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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与史料有关的事迹，为治史者所珍视。按照这样的说法，则所有的文集都应视为史料，也非过份。只是在这里逐一论述，却似嫌繁多，因而就不把有关墓志铭的部分包括在内。
《王勃集》、《盈川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初文士以“四杰”最为著名，即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人各有文集，《艺文志》著录《骆宾王集》、《卢照邻集》、又《幽忧子》、杨炯《盈川集》和《王勃集》。四人者，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在《文苑传》中，《新唐书》在《文艺传》中。《骆宾王集》，《四库全书总目》作《骆丞集》。当系骆宾王曾为临海丞，故有是称。今两本并行于世。《卢照邻集》，《艺文志》兼著录《幽忧子》，幽忧子为照邻号，兼著录两本，显示两本各不相同。《崇文总目》仅著录《幽忧子》，遗掉《卢照邻集》。《四库全书总目》又作《卢昇之集》。昇之为照邻字。名号不同，书名也就有了差异。今各种不同名称的文集，并行于世。杨炯曾为盈川令，故其文集以盈川为名。今亦有直称《杨炯集》者。王勃字子安，其文集亦称《王子安集》。王勃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承六朝之后，以骈体撰文，多为后来人所非议，杜甫且直斥四人的轻薄为文。不过骆宾王以曾参与徐敬业征讨武则天的战事，所撰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与高宗武则天之际的史事就颇有关系。由其他三人的集中也可略知唐初有关的史事，就史论史，倒不必专论其文章的体裁。
《陈子昂集》陈子昂，两《唐书》皆有传。子昂字伯玉，曾官右拾遗，故其文集亦称《陈伯玉集》或《陈拾遗集》。其所撰《谏灵驾入京书》，两《唐书》皆已采入本传。书中论当时关中灾荒事，皆得其实。《上西蕃边州安危事》，论安抚金山十姓，于同城权置安北府以及巩固甘州诸事，皆为当时北边防的要务。《上蜀川安危事》和《上蜀川军事》，论减少蜀川输粮于边事，《上军国机要事》，论宜重视突厥、吐蕃，不宜多与契丹较量事，亦切中时弊。其外尚有他篇，皆可与史文相对照，也许还可以补史文疏略之处。
《张说集》张说，两《唐书》皆有传，为玄宗宰相，受封燕国公，其文章典丽弘赡，与受封为许国公的苏■并称为燕许大手笔。《艺文志》著录其文集，作《张说集》。今本或作《张燕公集》，从其封号；或作《张说之文集》，说之为张说的字。张说既以文章著称，又在朝中，故所撰文多与时政有关。其所撰《谏避暑三阳宫疏》，即为两《唐书》本传所采撷。《谏泼寒胡戏疏》，指出由西域传入的泼寒胡戏在长安中所起的不良影响。当时由西域传入的文化，所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张说还为玄奘《大唐西域记》撰序，可知其对西域文化不至于有所反感。泼寒胡戏使他特疏请求禁止，显示外来文化并非皆是尽善尽美，甚至与中土文化格格不入者。唐代前期，朝野上下皆重文事，然武功亦并未稍懈，边兵驻屯，东西弥望无际，而决胜于疆场之间，尤有赖于骑兵。骑兵所恃惟马，自唐初起，即重视养马，而陇右尤为养马的适宜场所。张说所撰《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对于自唐初以来陇右养马的成就，娓娓论述，可见一代的典制。《四库全书总目》说：“（说所撰）《为留守奏庆山醴泉表》，称万年县令郑国忠状，六月十三日县界霸陵乡有庆山，见醴泉出。而《唐书·武后传》载此事乃作新丰县，皆与史传颇有异同。然说在当时，必无讹误，知《唐书》之疏失多矣。”
《张九龄集》张九龄，亦为唐玄宗宰相，两《唐书》皆有传。《艺文志》作《张九龄集》。今传本或如《艺文志》之旧，作《张九龄集》，或作《张曲江集》、或作《曲江集》、或作《张子寿集》。九龄为韶州曲江人，字子寿，集名殆即因此而稍有歧异。九龄为相久，制诰多出其手，所撰制诏大体编入集中。尤多关于周边各部落和镇抚边庭的将帅，可以见当时边防的策略。《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他诏命亦可多与史传相参考。如集中有《敕奚都督右金吾卫大将军归诚王李归国书》，而核之《唐书·外国传》所载奚事，自开元以后，仅有李大酺、鲁苏、李诗延、宠婆固诸酋长名，而不及归国，知记载有所脱漏，允可以补史之阙。”集中有《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失利送戮京师批》，谓禄山不宜免死。两《唐书》本传皆引用此批，并明白指出出于张九龄之手，而不为玄宗所采用，其后遂酿成大乱。可知这道批文实为当时关键所在。《王维集》开元、天宝间，王维以工草隶，善画有名于当时。两《唐书》皆有传。
