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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不到子产主持的大量宗教活动，就因为他说了句“天道远，人道迩”，于是把他定性为、而且仅仅定性为反迷信的斗士，未免有点草率了吧。
◎ 关公争夺战
香港电影《古惑仔》中，山鸡和神父有一段关于上帝的对话，很是有趣。
山鸡准备去砍人，正好和神父同乘一部电梯，神父见他手提大砍刀，自然是劝他弃恶从善，改宗基督教。山鸡眼睛一翻：
“你老大是谁？”
神父毫不示弱：
“我老大是耶稣。”
山鸡当然没听说过。正在此时，电梯突然坏了，一片漆黑，神父说：
“只要向耶稣祈祷，就会没事的。”
果然，很快电梯就恢复正常。山鸡佩服无比，临出电梯前，对神父说：
“改天请你老大喝茶。”
这大概就是香港电影的一个特点：一向喜欢消解神圣的东西。
这一点，倒和中国古代传统中对神圣的消解有几分相似。民间谚语说：
“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
庙者，神圣、神秘也；拆者，消解也。面对“婚姻”这种实际利益时，“庙”之类的神圣物是没有价值的。
在谈论古代中国宗教与王朝的关系时，很多人都喜欢用“政教合一”来形容。这是很成问题的说法，除非这里的“教”指的不是“宗教”而是“教化”。中国古代的宗教，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从来就没有取得与皇权平起平坐的地位。
对于当时的道教和佛教来说，要想在世俗世界取得一点地位，除了跟皇帝搞好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尽量拉拢一些大家尊敬或喜爱的人物来作“形象代言人”。关羽就是影响最大的的一个。
三国及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关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说的那样风光。在他死后，群众自发地搞了点小规模的纪念活动，但是始终没有形成气候。关羽的家乡解州和遇难的荆州造了几座庙，香火规模并不怎么盛，偶有灵验而已。
从宋朝开始，关羽逐渐被重视。最早是宋真宗下令装修解州的关圣庙。既然有圣旨，做大臣的又何必给国家省钱，自然是往宽里花。随后，宋哲宗给玉泉祠题了块“显烈王”的匾，这就已经封王了。喜欢画点花花草草的宋徽宗又封他“义勇武安王”。元朝灭宋后，继续给关羽封王，还专门派人去祭拜。到元文宗至顺年间，随着关羽的威望越来越高，简单潦草的祭拜已经不能反映民意了，于是不仅给爵位、封号，还有一系列的职务，合在一起是这样称呼的：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守管淮南节度使、兼山东河北四门关招讨史、兼提调诸宫庙神煞天分地处检校官、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开府仪同三司、驾前都统军、无宁侯、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护国崇宁真君（共计九九八十一字）。
到了明朝，随着畅销小说《三国演义》的出现，关羽已经不再属于人世，简单地说，人间的官已经不够用了，再加封，皇帝就只好让位给关羽了。解决的办法自然是有的，明朝时再封他为“大帝”，全称叫做“协天大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这在神界都属于高层领导了。人间的皇帝可以替玉皇大帝分封神界的职务，也不怕玉皇大帝翻脸，可见世俗的权力有多大。
皇上这么表姿态，下面还不会揣摩圣意吗？
道教自不必说，它原本就最擅长扩招神仙，有关羽这样的好素材，当然是充分利用，绝不放过。于是道士们一再上表，要求给关羽加官进爵，然后从出生到死后显灵，对关羽进行全方位的包装，比如说他是雷首山的老龙化身，在北宋时受张天师举荐，把黄帝曾经杀过的蚩尤又杀了一遍（谁让蚩尤死后还要兴风作浪），于是奉他为护法。
