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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感觉:贴对联,放鞭炮,除旧布新,洗澡换衣,吃团年饭,给压岁钱,串门子走亲戚,三天无大小,人人都自由。忘不了我孩子两岁那一年,没有钱为孩子买新衣,翻箱倒柜找出一块红色大花布,熬了夜,在缝纫机上赶着做罩衣。初一早上,给孩子换上鲜艳的新罩衣,孩子兴高采烈跑出门去,一会儿又兴高采烈跑回来,说:“妈妈,快出去看!过年天上下的是红写,好好看啊!”我跟着孩子跑出去,原来满地落红皆是鞭炮的碎花,昨夜的鞭炮是我深更缝衣的激励与鞭策,看见了格外亲切;我们母女相拥,心里满是喜气与快乐,却不是平常的那种喜气与快乐,是火热的、有烙印的喜气与快乐;是在昏昏然漫长无际的日子里,忽然有一面红漆大鼓打出了一记节奏,咚的一声,山河震荡,便觉得人生有一刻的震动,日子有一刻的印记,叫自己牢牢记住了;而记住本身,何尝不就是一种喜悦呢?
过年是这样的大事,我们花桥苑人家,自然就把老扁担遗忘了。这种遗忘相当于删除,连一点印象都没有留下。我们花桥苑门房屋檐下的台阶,原本是空空荡荡,现在也是空空荡荡,从来没有任何人计较它为什么空空荡荡。大家出出进进,都是新鲜的行头,互相都要扫一眼,心里笑一笑别人,或者心里赞一赞别人。孩子们高兴得上了天,觉得自己可以神气过大人,便得意忘形的模样,口里吃着美食,神仙一样走路,飞飞腾腾的。春节就是这样的:满世界的风景,惟有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孩子。
忽然有一天,老扁担又出现了。老扁担还是挑着他的那副箩筐,坐在我们门房屋檐下的台阶上,吸着香烟,看着报纸,还是那副没眼睛没耳朵似的模样,一声不吭。
老扁担一出现,令我们花桥苑的人家大吃一惊:原来正月十五已经过了,元宵节过了,又是平常日子了,虽说还是平常日子,但不是去年了,是新的日常,老扁担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去年的绝望与悲哀,还来重蹈覆辙呢?被删除的记忆,自己强行地恢复,相信谁都会大吃一惊;这份吃惊又不比前次了。吃惊之下,我们心里,便生出了一些怜悯:不就是一些破烂吗?这个人却还可以这般屈辱地死死等候,也真是执著顽强啊。然后,我们心里,也还生出了一些羞惭:不就是家里的破烂吗?都是无用的东西,值不得几个小钱,干吗死活不卖给这个人呢?
春天确实是万物生发的季节,我们花桥苑的人们,在新的春天里,重新看见老扁担,心里便摇曳着,一些新的感觉如大地上生出了毛毛小草一般。对于老扁担,自然就与去年的冷漠疏远大不一样了。
张华停在老扁担跟前,欢欢喜喜的,无端地踢踢他的箩筐,说:“过年好啊!”
老扁担平常不肯说话,拜年的问候是礼,不能不回礼的,便也连忙说:“年好!年好!老板恭喜发财!”老扁担音低含糊,还是不抬眼睛。
张华说:“我什么老板!和你一样,穷人!”
老扁担仍然足咕噜:“老板发财老板发财。”老扁担对于我们花桥苑的人家,男女老少都只有一个称呼,就是“老板”。
张华再踢踢老扁担的箩筐,说:“你倒是犟得可以了!看来只有佩服你了!”
