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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联合国人口对未来人口的推测，典型地包括高、中、低三个方案（scenario）——一个绝对为综合评估者赞同的词语。在低方案与高方案推测的2100年的人口之间有一个不可想象的差异：50亿对200亿。这三个方案的主要差异是：各个现行的发展中国家达到生育力“替代水平”（每对夫妻平均生大约两个孩子）的速度为多快。低方案被差不多所有分析家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假定下一世纪就达到低替代的生育力。大多数未来学家相信，真实的可能是在中方案（100yo 150亿）与高方案之间，这取决于各国的生育力下降有多快。
认识到2100年世界上的人口会增加100亿（除了发展中国家达到置换生育水平会推迟几十年这一点外，如果每一个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话，是让人从心里感到犹豫的）。认为用来减少出生率的家庭计划和其他项目只会产生微弱差异的人，常常把结论考虑到2025年，因为到那时三个方案之间的差异就会相对小一些。然而，年龄结构（每个年龄组人口的百分比）会存在问题，会看到大多数高人口增长率国家中仍然处在生育年龄之下的公民，有一个不相称的比例。因此，即便置换生育水平明天就达到，即每一对未来的夫妇都只有一个两个孩子的家庭，人口必定会继续增长（一个被称为人口动量的概念入原因在于人口零增长，仅仅是在比例失控的年轻人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之后才到来。如果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夫妇多多少少都同意明天就开始实施置换生育水平，那么35年后，由于人口惯性，目前大约55亿的人口仍然会增长到大约80亿。
因此，置换生育水平越早达到，最终人口规模就可戏剧性地越低。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要选择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以便防止人口惯性使下一世纪末中国的人口翻一番。你究竟把目前不得已的政策还是将来的人口规模翻一番哪一种看作是大灾难，不是取决于你的伦理观，就是取决于你站在乐观主义一悲观主义、经济学家一生态学家范例的那一边。让我们把这种价值判断放在一边，而改在综合评估过程的框架内来考虑这个问题。
一旦我们选定了人口增长方案，我们就需要决定每个人的消费将是多少，换句话说，按传统定义我们的财富水平将是多少。发展中国家现在的人均收入平均大约为每人1000美元。相比之下，较发达国家平均每人为1 美元。显然，发展中国家应该发展，任何国家政府和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发布的每一个官方文件，都假定世界上80％最穷人的人均状况，应该有一个戏剧性的经济增长率。这方面的分析家与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一起（相信贪婪总是我们个人心理的一部分），设想当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消费方面追赶发达国家时，后者决不会在21世纪里裹足不前。相反，较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也会有增加。一个代表性的推测，是到2100年世界平均消费有400％的增长，其中发展中国家也许有800％的增长。持异议的分析家的工作是探究所有可能的案例和提出问题。如果方案A或方案B或方案C出现，那么情况将是怎样？由此，让我们初步接受这些人口和财富计划。
综合评估的下一环对环境问题是关键性的。因为它涉及到用何种技术来达到使一个120亿人口世界的人均消费有几倍的增长。这里，最重要的词语是“能源强度”。这涉及到产生一个单位经济产品所需要的能源数量。在较富裕的国家，产生一个单位GNP（国民生产总值，即经济财富的标准单位）所需要的能源量，在过去几十年里有稳定的下降。平均改进（每个单位GNP所需要的能源趋于减少）速率，在过去30到40年间大约为l％。在1973年OPEC 能源涨价后的10年间，随着价格引起的定量供应、发明和能源效率以飞快的速率增加（因为有价格机制在刺激这么做），平均改进速率有了跃变。
猜测这一能源强度改进速率在将来应该是多少，在经济学界是一个大的争论。当然，OPEC 限制能源的事例给我们上了值得思考的一课，这就是常规能源（矿物燃料）的价格也应该是方程中的组成部分。然而，现在的综合评估模型很少对此进行明确的假定。相反，典型的假定是，将来会以一种恒定的速率开发那些更为节能的产品，因为人们既要创造这样的产品又要购买这样的产品是要花时间的。因此能源的价格多少与此不相关。我和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经济学家拉里·古尔德（Larry Gould。r）用这种能源一经济模型已经证明，与价格无关的标准假定，会导致通过提高二氧化碳税就可以减少成本的偏见。因此，未来一代的综合评估模型必须考虑，由减少温室气体的政策引起的常规能源的价格增加，可能会引起不是提高能源效率就是降低非常规能源（例如太阳能）价格的技术改进。
在过去10年里，某些发展中国家（LDC）的能源强度，实际上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但是差不多所有的分析家都认为，这种不祥的趋势会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上升、资本增值，以及在市场里可以买到和安装更有效的产品而逆转。
