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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刘，到哪儿去呀？”
“有事去。”
“小刘，邬秘书来信了吗？”
“没有。”
“小刘，怎么不到我们家去玩儿？”
“没有时间。”
“刘絮云同志，等一等……”
“对不起，我有急事。”
刘絮云简直是讨厌死了，没有一回从门诊部出来不被人半路拦住，都是无话找话说，谁有那闲工夫跟他们聊天呢！她给自己制定了一条方针，对那些讨厌的纠缠者必须冷淡，有的干脆不理他，不管他男的女的，不管他官大官小。也许有人会在背后议论，说刘絮云架子大了如何如何，那也没办法，让他议论去吧！要想做到人人满意是不可能的，只要跟关键人物搞好关系就行了。当然，第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江部长，第二个才是陈政委，但陈政委已经上北京去了，目前全兵团任何一个人的重要性都不在江部长之上，而她与江部长的关系，那还用说吗！这样，就是得罪了所有的人也无关紧要。她虽然讨厌那些过分热情的纠缠者；同时却又对那太不热情的人，则不仅是讨厌，简直是怀有敌意。就如她的顶头上司，门诊部主任方鲁，这个人太不识时务，那么多人都看得起刘絮云，惟他一人看不起，至今还官气十足，强调什么组织纪律，经常批评她在上班的时候找不到人。刘絮云认为，他的一本正经只是表面现象，内心的实质是仇视这场革命，利用职权来给积极分子制造困难，这同刘少奇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性质是一样的，她暗暗在心中下了结论：方鲁是我们门诊部的刘少奇。
她走在路上，遇到的人源源不断，抬头一看前面来的人更多，并有个别的已在老远的地方望着她微笑了。“讨厌！”她暗自骂了一声，钻进了邹燕的房间。
邹燕正在抄大字报，内容是关于胡连生精神病问题的。本来在没有贴出去以前是保密的，因见来人是刘絮云，便不加遮掩。
“大家的积极性怎么样？”刘絮云开门见山地问。
“什么积极性怎么样？”邹燕反问。
刘絮云朝大字报努了努嘴。
“这个呀？”邹燕明白了，“要说比起斗彭其的时候，劲儿要差些了，但是要干起来大家还是会干的。现在大伙儿都有一种担心，什么事儿都干了，好的坏的都有，文化大革命老是没个完，谁知还要干些什么呢？最好是现在就结束文化大革命，刚刚斗了彭其，有点功劳，就拿这点功劳来写总结吧！大家都可以得一个好点儿的鉴定，辛辛苦苦闹一场，也算可以了。但是偏偏没完没了，还得干下去，要是在今后又干一些错事怎么办呢？把功劳抵消不算，只怕还会落一个受蒙蔽的下场。”
“这不对，是革命到头的思想。你没有听江部长说？我们搞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打倒一个彭其，革命就完了？要是出现新的走资派呢？你可得跟大家做做工作，江部长讲了，要准备革命一辈子，斗争一辈子。眼前连一个彭其都还没有最后打倒呢！你不把他彻底打倒，他明天又回来了，还当他的司令，他不报复你们才怪哩！所以才要继续搞胡连生的精神病问题，目的还是为了打倒彭其嘛！就想收兵怎么行！”
“这你放心，大家还是会干的，这不，大字报在抄呢！等江部长一点头，咱就贴出去。”
“那好吧！你就快抄吧！要快点儿，不然就跟不上战略部署了。我走啦！”
刘絮云就这么站着说说话走了，最近以来她总是这样忙忙碌碌的。邹燕知道她忙，既不留她多说几句，也不送她出门，反正是常来常往的，也就平平淡淡了。
下班的人流过去了，刘絮云的道路比较通畅了，她把药箱放在家里，到食堂打了一点饭回宿舍关起门来吃（这也是为了躲避过分热情的人们）。吃完饭，洗洗脸，又背着药箱离开了家。她专拣那不常走人的小路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前面有人来也装作没有看见。总算一路顺利地来到了校官宿舍区第三栋楼上三楼，拉开一张纱门，又推开一张板门，走了进去。