张华一边踢箩筐一边朝大家做脸色。张华在高频率地舞动她的双腿。今年春节,张华买了一条新的花裤子,底色是深咖啡,图案是红花绿藤;花枝逶迤,好似凌霄花,紧紧绷在腿上,一点不打皱,裤口接上高腰皮靴,很是显得双腿修长;大家见了都称赞。张华的春节很开心,逢人便介绍莱卡氨纶,说是当今最时尚的一种面料,科技含量非常高。张华郑重地感叹:世界就是在不断进步!因此老扁担的进步,张华发现得尤其迅速:老扁担戴了一条围巾!是一条时髦的超长围巾,在颈脖上绕了一圈,还有两截在胸前款款垂落;围巾是暖和的混合色,是最时髦的颜色,还有这样时尚的戴法,与老扁担一身臃肿破旧的棉袄棉裤配在一起,是这样的先锋,又是这样的滑稽。在张华的热烈号召下,大家都去打量老扁担。老扁担更紧地箍住胸,遮掩围巾,满脸的皱纹里,也透出红晕来了。张华用手指去挑了一下围巾,老扁担躲了一下,没有躲过张华。大家善意地笑闹起来,说:张华不像话!调戏人家老扁担做什么?叫化子也有三天年呢,老扁担就不可以戴条时髦围巾?大家拿老扁担说笑,老扁担倒是冬烘得很,抬起了头,感谢大家替他解围,说:“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老扁担新年的面貌,就被大家看清楚了,他胡子刮得光光,脸盘显露出来,帽子没有戴,头发理得齐齐短短,额头也比较开阔方正:原来老扁担倒也还算一个头面整齐的男人。
王鸿图与他儿子走过来,看见了老扁担,也惊讶,过来说:“呀呀呀,老扁担哪!又来了?你还真是有点牛脾气啊!年过得好啊!”
老扁担赶紧说:“老板过年好!”
王鸿图打哈哈说:“同好同好!”便将口袋掏了一把,是一些糖果瓜子,送给了老扁担。
过年时候的人,都有一份慷慨大方,我们便也拿出手头的小零嘴,放在台阶上,要老扁担吃,也问问现在乡下怎么样?是不是乱收费太厉害——这是从报纸上读来的消息,报纸越来越成为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两个门卫踱过来,
给老扁担香烟,他们一起抽烟。门卫说:“你这个老狗日的,怎么说走就走了,还以为你冻死在马路上了。”老扁担只是微微地憨笑。太阳和暖。白头翁在枝头欢叫。碎冰在马路边的流水沟里漾着,泛着日光。过年的人心,玩野了,一下子收不回来,三三两两的人,在单位点了一个卯,都陆续地溜回来,吆三喝四地约对子打麻将;经过花桥苑大门,瞟瞟老扁担,眼睛里不再有警惕与愤怒,都是孩童般的贪玩和不介意。我们花桥苑大门出去,原本是一条马路接上大街,两侧有大树。去年大树都砍了,两侧都盖了简易的门面房,出租给了各种小生意人。砍大树的时候,我们花桥苑人家都不同意,这点环境意识,也都是有的。饶庆德教授还向市长写了请愿信。最后的结果,还是砍了大树。人家土地拥有单位,蕞需要的是经济环境,不是大树,斥责饶庆德教授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小门面一起来,墙壁都是劣质马赛克,我们花桥苑出门的一条街道,就很像小乡小镇了;本来是很没有品位的,春节的时候,红色的对联一贴,倒也平添喜气;小生意的店主大多数也是外地人,也是乡下出来的多,都随和、爱凑热闹,便也走过来,与大家拉家常,一起打趣老扁担的围巾:
你这漂亮围巾哪里买的?是老婆编的?还是“情况”送的?“情况”就是情人。武汉人嫌情人过于书面化,出口肉麻,便改为“情况”,“情况”说起来就比较含蓄大方,也比较谦虚谨慎,还有一些自嘲的勇气。说到“情况”,男人就可以只管猥亵,不用尊重。有的东西,就是让人找得到乐子,好比酒,喝了便可以发酒疯。关于围巾的出处,老扁担是不言语的,他也不用言语。没有谁真的以为老扁担有“情况”,都只是要玩笑要开心。而老扁担,被人取笑也是很好的,好歹还有人取笑他,比起他去年受到的冷落,已经要让他受宠若惊了。
就这样,老扁担安适了,黄昏时候离开的背影,也直起来了许多,步调里也没有了落寞的寒意。老扁担这一次顽强地卷土重来,好像不是来收破烂的,倒是来走亲戚的了。
我们大家在自行车棚里,不免也议论了一番老扁担的围巾。饶庆德教授夫妇正好也在这里。一群干部和文化人,却不约而同地,也提出了与门口那些贩夫走卒同样的问题:老扁担怎么会突然戴上这么一条围巾?他的围巾从哪里来?猜猜是他老婆织的?还是媳妇织的?还是相好织的?我们用词比较准确:“相好”。张华断定老扁担有相好,这围巾一定是他的相好织的。张华说:“人家乡下人也是人嘛。”在这一点上,饶庆德教授赞同张华的观点,他说:“对啊!人都有七情六欲。七情六欲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张华说:“饶庆德教授,我请教您了,您看老扁担这人,还会不会生歹心?”
