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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父亲常年生病，他不跟我们接近，因为他有肺病；而我母亲常年忧郁，她忧郁是因为她住过精神病院，有一点儿（精神）分裂，我母亲这里有一条很长的疤。所以其实家里面有一种很奇特的气氛，我不甘于在家里。人家讲星座的话，因为我是4月座，4月的第一个星座牧羊座就喜欢往外跑，所以我一天到晚往外跑。我后来拍片，为什么我的电影在最后其实都有一种苍凉，有一种悲伤的氛围在里面？可能都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我想不通，其实我很热情！我外面朋友一大堆，一天到晚帮人家干这弄那的。好了，我自己回想，我感觉就是我小时候那段历程对我的影响其实已经确立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是对人世的一个看法，所以才会这样。这样来讲的话，我就会有一个角度，就是我会看到自己，我很清楚拍《童年往事》时整个地看到自己，然后我就会看到别人的不同，才知道他们常年在这里生活，好几代，他们的想法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没有我这种盲动，这种漂泊的情绪，他没有。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有一个距离看这块土地的整个成长，然后你在看这块土地时你就会有一些不平的感觉或者说你感觉一定要出来说一下。
白岩松：在您的电影中，您刚才说了，因为个人的原因，会在您的电影里看到很多悲凉的感觉，或者一种沧桑，但是现在从大的方面回头来看，是您个人的原因还是整个几十年你身边的台湾环境才引起的？
侯孝贤：人是脱离不了环境，脱不了时代的，可能时代的意志在左右我们的意志，就像我拍《好男好女》，为什么叫“好男好女”？以前的革命跟恋爱是一体的，它是很浪漫的，以前有那群向往中国大陆，回去中国大陆参加抗战的人的时代，你活在一个时代，其实你无形中就受到这个时代的这种影响。你说现在的人他们关注的是自己本身，或者是最跟自己身体、跟自己个性、跟自己所有的外在最相关、密切的这些东西，因为消费时代不停地在提醒你———你要瘦，瘦才是美，你懂我意思吗？人无形中就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人是没有办法说你独立于那个时代的。之后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可能慢慢慢慢地真正有了清楚的观察，你就慢慢会有一个距离来看待这些，所以常常说当导演其实有两个距离，两个View，就是有第三只眼的意思，你参与其中，但同时又在客观地看待一切。
第二部分政治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白岩松：过去在你的电影里，不管是哪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让人高兴或难过的地方，现在比如说涉及到在台湾岛内一些族群的问题，或者说“本省人”，“外省人”的概念，或者有说不说台湾话的概念，会对您的心情有所冲击或者影响吗？
侯孝贤：我告诉你当然会有，但是这个影响是什么，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你也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明白。你知道。你再怎么说别人还是没有办法清楚，还是有情绪性，你没有“归零”，回到原本朴素的价值，明白作为人的根本的价值，你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应该这样，你应该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就不会被他们（直台湾执政当局）所迷惑，不会受他操弄。没办法，现在就是这样。然后你看到的就是这群人，执政的这群人他们不懂得怎么执政，因为执政是长期的，很难的。你要建制，要把整个制度、机构建立起来。但机制要建立起来是需要很长时间，可能在你执政期间你是看不到的。举个例子，前一阵子不是淹水吗？中南部淹水很厉害，为什么？因为台湾省政府废除，“中央”跟地方本来要有一个单位来协调治水，比如说要有一个排水的系统。现在你没有一个整合，以前是专款专用，后来却是统筹款，整个分配给地方，你地方怎么用，随便你。每个人（指台湾当局执政官员）都是选民选出来的，当然是做一些比较表面的事情，热闹的事情，没有人要真正做长远的事情。因为这个人看不到，这其实应该是整个的官僚体系（指政府）要做的，你政务官可以不去做，政务官可以有想法，但是官僚体系建立起来的东西你不能毁掉。
白岩松：这逼着你要去做长远的事情？
侯孝贤：对，所以为什么文官制度那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基本上不懂这个，而且也不做这个！你知道吗，背后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全民的利益。你懂我意思吗？
第二部分准备用十年拍武侠片
白岩松：来自哪方面的痛苦更大，电影本身还是环境？
侯孝贤：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清楚，所以它就是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它就是这样，在这个缝隙里面你想你能做什么？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华人电影要怎么能够起来。我现在开始要做，而且我准备花10年时间，开始做武侠片。因为我看太多武侠小说，什么都看过了，以前不做是因为我没办法做到。
白岩松：您也要出手了？
侯孝贤：对，但是我做的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我做的不是这种很炫的一下子。不是，我做的是长的，比如说里面所有的技术面，你要把它规格出来，你懂我意思吗？别人做就很快，我做个三四年，我才有个量，我就做这样的。
