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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若政争不曾要求宗教的援助，而胜利的党派，博得胜利时，又不曾特别采用任何教派的教理，那末，这个政党，对于一切不同的教派，就会平等看待，一视同仁，让各人去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牧师和宗教。在这种场合，无疑会有许许多多的教派出现。各种不同的会众，几乎都会自成一个小教派，或者抱有自己的若干特殊教理。这时，充当教师的人，要保持现有教徒，并增加教徒数目，他定会感到有大卖气力并使用一切技术的必要。可是，这种必要，是其他一切教师具有同感的，人人大卖气力，人人使用一切技术，因此任何一个教师或任何一教派教师的成功，都不会过大。宗教教师利己的、积极的热心，只在社会只容许一个教派的场合，或一个大社会全体只分成为两三个教派，而各教派的教师，又在一定纪律、一定服从关系下协力共作的场合，才会发生危险与麻烦。如果一个社会分为二、三百乃至数千小教派的势力范围，那其中就不会有一个教派的势力能够搅扰社会，而他们教师的热心，也就全然无害于事了。在这种场合，各宗派教师见到围绕他们四周的，敌人多于朋友，于是就不得不注意到那常为大教派教师所漠视的笃实与中庸；大教派教师所以如此，因为大教派的教理，有政府为其支援，博得广大王国或帝国几乎一切居民的尊敬，而教师们的周围，因此就布满了门人、信徒及低首下心的崇拜者，没有一个反对的人。小教派教师，因为觉察到自己几乎是独立无助，通常不得不尊敬其他教派的教师；他们彼此相互感到便利而且适意的这种互让，结果可能使他们大部分的教义，脱去一切荒谬、欺骗或迷妄的夹杂物，而成为纯粹的、合理的宗教。这样的宗教，是世界各时代贤智 之士最希望见其成立的宗教，然而成文法律，从来未曾使其成立，而且将来恐怕亦没有一个国家能看到其成立；其原因是，关于宗教的成文法律，一向总是多少受世俗的迷信及狂热的影响，而今后恐怕还要常常受此影响。这种教会管理方案，更适当的说，这个教会无管理方案，就是所谓独立教派。这教派无疑是一个极其狂热信徒的教派，英国于内战终结时，有人建议在英国成立。它要是成立，虽然其起源是极其非哲学的，但到今日也许会使一切宗教教义，都出现最和平的气质和最适中的精神了。宾夕法尼亚是实施了这个方案的地方。虽然那里教友派占最多数，但其法律对于各教派，实是一视同仁，没有轩轻。据说，那里就产生了这种合理的和平气质和适中精神。
对各教派平等待遇，不分轩轻，纵使不能使一个国家中各教派全体或甚至一大部分，产生这种和平气质和适中精神，但教派的数目，如果十分繁多，而且每个教派的势力，都小到不够搅扰社会治安，那末，各教派对于各自教理的过度热心，就不会产生很有害的结果，反之，却会产生若干好的结果。政府方面，如果断然决定，让一切宗教自由，并不许任何教派干涉其他教派，那就用不着耽心它们不会迅速自行分裂，而形成十分多数。
在各文明社会，即在阶级区别已完全确立了的社会，往往有两种不同的道德主义或道德体系同时并行着。其一称为严肃的或刻苦的体系，又其一称为自由的或者不妨说放荡的体系。前者一般为普通人民所赞赏和尊敬；后者则一般为所谓时下名流所尊重和采用。不过，依我想，对于轻浮这种恶德——容易由大繁荣、由过度的欢情乐意生出的恶德——所加非难的程度如何，实构成了这两个相反主义或体系间的主要区别。象放肆，甚至扰乱秩序的欢乐，无节制的寻欢逐乐，破坏贞节，至少是两性中的一方面破坏贞操等等，只要不至于败坏风化，不流于虚妄或不义，自由的或放荡的体系，大概就会非常宽大地予以看待，而且会毫不踌躇地予以宽恕或原谅。至于严肃的体系则不然，这些过度的放荡行为，都是其所极度憎恶与嫌厌的。轻浮的恶德，对于普通人总会招致毁灭。那怕一个星期的胡行与滥费，往往就足使一个贫穷的劳动者，永远沦落，并驱使他陷于绝望的深渊，从而铤而走除，干犯大逆。所以，普通人民中比较贤明而良善的，老是极度厌恶这些放荡行为。经验告诉他们，这些行为会马上给他们这种境遇的人以致命打击。反之，数年的放荡及浪费，却不一定会使一个上流人没落。他们很容易把某种程度的放荡，看作属于他们财产上的一种利益；把放荡而不受谴责或非难，看作属于他们地位上的一种特权。因此，与他们同一阶级的人，就不大非难这放荡，而只加以极轻微的责备，或者全不责备。
