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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18岁那年，离家赴沪，也是《吴虞文录》出版的翌年。到1964年，他写“幸为倾杯吊又陵”时，已经过去了43年。为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的聂绀弩，这时却以一个摘帽“右派”的身份，关在房里啮蚀着自己的余年。这时，他想起吴虞的启蒙，会是怎样一种百感交集、无言以诉的心境呢？他只想将一杯祭奠吴虞的酒，洒在成都望江楼边，也算是对青春旧梦的一点回味吧。
正如白居易曾有诗云：“还有少年春气味，时时暂到梦中来。”
新四军中战友情
从《访东平故居》五首诗谈起
聂绀弩有过两次军队生涯。第一次是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翌年参加东征，并在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官。1926年以后行踪不定，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南京中央通讯社任职，日本东京和上海参加“左联”活动。第二次进入军队是1938年，到了皖南，在新四军军部从事文化工作。
两次军旅生活时间都不长，但他具有某种军人的性格。对他的文学事业影响也很深，海丰和皖南的影子出现在他许多的作品中。如在《小号兵》这篇短文中，他这样写一个冬天的早晨的情景：
正走着，什么地方的军乐队由远而近地送来一阵嘹亮的号音。那号音在寂静的街上震颤、回旋，仿佛石投入水时所引起的涟漪。我不自觉地放缓了脚步，侧耳探索那号音的来处，我究竟爱军队的呀！
转眼之间，军乐队从对过不远的一条窄巷里出来了……我想：“孩子们长大起来了！”不觉欢悦地点着头，独自在心里发出无名的欢笑，仿佛看见那些小号兵，正在前线吹着冲锋号，驱遣着英勇的将士杀戮敌人！
档案中有几页忆写旧作的诗稿，钢笔书写，与聂绀弩的笔迹似有不同。有可能是牢房中条件所限，草率写来，字迹有所变形。也有可能这是关在一起的狱友所誊写，非本人手迹。这几页诗稿中有《访丘东平故居》诗五首，是聂绀弩1964年南下广东时的旧作。诗的内容虽然是怀念新四军中的战友，其间却流露着他自己在那些战斗岁月中的切身感受。
（一）
英雄树上没花开，马福兰村有草莱。
难兄难弟此墙屋，成龙成虎各风雷。
才三十岁真雄鬼，无第七连也霸才。
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
“英雄树”明指木棉，而语意双关。既“没花开”，且“有草莱”，烈士故居的苍凉气氛扑面而来；由此自然引出了东平弟兄们如龙似虎、搏击风雷的往事怀想。东平兄弟八人，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有他兄弟四人同上战场。1938年东平进入新四军，1941年牺牲，时仅31岁，所以说是“才三十岁真雄鬼”。“无第七连也霸才”，是反衬的写法，正面表述应该是：“你留下了《第七连》这样卓越的作品，在文学上占据着的地位当然是更加凸显了！”七律的最后两句，以东平的鹤发老母亲临门相迎而收结。全诗意境由近及远，再由远而近，概括了东平的家庭生世，凝注了深刻的思念。
（二）
浊浪淘沙百战鏖，进攻速决又迂包。
江东子弟娴兵甲，天下英雄爱堑壕。
谋划帐中虎皮椅，声威马上鬼头刀。
东风暮雨丘郎便，打打吹吹扑敌巢。
先以“浊浪淘沙”渲染战争气氛，接着对具体的战事作了描述。第三联以“虎皮椅”对仗“鬼头刀”，凸现英豪气势，极为形象，有古代边塞诗之遗风。
（三）
枪一枝同笔一枝，上鞍杀贼下鞍诗。
犬儒惜墨如金处，虎将涂鸦以血时。
连长所遭唯苦斗，队员通讯有雄姿。
酒酣抓笔当枪弹，一弹洞穿膏药旗。
“上鞍杀贼下鞍诗”，是拟用“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古诗意。东平既是军人，更是作家、诗人，故以称之。尾联用笔作枪弹、洞穿敌旗之语，以夸张手法写出了胜利的豪情。
（四）
任是尸山血海行，中华儿女志干城。
哀兵必胜古兵法，时日偕亡今日程。
