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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日路过香港时，发现国际媒体和美国特工，都想抢购此一文件。谁知这位日本共产党原来是个走资派，他乃提高价钱，和购者讨价还价，最后据说被一美国人以两千美元高价构去。那位老美可能以更高价格，转手出让，亦未可知也。
呱呱坠地的四人帮和极左派
在这项「五？一六通知」里，和由此而演变出来底政治新形势，简单的说来，便是一、彻底废除「二月提纲」，并把这个「反革命」文件，订出「十大罪状」，昭示全党，二、解散原「五人小组」，另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对上直接听命于政治局常委，对下则直接指导文革（包括后来的红卫兵）底一切活动。并指派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组员则有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他们不用说了，都是当时中国，甚或当时世界上，极左派的共产党人了。新小组成立未及两月，江青便再度窜升，代陈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后来再从上海工总司招揽一个王洪文，就形成了以她为首的「四人帮」了。
江青，这位主席枕边人，在一九六六年初本已受林彪「委托」，负责主持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穿上了军衣。如今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就文武兼资的进入党政军的最高阶层，襄赞主席爱人，来从事全党全军的改造运动了。从此领导个世界驰名的「四人帮」，权倾朝野，一帆风顺，直到主席躺入玻璃棺材，她才被捉进牢里去。
就当四人帮呱呱坠地，极左派日上东山之时，彭真这位「混进党内三十年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毛主席这时公开送给他的帽子），自然就相对滑坡了。为处理彭真事件，还是毛主席的话，说得最清楚。毛说：
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见「批判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四一。〕
北京市委被撤换之后，彭真不久便锒铛入狱，一坐十二年，到江青也入狱了，他老人家才恢复自由。与彭同其命运被斗臭斗垮的，有所谓「彭、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大反革命，也就无须一一交代了。
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的全盘清洗
文革初期，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之下，除人事安排向极左发展之外，意蒂牢结自然更是左上加左了。毛氏认为中共「进城」之后，把旧时代旧社会中的旧知识分子「全部包下来」的政策，是个绝大的错误。其结果不但是新中国的文教机关被旧知识分子把持了，其它党政军财外诸单位，没一个不是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有的（像彭真包庇的吴晗）已经当了新政权的领导；有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像「玉皇大帝」刘少奇），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有机会，他们就要专无产阶级的政。所以毛氏要在全国全党，党政军财外，中央地方各单位来个总清洗。
清洗的办法恕我们搞历史的替他老人家综括叙述一下，抓住中央，则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竿到底。中央有人搞鬼，大权旁落了（这是林彪讽谏毛主席的话），那就「号召地方来攻击他们」。党政军财外，各单位，各山头，当权派，土皇帝，阎王爷出毛病了，那就发动各该单位之内的有野心，胆大肯闹事的小鬼，造窝里反，向他们争权。对付朝野上下，赫鲁晓夫以次，一般的当权派和反动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则发动在学校读书的小鬼，「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见毛主席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对撤工作组的指示」，载上引「思想万岁」，页六四五。】在另外不同场合，毛也一再提到，要全国学校，停课六个月，让学生「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并鼓动他们打倒一切权威，树立新权威，毛自问自答：「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见同上页六三七，三月二十日，毛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及上引严家其书，卷一，页二六。】
学生要闹事，军警一概不许干涉，放手让他们闹去，打砸抢，又怎样？只有他们才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陈伯达奉命于五月三十一日代替吴冷西，接管「人民日报」之后的第二天该报的通栏大标题）。只有通过大乱，才能求大治。学生造反愈乱愈好。毛主席有解放军四百万；武装和便衣特务，不计其数。他老人家可以随时的拨乱反正，有什么可怕呢？
不过话说回头，毛公对中国的高知，还是有点顾虑的。上篇我们曾提到过，一九五六年的鸣放期间，毛曾想利用高知，来帮助他整风清党，结果弄成了全国高知联合反党的尴尬局面。这次他老人家吃一堑长一智，再不敢利用高知，连大学生也不敢轻动。因此他搞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原是从中学开始的。搞出经验了，红卫兵才渐渐上了大学的。