《艺文志》著录有《王维集》。今传本除称《王维集》外，又有《王摩诘集》和《王右丞集》。摩诘为王维的字，故以之名集。王维曾为尚书右丞，称为《王右丞集》，就是以官名相称。王维佞佛，其集中多存有和佛教有关的文章。集中有《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洛阳郑少府与两省遗补宴韦司户南亭序》。唐时韦杜两家为长安城南望族，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就是指他们说的。既是世家望族，庭园别墅皆以华丽为人所瞩目。这两篇序文就可略见当时豪奢的景况。
《高适集》高适，两《唐书》皆有传。其集《崇文总目》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并见著录。《四库全书总目》却未予著录。高适官终左散骑常侍，故今本亦有作《高常侍集》。所撰《陈潼关败亡形势疏》，显示当时军令的不统一，监军的不恤军务，焉有不败之理。《唐书》虽亦有所记载，似不如此的明显。《送窦侍御知河西和籴还京序》指出，当时河西驻军犹仰江淮运来的粮饷，而皇朝却在河西和籴。其间隐情，《序》文自不便明言，这是很值得研讨的。《李白草堂集》和《杜甫集》唐代诗人以李白、杜甫最为名家。两《唐书》皆有传，各分别在《文苑传》和《文艺传》中，《新唐书·艺文志》中自亦著录其全集。李白为《李白草堂集》。《艺文志》并说：“李阳冰录”。《杜甫集》后还著录《小集》，也并说：“润州刺史樊晃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有《李翰林集》、《杜甫集》和《集外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著录《李翰林集》和《杜工部集》。李白曾待诏翰林，杜甫曾官检校工部员外郎，故皆以名其集。《书录解题》谓王洙合《唐志》所著录的《杜甫集》和《小集》，遂为定本。今传世作《李翰林集》、《李太白集》和《杜甫集》、《杜工部集》。李杜二人皆为诗家。诗家歌辞亦多与史事有关。杜甫的“三吏”、“三别”皆可显示出乱离之时人民的痛苦，而《丽人行》更显示皇室贵戚的穷极奢侈。李白所撰《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谓兖州为郡有十一县，任城县有户超过一万七千。这可与《旧唐书·地理志》相较，以见所记的兖州各县人户相差至为悬殊。杜甫所撰《东西两川说》论当时两川防守治乱，可以和史籍相参证。《岑参集》岑参生平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曾为嘉州刺史，故其集亦称《岑嘉州集》。岑参于天宝年间先后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北庭都护封常清幕中，因得远历西域各地，所赋诗多能描述西域风物。《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开篇就说：“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以见唐时疆域的广阔。
《元结文编》《艺文志》著录《元结文编》。元结，《新唐书》有传。其字次山，号漫叟，曾为道州刺史。今传本有《唐元次山文集》、《元次山诗集》、《唐漫叟文集》。元结为刺史时，道州曾为“西原蛮”所攻破。所撰《奏免科率状》和《奏免科率等状》，《新唐书》曾采撷入本传中。所撰《道州刺史厅壁记》，当系道州尚未为“西原蛮”残破时的作品。其中记所谓前辈刺史贪婪害民事，“不觉涕下”。这样的记载为以前所少见。《新唐书》不以之叙入本传中，当属阙失。
《刘长卿集》《艺文志》录《刘长卿集》特别叙述刘长卿生平，直至其终于随州刺史。今传本就直称《刘随州集》。长卿文章不多，诗篇不少。长卿以诗名于上元、宝应间，其时上去安史乱离已稍远，社会残破仍多未恢复。《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句当税苗充为官俸钱》有句说：“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丘，山东征战苦，几处有人烟？”《新息道中》说：“古木苍苍乱离后，几家同处一孤城。”这样的描述在史籍中是不多见的。
