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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拍成电影的大概只有两部。一部是《一板之隔》；一部大概是《一家春》吧，连我自己都忘了。
问：当时，你不单是做美术，同时也做演员吗？
答：是的。不过，以演员身份工作的那间永华电影公司倒闭了。我还兼任副导演的工作，但6个月都没发薪水，几乎要饿死了（笑）。6个月都没有薪水，但我是怎样生活的呢？我虽然不会说广东话，但却会说国语，于是就走去丽的呼声有线电台当广播员。当广播员可以赚到钱，而且赚得很多。这个有线电台还出版一本叫做《丽的呼声》的周刊，在那里当编辑的，就是后来成了电影制片家的邹文怀。他也是一脚踏两船，是香港一份英文报纸Hong Kong Standard的记者。因为生活费不够，所以兼做〃丽的呼声〃的编辑。我就是这样认识邹文怀的。不过，当时还在继续当演员。其后，邹文怀和Bob Burton（编按：香港〃美国之音〃创办人）在香港开设了〃美国之音〃电台，我就和邹文怀一起加入了〃美国之音〃。但一边仍在当演员（笑）。
问：〃美国之音〃是美国的对外宣传广播电台吧？
答：是的，是国务院属下的一个组织。〃美国之音〃是个世界性的组织，在冲绳也有。就是这样，邹文怀当了广播部的副部长，我就当了北京话节目的监制。不过，那只是名目上的职称，其实全部职员只有我们四个人，什么都要干（笑）。我当时撮合了两个人结婚。一个是邹文怀；一个是李翰祥。因为他们没有汽车，但我有。当时大家都很穷……是我借出自己那辆破烂车子给他们拍拖的（笑）。
问：你当时没有结婚吗？
答：如果结了婚的话哪还能买汽车（笑）。之后……算了，不再说了（笑）。我在〃美国之音〃很认真工作。搞过一个叫做《赤地之恋》的广播剧。〃赤地〃是指红色的土地，即是指中国大陆。作者是张爱玲，她是很著名的作家，最近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是用她的小说拍成的。许鞍华也拍过她的作品，叫做《倾城之恋》。
问：长城公司就是上海时代著名的制片家张善琨成立的公司吧？
答：他是创立者之一。但我进入长城时，张善琨已不在了。当时的社长是袁仰安，他的女儿非常有名，名字叫毛妹，是个芭蕾舞蹈家，其后又以女演员的身份拍过戏。长城公司后来合并了，给亲中派收购了，令长城、凤凰及新联影业公司这三间公司合并，在1982年更变成了银都机构有限公司。
此外，在合并长城、凤凰、新联成为银都时进行统战工作的是罗孚，他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对我们进行拉拢。后来，这位罗孚被政敌整了，在大陆被关了11年。他公开的身份是《新晚报》的总编辑及《大公报》的副总编辑，两者都是左派报纸，但当时并没有什么忌讳，他还常请我们吃饭。此外，《文汇报》的总编辑金尧如也搞统战工作，邀我加入左派阵营。罗孚、金尧如两人都是高官。所以，他们向我统战时，说话很婉转，不是直接说（笑）。因为他们不是什么亲中派，是真真正正的高级官僚。
问：你在共产党掌权之前离开了北京，〃文革〃后再回去，立即又与最小的姐姐重逢，但有没有再见到其他姐姐，或在〃文革〃后与北京的家联络上呢？
答：〃文革〃后我还没有勇气回去，但为什么会回去呢？那是机缘巧合之故。你们知道廖承志吧。
廖承志在人民大会堂招待胡金铨
问：曾是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政治家吧。他在〃文革〃时失势，但后来又再上场。
答：对。就是这位廖承志写信来给香港的文化人，请教我们怎样才可以向世界市场宣传中国电影，并请我们回去跑一趟。廖承志当时刚好从美国回来，他是华侨办公室的主任。他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我们，那地方实在好豪华。当时还没有合营的酒店，我们住在北京饭店。本来是不会让记者知道的，但给香港一家杂志出卖了，它的编辑部的年轻编辑把我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登了出来。台湾方面应该是看到那报道而知道的。香港惯于以传统的政治有色眼镜看人，发生什么问题就麻烦了，不过我矢口否认，结果没有发生什么事。廖承志托人叫我将在台湾拍的第一部作品，即是那部极为卖座的《龙门客栈》的录影带去给他，我于是就带去了。