游击战中遭遇战，一书生死万民生。
人间换后江山美，百丈碑刊勇者名。
血海尸山，斗志干城，以一人献身，换取万民生息。仅此二三语，烈士壮气已跃然纸上。
（五）
小仲谋追大仲谋，有人闾倚几阳秋。
壮哉野泽三春草，赌掉乾坤两颗头。
此日登堂才拜母，他生横海再同舟。
范张鸡粟存悲殁，蘸笔南溟画虎丘。
“小仲谋追大仲谋”是指东平与其兄相继牺牲。“闾倚”是指白发老母倚门翘待儿子归来。聂绀弩由对战友的殷殷怀念，以至对其母深情敬仰。写到与东平的友谊，是如同古代范式和张劭那样的生死不渝之交（见《后汉书》），并说来生还会同舟共济，如此表白，其意义更多的是对老母的安慰吧。这里与第一首诗所写“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互为呼应。五首诗可首尾相贯，一气呵成。
“忆东平”改为“悼陈毅”
上面五首诗，收在聂绀弩诗集的《第四草》中。但《访丘东平烈士故居》题下，只录三首。另外两首，即（二）、（三）两首，字句有所改动，放在了《挽陈帅》的题下。
1972年陈毅逝世时，绀弩还在狱中，噩耗传来时，写了一首悼挽诗：
世间何物谓之癌？百战功高挽不回。
绝代风流戛焉止，人生七十夭如哀。
江山故宅思文采，淮海丰碑伟将才。
噩耗雷惊难掩耳，楚囚偷写吊诗来。
此诗极其悲愤、苍凉、感人。开笔第一句是个问号：“世间何物谓之癌？”接着第二句是感叹号：“百战功高挽不回！”这一问一叹，就似有千钧之力。中间四句，是对陈毅一生的精彩概括和高度评价。最后云“楚囚偷写”，融入了自身的遭际，哀人伤己，悲愤倾注，读来让人锥心落泪。
悼陈的诗，在“文化大革命”烈火未熄之际是不可能发表的，何况聂在狱中，只能偷写。到这首诗正式编入诗集时，却把写丘东平的两首诗做了“移植”手术，放到一起，变成了《挽陈帅三首》。
陈毅元帅与丘东平的共同之处，其一都是马上吟诗的军中文化人；其二，绀弩在新四军军部时，既与东平朝夕相处，也与陈帅有交往。所以，怀念丘东平的一些诗句，如“枪一枝同笔一枝，上鞍杀贼下鞍诗”，用于感颂陈毅也同样适合，只要稍作改动，这两首诗就能够“移植”。
但是， 绀弩悼陈毅的诗，原创毕竟只是一首，与“移植”的那两首笔气大不相同，放在一起给人一种前后不贯气的感觉。
如原诗中“东风暮雨周郎便，吹吹打打扑敌巢”，是写一次智取敌巢的战斗。改作挽陈诗后，此句修改为：“东风暮雨周郎便，打打吹吹娶小乔。”事指陈毅与张茜结婚，而且放在《挽陈帅》三首诗之首，难道诗人在惊闻噩耗之时，首先想到的和首先要表述的是当年的那段姻缘佳话吗？这和挽诗的主题太不谐配。由此可见，即便“移植”手术很巧妙，仍不免留下破绽
。
访东平故居的诗写于1964年，悼陈一首写于1972年，“移植”始见于1978年12月绀弩致高旅的信。《访丘东平故居》一组诗，从访故居、述往事，到赞忠魂、诉感怀，本来是一气呵成、一个整体，两首阙如后，诗意已欠丰满。《挽陈帅》凑做三首，又明显有前后笔势不一、诗思支离之感。尽管有些遗憾，然而，诗人将自己的诗巧妙地改头换面，由写张三变成写李四，这在诗歌史上恐怕是极少有的，这或许会成为后人玩味的一则诗话吧。
丘东平其人其事
丘东平（1910—1941），广东海丰县人，早年跟随彭湃，参加海丰农民起义。1938年加入新四军，曾在苏北根据地，担任“鲁艺”华中分院、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华中分会的领导工作。1941年日寇进攻盐城，为掩护“鲁艺”200名人士突围，而壮烈牺牲。著作小说多种，有《东平选集》行世。
现在我手边的这本《东平选集》，是1953年新文艺版，从旧书地摊上淘来的。此书共收中、短篇小说17篇。正文尚完整，只是前面的两页序文被人撕掉了，大约是因为写序的人是柏山，柏山是曾经被打成“胡风集团分子”的。以后我又找来了别的版本，才看到了柏山的序。
从柏山写的序中可以了解，丘东平是一位战斗的作家，他的创作是“以血打稿子，以墨写在纸上的”。让人不胜痛惜的是，“东平在文学上所走过的路，正如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所达到的一样，处在年轻的时期。他那丰富的生活和在他作品里所流露的宏大的才能与奔放的热情，并未充分发挥”。