《颜鲁公集》安史之乱时，颜杲卿、真卿兄弟最受人称道。杲卿殉国，真卿其后为皇朝重臣。两《唐书》皆为其兄弟立传。真卿撰述丰富。《艺文志》著录所撰《吴兴集》、《庐陵集》和《临川集》。《四库全书总目》谓北宋时都已亡佚，其时有吴兴沈氏和宋敏求所编本，南宋时皆已漫漶不完，别有留元刚所编本传世。颜真卿曾受封为鲁郡公，殁后谥为文忠，故今传世有《颜鲁公文集》、《颜鲁公诗集》和《文忠集》。所撰《论百官奏事疏》，两《唐书》皆已采撷入于本传中。所撰李光弼神道碑，以之校两《唐书·李光弼传》，其中多有为传文所未载者。即此已可补史籍之阙。真卿练达世事，其文可补史阙的，也就不仅李光弼神道碑一文。
《毗陵集》《艺文志》著录有独孤及《毗陵集》。独孤及，两《唐书》皆有传。独孤及官至常州刺史。常州旧为毗陵郡，故其集以毗陵为名。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作《常州集》，当是因毗陵改称的。今传本仍作《毗陵集》。所撰《送韦评事赴河南召募毕还京序》叙天宝时征南诏募兵事。所说的相国卫公指的就是杨国忠。所召募的为燕赵少年和韩魏劲卒，凡万八千人。《旧唐书·杨国忠传》仅说“其征发皆中国利兵”。《新唐书·兵志》曾说过“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而未说远征军士的来源，独孤及所说就可为之充实。
《欧阳詹集》欧阳詹，《新唐书·文艺传》有传。其字行周，曾为国子监四门助教。
今传本作《欧阳行周文集》，或作《唐欧阳四门集》、《欧阳行周集》。其所撰《同州韩城县西尉厅壁记》，指出当时全国县的等次，其赤、畿、望、紧、上五等县的首县，分别为万年、渭南、郑县、夏阳和韩城。所记和《新唐书》大略相同，而与《大唐六典》颇有差异，这当是后来的更改。一代制度，前后未能尽属一致，欧阳行周所记，就是具体的例证。
《吕温集》吕温，两《唐书》皆有传。吕温为八司马之一。王叔文受贬时，温出使吐蕃，得免于难，其后官至衡州刺史，故其集亦称《吕衡州集》。吕温字和叔，因又称《吕和叔集》。今皆有传本。所撰《简获隐户奏》，记为衡州刺史搜括隐户事。当地不税户竟超过差科户一倍有余。唐代前期，户口逃亡已成为严重问题。开元时，宇文融以搜括逃户，颇著功勋。全国十道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平均算计，一道也只是八万余户。吕温在衡州竟括得一万六千余户，论情形当更较开元时为严重。为什么逃户如此的众多，是应该探索的。吕温说：“（逃户所在），州县虽不增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人。”可见虽是逃户，仍难逃避剥削。
《权德舆集》《艺文志》著录权德舆《童蒙集》10 卷，《集》50 卷和《制集》50 卷。权德舆，字载之，曾相宪宗，谥为文公，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说：“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代。”不言《童蒙集》和《制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权德舆集》50 卷，并说：“尝自撰《制诰集》五十卷，杨凭为序，今亡逸。《文集》孙宪孙编次，杨嗣复为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权丞相集》50 卷，并说：“杨嗣复为序。。。序又言九年掌诰，自纂录为五十卷，不在此集内，今未之见。”是《制集》亡逸已久。诸家皆不著录《童蒙集》，可能并未传世。今传本有作《权德舆集》的，也有作《权文公集》和《权载之集》的。元和年间，宪宗对于藩镇不再姑息，不时挞伐镇抚，德舆亲历其间，曾多所建白，所撰《请置防御军状》、《徐州事宜奏》、《淮西招讨事宜状》、《昭义军事宜状》、《恒州招讨事宜状》、《山东行营事宜状》，虽是当朝议论，实可与史籍相互比证，不容舍置不论。