饶庆德教授认真回答:“一般有相好的人,就不太会生歹心了。要知道,爱情是天使,它的降临会使人变得善良。”
张华说:“饶庆德教授,您在花桥苑德高望重,这次就带个头,把破烂卖给他吧。”
饶庆德教授“啊啊”了一声,说:“这个嘛,我还要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徐迪娜挺身而出,说:“我卖。”
张华说:“迪娜呀,我们寡妇人家,不可以这样随便说话的啊!”
气得徐迪娜,上去就给了张华一巴掌。在花桥苑两个单身女人的玩笑中,老扁担终于再次进入了我们花桥苑。一日,在广场上,徐迪娜勇敢地把她家的破烂,卖给了老扁担。
12
尽管徐迪娜带了一个头,我们花桥苑的其他人家,跟上来的,也只有一两户;大多数也还是没有动作,好像在拭目以待;其实冷眼一看,也算不上在拭目以待,因为谈不上拭目以待;老扁担不在我们大家的生活中,不在我们大家的话题中;老扁担其实不是一个事情;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种种事情在忙碌,谁还会把在城市收购破烂的一个农民工当作一回事情?比如我就是。我家报刊杂志多,出的破烂也就多,只是我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过期的报刊杂志,任它们胡乱堆放着,当然也不会想到这些破烂对于靠破烂为生的人,是多么重要。由老扁担引起的惊讶,那是我们生活里许多惊讶之中的一个,区区的、无伤大雅的一个,转瞬就过去了。老扁担用了相当的时间和代价,让我们花桥苑人家接受了他;而我们花桥苑人家,接受了他也就放下了他;只道老扁担温和老实,会与我们相安无害,这就行了。老扁担反而就成了一尊石头的雕塑,摆在我们花桥苑大门一侧的台阶上,大家日日过去,便熟视无睹了。生活就是这样微妙,也就是这样的无情;无数的因素,无时不刻离间着人们;个人的命运,都埋藏在这无数因素之中,自己无从感知,何谈去把握?直到张华提醒我。我用张华的气筒给自行车打气,张华过来,笑一笑,说:“你很忙吧?”
我说:“不忙。”
张华说:“假话。”
我说:“真的。我忙不忙,看对什么人。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
张华说:“够意思啊,谢了!我倒没有什么事,还是替人瞎操心。你要是不太忙,可以不可以抽个时间,把你家成堆的那些报刊杂志清理出来?老扁担又开始省掉午饭了。”
“当然。”我连忙说,“当然当然。早想过是要把破烂给老扁担的,不知道怎么一晃,又给忘记了。”忽然发觉自己忽略的破烂,竟是一个人的午饭与生计,心里一阵难过,有心酸也有歉意。
张华也连忙把话题岔开,说:“喂喂,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徐迪娜这个女人很有意思,她讲离婚是很好的,很可以教育人。徐迪娜的前夫,是一个千万富翁,徐迪娜刚刚搬来,不是骑自行车的,开的是一辆宝蓝色宝马车;现在骑自行车,倒说很安逸了。刚才她站在这里,望着花桥苑人家阳台上堆放的破烂,念了一句诗,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
我说:“有意思。”
张华说:“有意思吧?我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些故事?因为你是一个——作家。”张华说到“作家”就要放低声音,就要掩护我,我真是没有办法了。
几天以后,我让胖丫叫来了老扁担。老扁担上到了我们八楼。我把房门敞开,让他门已把书报杂志统统搬出来过秤。书报杂志一一都搬出来了,沉重的几大捆。面对这么多书报杂志,老扁担禁不住面有喜色,一面打包加固,一面期期艾艾地说:“怎么过秤哩。怎么过秤哩。”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对我说:“老板,我要用你家的秤。”
我说:“我家哪里有这么大的秤?你不是有秤吗?”