问：你有没有给什么赠言？
答：有。除了跟廖承志讲过之外，也跟电影有关的管理部门，和管文化的官僚讲过。我说，想拿电影去国际电影节拿奖，跟想打开国际市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要是想拿奖的话，也有一些拿奖的拍法。去电影节拿奖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但要打进国际市场的话，事情就完全不同了。那会非常困难。而且，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是美国和加拿大，那边是不看你作品的水平的。但这也是难怪的，因为不管你的作品有多好，人家并不一定会看他们不熟悉的作品。所以，对中国电影来说，那边是没有市场的。这跟作品的好坏无关。但在电影节拿奖却不难。只要不断拍，总有一天会轮到你拿奖（笑）。不过，市场就别寄望了。就算好运也不行。这不单是中国电影，就算是日本电影也打不开市场，甚至连法国电影也不受美国人欢迎。这已不是文化层面的问题了。
问：以前，听曾在香港拍过片的日本摄影师西本正说，你在拍《大地儿女》之前，用他当摄影师，以 B班的身份导演过李翰祥在1963年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答：是，他没说错。拍那部《梁山伯与祝英台》，其实也是很偶然的事。一天，我和李翰祥乘车去邵氏制片厂的途中，他在车内对我说：〃邵社长想我拍《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于是说：〃那可好呀。〃但他却说：〃有什么好呀，社长是叫我在一个月内拍好呀！〃我问：〃为什么那么赶？〃他说：〃另一间公司国泰也要用大明星李丽华和尤敏拍这个故事，所以要想赶在他们之前拍好。〃我于是说：〃那可辛苦你了。〃但他却说：〃辛苦的是你呀。〃一听，我心想：〃不会吧。〃（笑）何况，那又是黄梅调（笑）。我于是答：〃那可不行，别开玩笑……我可不懂黄梅调。〃他却说：〃没关系啦，行的。〃然后，就把剧本撕成两份，说：〃这份由我拍，那份由你拍。不管怎样你都要拍呀。〃我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好，明白了。我们再说吧。〃但回家看完剧本后，我对李翰祥说：〃这个不行，我绝对拍不了。〃他问：〃为什么？〃我答：〃这个剧本完全没有故事，只是说梁山伯跟祝英台一起念了三年书，是对好朋友。就是这么简单。这还算是剧本吗？这样我拍不了。〃但李翰祥却说：〃行的、行的，没关系啦。你马马虎虎拍就是啦。〃我听他这样说，只好说：〃那么，这样吧。你拍有戏的部分，我拍场与场之间的接口，就是上山下山，学校的场面和在路上的场面，然后让你连起来。〃总之是无论如何急着要拍。但男主角梁山伯用什么人演呢？有人介绍了一个演地方戏的、该是从上海来的演绍兴戏的演员给我，名叫任洁。我一看，就知道不行。长得太难看了……她是个女演员呀（笑）。因为是用女演员去演男角。后来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找新人，一找之下，找到了一个专门在幕后代主角唱黄梅调歌曲的女演员，她一边唱一边真的会流泪，很叫人感动。问她的名字，是叫小娟，她本来是在剧团唱的，我们决定用她反串当男主角。因为是主演，所以为她改了一个艺名，叫凌波。
问：黄梅调电影在当时卖座吗？
答：我不知道卖座的真正理由是不是这样。有人说，我们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那么受欢迎，除了老年人和年青人都喜欢看之外，还有是同性恋的观众也很多。因为两个主角都是由女性演出。这并不是统计得出的结果，但很多人看到女性反串的装扮，会边看边说：〃好漂亮啊。〃（笑）。