这里是胡连生处长的家。胡处长也住着一套四间的房子，他家里比江部长家里要空荡得多，因为人口少，东西也少，房间的布置也不像江部长那样讲究，基本上像个乡下人一样。他只有一个老伴，是解放以后结的亲，没有文化，年纪比他小五岁，原是个寡妇，有一个儿子，带来跟着胡处长姓胡了。那老伴既是夫人又是保姆，跟胡处长结婚以后没有再生，带来的儿子已经独立工作，把小家庭安在武汉，因此胡处长家里只有两个人。每当有客人来访，老伴总认为是找胡处长谈重大工作，从不来打扰。当时不闻，过后不问，只在客人刚来时泡一杯茶，然后就躲到隔壁去，或到厨房里做饭去。
胡处长独自一人坐在一间空屋里吃饭。所以称为空屋，是因为这房间的布置实在太简陋了。屋正中放一张小圆桌，有一条腿是新安上的没有上漆，墙边摆了两把沙发式样的木椅子，中间连茶几都没有，此外就是那两条供他们老两口吃饭时坐的骨牌凳了。这凳也是旧的，凳面上有铁钉和锤子敲得凹下去的痕迹。本来他这一级干部是能配给全套家具的，而且他手上又正好掌握着这方面的大权，但这老头很倔，偏要把人家不要的破烂东西搬回自己家来，新的一样也不要。他的理论是：“我是个粗人，只用得粗东西。”
饭桌上摆着三样菜，一样是鱼，一样是笋干妙肉，一样是辣椒蒸肉皮。这最后一样是他近年来最爱吃的菜。对于这，他也有理论：“参加革命前，老子做长工，连猪毛都吃不到；当红军以后，三餐难得一餐饱；现在，娘卖X的！肉吃得不爱了，要吃肉皮。”为了他这个癖好，老伴吃了不少亏，每回他要吃肉皮了，就要买不少的肉，不管肥的瘦的，几乎要老伴一个人承担。目前，老伴显然是早就吃饱饭做事去了，剩他一人在喝酒，每夹一点菜送进嘴里，就把筷子放掉，望着光溜溜的墙壁出神。
“胡处长，我来看您了。”
刘絮云像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亲戚，亲亲热热地喊了一声，跨进门去。
“不要讲得好听，有什么人会来看我？不晓得又是什么阴谋。”胡处长可不客气，扭头望了刘絮云一眼，仍对着他原来的方向说话。
“您是怎么啦？把所有的人都看成阴谋家啦？我小刘在您的领导下干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搞过阴谋？”刘絮云说着，坐在他对面的骨牌凳上。
“过去不会搞阴谋的，如今都学会了，好人剩得不多，我看透了。”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酒。
“您看我是好人呢还是坏人？”
“那你自己晓得，我懒得去一个个调查。”
胡处长的老伴及时把茶送来了，就放在饭桌上，造成一种两人对饮的令人误会的场面。刘絮云谦恭地欠欠身表示感谢，将药箱取下来放到墙边的木椅子上。
“处长，”总是由刘絮云找话开头，“您的风湿病……”
“没有了，没有了，什么病也没有了，如今只有肝火，吃药治不好的，喝口酒还能压一压。”
“您虽然好了，可我不能不关心啊！本来领导上只叫我给首长打针送药，都是副参谋长副主任以上的，还轮不上您哩！我自己看着过不去，你副参谋长怎么的了？你当过红军吗？胡处长是浏阳共产的老干部，跟司令员、政委都是一起，就没有人关心关心他，等级观念太强了，我就喜欢打抱不平……”
“你不要讲了，你打抱不平有什么用？你顶多给我送点药来，还能做什么？我如今不是要治病，我要讲话，不准我讲话我的病就来了。”
“那您就讲嘛！讲给我小刘听嘛！”
“讲给你听？你明天又来斗争我，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
“我才不干那个。”
“哼！不干，不干的更高明，专干阴谋诡计，害死人。”
刘絮云觉得将话老往自己身上扯不太妙，要转弯谈谈别的才好，便提起医院的事情。
“您在医院过得还好吗？”
“好！好得很，再去一回我就死在那里了。”
“怎么啦？”
“怎么拉，怎么扯，”他憋足一口气，突然喷出来，“把你当人？”
“没有给您用电疗吧？”
“什么电疗？电刑！好好生生一个人，给你上电刑，不晓得犯了什么法。”
“我可没有尝过那个滋味儿。”
“你去尝尝吧！我讲不出。娘卖X的！老子五次受伤，没有一回受过这么大的罪。”