差不多一切教派，都是在普通人民间创始的，它们从普通人民吸引其最初和最多数的新的皈依者，因此，严肃的道德体系，不断为这些教派所采用，其中虽不无例外，但为数极少。这个体系，就是各教派最易博得那些他们首先向其提出改革旧教理方案的那阶级人民的欢心的体系。为要博取这些人的信任，许多教派，也许大多数教派，甚至多方努力，变本加厉地改进这严肃体系，一直做到有几分愚蠢、几分过度的程度。此过度的严格，往往比任何其他事情更能博得普通人民的尊敬和崇拜。
有身分有财产的人，就其地位说，是社会中显赫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社会都在注意，而他因此就不得不注意他自身的一切行动。社会尊敬他到什么程度，和他的权威与名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凡社会上污名失信的事，他都不敢妄为；他得小心翼翼地注意社会对于他这种有身分有财产的人一致要求的那种道德，不管这种道德是自由的或是严肃的。反之，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就不同了。他说不上是什么社会的显赫人物。当他在乡村中的时候，他的行为，也许有人注意，所以他自己也许非当心自身行为不可。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只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说他有他的名声，行为不正，就会损及名声。但当他一走进大的社会，他马上就沉于卑贱和黑暗中了。他的行为，再也没有人观察注意了，于是他就任情而动，不加检点，委身于一切卑劣的游荡和罪恶。这是常有的事。一个人想从其微贱地位脱出，想惹起～个体面社会对他行为的注意，那顶有效果的方法，无过于作一个小教派的信徒。一做了某教派的信徒，他马上就会受到几分从来不曾受过的尊重。为了教派的名誉，一切教友都要留心观察他的行为；如果他做出了寡廉鲜耻的事，或者他所做的，大大违反了同门教友所相互要求的严肃道德律，他就要受那老是被看作一种极其严峻的惩罚，即开除教籍，虽然这惩罚不带有民法上的结果。因此，在小教派普通人民的道德上，几乎常是特别有规则有秩序的，比在国教要严肃得多。实在说，这些小教派的道德，往往却未免过于严格，过于不合人情，使人觉得讨厌。
可是，国家对于国内一切小教派道德上的任何不合人情及严肃到可厌程度的缺陷，不须使用暴力，只须依两种极容易而有效的方法就可矫正。
第一种方法，是由国家强制国内有中等乃至中等以上的身分及财产者，几乎全都从事科学及哲学的研究。国家不应当给教师定额薪俸，以养成其怠惰。国家甚至可对较高深较困难的科学，设定一种检定或考试制度，不论何人，他在就某种自由职业以前，或在被提名候选某种名誉的或有酬的职务以前，都须经过这检定或考试。国家如对这一阶级的人，强迫其研究学问，就不需要费神替他们供给适当的师资。因为他们自己马上会找到比国家为他们供给的教师还要好的教师。科学是对于狂妄及迷信之毒的大消毒剂。一国土流社会人士，从这些毒害救出之后，一般下级人民，也就不致大受其害了。