佛教当然也不甘落后，很快就给了个“护法伽蓝”之职。授职的来龙去脉也有个故事，说是唐朝的高僧神秀（就是那位抢袈裟没抢过禅宗六祖惠能的）到荆州玉泉山建寺庙，拆了当地建的关公祠，关公不答应，显了灵，出来交涉，神秀就让他做了佛教的护法伽蓝。这个故事对关公的态度并不怎么恭敬，因为在佛教中，护法的神很多，如四大天王、韦驮等，伽蓝比他们地位还低，只相当于土地爷一级，显然太低了点。因此后来有很多人愤愤不平：
“关公是何等人物，自孔孟之后，能扶持名教、纲常的，关公排名天下第三。哪朝皇帝不是恭恭敬敬，加封做帝王。你们佛门弟子倒好，让做帝王的到庙里站岗放哨，这还有天理吗？建议以后庙里的规矩都要改：关公的塑像在门口的，移到大殿里；在边上的，移到中间；站着的，全部改坐像。”
有官府、道教、佛教的大力弘扬，关羽的地位还能低得了？
民间本来就热衷造庙，搞个人崇拜，有关帝这样吃得开的神仙罩着，那还不快马加鞭，大干快上？所以，整个明清时期，关帝庙铺天盖地，根据一份乾隆时期的地图，单在北京就有116座关帝庙，加上郊区要超过200座，占整个北京寺庙总数的十分之一。全国的数字，可想而知。
各地大兴土木造关帝庙，而且个个都吹嘘自己造的关帝庙灵验无比。但是问题也出来了，哪有这么多的关羽来管平头百姓的些须小事？
有一回，一个秀才扶箕请仙，请来了关帝。秀才请教了一段关于《春秋》的问题（《春秋》问题不去孔庙请教孔子，却来问关羽，可见这个秀才的混蛋），关帝很快回答了他。秀才回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关王爷何等尊贵，怎么我一请就到，莫不是有人假冒。不行，我要写状子到天帝那里去告状，好好查查这些假冒伪劣的家伙。正写着呢，有位小鬼现身讨饶：
“大哥，您先别告，我就是假冒关帝的。因为魂魄流落到关帝庙，每天打扫打扫房间，天帝看我可怜，让我代替关帝，吃点供品什么的。关帝只有一个，各地关帝庙里的神仙，都是就近取材，选些品德好、文理通顺的鬼作替身。普通人是请不到关帝的，只有皇帝亲自祭祀，关帝才会下来寒暄一番。”
天上的关帝在人间有无数替身，借用佛教哲学的说法，这叫“月映万川”。
关帝庙有好吃的，有好喝的，又不用担什么大的责任，是个不错的位置。既然是肥差，难免有鬼来抢，就算是天帝也不能保证所有的替身都是德高望重的。所以假冒关帝的鬼，位置有时也不稳。比如在江苏宿迁，有一回某个村子唱戏还关帝愿，一个过路的鬼去看戏，发现该村假冒关帝的鬼比自己还无赖，不由得勃然大怒：“关帝爷何等威武，岂是你这种小马仔假扮得了的。”与他狠斗一场，把他赶走，自己作了“关帝”。
关羽身后之所以备极荣宠，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上具有很多可以开发的伦理资源。做皇帝的，希望百姓都做顺民，像关羽一样对自己忠心耿耿；做百姓的，希望朋友之间都要讲义气，像关羽一样忠于兄弟之情。在不断开发的过程中，历史和小说中关羽的骄傲、刚愎自用等缺点被过滤掉，剩下的是一个忠心耿耿、公正无私的单面神。
作为神仙的关羽，所具备的伦理资源并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在流传过程中由社会各阶层共同努力，一点点添加进去并无限放大的。
对于造神工作，人们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有条件要造，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造。
◎ 民间信仰中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曾经见到一本名为《巫术的兴衰》的书，是介绍英国中世纪的大众宗教信仰的。一读之下，不由得要从鼻子里哼一声：“你们英国佬的巫术，简直是失败，不，是失败中的失败。”
在基督徒眼里，一切巫术都是向魔鬼的投降，是对主耶稣的大不敬。英国的巫师，不管是施行黑巫术还是白巫术，只要被基督教徒发现，一律要受审定罪，什么刑法都用过。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的统计，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欧洲共进行了11万次驱巫审判，在其中47％的案例中，巫师或巫婆被施以绞刑或火刑，大约有6万人成为驱巫审判的牺牲者。真遭罪啊！哪像中国古代的巫师们，虽然不是那么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但是只要不害人，没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
