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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视等级礼仪的大周朝，天子用什么尺寸什么颜色的弓，堂上演什么舞，诸侯家里跳什么秧歌，住什么标准的房，房里铺几层席子，卿大夫门前种几棵树，出殡多大规模，棺材几层，号啕哭几嗓，祭祀用多肥多瘦的牛，宰牛前要养三个月还是一个月，不同等级的人都有严格的不同限定，不能僭越。然而现在居然出现了天子与臣子交换人质的怪现象，大周王室的尊严和君臣之间的名分，开始松动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开始了。
潇水曰：所谓礼崩乐坏，就是周天子的礼乐被诸侯谮用了。要说当天子也实在不容易。周平王平时必须“正衣冠而立”，跟联军姿有一拼。他的宫殿左厢悬挂五只乐钟，右厢也悬挂五只乐钟。他将要出宫的时候，就撞击持殿堂南面的黄钟，并敲击右厢殿堂的五只乐钟来与黄钟相应和。马的鸣叫声也合于钟声的节律，把马拴在车上的人、赶车的人，也都有相应的规矩：站立时要如同悬挂的磬石那样略微弯腰，拱手时要象胸前抱着鼓一样，使车马转弯、回头时动作也要符合要求。在这之后，乐师奏起登车的乐曲，报告天子出宫了。周天子行走的步距大小一致、符合规定，佩玉叮呤作响，玉鸣与乐钟相唱和。这都是要平时练习的，周平王是全国走台步最好的人。然后他坐上马车，上车下车的动作都有要求，必须捉着马车尾巴上的一只绳子攀登上去。等周平王要回宫时，乐师就撞击悬挂在殿堂北面的蕤宾乐钟，并敲击左厢殿堂的乐钟来与它相应和。总之，是麻烦的很，这就是礼仪。就凭着这股庄重威严，各地诸侯都顺服于天子，缴纳好东西养他，战时听他调遣。
虽然在拼命地走台步，但周平王慢慢镇不住大家了，诸侯甚至越级使用他的礼乐。这就是后来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周平王不得不在王位上战战兢兢、忧忧闷闷。他混了五十一年，终于死掉。这仿佛也是个规律，历史上那些活得不爽的天子，往往出奇地长寿，比如被儿子夺了皇位被迫退居二线的唐玄宗就活了八十多。大约人生的福气是个常数C，要么过把瘾就死，很快消耗完这个常数C——像隋炀帝那样；要么当摆设傀儡，慢慢地消磨C，年头却拉长了。
周平王一死，该轮到他那在郑国作人质的太子继位。不料太子福气太差，在郑国作人质期间死了。好在太子还有儿子，继位，是为周桓王。周桓王因为亲爹没享一天荣华富贵就以人质身份客死郑国了，亡爹之痛，切肤透骨，他咬牙切齿道：“他奶奶的雄！我恨透郑庄公了。干脆我罢免了他！不许他在朝廷当卿啦。”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天子是个莽撞人，把老郑撤职了。
郑庄公回到自己的封国（郑国，今河南新郑，距离洛阳以东一百五十公里），继续当诸侯国君。他不甘心，为了报复周桓王，嘿嘿一声冷笑，派军队跑到洛阳边上给自己撒气。士兵们抄起镰刀，一声吆喝，把周天子的麦子割了好几百亩，挟着麦子跑了回来。气得周天子干瞪眼追缴不回来。到了秋天，洛阳附近的小米也熟了，郑庄公故伎重演，又跑去洛阳抢小米，气得周桓王直喊：“我靠——根本不拿我们天子当回事啦。”这一年冬天，周天子的粮食就不够吃了，只好跟东部的宋国以及北部的卫国去借（周天子的洛阳在河南省中部）。出于礼貌，郑庄公也掏了点粮食去救济老周。抢归抢，名分还是要维护的，毕竟天子是老大，伟大的地位从老祖宗时代从未动摇过。
经过两年反思，郑庄公为了照顾自己在诸侯中的影响，觉得还是以和为贵，就亲自跑到洛阳去道歉：“您是一国之长，我错了，我以后不敢再凭借国力强横就欺负您了。我给您上贡好东西来了。”郑庄公作出低姿态，想把邦交关系恢复到割麦子以前的历史水平。
周桓王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当狐狸说要睡觉的时候，母鸡更要打起精神。于是他拿割麦子的事儿挖苦郑庄公，回馈给他两车秕糠以示侮辱。悻悻不乐的郑庄公返回郑国，用秕糠给猪圈铺了一层地毯，心里坚定了唱对台戏的决心。