白岩松：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标准？
侯孝贤：是，因为我做的底子多，我可以结合两岸三地，我可以训练，一边做一边培养，大家一起训练。那个过程中我要起用年轻人，为什么用年轻人？因为它牵扯到电脑特效，这是一定要的，这是我想做的这一块电影，等于是一类型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台湾历史一直被政治人物拿出来使用。
白岩松：（台湾政客）从来没有在一个准确的位置呆过？
侯孝贤：对，因为他们最有权力使用媒体，媒体的曝光率最强，发言权在他们身上。所以你要还原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想怎么还原，文字其实一直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别人不看，就会很可惜。我刚才说了《最好的时光》其实就是这种片断然后再加上一种叙述的表达方式，两种形式，就像我刚才讲的，我的电影可能还不只两种形式，就像你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就像我们对某一部分的专业领域的理解，从什么地方开始，啪啪啪，相关的，你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地图，再表达出来。那一块是我要做的。
第二部分看过贾樟柯的《小武》
白岩松：现在谈到电影的时候，今年的金马奖特别注意到您的一些发言，您把眼光格外地放在了大陆的一些电影上，也给了很高的评价，现在大陆的电影似乎也有一些困惑，比如会有一些很商业的电影得到很好的反映，但是评论界反而会骂他很多，觉得你丢掉了很多文化、故事或者其他的东西，可是它的确有票房，而另外有一些探索的东西没有票房，最后也是慢慢收入变得很少，大陆电影人和观众一起都很困惑，您怎么看？
侯孝贤：那是很自然的，我感觉本来就是这样。还是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包括什么呢？就是怎么样看这样一个状态。要客观一点，怎么看这个状态？你评论，你是根据这个电影评论吗？你有没有看出真正导演它的目的性是什么？你还是要有更深的，更客观的东西来评断电影，而且有的时候有一种阶段性，你不要去斩那个阶段性，因为你不能说一开始大家都看着就有好的，我告诉你没有。
白岩松：必须一步一步地过去。
侯孝贤：对，必须一步一步地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电影的阶段都不一样，华人电影现在面临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你又同时在开放，你要怎么做？每个阶段应该是怎么样？最后是怎么样？你应该很清楚，你应该去研究那么多国家现成的这种经验。
白岩松：哪几部来自大陆的电影让您的印象很深刻？
侯孝贤：我看得很少，非常少。前一阵子在海外看的，很早，就是贾樟柯的《小武》，我一看就感觉他有能力调度演员。
白岩松：但是别人也有评价说，贾樟柯的《小武》里也看到了您的电影里的东西？
侯孝贤：没有，因为我的电影来大陆很早，我在90年代就送给北京电影学院我的拷贝，就是《风柜来的人》、《恋恋风尘》、《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跟《悲情城市》。然后可能提供给了他们另外一个眼光跟角度，电影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可能有另外一个角度，这是难免的，会影响这是难免的。但是我是看贾樟柯的能力，他调度演员的能力，跟他说事情的那种焦点，我感觉他是有潜力的。
白岩松：对，就是潜力这两个字，不一定说现在这部电影就可以拿到很高的分，但是它是有可能拿高分的。
侯孝贤：对，已经看到迹象了，已经可以看到迹象了，可惜王小帅的那部《17岁的单车》在这里剪接的时候我没看，因为是我的剪接师帮他剪的，我的剪接师很好玩，他本来是帮林震胜那个片子，因为他们制片搞不定，所以找我去看，我说找我的剪接师重剪，剪完以后，我的剪接师说到小帅这个片子，他看一看后说，哎呀，这个片子拍得不错，可惜有的时候剪得不是很好。他帮它调整了一下，你懂我意思吗，可惜我没看，不过我听他说应该是蛮准的，因为小帅我以前认识他。
白岩松：这次嘎纳上正好小帅也得了您曾经得过的那个奖，您很在意的是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电影人？
侯孝贤：其实我们坦白讲，你作为一个电影人，你要有很多的资源，你可以当制片人，像我们有眼光可以当监制，你随时要注意所有电影的状态，哪些导演有什么特长，对我们来讲是这圈内的，是电影本业的东西，我们一看就知道他的能力在哪儿，他的可塑性有没有，这个东西很重要。
第二部分对单打独斗拍电影已经不感兴趣
白岩松：可能谈到侯孝贤这个名字在大陆的影响力我很清楚，但是在台湾，比如说这些年，您特别把关注点全放在了这块土地这么多年，现在台湾的年轻电影人在如何看待你，比如您平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人对您的评价是什么？
侯孝贤：没有人会对我说什么，因为他们不会对我当面说，可能他们也不必要说，你不必清楚他们什么想法，你看整个局势就知道了。其实我现在做了事情有点像到了该退休再做的，比如说办台湾电影文化协会，培养人，办影展，其实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他们感觉我应该是做这个的，你懂我意思吗？应该出来做这个。然后你看台湾的这些年轻导演，我办了一个台湾光点电影院，它是艺术戏院，但很可惜，失掉了几个机会，那个地方没有建立一个平台，因为空间当时没有规划好，跟人家签了约就没办法。那个平台的意思就是比如假使今天他们说做《双瞳》或者做一个什么片子，人家新的资金进来，你可以在那个平台做，资源就比较集中。我的意思是说技术人员就能够集中。你从有些年轻人不找我，也不会找我看出，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人都会这样子，可能不好意思，人家是找你，你就是第一了！我也喜欢这样，因为坦白讲，我以前从来不找人，什么“你的前辈”？我从来不找，这也是有骨气。