老扁担坦白地说:“我是七两秤。”
闷了一会儿,又说:“现在都是七两秤。我无办法的。”
我说:“七两就七两吧。现在连卖秤都卖这样的秤,我们有什么办法。”
老扁担一一地称过,然后计算,付钱,他认真给我计算了一遍,说:“老板再计算一遍,看对不对?我是按一斤计算的。”
我没有再计算一遍。我知道没有这个必要。老扁担已经把事情做得十分公道了。老扁担显然十分在意自己是否公道。一个破烂,把一点小生意,做得这么恭敬郑重,小心谨慎,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何况我暗暗喜欢老扁担对于书报杂志的态度,他不像其他破烂那样,把过了秤的书报杂志,随意踏踩,撕扯,窝卷,尽往编织袋里乱填乱塞;老扁担待书报杂志不像是待破烂,当是有用的物品,他要一堆堆摞齐,码平,捆好,再往箩筐里齐整地放;我便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一份对于文字的尊敬,我便也要尊敬人家。于是我告诉老扁担,以后我家的破烂,都是他的了。至少一两个月,要出一次书报杂志的。
老扁担再一次面露喜色,说:“谢谢老板。”
当晚,聂文彦就敲了我家的门,找我谈话。
聂文彦说:“你把破烂卖给老扁担了?”
聂文彦说着就激动起来,“为什么?啊?为什么?”
聂文彦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痛?”
聂文彦说:“这些人怎么可以信任?一个农民工人室杀人,抢劫了四十二块钱,今天的晚报你可看了?仅仅四十二块钱,就可以把人杀了。现在的人,还有什么道德良心可言?现在知识分子,教授专家,也就是那德性,还谈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工?”
聂文彦说:“我们是这样的好邻居,我还是有责任提醒你。不管怎么样,我是坚决不和老扁担打交道的。我坚决不再允许任何农民工接近我的家门!”
我一个字都没有说,惟有流露歉意。老扁担接近我家,也就等于接近了聂文彦家,我非常抱歉。我却又觉得无法应答聂文彦质问;虽是平常琐事,也无从交流。有时候,人对面相坐,双目相看,忽然就相隔河汉,想敷衍都难,真是无奈了。
老扁担的形势,却逐渐逐渐好了起来。老扁担向花桥苑人家坦白他是七两秤,的确其诚可嘉,打动了我们花桥苑的许多人家。再加上我们花桥苑人家里头,有张华与徐迪娜一唱一和,热心快肠帮困扶贫。胖丫常常也就直接去叫老扁担了。天气晴好的星期天,老扁担也在广场上铺开了摊子,也有好几户人家,都来卖破烂。老扁担不用自己的秤,用人家的体重秤,人家说重量是多少,老扁担也不去盘查计较。以往的破烂们,来到广场上收破烂,都要借用张华的一只塑料水桶。他们要找一处低洼地面,倒进水,然后把收购过去的纸箱与书报杂志,都铺在低洼处礘一礘,以增加重量,转头到了废品收购站,便可以多赚一点。因这样的做法十分普遍,何况又不是与我们搞巧,是与废品收购站搞巧;我们花桥苑人家,对于这些破烂的做法,一贯都持无所谓的态度;反正现在全社会的人,都是设法在弄钱,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老扁担却不借用张华的水桶,不曝书报杂志,我们花桥苑的人家,默默看在眼里,倒觉得老扁担有点憨傻,但是,这种憨傻又还是会让人心里生出好感来。老扁担的生意,慢慢兴旺了起来,老扁担却没有丝毫的得意忘形,他的脸,还是木然的,眼睛也还是不看人,多余的语言也还是没有,到人家家里拎破烂出来,绝对不往破烂之外的地方瞟上一眼,还不因为生意多了,就兴奋得手忙脚乱。老扁担总是不会手忙脚乱,他总是慢腾腾的,把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做完。事情做完,破烂担走,他还会回来,拿起那把大竹扫帚,把广场打扫干净;然后就退出花桥苑,决不在院子里多呆。老扁担的自爱与条理,与一般破烂完全不同,也是我们花桥苑人家,以前不曾料到的。大家在自行车棚说闲话,都说:“哎呀,这个老扁担,还真是看不出来的,还是很有一点教养的啊。”
最得意的是张华了。张华说:“我说过要你们放心把破烂卖给他吧。我这个人,别的优点没有,就是有一副火眼金睛。”
大家就说:“吹牛啊!那么,张华你说,老扁担是一个什么人?”
张华说:“什么人?一个破烂呗。这年头,像这种穷得要死的农村老头,还能咸鱼翻身?再怎么也就是一个破烂了!”
大家听了,一起默然。张华语气苍凉,直指时代;这年头,这社会,大家都有目共睹,谁还有道理战胜张华?便一阵嗟叹,都联想起了各自的不顺与无奈,怏怏散去。
因老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