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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曾历事前蜀、后唐以迄后汉诸朝，两《五代史》皆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其中多记宫中琐闻杂事，兼及宫内外习尚。间有与史实不合处。民间传言间有讹误，也是难于尽免的。
其时南唐尉迟偓撰有《中朝故事》，见于《郡斋读书志》著录，记唐懿、昭、哀三朝故事。尉迟偓仕于南唐，南唐李氏自谓承唐统绪，故称长安为中朝。书中所记诸事间与史事违异，未尽翔实。《四库全书总目》说：“其时去唐未远，故家文献所记，亦往往足征。如崔彦昭、王凝相仇一事，司马光虽摘其以彦昭代凝领盐铁之误，而其事则全取之，与正史分别参观，去讹存是，亦未尝不足以参证也。”所说诚是。
南唐刘崇远亦撰有《金华子》。《郡斋读书志》说：“金华子，崇远自号也，录唐大中后事一本，题曰《刘氏杂编》。”晁公武并以刘崇远为唐人。刘崇远诚生于唐末，然仕于南唐，不应复以唐人相称。《四库全书总目》说：“核其所记，皆唐末朝野之故事，与晁氏所云录唐大中后事者相合。”并说：“（其中）不免传闻异词，然要其大致，可信者多，与《大唐传载》诸书摭拾委巷之谈者，相去国悬绝矣。”这样的评论，也颇公允。今本由《永乐大典》辑出，题《金华子杂编》。
当时曾仕于荆南高氏的孙光宪，亦撰有《北梦琐言》。《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并加著录。《郡斋读书志》还说：“记唐至五代及十国杂事”。孙光宪曾劝高继冲以三州地归宋，为宋朝所重。《宋史》有传。所记相当广泛，于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举、门阀、文士、僧道皆有涉及。《四库全书总目》虽讥其“记载颇猥杂，叙次亦颇冗沓”，然亦不能不认为“遗文琐语，往往可资考证”。
入宋以后，犹有相似的撰述，钱易的《南部新书》即其中的一种。钱易之父俶为吴越王，《宋史》有传。钱易撰述丰富，《传》中备载《南部新书》及其他撰述。《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仅说是记唐故事，《直斋书录解题》也说是所记多唐遗事。《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多录逸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裨。”
北宋后期，王谠复撰《唐语林》。《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事，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仍旧云。”《直斋书录解题》则指出为王谠所撰。谠为徽宗时人，已在北宋后期。《四库全书总目》颇称道此书，谓“虽仿《世说》，而所记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撰集的《太平广记》为当时的古今小说集大成之作。主其事者为李昉、扈蒙等十余人。书成于太平兴国年间，故以《太平广记》为名。撰集此书时，于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皆广为搜罗，据近人统计，所引书共四百七十五种。全书按题材分为九十二大类，又分一百五十余细目。篇幅虽然浩瀚，却也易于翻检。所采用各书，由汉代以迄宋初，唐人所撰，为数殊为不少。陈鸿祖《东城老父传》、陈鸿《长恨传》皆在其中。唐人撰述诸书多有亡佚，幸赖此巨著得以流传。
《唐会要》唐代史籍有一种新的体例，称为会要。会要是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的史籍，分门别类，易于翻检，也记载周边各族和国家。会要的撰述，始于苏冕。《旧唐书·儒学·苏弁传》后附有传称“冕缵国朝攻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新唐书·宣宗纪》：“大中七年，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艺文志·类书类》亦著录苏冕《会要》和《续会要》。《续会要》修撰官除杨绍复、崔瑑诸人外，还有裴德融、周肤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可是《唐会要》却说：“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弁先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①然《旧唐书·苏弁传》只说其聚书事，而以撰《会要》为其兄苏冕事，与《唐会要》所说不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苏冕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大中七年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七年，以续冕书。“晁公武也没有道及苏弁，则苏冕撰书事应是确实的。
① 《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①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②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00 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149 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 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① 《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② 《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皆叙述历代，隋唐两代自在叙述之列，大可取之以证史。《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二十略多有疵议，并指出六书、七音乃小学的支流，非史家的本意。还指出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皆删落《通典》，无所辨证。其他诸略也多有钞自他书事例。不过最后却指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二十略中的《艺文略》也多所指责，说是分门太繁，而又多前后歧出，甚至所列门类也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并举出若干例证，以相证实。这些指责既有实例，自不容代为辨别。不过也并非就和所说的其他篇目一样，尽是移录前史旧闻。《艺文略》前后8 卷，篇帙繁多，难以备举，这里就以《地理》一门略事陈述，以见一斑。《地理》门中，又分《地理》、《都城》等十二子目，其中有关唐代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并非完全取之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隋唐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又较《艺文志》为多，其多竟达数十种。