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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多少反特机关，却连三个敌特分子也抓是到。原因在哪儿？”
这句“原因在哪儿？”对站在门边的三个人来说是凶多吉少的。其中有两个人在这句问话中起码听到了这样的意思：“你们是抓不到还是不想抓呢？”
正坐在那里研究地图的代总参谋长抬起头来，表示理解地对最高统帅瞧了一眼。显然，他的眼神应该表示的意思是：“您，斯大林同志，永远是正确的。我们正在迫使几百万德军后撤，而他们却连三个特务也抓不到。我完全理解您的不满和困惑的心情。但这不是我的本行，很遗憾，我在这方面对您帮不了什么忙，所以，请原谅，我最好还是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于是，最高统帅似乎在代总参谋长的眼神中看到了他理应表示的意思，接着他又在办公室里踱起方步来了。
那扇沉重的门无声地被推开了，斯大林的私人秘书小声而又冷静地说了一声：“罗柯索夫斯基元帅……”
最高统帅没有转过身来，对秘书的报告毫无反应。看来，秘书以为沉默表示同意，便象进来时一样静静地从办公室走出去了。
“最危险的敌人近一个月来在你们的鼻子底下进行活动。”最高统帅从站在门边的人们身旁走开，继续说道。“人们自然要问：我们的反特机关是在进行工作还是什么也不干呢？！这是个什么问题……是由于考虑不周而行动迟缓呢，还是一种罪恶的玩忽职守？……不管是属于什么情况……都是不负责任！……”
最高统帅提出的这些指责，实质上是不公平的：军事反特机关一开始就做了应该做的一切。但是，不可以为自己辩解，尤其是不可以提出相反的意见，所以在办公室的另一头，站在斯大林背后的三个人都噤若寒蝉。
斯大林气得面色苍白，他一转身，看见了放在自己写字台旁的高频电话机，于是，华沙起义和波兰问题（这也许是最复杂的一个问题）便立即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走近桌子，拿起听筒，一下子就听见从敏感的膜片里传来的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罗柯索夫斯基的声音，他是从波兰打来的电话。斯大林觉得，此时此刻，他不可能，简直毫无办法同对方心平气和地谈话，不发脾气，不说出心中的不满是不可能的。而罗柯索夫斯基呢，他在白俄罗斯战役中表现突出；不久以前，战役还正在进行的时候，也就是在不到一个月之前，根据斯大林本人的提议，他获得了元帅和苏联英雄的称号。现在，这样一个人怎么可以受到这种对待！于是，最高统帅把听筒拿在手中，犹豫了几秒钟之后，便又把听筒放回原处。
“地方反特机关参加搜查工作没有？”他走近站在门边的人们，把视线从反特局局长身上移到两位部长身上，然后又瞅着局长问了一句。
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机关只是协助工作，并未全力以赴地参加搜查工作，而且，在“涅曼”敌特小组进行活动的各个方面军的作战后方，他们进行工作的能力远不如军事反特局。但是，最高统帅从来都不允许人们回答问题时罗罗唆唆，在这种情况下，更不可能听人们详细解释，而反特局局长又绝不会出卖自己这两位很有权势的同事。
“是……他们参加了工作。”局长这样说了一句，尽管这种回答无疑将会使他本来就很不妙的处境更加困难。
“你们需要部队的支援吗？”
“总参谋部已经给各部队下达了指令。”反特局局长移开视线，看了大将一眼；在他说出“总参谋部”这个词的时候，总参谋长从文件堆里抬起头来。
“斯大林同志，对不起，”他在最高统帅的背后说道，斯大林为了表示他对这个人的尊重和好感，立即向他转过脸来，“如果说的是第一波罗的海和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那么昨天夜里就给他们的司令员提出要求，命令他们为反间谍机关提供一切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援。”