这时候周桓王决定先发制人，打垮郑庄公。他估算了一下自己的军队：按道理，周天子应该有六个军（每军编制一万余人），但东迁至洛阳以来，作为外来户，大周天子已凑不足两个半军。如果去征讨拥有三个军的郑国，相当于母鸡去进攻狐狸。周桓王的参谋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建议借力打力，从附近诸侯国家拉赞助。最佳的同盟人选，当然是那些被郑国欺负过的列弱了。于是，周桓王讲好，请卫、陈、蔡三个不中看也不中用的家伙赞助发兵。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天子战车完成编队，从洛阳隆隆启程。卫、陈、蔡三国也从河南地区各起本国主力，到指定地点约齐，将一架巨大的战争机器，瞄向威胁中原大地安全格局的、饱经风霜的郑庄公老大爷身上。
郑庄公刮净家底，把三军倾巢而出，以攻代防，催动兵马出驻新郑市南的长葛地区，和周天子联军对峙。中原大地上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对抗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
中央军的作战指挥人员有：
统帅周桓王指挥中军，居中
将领虢公林父（卿士）指挥右军。附属蔡、卫勤王部队
周公黑肩（卿士）指挥左军。附属陈国勤王军
兵车约400辆
郑国作战序列：
统帅郑庄公寤生（名字不太雅）
将领祭足（正卿）统领左军
原繁（大夫）统领中军
公子元（大夫）居中军
高渠弥（大夫）居中军
祝聃（大夫）居中军
曼伯（大夫）统领右军
兵车约300辆
郑庄公为了规避周天子的左、中、右三军称号，将自己三军称作“左踞，右踞，中踞”（踞是大公鸡爪子的意思。当时斗鸡，鸡爪子还套上青铜的“拳击手套”）。这种三军编制该怎么打仗呢？三军依次决战，己方的左军对敌方的右军，己方的右军对敌方的左军，最后是中军对中军，鸣鼓而击之，合计较量三次。每次较量的时候，其它各军就等着看。这都是大周朝祖上订的作战的礼数。
打斗的时候，战车一般使用大排面横列作战方式：两军对垒的战车都以横排前进，迎面对冲，敌我车辆俩俩交错，战车兵从车上立直了身子，趁着与敌车一错轴的时刻，拿戈往旁边车上的人脑袋上招呼，或者用矛去戳。屈原说的“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短兵相接”的成语来源。正因为要错轴而战，所以战车的队形非常关键，一排排要稳齐，在鼓点指挥下横排前进，这样才能确保错车时两两夹击对方战车，威力叠加，才占便宜。
郑庄公首先擂鼓，以已方右踞攻击政府军左翼。政府军左翼麾下的陈国兵从前被郑庄公打怕了，态度首鼠两端，进退六神无主，打起仗来磨洋工，成为周联军的死穴。郑庄公瞅准了这一点，揪住了陈军狠踢猛踹。陈军气馁，斗志不坚，在郑庄公的战车咬合下，抱着脑袋四散。这帮老兵油子率先跳车逃跑，跑的时候还斜刺里乱撞，把整个政府军左翼撞得一团糟左翼指挥失灵，遂土崩瓦解。
郑庄公胜了第一场，展开第二回合接战，以左踞冲击政府军右军（附属有蔡、卫兵）。蔡、卫兵比陈国兵也强不到哪去，也是惊弓之鸟，很快发生退却。但右军统帅虢公林父不负周桓王倚重，奋勇力战，稳住阵脚，将业已插入己方阵地的郑军像拔钉子一样，拔了出来。郑军被逼退回。
双方各自一胜一负，战局逼平。郑庄公不给对方以喘息机会，挥动三军全线猛烈出击，分别由左右两翼实施向心合围，集中力量压击周桓王中军，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周桓王已失去右军，只得以左军、中军沉着应战，几次化险为夷。双方拥挤着乱打，举起又落下的长戈和矛戟，使这里更像一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周桓王亲自也动手了，挥舞铜钺砍击逼近他战车的敌人。铜钺就是大斧子。不过他一搀和反倒麻烦了，郑国大夫祝聃从远处瞄了个准，嗖的一下，毒蛇一样的一支竹箭正中周桓王肩膀。血立刻从青铜箭头下流了出来，一同流淌着的还有三军的士气。天子中箭，可了不得了，政府军旌旗波动，只好边打边退。