巫术为什么能在在古代中国不受迫害并且愉快地生长呢？
《聊斋志异》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姓吴的县令到浙江去做官，当地最崇拜城隍老爷，每当城隍他老人家生日，民间都要集资搞联欢会，彩旗招展，敲锣打鼓，热闹非凡。虽然花费不少，可为了保一方平安，年年都不敢懈怠。县令是个不大信神的，初到当地，听说此等陋习严重损害当地经济发展，勃然大怒，冲进城隍庙，把城隍大骂一顿，把神像拖下来鞭打二十，下令禁绝祭拜城隍。从此大家也就绝了这个念头。后来县令在任上去世，大家感激县令的恩德，就给他修了座庙，也叫城隍庙，两家城隍庙竞争上岗。老百姓说，还是县令那座庙灵光，香火远超以前的城隍庙。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是个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故事，在史书中也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情节；不过后半段却让人有点尴尬：县令反城隍反到自己也做了城隍。信仰习俗强大到可以吞噬一切异己力量的地步。
产生这种信仰与经济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吴县令责备城隍搜刮民脂民膏，可基本上是老百姓自己愿意凑份子，就算祭两个城隍他们也不在乎！
伦理道德也不是原因，人们似乎更尊重传统。吴县令生前之所以能禁止祭祀城隍，主要是他敢把城隍拖下来痛扁，狠狠地打击了城隍的气焰；西门豹也是把巫婆扔到河里才搞掂河神的！老百姓很实在，谁牛就服谁。
民间信仰有一种奇特的逻辑：假如有人不信神，那你就跟神比试一下，人要是输了，那自然没话说；人要是赢了，那更简单了，你比神仙还牛，更是神仙中的神仙。反正神是信定了。在大家的眼里，神仙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总之，民间信仰就像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只要进了这个套，几乎所有具备或不具备成神条件的，都得成神。这比做圣人容易多了。
下面可以介绍几个奇特的例子。
（一）同性恋庙
雍正年间，桂林有两位唇红齿白的同性恋美少年一同被杀，因为这两人平常在父老乡亲面前彬彬有礼，又是秀才，乡亲们就给这两位立了座庙，每次祭祀的时候都供上杏花，号称“双花庙”，还颇有灵验，香火旺盛。
后来，当地县令刘大胡子知道了，他非常生气，说：
“老子做你们的父母官，都没捞着立庙，两个同性恋朋友，竟然也香火旺盛，还有天理吗？”立刻命令拆了庙。
晚上，两位美少年托梦，把刘大胡子痛骂兼暴扁一顿，说：
“你又不是我们的奴仆，怎么知道我们是否清白？当年三国的周瑜、孙策也是秀美少年，青春才俊，同起同宿，你敢说他们不是英雄？”
还举出刘大胡子做过的许多缺德事，说是要编本《绝对隐私》臭臭他。刘大胡子吓得魂飞魄散，第二天一早，就下令重修双花庙。
（二）无名之庙
清朝时，赵锡礼到浙江竹山做县令。新官上任照例要到文庙和城隍庙祭祀，手下人说：
“还有一座庙，您也得去拜拜。”
赵锡礼去了一看，庙里有三座塑像，个个倒是道貌岸然，穿着王爷服饰，问问老百姓供的是哪路神仙，竟然都说不知道，反正大家都拜，还挺灵的。赵锡礼回家查查神仙在版编目，竟然也没有查到记录。又到天师府查问，才知道原来是元末陈友谅的庙。于是赵锡礼命令手下拆了它，改造关帝庙。一个败军之将，而且没人知道来历，竟然也有庙可立，有香火可享。
赵锡礼有政权作为依恃，自然比较牛。有时候，在民间信仰的强大势力下，即便是官府，也要低头。从西汉开始，皇帝就下令禁淫祀，也就是禁止民间随意造神，而且历朝历代都有很多反迷信的官，每到一地，都要拆除当地希奇古怪的庙，废掉希奇古怪的神仙。但是造神的力量似乎远远超过毁神的势力，神仙还是越造越多。有时人们甚至为了造神而造神。
唐宋年间，在温州有两座香火很盛的庙，分别供奉两位神仙：杜十姨和五髭须。村民们说，这两位神仙保佑我们讨媳妇、生儿子，可是自己的终身大事却没解决，正好两位都是单身，咱们就给神仙做个媒吧。于是大家把两位神仙放在一起供奉，两座庙也合二为一，成为夫妻庙。听上去似乎还蛮般配的，但实际上，杜十姨是“杜拾遗”的谐音，也就是咱们的诗圣杜甫；而五髭须呢，就是“伍子胥”。村民们虽然虔诚得很，但是连信什么神都没搞清楚。