应该说，这是可以补苴《艺文志》的疏略的。当然，其中也不乏重出和误入的。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记》、贾耽《皇华四达记》就皆前后重出，杨孚《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又一书而二名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撰成于元代初年。据其《自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言一行可以典故之得失，证史官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的得名，正是这样的道理。全书共分二十四门，也就是二十四篇考。据说，前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这是不错的。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就由《通典》的《食货典》分出来的。不过这不是简单的离析，而是有不少的补益的。同样，《选举》和《学校》两门，则是由《职官典》离析的，《郊祀》、《宗庙》、《王礼》三门，则是由《礼典》离析的。而《乐》、《兵》、《刑》、《舆地》和《四裔》，则仍遵《通典》的旧规，仅改《州郡典》为《舆地考》，《边防典》为《四裔考》。另外还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原所未有，而采摭诸书新增的。
这样348 卷的巨著，虽是采撷征引前贤时人的论著，也难得了无讹误。
《四库全书总目》曾摘出不少条款，认为是脱漏或讹误之处。其中提到《经籍考》，并说：“《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这一点的指责也确是并非过枉。仅就《地理类》而论，尤属显然。其中唐人的地理撰述，只有二十八种，加上唐以前的撰述，也不过再添九种，以之和《新唐书·艺文志》相较，所差实多，不过也有补苴《艺文志》之处。郑常《洽闻记》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就是较为重要的两部。《西南备边录》13 卷，其下注：“巽岩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总目》亦只载一卷，岂嘉祐以前已亡逸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西南备边志》12 卷，为宋人邓嘉猷所撰，可能是一书的讹传。现在皆已不传，难于详加考索。
《文献通考》的《兵考》也与《职官考》等一样，是沿袭《通典》的成规。其实只是名称的沿袭，具体内容却是独出心裁。《通典·兵典》乃是以孙武所著十三篇为主，而以历来用兵作为具体的例证。《文献通考》的《兵考》，则是分别叙述历代兵制、禁卫及郡国之兵、教练之制以及车战、舟师、马政等。两者迥然不同。唐代的兵制以及有关各项措施和设备亦皆在论述之列。可以和《新唐书·兵志》相参证。
宋人编纂的与隋唐史事有关的类书北宋初年，曾以皇朝的力量撰修了四大部书，前面提到的《太平广记》就是其中的一部。与《太平广记》的名称相近的为《太平御览》。另外还有一部《册府元龟》。诸家著录皆以这两部书列入类书类中。主其事的，亦为李昉、扈蒙诸人。《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以前《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修纂，本号《太平总类》，太平兴国二年受诏，八年书成，改名《御览》。”全书共分五十五个部门，部门中又分细目，总计不下五千。即如所列的《皇王部》，由《叙皇王》开端，接着每一朝代的每一帝王皆列一目，直至唐哀帝，故相当繁多。引用众书也极为渊博，据书首所列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书中征引的载籍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间有重复数见的书名，近人核实统计，谓不过一千多种。就是一千多种，采摭也是极为丰硕的。所采摭各书迄今已多有亡佚，赖是书得以流传。清代学者喜辑佚前哲遗著，就多取材于此书。王谟等人所辑的唐人地理著作，也惟此书是赖。就是隋唐时期已佚的史籍同样也可由此书中采求。
《册府元龟》撰修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由王钦若、杨亿撰集成书，论述历代君臣事迹。总五十部，一千余门。部有总序，门有小序。论其篇幅，较之《太平御览》还要多到一倍。可说是鸿篇巨制。陈援庵（陈垣）为《影印明本册府元龟》作序，谓前人多重视《太平御览》而轻《册府》。因而具体指出：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出自《册府元龟》，而标榜采用《永乐大典》。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卓著。并说：“《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仅此一端，《册府》有裨于史学，岂浅鲜哉。
南宋时，王应麟又撰《玉海》。王应麟，《宋史》有传。传中备举其所撰著，《玉海》即列于其中。是书分门繁多，计有天文、律宪、地理、艺文等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王应麟撰集此书，是为了当时词科的应用，故钞撮群籍，然亦间杂己见。所依据的前贤旧籍，相当繁富。分门别类，依次钞撮，实便翻检。所钞撮的群籍，上起秦汉以前，下迄宋世，隋唐两朝去宋未远，采摘更多。如述名山，即采唐吴均所撰《天柱吴记》，述白渠，又采《白氏六帖》，皆非出自两《唐书·地理志》与其他舆地专著。《文苑英华》和唐人诗文集的汇编隋唐时，文人学士的文集至为繁多，多各自单行，间有合并汇编，亦未能囊括一代。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有《文苑英华》的纂集，是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主持其事，其后苏易简、王祜亦曾参修。其书上起梁代末年，盖其本意为续《文选》之作，非皆为隋唐撰述的总集。不过还是广事搜罗，隋唐各家集得以保存，也是应该称道的。
《文苑英华》由于综录各家撰述，故篇幅至为繁多，流传就难免有一定限度。其后姚铉因之另编《唐文粹》。姚铉，《宋史》有传。或谓此书为徐铉所编，徐铉虽亦有名当世，然姚铉编次是书，明见其本传之中，当非诬妄。《文苑英华》有卷一千，所收文章自是相当渊博，《唐文粹》只有百卷，也就较为精粹。两书编纂虽皆不以史事为主，但隋唐人的文章中不能说皆与史事无关，因而可以史料视之。
到了清代，更有《全唐诗》和《全唐文》的纂集。《全唐诗》纂于康熙年间，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为稿本。《四库全书总目》说：“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舛漏。”因而《全唐诗》就以之为稿本，而再事搜罗补苴，成此新编。据说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纂集的体例是“冠以帝王、后妃，次以乐章、乐府，殿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