果然，在五一六之后，红卫兵就在北京的几个中学，先从清华，北大附中来起，蔓延至北京全城几十个中学里，中学生数十万人中，迅速的出现了。
主席的红卫兵，太后的义和团
「红卫兵」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怪胎，吾人虽著书百万言，也是说不完的了。笔者在个人论史的拙著中，曾有论述清末「义和团」的长篇。在该书中，我曾反复强调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便是六十六年之后，毛泽东主席的「红卫兵」。今日吾人来谈红卫兵，则反之亦然。毛主席的红卫兵，便是当年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一个「闹教」，一个「闹革命」。毛主席有个「四人帮」和「文革小组」，巧的是西太后也有个「亲贵四人帮」，和指挥义和团的御前小组。两者都是让读史人哭笑皆非；正反两面，永远说不清的历史大闹剧。只是论规模，则后者要比前者大出一百倍以上吧了。被西太后请进北京「闹教」的义和团，大致不过十余万人；可是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检阅前来「闹革命」的红卫兵，据说总数在一千一百万人上下，真是不可想象。这两位，一个无知的老女人；一个强不知以为知的老男人，为此，几乎都把国家民族弄到万劫不复的程度。是怎么回事呢？【参阅拙著「晚清七十年」，卷四，「义和团」。】
要回答这个历史问题，还是「气功师」说得好：「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你说他复杂，则万卷书，岂能尽意？你说它简单，也最简单不过了。那就是在一个充满不平的社会里，人心动荡，身受不平的人都蠢蠢思动，也可说是民心思乱吧。清末的社会不平，权且不谈，人民中国在解放后的社会不平（Social In justice）并不比解放前，有什么太多的改善。因为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是国贫民穷，孙中山所谓「大贫小贫」是也。中共在解放后，杀了几百万「小贫」（地主、富农），但是并没有解决几万万「大贫」的问题。加以多年搞公社化的恶政，死人数千万，做土皇帝的地方干部、党员的仗势凌人，为非作歹，黎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青少年就更有思乱之心了。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参加造反了。这在传统帝制时代，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共产党管得太紧，暴动不了，他们就只有寄望于朝中的包公和海瑞了。如今有海瑞、包公，甚至皇帝和娘娘都来领导造反，造反有理，也就管不得是造谁的反，和造反的头头是老几了。造反本身就是个对社会不平的发泄。
再者，解放后中共的工运，也只是制造一些另一种的社会不平。解放后，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了。但是真能享受统治阶级之特权的（如终身职、铁饭碗、医药保险、休假、旅游、疗养、儿女教育等等），也只是极少数，极少数，大致有几十万人的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其它几百万、几千万所谓合同工、服务工、替工和待业工，还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大家同是工人，为何有贵贱之别？这种占工人阶级中绝大多数的「贱民」，心怀不平已久，而投诉无门。忽然间「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听说毛主席夫人江青同志，领导了中央文革小组，专替俺工人打抱不平，这真是俺工人阶级告御状，出头之时。成千成万工人上京告御状，蒙江青同志接见，谈到俺「合同工」的苦处，江青同志当众洒泪，人家是「娘娘」呢。同情俺工人苦命若此，你说她不是圣母娘娘、观音菩萨、穷人的救星、工人阶级的至高领袖？朋友，在这环境之下，你说江青同志只是个野心家、白骨精、「坏婆娘」（邓小平语）？江青同志也有她的革命群众和社会基础呢。
当然，社会既有其不平，大路不平有人铲，革命家、慈善家、宗教家、烂政客，和坏婆娘，也就都有他们插手的机会了。你能说只有彭德怀才是英雄？朋友，当年慈禧太后时代，一分为二的社会，也是如此呢。
不上课，管饭吃，闹风潮
总之，红卫兵的组织一经发动，立刻便如火之燎原，一发难收。读者贤达，设身处地想想看。我们都做过中学生。在我们做中学生的时代，学校忽然停课了，大代数、解析几何的习题也不要做了，英文背诵甩过一边，学校伙食免费供应，要我们青年男女，成群结队上街去闹风潮，乖乖，天下哪有这等好事？我们对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不山呼万岁？到后来，搞串联，出任务，调查反革命黑材料，火车轮船一概免费。有特殊任务（像出差成都去抓彭德怀归案），还可坐免费飞机，俯看秦岭、三峡、都江堰等名胜。到处有解放军招待，小将长，小将短，恭维溜须之辞，不绝于耳。身为红卫兵小将，颈系红巾，手执皮带，雄赳赳，气昂昂，好不英俊？看到牛鬼蛇神，只要一声吆喝，对方无不俯首听命。朋友，短短数十寒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劝君应惜少年时，像这样风光岁月，一生能有几年？您怎能怪我们小将，搞打砸抢之起劲哉？只是在毛主席鼓励声中，在诸小将棒下鞭下，祖国大地上，不知又平添几干百个屈死的冤魂罢了。
如在眼前嘛。当年替毛主席佩带红卫兵袖章的，在北师大附中就读的高干子弟──小美女宋彬彬，主席嫌她芳名太文雅了，劝她要武一点。果然她就改名宋要武。其后在要武的铜头皮带猛抽之下，就有六个牛鬼蛇神被要武活活打死。后来改革开放了，这个美丽的小杀人犯、murderer，曾再度改名到美国留学，结婚、流产。霜晨月夕，面对在暗处徘徊的六条冤魂，不知她姑娘何以自遣良宵？朋友，彬彬原来也是个受害人啊。关于这六条命案，法官应该判她呢？还是应判她背后的唆使犯？想到我们美丽的祖国，何以一时变成如此的鬼蜮世界？我们又从何说起呢？
第一张大字报