“我那回陪您去，还特意跟他们主任说了不要给您用电疗，怎么又用了呢？这些人哪，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感情，我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人搞鬼哟？”
“有！就是有人搞鬼，是一个大鬼。”
“是谁搞您的鬼？您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知道得清清楚楚。”
“那是谁呢？”
“是谁，我不能告诉你。早两天来问，我会讲，今天，我不讲了。”
“那是为什么？”
“人家已经倒了霉，我不能落井下石。”
“那是谁呀？我们这儿谁也没有倒霉呀！”
“你不晓得，你在门诊部怎么晓得！哦！你的男人是邬中吧？”
“是啊！”
“那你怎么不晓得？”
“您是说彭司令员吧？”
“就是，就是。”
“嘻嘻嘻……！”刘絮云快活地甜笑起来，“我说您怎么那么大火哩，原来您是怀疑他搞你的鬼呀！您错啦！怪错人啦！彭司令员本来是好心，他叫我们方主任给您看看病，好把您从拘留所接出来送去疗养，风声一过您就可以回来。谁知我们那位方主任心里想什么，借了这个机会想把您害成傻子。您想，好好一个人给你用电疗，你的神经受得了？没有变傻子是您体质好，不然，您还能这么清醒？”
“你讲的是真话？”胡连生放下筷子望着刘絮云。
“唉！”刘絮云只顾自己往下说，“也难怪您觉得到处都是阴谋诡计，我们这儿搞阴谋诡计的可真是不少，自从您出事儿以后，管理处长的位置就空出来啦！师一级的职位，谁不羡慕啊！在管理处下属的一批科团级干部就算我们方主任级别最高，人缘关系最好，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想法。”
“你在门诊部工作，你应该晓得嘛！”
“我又没有钻进他肚子里去；再说，我那回到医院讲了不给您用电疗，他知道以后还恨着我呢！处长，您给我想个办法调调工作吧！我不想在那儿干了。”
“慢点讲你的工作问题，你先给我讲清楚，你怎么晓得彭其的本意是……”
“我当然晓得，邬中不告诉我呀？”
“哦！是的。”
到此，胡连生的注意力已被刘絮云的谈话紧紧吸引住了，他停止喝酒，也不吃东西，专心致志来思考其中的各种复杂因果和前后左右的联系。虽然他刚才喝了酒，但喝得不多，只达到他的海量的四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但不会影响思维，还会因酒的兴奋作用促使他敏感灵活。目前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他感到思路紊乱，反应迟钝，刘絮云讲的问题不能在他头脑中清晰解剖开来，费了很大力气还是模棱两可，得不出准确的和肯定的答案，看来是电疗在他身上起作用了。他最后只得摇摇头说：“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你不要跟我讲了，我搞不清楚。”
“您是不是疯子这您搞得清楚吧？”
“那我清楚，我不是疯子，我心里明白得很。”
“他们把好人拿来搞电疗，这是事实吧？”
“这是真的，我一世也不会忘记。”
“是我们方主任把您送去的，这个您记得吧？”
“记得，两个大个子兵抱着我上车，我还打了方鲁一个耳光。”
刘絮云噗嗤一笑，故意用言语刺激他发火，说道：“我说您哪，现在这一阵子好像是什么都记得，过两天您就啥也记不住啦！我倒是相信我们方主任的诊断，他说您是疯子，我看不假，休息一段以后还得去上电疗，不上电疗怎么行呢？有病不给您治怎么行呢？”
“你住嘴！”胡处长果然发火了，“我要揭发他们的阴谋，娘卖X的江醉章，不晓得他跟什么人勾结在一起，要把我们红军杀绝。彭其成了反党集团，陈镜泉逼得连话都不敢讲，我，成了疯子，娘卖X的！想用电疗把我整死。都是他们搞的，都是这些臭笔杆子野心家，一肚子的鬼。我要上北京去，我要去告发他们。红军还没有死绝，我到北京总能找到几个人。你看我告不告？我一定要告。他们想夺权，想翻天，想把我们都打倒，好让他们来。你以为我很想当这个管理处长？我早就不想当了，没有文化，工作困难，但是你要来抢，我就不给，坚决不给！我要交就交给一个好人，能做好事的人，阴谋家，不交！”
“您不交能行？您是疯子，谁还听你的？”
“再听见有人讲我是疯子，我就要打他娘卖X的！”