《韩愈集》和《柳宗元集》《艺文志》著录有《韩愈集》和《柳宗元集》。韩柳文章不惟有声当时，就在后世，其声誉也未稍减。韩愈，字退之，昌黎人。官至吏部侍郎，谥曰文。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官至柳州刺史。两《唐书》皆有传。柳宗元文，《崇文总目》著录作《柳子厚集》。今传本除作《柳宗元集》外，还有作《柳先生集》、《柳河东集》、《柳柳州集》、《河东先生集》，也有径作“柳文”的。韩愈文今传本为《韩昌黎集》、《韩吏部集》、《韩文公集》、《昌黎先生集》，也有径作“韩文”的。韩愈和柳宗元虽皆以文章有名于当世，其中不乏和史事有关的篇章。况且其时有些大事都是他们所亲历的，所撰写的文章更为史家所重视。唐宪宗佞佛，自凤翔迎佛骨至长安。韩愈上《论佛骨表》，愈因此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是当时震惊朝野的大事。两《唐书》皆采撷入《韩愈传》。在此以前，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韩愈受命撰《平淮西碑》。据说此碑未多叙李愬功，愬诉于禁中，诏令磨韩愈所撰文，别命段文昌重撰。此事载于《旧唐书·韩愈传》中，《新唐书·韩愈传》未予记载，《资治通鉴》也未有一言涉及。可知宋祁和司马光等仍然重视韩愈的碑文。柳宗元以曾为王叔文所引用，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撰《捕蛇者说》，以具体事例论述当时的苛政，可知唐代后期民不聊生的原因。所撰《段太尉逸事状》，记段秀实事三则。他说：“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邰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这应是确实无误的撰述。《旧唐书·段秀实传》竟未稍加引用。《新唐书·殷秀实传》采撷所记在邠州折制郭子仪的儿子郭晞所部士兵不法事和在泾州代农民偿还泾大将焦令谌田租事，遂使传文更为生动。另一事为不受朱泚馈赠，《新传》未为引用，则这篇记事状仍当为治史者所乐读。
《刘禹锡集》和《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艺文志》著录《刘禹锡集》、《元氏长庆集》及《小集》、《白氏长庆集》。并于《小集》注为元稹，《白氏长庆集》下注为白居易。白居易与元稹游，时称“元白”。后又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元稹，字微之，曾相穆宗。白居易，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刘禹锡，字梦得，曾为太子宾客。两《唐书》皆有传。元、白两家文集皆编于长庆年间，故均以《长庆集》相称。刘禹锡以曾为太子宾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刘宾客集》，且有《外集》。陈振孙于所著录《白氏长庆集》下说：“集后记称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之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五十七卷。时会昌五年也。《墓志》乃云‘集前后七十卷’。当时预为志，时未有《续后集》。今本七十一卷，。。往往皆非乐天自记之旧矣。”今传本，元氏所撰作《元氏长庆集》，或《元稹集》。白氏所撰作《白氏长庆集》，或作《白香山集》、《白乐天文集》、《白氏文集》、《白居易集》。刘禹锡所撰作《刘禹锡集》，或作《刘宾客文集》、《刘梦得文集》。元稹所撰《同州均田状》，显示同州虽行两税，而非两税田亩竟有各色各等，甚至还有左神策军军田，田亩之外，税钱更多。同州还是畿辅之地，尚且若此，其他偏远的州县，恐多有负担。所撰《浙东论罢进海味状》，说到明州每年所进奉的海味三石，运送到京，约计需九千六百余人，这也应是一宗苛政。若不是见于文字记载，是不会明了其间的真象的。白居易所撰的《新乐府》，其中有些篇什都是对于当政的讽刺。《杜陵叟》有句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卖炭翁》有句说：“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同样显示生民的疾苦。刘禹锡所撰《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记修筑自散关至剑阁千一百里的驿路。蜀道难行，旅人视为畏途，历来多有修凿，得有文字记载其修筑经过，也可以补史籍的阙文。
《李翱集》和《皇甫湜集》李翱，两《唐书》皆有传。翱字习之，殁后谥曰文，今传本文集或作《李文公集》，或作《习之先生全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