斯大林把手放在背后，又在办公室中踱起步来。斯大林还没走到总参谋长的那张长桌前，似乎自己问自己似的，不满意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参加了工作，都提供了支援，好象大家都在忙于破案，但这些最危险的特务却平安无事地在方面军后方大摇大摆地逛了一个月之久！……这是失职！”他突然生气地喊了一声。“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
本来不应该为自己辩解，但反特局局长却忍不住了：“斯大林同志，请您相信，我们正在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
“我不相信！”最高统帅脚步并未停地迅速转过身来，不过，他没抬起那瞅着长方形地毯的目光。“请问，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意思？……我们对搜查过程本身不感兴趣，我们需要的是结果！……我还要告诉你们：我们不限制你们采取任何措施……你们还是去做一切难以做到的事情吧！……”
过了几秒钟后，他很不高兴地看着站在门边的三个人严厉地说：“你们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解决这几名特务？”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向办公室的另一边走去。
一片紧张地沉默。反特局局长看了看自己的两位同事，那两个人则望着他。
“我问，你们需要多少时间解决他们？”最高统帅在办公室对面的墙边转过身来，大声地、急躁地问道：“最少要多少时间！……必须在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在方面军后方集中之前把他们清除掉，现在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已经开始在那个地区集中了！”
“最少需要多少时间吗？……一昼夜，斯大林同志，”内务部部长停了一会儿说道。
在这三位被召见的人当中，他在最高统帅面前是最受到信任的一个，而且对“涅曼”案件并不负有直接责任。他知道，把时间说得再短些，比如说几小时，那会使斯大林更满意。然而“几小时”可能是一种不现实的时限，而最高统帅是不喜欢任何不现实的东西的。
部长认为“一昼夜”是很得体的回答，但他说出这句话之后，还是紧张地、不安地等待着最高统帅的反应，因为他知道，这类反应就象斯大林的变化无常的想法一样，往往出人意料。这一次发生的正是这样的情况。
“都快一个月了，你们没能抓到他们，现在，却想在一昼夜之内就抓到……”斯大林用挖苦的语气嘲笑道，似乎他确实感到吃惊。“哎呀，喏……”
尽管在这方面他比不上被召见的这三个人，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他明白，提出的这个时限是多么不现实，因为完全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在几昼夜之内有可能抓到敌人，也可能几星期之久也抓不到敌人。然而，这个不太现实的“一昼夜”还是使最高统帅很满意；这个时限符合工作上的需要，符合顺利准备这次重大战役的需要，因而其它考虑就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斯大林从办公室的另一头走了过来，站在军事反特局局长面前；他严厉地、用锐利地使人感到可怕的目光看着局长，这种目光甚至可以使那些久经沙场、不怕流血牺牲的元帅们和将军们全身冒冷汗，甚至连话也不会说了。
斯大林问道：“您对这一切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请您看看座标并请您记住……”斯大林望了一眼挂钟说，“您还有一昼夜的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解决不了他们，”他用手指了指放在铺有绿色桌布的长桌边上的“涅曼”案件的报告说，“如果在一昼夜之内泄漏绝密情报的渠道没有堵住……那么，所有失职人员将同你们一起受到应得的处分！”