第二种方法，是增进民众的娱乐。俗众的迷信及狂妄，常起于心中的忧郁或悲观情绪。一大部分人民的这种情绪，不难由绘画、诗歌、音乐、舞蹈，乃至一切戏剧表演消除。所以，为着自己利益，在不流于伤风败俗的范围内，专以引人发噱，叫人解闷，而从事这些技艺的人，国家当予以奖励，或者完全听其自由。煽动俗众的狂信者，总是恐惧公众娱乐，厌恶公众娱乐。由娱乐引起的快适与乐意，与最适合他们的目的，最便于他们的煽动的心理，是全然相反的。加之，戏剧表演，常会揭穿他们的奸诡手段，使其成为公众嘲笑的目标，有时甚至使其成为公众憎恶的目标。因此，戏剧一项，比其他任何娱乐，更为他们所嫌忌。
一国法律，如对于国内一切宗教的教师，一视同仁，不分畛域，则这些教师与君主或行政当局，就不必要保持有何等特定的或直接的从属关系，而同时君主或行政当局，也不必要在他们职务的任免上，有所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或行政当局对待他们，亦可如对待其他人民一样，唯一任务，就是维持他们彼此之间的和平，即阻止他们相互的迫害、侵侮或压迫，此外，便无其他关注的必要了。但是，一国如有国教或统治的宗教存在，那情形就完全两样。在那种场合，君主如对于该宗教的大部分教师，没掌握有一种有力的控制手段，他就永无安全的日子。
一切国教，其教士都组织有一个大的法人团体。他们协力共作，以一种计划，一贯精神，追求他们的利益，有如在一个人指导下一样，而实际上也常常是在一个人指导之下。作为法人团体，他们的利益，与君主的利益从来不相同，有时正直接相反。他们的大利益，在于维持他们对于人民的权威。这权威，基于两种设想：第一，设想他们所谆谆教渝的全部教义，乃是确实而又重要的；第二，设想要由永远的悲惨解脱，则有以绝对信仰，采用这全般教义的必要。假使君主不自识相，敢对他们教义中甚至最细微的部分，表示嘲笑或怀疑，或是对其他嘲笑怀疑教义者，居然以人道精神，曲加保护，则这些同君主没有何等从属关系的教土，就认为有失体面，而宣布君主读神，同时并使用一切宗教上的恐怖手段，使人民的忠顺，从他移向另一个比较驯服的君主。假使君主对于他们的任何要求或侵穿行为表示反对，危险也同样的大。一个君主如敢于象这样反对教会，他的反逆之罪是坐定了，此外，无论他如何严肃声明他的信仰，以及他对于一切教会认为君主应当格遵的教义的谦抑服从，大概还不免要加以异端伪道的罪名。宗教的权威胜过其他一切权威。宗教所提示的恐怖，可以克服其他一切恐怖。所以，国教教会的教师，如要宣传颠覆君权的教义，那君主就只有凭借暴力，即凭借常备军的武力，才能维持其权威。有时就连这常备军，也不能予以永久的保障，因为兵土如果不是外国人——外国人充当兵土的很少——而是从本国人民间募集来的——大概常是如此——，那末，这些兵土，不久也恐怕会为那种教义所腐化。我们知道，在东罗马帝国存续的期间，希腊教士，不知曾在君士坦丁惹起了多少次革命；往后几百年间，罗马教士也曾在欧洲各地惹起了许多次动乱，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一国君主如没有控制国教或统治宗教教师的适当手段，他的地位，就该是如何危险，如何不安定。
宗教信条，以及一切其他有关心灵的事件，很明显地都非尘世君主所得管辖；君主纵使有资格好好保护人民，却很少被人相信有资格好好教导人民。所以关于上述教条及有关心灵的事件，他的权威，往往低不过国教教会教士们结合起来的权威。可是，社会的治安和君主自己的安全，常依存于教士们关于这些事件认为应当宣传的教义。君主既不能以适当的压力和权威，直接反抗教士们的决定，所以君主必须有影响他们决定的能力。影响的方法，惟有使教士阶级大多数人有所恐惧而又有所希求。派职或其他处罚，是他们所恐惧的；升迁禄位，是他们所希求的。