东平牺牲的时候，刚好是鲁迅逝世5周年。聂绀弩《给战死者》写道：“东平：得到你战死的消息，正是从乡下到城里去参加鲁迅先生5周年纪念大会的路上……我的心更扰乱了！”“一个人类的天才死了已经5年，一个智慧的光芒熄灭了已经5年……而你，东平，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人类的天才，一个行将日见光大的智慧的火，一个身背着民族解放的重负，在前线与民族敌人搏斗了三四年的战士的战死……我悲哀；我愤怒……”“你写过《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那都是抗战以来最伟丽的诗篇，我相信你自己的战死，一定不会缺少同样伟丽的场景……但对于我们民族的前途，对于和你一同战斗的你的友人们，这损失是巨大的，无可挽回，无法弥补的呀！”
我现在读着《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仍不能不被小说中的那种战争氛围感染，真切得如临其境，心中十分惨然。我这才知道，以前读过的种种描写抗战的小说，大多是概念化的东西。东平是真正写战争的，真正写出了人类的惨痛。
东平，他是一朵过早凋谢的天才之花。
契友成永诀，九泉复重交
绀弩早在黄埔军校时，东征到陆丰，就与丘东平结识。后来在上海，又一同参加“左联”活动。1938年到新四军军部，两人是文友加战友，相处更加亲密。
在绀弩写的《东平琐记》中，描述东平颇有一些个性特点。
例如，鲁迅发表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之后，东平认为鲁迅的意见是不对的，起草了一篇责问书，拿到朋友间要求签名。他在朋友间，几乎没有谈到鲁迅的时候，纵然谈到，也只是“把鲁迅当作偶像是不对的”之类，但鲁迅逝世，下殡的时候，东平去买了一块白布，自己写上“导师丧失”四个字。
这篇琐记文中，还说到东平的这样一个小节：
有一次，大概为了职业问题去会过一个前辈先生，回来，气极了，他说：“他叫我当新闻记者。意思是我当作家不会有前途。妈的，尽管没饭吃，改行是不改的！”
胡风为悼东平写诗云：“惯将直道招奇运”。
由此看来，东平此人，思想、性情、才气，都与绀弩颇有相通相似之处。这正是绀弩对东平生前深契、死后深念的原因。绀弩本人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他有诗曰：“天涯胆肝藐雄才”，能让他真正钦慕的人并不多。在他的诗文中流露出的对东平的敬爱和感情，是很特别的。
绀弩把东平的死与鲁迅的死，联系在一起思考，由此而想起“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他写道：
我想，一个人的诞生、成长，是如何的不易。社会的既存势力无时无刻不向每一个人威胁利诱，要他变成无知，要他成为自己的俘虏，好让历史的车轮永远停滞在一个地方。我们的天才，我们的智慧的火，不知受到多少先觉的启迪和多少血的事实的唆示，自己更不知经过多少挣扎、奋斗，在艰难险阻、迂回曲折中逐渐长成。等到长成了，能力、智慧，正要在人类的花园开花结果；正要成为人类的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正要像发动机一样挟着人类的运命向前飞跑的时候，而一只可诅咒的黑色的大手，不知从什么地方伸来，毫不容情地，把他攫取去了……社会与自然不但吞蚀已经长成的天才，还故意苛虐正在成长中的同样人物，不知多少人还只刚刚露出一点头角，却“坎坷流落，终于夭亡”（鲁迅语）了。
这段话多么深邃，多么鞭辟入里！某种可怕的势力，总在扼杀天才，不仅是鲁迅，不仅是东平，东平“不是最初的一个，大概也不会是最后的”，因而，绀弩痛心疾首地说：不能不为整个人类悲痛！
当他写这篇《给战死者》的时候，当他写到“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写到东平的死“大概也不会是最后的”这句话的时候，是否同时也想到了他自己今后的命运呢？是的，他虽然没有像东平那样过早地被杀戮，而他一生中屡屡与扼杀天才、扼杀战斗者的“黑色的大手”相遭遇，也曾历尽坎坷、几乎夭亡，对于这些，似乎都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似乎他在哀悼东平的时候，就想到自己会是继东平之后再次被扼杀的一个了。