对老百姓来说，造神还需要理由吗？
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对于破除迷信，科学知识当然很重要，而科学的思维方式也许更重要。
◎ 江湖最后一个大佬
无论神话还是宗教，一般都有一个最高的领导者，称为至上神。像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北欧神话中的奥定、基督教中的耶和华。
但在中国，这个至上神却总是比较含糊，好像没谁一直坐得很稳。黄帝也许算一个，但是在战国的时候，大家祭祀的是五帝，黄帝只是其中之一；秦汉以后，更是语焉不详。以至于欧洲的基督徒们刚到中国传教的时候，中国的文人、百姓都异口同声地说：你们说的天主不就是我们的“天”、“帝”吗？我们早就有了。
在中国人眼里，至上神就是“百搭”。
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们对皇帝的名分却从不含糊。尤其是乱世，一拿下块小地盘，马上就要做皇帝，而且年号、诏书、祥瑞之类的证明文件很快就准备好，手续总是特别齐全。
如果不那么严格地说，根据古代中国的共识，神界的最高统治者应该是“天”或者“帝”。但是这二位的人格化程度非常低，而且他们的来历、模样、神性都很暧昧、含混，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便把“天”和“帝”作为神，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天”和“帝”究竟是一个神的两个名字，还是根本就是两个神。
做江湖大佬，就得做出点让手下马仔服气的事情；做至上神，也一定要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因此，为了搞清本土至上神的身分、地位，我们从外面舶来一位神比较比较，也许会有点眉目。
基督教里的上帝耶和华可以毫无疑问地称为至上神，他老人家做了六天活，把世界给拾掇出来了。把他的这些工作对应到中国来，看看这些活都是谁做的，相信会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老大。
第一天，耶和华创造天地和光明。
中国最早的明确的创世神话是盘古开天辟地，可它在三国时才出现，晚了点。早一些的是《庄子》里说的“倏”和“忽”把天帝混沌凿了七窍的故事，而这位混沌也太差劲，竟然被凿死了。更要命的是，混沌长得实在是难看，《山海经》上说他像一个红色布口袋，六只脚，四只翅膀，还没长脸。这种货色会是天帝？
更让人丧气的是，根据文献资料，这位混沌竟然隐隐地指向后来赫赫有名的黄帝。
第二天，耶和华造了空气和水。
在中国古人眼里，空气和水根本不是什么神仙造出来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二”就是阴、阳二气，“三”是“三才”（天、地、人），根本没有神仙什么事儿。中国人对世界起源的理解更倾向于自然自身的力量。
第三、四、五天，耶和华创造了各种动植物和日月星辰。
在中国，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倒是把这些开创之功都收归账下，但这是以死亡为代价的。耶和华创造好世界就休息去了，而盘古造世界却搭上了自己的老命。悲壮是有点悲壮的意味，可是人都死了，还怎么做老大呢？
比较的结果也许让人有点失望，因为我们在中国的确找不出耶和华这种地位的神。或者应该这么说，古人津津乐道的“天”、“帝”，虽然表面上威名赫赫，但是对世界的形成根本没什么贡献。在这个意义上，“天”、“帝”被推到至上神的位置，完全是捡了个现成的皮夹子。理由详下。
首先，世界以及世界的基本构成都和“天”、“帝”没什么关系。屈原在《天问》中，还尽问些“谁传道之”、“何由考之”、“孰营度之”、“孰初作之”这样的问题，可见到战国中后期，人们对于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现成的答案。如果有的话，像屈原这样精通神话、巫术的高级知识分子怎么会不知道呢？
其次，“天”、“帝”也不是什么始祖神。《诗经》里有感生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