如我们在鸟类的生存斗争中所看到的，以过去的资料，预言本来的事情是不一定靠得住的。对发展中国家最终改进的能源强度的预言是基于西方的经验，这些经验认为，在经济开始起飞时，发展中国家会使用廉价的能源去推进工业化（代表性的就是煤），仿佛就是100多年前美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再现。
再则，基于西方的经验还初步认为10年到20年后，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他们会比处于发展进程早期的现在，更多地转向低能耗、低污染的技术，因此他们在经济上将是有成本效益的。由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确定的，因此这是一个综合评估专家可以（利用反映不同政策与实践方案提供的机会）为决策过程作出贡献的领域。通过显示不同的政策对影响能源强度方案的相对重要性，我们最终可以结合各种发展政策指出，二氧化碳和氧化硫的排放量问题，将对潜在的气候变化和不利于健康的空气污染具有的非常不同的影响。
还可以对有关人口、财富、技术的选择性方案的意义进行评估，即所谓“敏感性分析”。这种政策分析是综合评估工具的优点之一，也是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什么要将它作为一种理性主义者方式接受，试图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许多非常不同的部分综合在一起进行考虑的原因。
能源本身并不是全球气候的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二氧化碳排放。如果生物量、太阳能或者核能是主要的能源供给，那么每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就会远远小于用煤或石油或者以煤中的碳为基础的合成燃料来作为社会能量供给的排放。或者，采用介于两者之间的是用天然气，因为它的污染远远少于燃烧其他的矿物燃料。因此，在我们计算人口、财富、技术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方程式中，需要一个附加的因素，这个附加因素就是所谓二氧化碳强度，即每单位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就是敏感性分析可以根据以天然气，而不是以煤为基础的未来经济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积聚效应，来进行综合评估的另一个例子。（这也许可以使CO。减少一半以上。）
专家的推测
以为现有的任何一位分析家能够确信将来一定会出现何种特定的方案是荒谬的。事实上，严格地讲起来任何一种方案的可能性都是零。这就是说，实质上可以肯定未来不会沿着我们所画出的任何一条曲线发展。综合评估的目的本身，不是要为未来发生的事情提供精确的预言，而是要显示各种假定的不同的结果。不管分析家的价值系统如何，至少分析过程使得各种选择的逻辑结果变得明确了。
如果任何一种选择真正实现的可能性是零，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提出在真实世界中是有意义的结果呢？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的分析家詹姆斯·泰特斯（James Ti－tlls）已经尝试了一种解决方法。他和同事作了一个小的综合评估镶嵌图——各种CO。排放方案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他长期以来有兴趣探讨与冰盖融化或海洋变热，以及由此产生的水体热胀相关的海平面上升问题。每一种过程都会引起海水略微高出海岸线。（海平面在20世纪上升了10一25厘米，在下一个世纪预计是上升0一120厘米，其中“最佳猜测”是大约50厘米。）对海岸线经济价值的研究，认为海平面上升在将来可能会引起几百亿到几千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因此对其发生可能性的评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综合评估活动。
泰特斯认识到没有一个方案可以说是可信的，他试图考察一系列可能的结果，并赋予它们每一个以尽可能客观的概率。为此，他依赖于几十位专家关于下列一些问题的最佳主观推测：将来会排放多少CO。，自然界怎样通过自然碳循环分解这些CO。，CO。怎样转化为气候变化，这些气候变化怎样影响极地冰块和海洋中的温度分布（所有这些集中在一起决定了海平面变化）。
泰特斯和同事（包括对这个问题有各种见解的专家组）把他们影响评估的最后结果，做成未来海平面上升的一个统计分布曲线，其形态从低概率的微弱的负值（表示海平面下降）到同样低概率的海平面上升1米甚至更多（见图61）。概率分布的中点是到下一世纪末海平面上升半米左右。泰特斯告诫说不要刻板地去看这些数字，但我相信图6．1结果的总体分布合理地描述了这个课题，应该认真地对待。
由于EPA分析家的工作只做到这里，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评估。为了用综合评估得出它的逻辑结论，我们需要知道各种控制战略的经济成本，用于将减少海平面上升的成本与海平面上升的经济或环境损失进行比较。这意味着要对气候变化、海岸湿地、渔业、环境难民等等赋予价值——当然是以货币计算的价值。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哈迪·道勒特巴迪（Hadi Dowlatabadi）领导了一组综合评估专家，像泰特斯一样把一系列气候变化的方案结合起来，但不像EPA的研究，而是在结合中加了一系列用于减少的成本评估。他们的综合评估是以用于C（）s排放控制的投资，或者大于被控制的气候变化的损失，或者小于损失的概率统计形式表示的。由于他的结果没有包括对可想到的一切代价的估计（例如因海岸洪水泛滥导致人们离家的政治后果），卡内基·梅隆研究组的结果仅仅展示了综合评估技术的能力。他们的量化结果只有在确定了物理、生物、社会结果的范围及它们的成本和收益后才具有意义。