“人家有证据，我们方主任是医生，他诊断您是疯子有科学道理，您说您不是疯子您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根据？”
“我心里清楚，这就是证明，我能把那几天的事一五一十讲出来。方鲁是怎么给我看病的，他怎么把我送到医院去的，我心里想些什么，我都能讲得清清楚楚，哪里有一个疯子是那样清楚的？方鲁给我看病，他看什么病？问了我几句就下结论了。”
“他还给您做了脑电图，证明是您过去留在里面的一小块弹片引起思维紊乱。人家有科学根据。”
“屁！他给我做什么脑电图？我在那个拘留所，做什么脑电图？”
“后来在医院给您做了。”
“医院做了，我晓得，是做了一个。我怕他们搞鬼，做完以后，我把脑电图抢过来，在正中间按了一个指印，故意按得很重，是这只右手的大拇指。你们可以叫保卫部化验化验，有我的指印就是我的，没有我的指印就是假的。我早就防了他们一手，想搞假的搞不成。你以为我不清醒吧？你看我清醒不清醒？我清醒得很。”
“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太好啦！”刘絮云意外地听到这个情况，高兴得不加掩饰地脱口而出。
“跟阴谋家打交道，就是要动点脑筋。”胡连生也为自己的高招十分得意。
“您这个话能不能写出来？”
“写出来做什么？”
“写出来去告状，要求保卫部门化验脑电图。我们邬中目前正在北京，我可以给您寄给他，一直告到北京去。”
“我不要他去告，要告我自己去。”
“您总得写出来呀，不写，人家怎么拿去研究？”
“我不会写。”
“您就说吧！我来给您写。”刘絮云说着便拿出钢笔来了。
“不，不要你写，我又认不得几个字，谁晓得你写些什么！”
刘絮云有点着急了，眼看就要得到的意外成功却又遇上了困难。怎样才能使他钻进圈套呢？他对任何人都抱着戒心，他又是那样不易受挑拨，他自以为正直，其实是个蠢人。对待这种正直的蠢人，因受了损害而变得十分过敏的人，要用什么办法才能诱使他上当？这是一个难题，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题。精明的刘絮云这时感到自己的脑子不好用了，在一个蠢人面前显出了自己更愚蠢，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她一时想不出很好的办法，只得拿出最后的也是不太可靠的一手来试试了。
“处长，”她说，“现在有很多同志为您打抱不平，其中也有我一个，大伙儿都担心您可能过一段又要去上电刑，一个老红军，受过五次伤，六十以上的人了，哪里经得起那样的折磨！大伙儿商量着，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我们门诊部很多医生护士都对方主任搞阴谋害人很不满意，可能会要找他问个清楚的，到时候您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作证？”
“作什么证？”
“就是刚才讲的指印的问题，您只要把您在脑电图上按过指印的事儿一讲就行了，一查就会查出真假来。其实，您不讲也行，反正以后去受电刑又不是我们去，我们不过是在旁边看不过去，才冒着得罪方主任的风险，自己站出来说公道话，您实在要不能作证我们就算了，公道话也别说了，自己管着自己，何必操那些闲心！您不作证，大伙儿都被动，目的是为了您不再受电刑，您倒反而害得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是要我证明按了指印？”
“是啊！”
“那有什么不能证明！我是在上面按了指印嘛！又不是假话。”
“到时候我来请您去作证，您能去吗？”
“那有什么不能去？就是要搞清楚嘛！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嘛！我讲了的话我都负责，我不怕惹祸，脑壳掉了碗大一个疤。”
“那好，咱们就说定啦！”
“要说什么定！我该去的我就去，我该讲的我就讲，我不会搞阴谋。”
“到底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