看见老周倒退，要不要追杀呢？按照大周朝作战礼仪，追击逃跑的敌人不要超过一百步距离，跟踪追击不要超过九里，这都是为了表示礼节，打仗点到为止，不为已甚。毕竟大家都是亲戚，三百年前是一家。郑庄公也怕自己干得太大了，而且政府军虽退不乱，老郑于是下令收住兵车。公元前707年，周郑“长葛之战”，就这样嗄然而止了。
是不是不够过瘾，春秋早期的打仗就是这样的，古典味道，像一场开幕式的队列表演，不像战争。配得还是交响乐，让人昏昏欲睡。这就是春秋古人可爱的地方，他们不认为战争是无节制的行为，恪守战争受道德规则约束的信念。所以当时的战争场面刻板得可以，体现了“以军礼待邦国”的战场礼仪，目的主要是分个胜负，反对暴力杀伤。当然这样的战争也不算残酷。
另外，周桓王发动的此次战役，根本就是战略错误，因为他的政府军没有必胜把握。虽然他是个血性男子，但作为一国之君，押这样的战争赌，胜了，于自己的国君身份并无增补，败了，整个国威就算玩完。“上将伐谋”，外交是周天子的优势，可是他并没有利用之，结果诉诸于战斗，中了一箭，这才舒服了。好在当时的箭杀伤力不大，除非直接射在脖子上，其它地方有牛皮甲护着，不太致命。正是由于弓箭杀伤力不大，不善于移动避箭的战车在战场上才很有地位。战国以后用上弩，就输给骑兵了。这是后话。
公元前707年的长葛之战，正式宣布了周桓王“外干中间也干”的事实，从此天子成为缩头乌龟，诸侯之间排座次、争老大的春秋时代两百年纷争，开始了。
笑傲诸侯四
长葛之战后五年，执政四十三年的郑庄公，很不好意思地死掉了。本来他应该做更大的事业，但他还是选择死掉算了。回顾春秋首强郑庄公的一生，连败宋、卫、蔡、许、陈河南列弱，又与周桓王军角逐，迫使周桓王受伤下场，成为春秋时代第一赛季冠军，风光无限。郑庄公为什么能成功，这主要与他的奋发努力分不开的。郑国是个外来户——是随着周平王东迁才从陕西挪到中原来的。所以郑国和中原的老住户：卫国、宋国、许国等等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有新生活力，内部矛盾和弊端少。新移民迫于环境压力，也往往善于变革，这也促使郑国生机勃发。比如在长葛之战，郑庄公就大胆尝试，引入“鱼丽阵”法。传统的作战，每辆战车前边配置步兵七十二人作为支持，但是这些人一旦前进受挫，挤撞一团，相互践踏，就会影响后面战车的冲击空间和机动性。所以七十二人放在战车前边是个弊端。
郑庄公创新的鱼丽阵，把步兵改放在战车两侧及后方，说白了就像一群小鱼跟着大鱼跑。战车像坦克一样往敌人步兵身上碾，己方步兵则随后跟进，趁火打劫。仿佛田野里一台收割机，两边和后面是拾麦穗的人，直接把敌人人头往筐里拣就是了。
作为新移民，老郑与周边老住户（宋卫之类）为了争地盘而必然矛盾重重，从而引发出了上述连绵不断的小战（就像班里的新同学要被老生欺负一样）。作为新同学，郑庄公知道发愤图强，他采取与东方大国齐鲁交好的办法，获得外援再加上自己的顽强坚决，遂在与周边小国搏斗中频频占据上风。这也是一种“远交近攻”吧。但郑庄公过分以力服人，没有适当辅之以德，对待中央政府态度过激，置自己于不道义之境地，甚至导致周桓王来打他，弄得自己脸上很黑，所以成就也不是那么大。后来的全国冠军齐桓公则适时推出了“尊王攘夷”口号，借助大周天子还算不俗的名义，大获人心。
总之，郑庄公确实是河南诸侯第一人，号称小霸。当此之时，世无英雄，遂使郑庄公成名。河南是中原的核心，最远陕西一带，是秦国和狄人杂处，荒远而落后；向南，长江流域的楚国被鄙视为南蛮，尚不能逐鹿于中原；江浙一带的吴越则落后得连车轮子都不会使用，根本上不了台面。向东呢，山东的齐、鲁都是大国，物阜民丰，但他们在郑庄公眼里还是平静的睡狮，没到咬人的时候。天下人碌碌无为，郑庄公遂一路小跑领先。