其实你从侧面或者别什么角度，你都可以把这个氛围做得比较好，所以你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目前在台湾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跟台湾的电影圈好像关系很密切，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的系统、我的工作班底都在，我们做后期制作什么，我最清楚。我常常有一些认识的年轻人，我就跟他说你找谁谈，你后期制做怎么做最省，而且又最好。其实都是这样，你一直想扮演一种角色，但是人家不见得来，你就知道你确实老了。但是对我来讲，我不老，你懂我意思吗？所谓不老就是我在另外一块领域里面也能做，这个领域要怎么做得成，我现在面临另外一个挑战。我怎么要把这个东西扩大，因为这个不是单打独斗，单打独斗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要拍片太容易，因为我只要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差不多100多万就解决了，对欧洲他们整个的投资很快，艺术戏院虽然小，但是足够支撑我拍片，但问题是我现在对这个不是有那么大的兴趣，我现在正在跳另外一个位置。
第二部分侯孝贤的光影人生
侯孝贤的光影人生
———刘爱民
告别宋楚瑜，在车上边吃麦当劳，边赶往台北市南港路50巷，去采访一个完全不同于宋楚瑜的人，他就是台湾电影的领军人物———侯孝贤。
此前看过侯孝贤的许多电影，最著名的就是《恋恋风尘》，那种乡土的、忧郁的调子，总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有点神经质的那种人。但他推门出来，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送水的工人，个头不高，短发中夹杂着白发，皮肤黝黑，穿着随意，一脸的“老农”相，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他的话语也不多，你不问他，他很少先开口。我只记得他先开口问过一句话：“哪天到台北的？”
他坐下来，手一边在脸上轻轻抚摸着，一边回答着白岩松的提问，略显沙哑的声音，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却有一种你无法不被征服的力量。他说自己58岁了，脑子现在越来越好使，对人生越悟越透，而身体却越来越不好使，拍片子的周期越来越长。过去十几天可以拍一部电影，现在好几个月还拍不完一部电影。这是因为对人生越明白，对细节就越重视，目的和功利反而不那么明确了。
原本觉得台湾电影是很有成就的，是华语电影中的一面旗帜。侯孝贤却说，台湾电影完了，败落了，因为今天没有人再愿意为台湾电影投资了。而真正华语电影的希望，侯孝贤认为一定在大陆，一定在上海。
问到他今后的拍摄愿望时，侯孝贤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要拍一拍武打片。他说在世界电影中，中国电影真正占有独特地位的，就是功夫片和武打片，这是别人无法比得过的。但他要拍的功夫片，决不是以打取胜，会很厚重，因为承载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白岩松问：“你可从来没拍过功夫片呀？”侯孝贤说：“我一定要试一试，我一生都爱看武侠小说，我相信自己会成功的。”
○刘爱民的采访背包
采访任务：前后方总指挥，现场采访图片资料记录。
采访背包：笔记本电脑一台，数码照相机一台，直播漫游电话一部。
使用说明：每日电子邮件接收前方传来的人物专访策划案，随时电话指挥调整前后方的采访报道安排，留下现场采访的图片资料。本书的大部分图片资料都是数码相机所拍，也许拍得不艺术，却能留下珍贵资料。
采访提示：数码相机带够电池，随时充电否则关键时刻没电干着急。做好收到惊人话费清单的心理准备。（北京漫游到台湾一分钟6块3毛。）
○现在台湾获奖电影没人看的，早就没人看了，现在看电影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对获奖已经没什么感觉。
———侯孝贤
1947年4月8日出生于中国广东梅县，客家人。1948年全家迁台，初高中时父母相继去世。侯孝贤服兵役期间，因看了《十字路口》，立志用10年时间进入电影业；后考入国立艺专电影科，1973年起担任李行的场记、助导，并从事编剧，1983年拍过《风柜来的人》之后，获得了对电影的“重新认识，感觉那是另一种语言”。深得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侯孝贤，悲天悯人，用电影谱诗。
1983年4月，由侯孝贤等三位年轻导演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和由胡金铨等三位大导演执导的《大轮回》同时上映，原本盛况可期的《大轮回》票房平平，评论平淡；相反的，《儿子的大玩偶》却十分卖座，更吸引了文化界与舆论的一致注目。台湾电影长期以来窒闷与堕落的气氛一扫而空，台湾电影来到一个全新的起点！侯孝贤的电影创作从此进入“知而后行”的阶段。1985执导《童年往事》获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1989执导《悲情城市》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1993执导《戏梦人生》获嘎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在亚洲，候孝贤是一面旗帜，他说对故事没兴趣，抒情是他电影的特质，在艺术风格上，深受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的影响。他降低成本，选用非职业演员，采用实景外景，以写实性手法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作近似自然的呈现，而这一美学的代表手法———静止长镜头的表现更是被侯推到了极致，台湾新一代的导演，很多身上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