，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的影响，具有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坏思想坏习惯，既没有做过实际革命工作，又没有学过，至少是没有认真学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畏难苟安，不求上进，一脑子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思想，不相信权威，不关心政治，不服从组织纪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独来独往，狂言任性的罪犯。某些东西，在旧社会有时还多少有些积极作用，使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