他把自己那令人害怕的视线移到两位部长的身上，似乎说，这同你们也有关系！他们两个人那沮丧的面孔、甚至全身的姿势都流露出承认自己确有过失和无限忠诚的样子。他们懂得，“受到应得的处分”在最高统帅的口中不仅仅意味着撤职……不错，有时这类话只不过是一种威胁而已，但谁能事先猜准，在当前这一具体情况下，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呢？
这时，斯大林已经不看两位部长了。他又仰起头，直盯着反特局局长的瞳孔说道：“将会满足您提出的任何要求，但负起个人责任的是您！……去吧。”
这声“去吧”以及关于个人责任的话，是直接与军事反特局局长有关的，但两位部长也跟在局长后面匆匆走出了办公室。他们都很清楚，最高统帅喜欢的是：他的命令、指示、甚至一些想法立即被人们贯彻执行，毫不拖延。
实际上，也不可能不按照这样的方式采取行动。
第57章 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信件
亲爱的妈妈！
原谅我，整整一个月没写信了……一点时间也没有。但是，现在我要多写几句。
我们往西方已经走得很远，我现在是在波兰的旧领土上，这样一来，我就走出国界了。
本地人都是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他们都是所谓“西部人”，都很愚昧、落后，也不象我们那末单纯。在这一个月中间，我再村里没碰到一个念过三、四年书以上的人。我们大俄罗斯人的文化程度要高得多哩。
但从外表看，本地人穿得基本上比我们好。房子里的摆设也城市化了，代替长凳的是椅子。姑娘们穿的都是只到膝盖的连衣裙和上等料子的花色鲜艳的上衣，而男子，甚至农民，穿的是哔叽料子，带翻领的衬衣和“噶普基”……波兰文的意思是便帽。每人胸前一定戴着个十字架，而每个村庄都挂有一幅很大的基督受刑的画像，每一户人家都有跳蚤、臭虫和蟑螂。我们尽量不在群众家里住。
到处是不平等现象。这一家是两层的石造楼房，有带玻璃窗的凉台和软椅之类的家具、地毯、嵌木地板和带镀金框的各种油画。而就在这家旁边，则是一座可怜的木屋，泥地、低矮的天花板上到处是蜘蛛网，四壁空空。在一个木槽里（这是摇篮）躺着一个又脏又瘦的婴儿。到处是苍蝇，其它虫子就甭提了。本地人多数都很吝啬，都是单干户。他们对谁都异口同声地说：“如果您早来三天，我们就请您吃饭！”最常说的一个词是“凯普斯克”，就是“不好”的意思。
这一带的森林很优美、稠密，是名副其实的大森林，有很多鸟类。耕地也很有意思……一些小方块儿，大概我们革命前也是这种样子。果园里果实累累，有很多苹果和梨，但是没有时间吃，也不想伸手跟他们要。
已经是八月中旬，但热得象七月时分，这一带并不象我们家乡那么寒冷。据说，这里冬天也是雨雪交加。所以说，这里的人也好，自然界也好，气候也好，都很有意思，就是太冷淡。我们老家比这里好多了。你们简直想象不到，我多么想念自己莫斯科战前的那些东西：放奶油的荞麦粥，或者克瓦斯做的凉菜汤，或者裹着一层巧克力的“爱斯基摩”雪糕。我甚至还想念电车里的那些骂大街的话哩。
我在新连队里已经开始习惯了，情绪也好多了。不错，觉睡得太少，我管的兵也多了，所以需要亲自动手的事就多了。但是，我周围的人都是些好人，我们的连长一般来说是一位很不平凡的人。
妈妈，你是多余地操心。我身体很好，只是在收到你的信时我才想起自己的伤势。
如果能寄两本书和几本杂志来就太好了。我有时还能有一点空儿，但值得一读的东西却一本也没有。
向所有的熟人问好，祝大家健康。
吻你和外祖母。
我们前进的方向是东普鲁士！
你们的安德烈。
又及：如果你以前提到过的那个装水果糖的盒子还在，请你也把它寄来吧。
我亲爱的儿子，安德留申卡！
我和你外婆每星期都写信，但每一封信都如同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为什么你不作声，为什么很少回信呢？当你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你将会明白，这简直太无情啦。
每天晚上我们都在地图上标出我军占领的地方并努力猜测，现在你在什么地方。
大概这是第五次请你告诉我们你的健康状况了。儿子，你身体好吗？你是不是头疼的难受？现在是不是不太结巴了？那只受了伤的腿怎样了？
你们能够正常地吃上饭吗？安娜．彼德罗夫娜说，进攻的时候，炊事班跟不上部队，所以，战士们往往吃不饱。是不是这样啊？也许，需要快点给你寄点吃的东西去吧？现在我们这儿蔬菜很多，我们可以不靠配给证规定的那些食物。你一定要来信说明，不要客气。