在一切基督教会中，牧师的圣俸，可以说是他们终身享受的一种不动产。其享有，非凭授与者一时的高兴；只要行为端正，即不得任意禠夺。这个财产的保有，如果不是这么稳固，稍稍开罪于君主达官，即有被禠夺的危险，那末，他们对于人民的权威，就不能维持了。人民会视他们为从属宫廷的雇佣，对于他们教导的真诚，没有何等信心。但是，假若君主滥用暴力，惜口他们过于热心散布朋党的或煽动的教义，竟行禠夺他们终身享有的不动产，那末，他这种迫害，只不过使被迫害的牧师及其教义，陡增十倍的声誉，因而对于君主自身，陡增十倍的烦难与危险。几乎在一切场合，恐怖手段，总是治国治人的一种坏工具，决不可用以对付那些对于独立自主那怕只有一点点要求权利的人。企图恐吓这种人，只有刺激其恶感，坚定其反抗；这反抗如果处置稍为宽大一点，也许很容易使其缓和下来，或者完全放弃。法国政府常用暴力强迫议会或最高法院公布不享众望的布告，然很少成功。可是，它通常所用的手段，即把一切顽强不服者通通监禁起来，却可算是十分厉害的了。斯图亚特王室各君主，有时也用与此相类似的手段，来控制英国议会的若干议员，但那些议员也是同样地顽强不屈。因此，他们不得不改弦更张了。英国议会今日是在另一种方法上被操纵着。约在十二年前，奇瓦塞尔公爵曾对巴黎最高法院，进行一个极小的实验，由那个实验充分表示了一件事，即采用英国今日使用的方法，法国一切最高法院，可更容易加以操纵。但这种实验，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强制与暴力，虽是政府的最坏最危险的工具，而权术与劝说，虽总是最容易最安全的工具，但人类似乎生来就是傲慢的，除非他们不能或不敢使用坏的工具，他们总是不屑使用好的工具。法国政府很能够而且敢于使用暴力，所以不屑使用权术与劝说。不过，根据一切时代的经验，我相信，以强制和暴力，加诸国教教会受人尊敬的牧师，其危险和导引毁灭的可能，实有过于把强制和暴力加诸任何其他阶级的人民。牧师有他们的权利，有他们的特权，有他们个人的自由，只要他们与其本阶级中的人结有良好关系，即在最专制的政府下，与其他约有同等身分及财产者比较，其权利和自由，是更受人尊重的。在巴黎宽大温和的专制政府是如此，在君土坦丁猛烈狂暴的专制政府亦是如此，而在此两极间各种不同程度的专制政府，亦莫不如此。但是，牧师阶级虽难以暴力强制，却与其他阶级同样容易操纵。君主的安全，社会的治安，似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君主操纵他们的手段，而这手段似乎完全在于他提升他们的权力。
旧时基督教教会的制度，各主教领区的主教，通由主教所辖都市的牧师及人民共同选举。人民这种选举权，并不曾保有多久；而且就在保有该权利的时候，他们多半也是唯牧师们的马首是瞻；牧师们在这类有关心灵的事件上，俨然是以人民自然指导者自居了。不过，这样操纵人民，也是一种麻烦的事，牧师们不久就厌倦了，他们觉得，主教由他们自己选举比较容易得多。同样的，修道院院长，亦由院中修道士选举，至少大部分修道院的情况是如此。主教领区内的一切下级有俸圣职，通由主教任命，主教认为适当的，即授与职务。这样，教会一切升迁权力，就全掌握在主教手中了。在这种场合，君主对于他们的选举事项，虽然也拥有一些间接势力，虽然教会关于选举乃至选举的结果，有时也请求君主同意，但是君主毕竟没有直接或充分手段操纵他们。因此，每一个牧师的野心，就自然使他要阿谀本教会中人，而不阿谀君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满足其升迁期望。
罗马教皇最先逐渐把几乎欧洲大部分的主教职、修道院院长职（或即所谓主教公会有俸圣职）的任命权，拿到手中。其次，又以种种奸计及口实，把各主教领区内大部分下级有俸圣职的任命权，拿到手中。这一来，所留给主教的，除仅仅足使其维持对所管辖牧师们的权力外没有什么了。同时，由于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