但为什么会拍这些黄梅调电影呢？原来是因为邵逸夫看了大陆的黄梅调电影。有一部大陆拍的，叫做《天仙配》的作品，那是古已有之的中国著名的故事，讲一个穷书生董永和仙女的结合。这是部正统的黄梅调，即是说，是以前已有的黄梅调。这部片在香港的票房相当不错。所以，邵逸夫就学这部片，自己也开拍黄梅调电影。他在开始考虑拍什么故事时，李翰祥随口说了句：〃不如拍《梁山伯与祝英台》吧。〃但李翰祥想不到要由他自己立即开拍（笑）。之后，我们知道为什么会立即开拍，那是因为竞争对手的国泰也要立即开拍之故。因为《天仙配》的票房好，所以就跟风拍。邵逸夫是个不那么具创作力的人。他看见人家赚了钱，所以要抢先拍，以免给国泰先抢了。
1973年在明报月刊发表对老舍的研究
问：胡导演你为什么会选择以战争为题材开拍第一部作品呢？1937年卢沟桥事件引发了中日战争，你是1932年出生的，当时还是个小孩子。所以，你这部片该不是出自你的战争经历吧？你最小的姐姐曾参加游击队，与这部影片《大地儿女》有关吗？有没有受姐姐的影响呢？
答：我没有受姐姐的影响，但受老舍的影响，如老舍的小说《火葬》。剧本是我创作的，但有小部分是从老舍的《火葬》中获得灵感的。此外，我从《四代同堂》也拿了一部分过来，创作出《大地儿女》的剧本。
问：你在1979年还出版过一本研究老舍的书《老舍和他的作品》哩。
答：是的。之前我是没有研究的，只是喜欢看他的小说罢了。有一次那已是许久以前的事了香港的杂志《明报月刊》刊出了有关老舍的文章，但文中有很多地方出错，我于是向该刊的总编辑胡菊人说：〃这文章很多错处。〃他一听，就说：〃是错的话，那么，不如你来写一写吧。〃所以我就写了一篇给他。那是1973年的事了。然后，他又来说：〃再来一篇吧。〃结果，写呀写呀就写成一本书了（笑）。不过，我真的做了许多调查。这大概是我自己最花钱写成的文章。我去过伦敦的东方图书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现代中国图书馆、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等地方，调查了许多资料。写这些文章还有一个理由，那是因为老舍自杀而死，但当中的经过不太清楚，我想了解真相，所以执笔写那些文章。就是这样，有位叫保罗·巴迪的朋友，他告诉我很多关于老舍自杀的事情。保罗·巴迪是法国研究老舍的权威。我研究老舍的前因后果就是这样的了。
与郑佩佩一段师徒缘
问：《大地儿女》卖座很差吗？
答：卖座很差（笑）。而且，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出于政治原因给剪掉许多，一点也不卖钱。于是社长说：〃给我拍一部不花成本的简单的片子。〃我答：〃明白了。我拍一部可以很便宜就能拍好的影片吧。明星一个也不用。〃所以，《大醉侠》起用的全都是邵氏的新人，也没怎么用过布景。我的意思是利用已有的布景，略为改动一下就算了。专为这部影片而搭的布景，只是那个客栈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拍出来的影片，却变成了几乎是当时最卖座的电影。
问：当时邵氏拍了许多历史片吧。有没有看过以作参考？
答：看了很多。但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笑）。以前的历史片，全都是关于宫廷、身穿盔甲的人的影片，全是关于统治阶级的作品。《大醉侠》关于庶民的部分很多。
问：在影片中，郑佩佩带领着只由女性组成的军队，这在历史上真的有的吗？
答：当然有。例如，明朝的女将秦良玉就带过许多女兵，当然，她们都是政府的士兵。为了对抗清兵，她先在四川省，后来被派到北京去打仗。现在的北京，还有秦良玉的娘子军屯驻地的遗迹。她的兵士是屯驻在现在被称为〃棉花三条〃或〃棉花胡同〃的地方。这个称呼是因为她的士兵全都会纺棉纱之故。不用打仗时就要纺棉纱了。
问：中国有很多这种女性战斗的历史吗？
答：也不是很多，不过有秦良玉和宋朝的穆桂英的事迹，她也是女将。她的婆婆和姑姑都是女将，全部一共是12人，都是少数民族。
问：在《迎春阁之风波》及《忠烈图》中，徐枫扮演的角色都是少数民族哩。你是根据刚才所说的历史，在影片中让懂得武功的女性登场的吗？
答：是的。我是借用了那些历史的。但是，在《大醉侠》中，郑佩佩演的金燕子却是虚构的。