还没有取消灯火管制，但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因为你们已经打出了国界，到德国已经不远了。莫斯科每天都放礼炮，这几天放三响，而在这以前是放五响。
但是，哀鸿遍地啊……昨天我在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遇见了玛莎．捷列霍娃，我同她在广场上抱头大哭。你们那个班又多了两份死亡通知书：谢辽沙·库兹聂佐夫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阵亡，而米洛奇卡·潘尼娜在白俄罗斯牺牲了。
谢辽沙我还不太熟悉，但我记得米洛什卡，当她还是一年级小学生的时候，她就向我告状说，你总是揪她的小辫子，老是欺负她。我当时就笑你对她有意思并请老师把你们的座位分开。当老师把你的座位调到别处以后，你一下子就变得垂头丧气了，于是我明白了，我这半开玩笑的猜测不是没有根据的。原来她和你在同一方面军中服役。这是你们班里第九个牺牲的人……可怜的孩子，不幸的母亲！
为了保护你那受了伤的腿，外婆特别为你织了双毛袜。现在我正为这件事操心……冬天就要到了，但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寄到你手中，怕丢了。如果有机会，也许有谁到莫斯科或者路过莫斯科，你一定把咱家的地址告诉他，让来人把袜子取走。顺便可以把吃的东西带去。有人带东西最好。
亲爱的孩子，安德留申卡！我坚决请求你，不要太逞强了，你要记住，我和你外婆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我们再也没有其他亲人了……保重吧，常来信。
吻你，妈妈。
尊敬的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
收到了您的来信。
您的儿子近卫军中尉勃林诺夫．安德烈．斯杰潘诺维奇确实从今年六月起在我指挥的部队中服役。告诉您一个消息：今年五月三十日第１１３５野战医院委员会诊断并证明（他曾在该院治疗），您的儿子可以重新在野战军服役，不受任何限制。
我同情您的悲伤，理解您的请求。遗憾的而是，在野战军正在作战的条件下，为您的儿子安排那种您在信中请求的为他提供免于牺牲的不危险的工作是不太可能的。
关于您这封寄给我这个部队司令员的信，不管是您的儿子，还是他周围的人，我当然不会让他们知道的。
随信把您寄来的关于您的丈夫、女儿和弟弟在前线阵亡的三份通知书的抄件寄还给您。
尊敬您的
１９３６０野战部队司令 叶果罗夫
第58章 塔曼采夫
天色开始亮起来的时候，我听见那座木屋里有人在走动，后来便听见了已经很熟悉
的开门时尖细的吱纽声，透过稀薄的白雾，我看见了尤莉娅．安托纽克。
直觉……这是个伟大的玩意儿：尽管我这一夜已经冻得五脏冰冷，全身疼痛，四肢无力，但是，现在我一看见尤莉娅，就突然精神为之一振，觉得我已经作好了进行决斗的准备了……我全身充满了力量，我精力充沛。
她穿着长达膝部的花布睡衣，披头散发，光着脚。她先是站在台阶的土磴上，倾听了一会儿，然后就绕着木屋走了一圈儿，望着黎明的白雾，好象在找谁，在等着什么人。她望了望木棚之后，又回到院子里，朝两边张望，时而停下来倾听着。
然后，她回到台阶上，轻轻地打开了通往前厅的门，说了句什么。立即有一位军人出现在门口，这是一位穿着雨衣、戴着船形帽，端着冲锋枪的男人。
我一下子就紧张得全身绷紧。我看了看他的脸和身体的一部分，与其说是根据照片，还不如说是根据相貌特征的说明，我认出了他：“巴甫洛夫斯基！”
他是怎样进到木屋中去的？！我们这几个笨蛋怎么会没看见也没听见他的到来？！如果他是今天夜里来的，那一定是因为风声太大了！
看来，他的同伙正在附近等着他（木屋附近没有他的同伙，否则尤莉娅也不会只穿一件睡衣跑出来），然而，就在这个地方经过一番不可避免的互相射击之后抓住他，在她面前抓住他……我马上就否定了这个在心理上对我相当有利的作法。
他们在篱笆那儿告别了，两人拥抱了一会儿，她吻了他几下，他也吻了她，然后他就脱身而出。她留在木柱旁边，在他身后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