荷兰政府也做了类似的研究来为决策者提供综合评估。简·罗特曼（JanRotmans）领头的一项任务，是要指出这种复杂的物理、生物、社会因素的模型不可能对现行政策的两难困境产生可信的“解答”，但可以对决策者提供“预见”，以使决策置于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使量化特殊活动的成本和收益是有争论的，但理解任何复杂分析工具的优点和不足也是理性的决策所不可缺少的。
耶鲁大学的威廉姆·纳德霍（William Nordhaus），在把气候变化政策争论体制的优化方面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他是一个长期来承认有效的经济必须把外部成本内部化（换句话说，要发现我们活动的整个社会成本，而不仅仅是以传统“自由市场”价格反映的直接成本）的经济学家。他试图量化气候变化的这种外部危害，然后试图将它们与用来减少CO。排放的全球经济政策的成本进行比较。他的优化方案是提高CO。税，通过提高与CO。排放量成比例的燃料价格，使对气候的危害内部化，由此刺激社会，去少用这些燃料。1977年他发动2000多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份呼吁书，要求各国政府通过国际政策协议使这种刺激制度化。
纳德霍提出的CO。税方案，从每吨见美元到每吨几百美元不等（后者将有效地导致把煤从世界经济中排除出去）。他在他的模型的研究方法和假定中证明，这些CO。排放费用的成本到2100年，在任何地方，都相当于世界经济从小于l％到百分之几的GNP损失。从经典成本一收益经济分析导出的有效的优化方案是，征收CO。税以防止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效益，应该足以抵消使世界经济减少的量。他假定气候变化的影响等价于大约l％GNP的损失。这导致了一个“优化的”初始CO。税率，即每排放1吨CO。为10美元左右。在他的模型实践的研究方法中，到2100年只能减少地球变热十分之几度，这与他的模型推测的4℃地球增热相比是非常小的比例。
纳德霍怎样得出气候危害大约是1％GNP的呢？他假定农业是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市场经济因素。几十年来，农学家已经计算出各种气候变化方案对谷物产量潜在的影响，认为某些现在太热的地区，会因天气变热遭受严重的损失，而其他现在太冷的地区则可能因祸得福。但是，农业气象学家诺曼·罗森伯格（NormanRosenberg）指出，这种农业影响研究暗含着“愚蠢农民假定（dumPfarmer assumPtion）”。这就是说，他们忽视了农民可以适应变化的市场、技术和气候条件这样的思想。像纳德霍这样的经济学家相信，这种适应将戏剧性地减少气候影响对耕作、运输、海岸保护和能源使用等市场因素的代价。然而，生态学家对这种自鸣得意的乐观主义提出了质疑，因为它忽视了那些真实世界的问题，即人们对尝试不熟悉做法的惰性、使用新技术的问题、意料之外的虫灾、高度变异的天气等等，这些问题掩盖了人类引起的缓慢演化的气候信号，不鼓励农民去冒采用不熟悉的适应战略的风险。
我最近介入了与一位乐观主义农业经济学家的争论，这位经济学家断言，现代农民实际上可以克服任何可能的气候变化。我反对他把这些农民设想为所有人都精通现代的电子高速公路，懂得综合评估的概率分布，并在财力上和智力上能对变化的害虫、谷物、天气、技术、政策和长期的气候条件等一系列迷惑不解的问题作出迅即反应。我说：“你否定了过去那种不真实的‘愚蠢农民假定’，但取而代之的是同样不现实的‘天才农民’。”真正的农民很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害虫、极端的天气、缺少资金投入到适当的适应战略等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是减少气候对农业影响的严重的障碍，即便对“天才农民”也是一样。
赢家和输家
传统经济学有关气候变化对农业或海岸线变化这类市场因素的潜在成本分析还有一个附加的问题：关于赢家和输家的说法。“财富经济学”这一领域是计算各种活动和事件总体（非个人）经济财富的净变化，以及在综合评估中使用的由气候变化估计造成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如果衣阿华的农民因为气候变暖减少谷物产量而损失10亿元，而明尼苏达农民因为延长了的季节同时获得10亿元，那么美国经济财富的净变化是零。我怀疑这种情况没有政治色彩，因为大多数人相信对平等问题的考虑要求赢家对输家进行补偿。这个纯粹“重新分配成本”的问题是困难的，现在已成为气候影响评估争论的一部分，但在政治领域肯定会得到关注。
在这一点上，耶鲁大学的森林经济学家罗布·门德尔松（RObMendelsohn）已经运用所谓“享乐主义（hedonic）”方法估计了典型的全球变暖方案在美国的成本与收益（影响）。简单地说，这种方法不是要清楚地说明复杂的物理、生物、社会过程是怎样决定农业和林业的利益的，而只是把温暖的东南部地区的经济活动与寒冷的东北地区作比较。这提供了温度变化怎样影响不同经济地带的一个事例。这个方法是有争论的，因为自然科学家并不认为北部气候和南部气候的日常差异能够作为随时间演化，或瞬时变化的温度和其他变量的信号，因此说不上有惊奇之处。实质上，这些方法是要假定一个地方随时间的变化可以为同时态的跨空间变化所完全替代。但是这里的问题不是要反对这个结论，仅仅是就此讨论赢家和输家的问题。门德尔松利用这个方法的主要发现是，气候变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