问：郑佩佩这位女演员是你发掘的吗？
答：不是。她是在邵氏的〃南国训练班〃受培训出身的新人。我是训练班的导师，她是学生。
问：她的身体动作很优美，真的是非常好。她是学过舞蹈的吗？
答：是的。她小时候在上海学过舞蹈，身体很柔软。做跳上桌子之类的动作时，可以做到一般女演员做不到的变化。
问：在《大醉侠》之后，没有再起用她的拍片计划吗？
答：其后，我去了台湾的公司开拍《龙门客栈》。不过，我去台湾创设公司时，她一个人由香港乘飞机来，叫我请她拍片。我问她邵氏的合约完了吗？她说还没完。我就叫她马上回去，因为引起法律诉讼就不好了。不过她也好厉害哩，竟然只身跑来台湾（笑）。之后，过了好久，在拍《天下第一》（1983）时，我们又走在一起合作了。
问：你去到台湾后，最初做的是些什么？
答：最初做的是联邦影业公司的制片部经理。联邦影业公司以前是发行公司，并没有制作部，是我去了之后才开始搞制作的。
问：《龙门客栈》是它的第一部片吧。
答：是，是它的第一部片。之后，我只在这间公司拍了《侠女》。因为，我花去几乎所有时间帮手建立制片厂。搞制片厂啦，又去美国买机器订机器啦。
问：在1996年东京国际电影节时，《龙门客栈》做了特别放映。在放映之前，你上台跟观众见面，并说影片于公映时，曾在费城举行的有关中国文化的会议中放映过。
答：是的。那是叫〃Convention of East Asian Studies〃的会议，即是〃东亚研究会议〃。《龙门客栈》在那儿上映了，刘绍铭发表了有关的论文。他是香港出生的学者，当时在印地安那大学当教授，现在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编按：刘绍铭现为香港岭南学院文学院院长）。此外，还有另一位是李欧梵，他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当时好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现在他在哈佛大学任教。他也介绍了这部影片。他们各自做了演讲。那是个完全学术性的会议，跟电影是没有关系的，但刘氏和李氏的论文都介绍了《龙门客栈》。
问：《龙门客栈》和后来拍成的《迎春阁之风波》，都是讲在客栈埋伏的故事哩。
答：在客栈这种公共的场所，电影的戏剧性比较容易处理。因为各式人等都会在这种地方交叉进出。
问：京剧也常常以客栈做舞台吗？
答：有几个剧目是的，如《三岔口》和《十三妹》等。
问：在拍电影时，自己有想着京剧吗？
答：我想可能有潜意识的影响。不过，用客栈主要是因为这种公共的场所，会对设计剧情有利。
问：《笑傲江湖》和短篇电影《怒》是如此，《龙门客栈》、《迎春阁之风波》、《大醉侠》也一样，都是将客栈和酒馆的内部设计成两层建筑，这样做，虽然是将空间限定在一个地方，但却利用垂直的结构去立体地表现出动作的运动。
答：唔，唔。但也不是仅仅为此而用客栈。以前，在这种人与人相遇的地方，必然会很容易引起吵架，特别是酒馆，例如看一看《水浒传》就明白，常常都是在这种地方引发骚动的（笑）。
问：布景是跟实物一样大的吗？
答：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龙门客栈》中，野外的布景和屋内的布景就不同。客栈的正面有一个出入口，在它的前面又有一堵叫做〃影壁〃的墙。这堵墙有什么用呢？原来在荒凉的地方会起大风，那是用来防风的。
问：在《龙门客栈》中，那堵由大石造成的墙上画了一个白色的大圆圈，那是一种符号吗？
答：是的，画了几个圆。那是用来防狼的，狼见到圆就会逃走。
问：这跟你儿时在煤矿小镇的风景有关吧。
答：是，是。现在去中国的西北部，还会看得见这种圆圈。但已没有人知道为何会画这些圆圈了。
（山田宏一、宇田川幸洋 撰 日本著名影评人 厉河 译 本文节译自草思社出版的《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日文版］，中文版足本由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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