在红卫兵的大小兵团，三千五千，三万五万逐日增涨，千万个红卫兵全国「串联」，轮船火车都被他们挤得瘫痪之时，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而来。众所周知，在这数十万张大字报的领先之作，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领衔写的。聂是一位中年妇女，在北大搞党十分起劲，与该校党委书记陆平有宿怨。今次「中央文革小组」改组之后，康生、江青等乃看准北大这块政治沃土，乃想利用聂元梓与陆平的恶劣的关系，在北大「点火往上搞」。聂元梓得到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乃联合同事七人，于五月二十五日贴出北大，也是中国的，第一张向上级领导造反的大字报，质问：「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是北京市委中陆的上级领导，彭则是陆在北大的同事校委。在共产党的体制中，「下级服从上级」是有其铁的纪律的。犯上作乱，向为党纪所不许。加以聂在校中声誉本不好，而宋、陆等又不知聂与新「中央文革小组」的秘密关系，乃发动全校各单位遍贴大字报加以反击，一时北大校园之内，一片字山报海，掀起了文革期间第一阵大字报大辩论的狂潮，而聂同志则眼见势有不敌也。
中央文革一见大事不好，乃夤夜将聂氏大字报原文，报向在西湖刘庄度假的毛主席。毛即下令公开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在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强制接收改组了的「人民日报」上，聂文乃在翌日该报上以通栏标题，与上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时刊出。一时真相大白，北大全校，乃至全国的形势顿形逆转，原在下风的聂元梓，一夕之间就变成北京大学的「老佛爷」了。随之，便是一阵狂风暴雨，北京城就是造反派的天下了。所有各机关、各学校的党委领导，都变成冲击对象而摇摇欲坠了。……在同一个北京城，六十六年前曾是义和团小将们的天下啊。
「工作组」问题始末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见大势失控，二人无能为力，乃联袂飞往杭州请示，扳请主席回京坐镇，为毛氏拒绝。毛嘱咐二人回北京安定大局。这样才出现所谓派「工作组」问题。原来按共产党办理一般党务的传统，遇有大事，都由党的上级指派「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就地解决所发生的问题。此次刘、邓依照老办法，乃由留京中央常委一致通过派「工作组」进驻北大、清华等重点学校。盼将革命师生的造反行动纳入正轨。刘少奇为慎重其事，竟把自己的夫人王光美也派为驻清华的「工作组」成员，以了解下情。可是，这时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学潮，大家揪斗原在校中作威作福的当权派，大造他们之反，正在起劲之时，忽然中央派来了工作组，大泼其冷水，就激起众怒了。闹学潮就必然会出头头，后来的天安门事件，出了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头头，这次在中央文革小组，公开和秘密的搧风点火之下，清华北大就要产生司令了。果然，清华化九班就出了个与王光美正面冲突的蒯大富，蒯司令了。蒯司令其后极盛之时，曾拥众数千人，终至数万人，甚或数十万人，一时风头之健，实非后来的柴玲、王丹可以望其项背。
笔者在个人拙著里，曾一再强调：「天下无不是之学运」。那么我们对蒯司令这种学潮，如何评价呢？曰，是是非非。盖共产党是个极权政党，一党专政，老子独大。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大学中搞老子独大的领导，搞久了，很少不是学阀的。可是这些学阀所面对的，却也是一批趾高气扬，小子独大的小学阀，大学生，特别是清华、北大这一级的大学堂，有志青年，一旦考入这种学堂，哼！老子将来不是江泽民（中大、交大），也是朱镕基（清华），你这个作威作福的小小的校党委、老学阀，算个屁。老子能斗你一下，就请你「坐坐飞机」。毛泽东也就是掌握这种群众心理的九段高手，面对此一情况，真是得心应手。
本来这种目空一切的小臭老九们的心态，也没啥不正常。笔者在中美两国都参加过学运，实在觉得全世界小臭老九，都是一个娘生出的。只是北大造反派，最后竟把陆平的母亲埋在冰雪堆中，活活冻死，这就不是人类的行为了。他们为北京大学光荣的校史，写上最可鄙可悲的一页。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就在这个「工作组」和蒯司令的红卫兵斗得难舍难分之际，蒯司令终于力有不敌，被捉将官里去，而刘、邓两司令，也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之时，忽然晴空霹雳，毛主席于七月十八日，在畅游长江之后，突然返回北京，未待刘、邓有机会申诉，毛即公开申斥工作组为反革命组织，并立即加以撤除。恢复蒯司令自由，并放手让闹事的学生闹个够。一时北京城内，欢声雷动，数十个中学的红卫兵，和各机关的造反派乃应声而出。刘、邓亦一时手足无措，盖他二人亦不知毛搞起这个运动，究竟所为何来也。
为扩大此一红卫兵运动，毛乃于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正式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会中途，八月五日，毛氏忽然在中南海贴出一张他自已亲撰的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下一直藏身幕后三四年之久的毛主席，至此终于赤膊上阵了。在此之前数日，有人问刘，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少奇还在感叹地说：「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在此之后，则黑白分明，正如邓小平自我检讨时说：「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参阅「文革十年史」，上，页三七，一○二。】
这一下好了。八届十一中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