但是郑庄公死后的郑国，却肾虚得不可救药。原因很简单，第一，郑国那种新生国家的活力消减了。第二，中原（即河南省）地处天下中央，与之相临的四方诸侯之间进行鏖战，军队都要打河南经过。所以河南成了我国版图上的巴尔干地区，古人称之为“四战之地”，四个方向都是敌人，是敌人们军事演习的靶场。大家有炸弹，都跑到这里来扔，河南诸国给炸得七零八乱，一直不能生息壮大。
河南境内的郑也好，宋卫陈蔡也好，在后来的春秋史上，受够了四邻诸侯的夹板气，哪个邻居省份的诸侯强大了，他们就附和哪个邻居。别的邻居不干了，合伙来打他们，他们又紧给赔礼道歉。“朝秦暮楚”这个词，说他们最合适。河南诸侯遂被逼出了一种圆滑的行为风范。
笑傲诸侯五
郑国后来的事情，还需要再罗嗦一下。郑庄公的接班人儿子郑厉公是赶跑了大哥继位的。他管着郑国，管了没一会儿，发觉并不过瘾。一天他在花园散步，对亲信大夫“雍纠”抒发感情说：“你看天上的飞鸟，想飞就飞，想叫就叫，我贵为国君，反不如鸟儿来得自在。夕阳雨夜，引起寡人多少忧愁。”
雍纠一听，明白了，跪下说：“在下拿人钱财，替人销灾，愿为主公除去祭足一患。”
原来，郑厉公手下大臣“祭足”是郑庄公时代的重臣，十分傲气，相当专权，郑国大事小事都被他管，把郑厉公架空了。
郑厉公问：“你不是祭足的女婿吗？杀你的岳父，你肯杀吗？”
“主公您放心，明早祭足出城办事，我于路上设宴送行，用鸩酒毒死他这条疯狗。”
于是，雍纠早早回家准备。他的夫人，也就是祭足的闺女，一看丈夫神色不同以往（女人就是敏感啊），反复盘问。雍纠是实诚人不会做戏，索性和盘托出谋杀岳父祭足计划，并请夫人跟他一起保守机密。
“祭大闺女”觉得，如果就咱两口子保守机密，力量还不足够，就打电话给老妈，请老妈也过来帮忙保守机密。“祭大闺女”问老妈：“丈夫和爹，哪个更亲啊。”
妈随口回答：“当然是爹亲了啊。丈夫嘛，人人都可以当丈夫的，而爹却只有一个，怎么能比啊。”（当时女孩仍然很开放，婚前婚后可以不很专一，有史前欢乐谷遗风。）
祭大闺女一听，觉得妈说的有道理，老爹比起丈夫来不能替换。于是把丈夫雍纠要毒死老爹的事跟妈说了。老妈一听，这还了得，赶忙通知老公。
次日，谋杀人员如期在东郊设帐，雍纠持酒给外出公干的岳父祭足饯行。祭足大喝一声，目睚尽裂，把酒拍在地上，果然是烈性毒酒。众人冲上去，捆住雍纠。当可爱的刽子手准备砍掉雍纠脑袋的时候，雍纠爱恨交织地望了一下他的娇妻，说道：“我的意中人，你曾经对我说，你要和我一起保守秘密。可是我猜中了这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尾。”
刺杀的主使人郑厉公躲在宫殿里，听说特派员雍纠反被祭足杀了，叹口气道：“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听老婆的话，活该他倒霉——代表了当时人对妇女的歧视，可能当时妇女善变吧。
已经打草惊蛇了，郑厉公不想干坐等死，趁着风高夜黑，逃跑出国。他大哥“公子忽”本来是郑庄公指定的继承人，被他赶跑了的，现在忙又趁国内出现真空跑回来主政，主了没两年，却被造反派杀死了。接下来，相继走上郑国领导岗位的是老郑庄公的另外两个儿子，也都死于非命（好在老郑庄公的儿子比较多，禁得起这么一茬茬地横死）。
为什么好郑庄公的儿子被随便杀呢？这要说当时的诸侯国君远没有未来专制皇帝来的威严，经常被下臣杀了。这是封建制的特色。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有了世袭的土地、有了土地上的军队和赋税，于是足以与国君家族平分秋色。卿大夫家里甚至有一套行政管理班子——“家臣”，俨然国中之小国。一旦他们势力膨胀，就可以驱逐国君乃至弑君（如祭足之架空并驱逐郑厉公）。礼仪之邦的卿大夫比较老实（比如鲁国），但也敢瓜分国君的军队、土地。
总的来看大周朝：诸侯内部，卿大夫在架空和弑杀着诸侯国君。诸侯外部，一个个诸侯们又在上侵天子的权力（比如郑庄公之射伤周桓王）。这种下层封臣对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