杜甫写到李白的遭遇时，有诗曰：“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可见，对天才的扼杀，自古皆然。
杜甫同情郑虔的遭遇，亦有诗曰：“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意思是即便永诀之后，到了九泉之下仍然是交情如故的朋友。
现在，绀弩已经和东平在九泉相逢，重温他们昔日的友谊，他们也一定还会关注着当今世上的天才和战斗者们的命运吧。
暮年自喻散宜生
假如聂绀弩不是被打成“右派”，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也许他会发奋工作，“不知老之将至”。然而，一戴上“帽子”，两年半的北大荒流放，就使他很快步入了老年，诗中出现了“半壁街人亦老翁”的喟叹。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所说的，其实是人的学识修养的成熟，和思想境界变异的规律。至少对于读书人来说，这个规律都是适用的。
聂绀弩60岁前后的生活，可以说就是三件事：写诗、写字、读《庄子》。这大概可以算是他“耳顺”的表现。
他用过很多的笔名和别名，到晚年时，他把诗集定名为《散宜生诗》。用“散宜生”这个名字，是庄子思想的影响，也可以算是他“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表现吧。
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写道：
赠人伐木句云：“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不知何以忽得此二句，窃自喜之。以为不枉读了一回《庄子》。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以不材终天年。少时常见人自称散人，以为散是闲散。及读《庄子》乃知为不材或无用之意。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尤然）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即偶有成就，亦微不足道，故自称散人……周文王的“乱臣”九人中，有名“散宜生”者，此名了无含义则已，假定“名以义取”，则恰为“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老夫耄矣，久自以为散人散木，无志无才，唯一可述：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因窃假“散宜生”为号，而命所做诗为《散宜生诗》云。
《庄子？人世间》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石的木匠，要往齐国去，走到曲辕那地方，见神社中有棵栎树，树身大到可以蔽牛，量度其粗达百围，其高临山十仞才有旁枝，那一部分材料就足可造十只船了。虽然这树引来了观者如市，匠石却不屑一顾，径直往前走了。他的弟子饱看一阵后去追问匠石，匠石说：散木也！做船就沉，做棺椁就速腐，做器具就速毁，做门户就出油液，做房柱就虫蛀，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所以它才那么长寿。
聂绀弩研读庄子，深受浸淫。他取“散宜生”为号，似指颐养天年，实际也是别有深意的。诚然，知识分子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而知识分子往往还有另一方面，即是杜甫所云：“落日心犹壮”。辛弃疾曾说“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其实他的忧国之心一直跳荡在他的词中，总也不能老尽。
儒家的“治国齐家平天下
”的思想传统，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