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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今议大祀中祀，自迎神至饮福送神，宜各行再拜礼。”帝命节为十二拜，迎神、饮福受胙、送神各四拜云。
登坛脱舄。初未行。洪武八年诏翰林院臣考定大祀登坛脱舄之礼。学士乐韶凤杂考汉、魏以来朝祭仪，议于郊祀庙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设御幕于坛东南门外，设执事官脱履之次于坛门外西阶侧。祭日，大驾入幕次，脱舄升坛。其升坛执事、导驾、赞礼、读祝并分献陪祀官，皆脱舄于外，以次升坛供事。协律郎、乐舞生依前跣袜就位。祭毕，降坛纳舄。从之。嘉靖十七年罢其礼。
○祭祀日期
钦天监选择，太常寺预于十二月朔至奉天殿具奏。盖古卜法不存，而择干支之吉以代卜也。洪武七年，命太常卿议祭祀日期，书之于版，依时以祭，著为式。其祭日，遣官监祭，不敬失仪者罪之。
○习仪
凡祭祀，先期三日及二日，百官习仪于朝天宫。嘉靖九年更定，郊祀冬至，习仪于先期之七日及六日。
○斋戒
洪武二年，学士硃升等奉敕撰斋戒文曰：“戒者，禁止其外；斋者，整齐其内。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饮酒，不茹荤，不问疾，不吊丧，不听乐，不理刑名，此则戒也；专一其心，严畏谨慎，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诚，无须臾间，此则斋也。大祀七日，前四日戒，后三日斋。”太祖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庙、山川等神，为天下祈福，宜下令百官斋戒。若自有所祷于天地百神，不关民事者，不下令。”又曰：“致斋以五日七日，为期太久，人心易怠。止临祭，斋戒三日，务致精专，庶可格神明。”遂著为令。是年从礼部尚书崔亮奏，大祀前七日，部祀官诣中书省受誓戒。各扬其职，不共其事，国有常刑。宗庙社稷，致斋三日，不誓戒。三年，谕礼部尚书陶凯曰：“人心操舍无常，必有所警，而后无所放。”乃命礼部铸铜人一，高尺有五寸，手执牙简，大祀则书致斋三日，中祀则书致斋二日于简上，太常司进置斋所。四年，定天子亲祀斋五日，遣官代祀斋三日，降香斋一日。五年，命诸司各置木牌，以警亵慢，刻文其上曰：“国有常宪，神有鉴焉。”凡祭祀，则设之。又从陶凯奏，凡亲祀，皇太子宫中居守，亲王戎服侍从。皇太子亲王虽不陪祀，一体斋戒。
六年，建陪祀官斋房于北郊斋宫之西南，后定斋戒礼仪。凡祭天地，正祭前五日午后，沐浴更衣，处外室，次早，百官于奉天门观誓戒牌。次日，告仁祖庙，退处斋宫，致斋三日。享宗庙，正祭前四日午后，沐浴更衣，处外室。次日为始，致斋三日。祭社稷、朝日、夕月、周天星辰、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等神，致斋二日，如前仪。凡传制降香，遣官代祀，先一日沐浴更衣，处外室。次日遣官。七年定制，凡大礼前期四日，太常卿至天下神祇坛奠告，中书丞相诣京师城隍庙发咨。次日，皇帝诣仁祖庙请配享。二十一年定制，斋戒前二日，太常司官宿于本司。次日，奏请致斋。又次日，进铜人，传制谕文武百官斋戒。是日，礼部太常司官檄城隍神，遍请天下当祀神祇，仍于各庙焚香三日。
二十六年，定传制誓戒仪。凡大祀前三日，百官诣阙，如大朝仪，传制官宣制云：“某年月日，祀于某所，尔文武百官，自某日为始，致斋三日，当敬慎之。”传制讫，四拜，奏礼毕。宣德七年，大祀南郊，帝御斋宫，命内官使饮酒食荤入坛唾地者，皆罪之，司礼监纵容者同罪。斋之日，御史检视各官于斋次，仍行南京，一体斋戒。弘治五年，鸿胪少卿李燧言：“分献陪祭等官，借居道士房榻，贵贱杂处，且宣召不便。乞于坛所隙地，仿天寿山朝房礼制，建斋房。”从之。嘉靖九年，定前期三日，帝御奉天殿，百官朝服听誓戒。万历四年十一月，礼部以二十三日冬至祀天，十八日当奏祭，十九日百官受誓戒。是日，皇太后圣旦，百官宜吉服贺。一日两遇礼文，服色不同，请更奏祭、誓戒皆先一日。帝命奏祭、誓戒如旧，而以十八日行庆贺礼。
○遣官祭祀
洪武二十六年，定传制特遣仪。是日，皇帝升座如常仪，百官一拜。礼毕，献官诣拜位四拜，传制官由御前出宣制。如祭孔子，则曰：“某年月日，祭先师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命卿行礼。”祭历代帝王，则曰：“某年月日，祭先圣历代帝王，命卿行礼。”俯伏，兴，四拜，礼毕出。其降香遣官仪，前祀一日清晨，皇帝皮弁服，升奉天殿。捧香者以香授献官。献官捧由中陛降中道出，至午门外，置龙亭内。仪仗鼓吹，导引至祭所。后定祭之日，降香如常仪，中严以待。献官祭毕后命，解严还宫。嘉靖九年大祀遣官，不行饮福礼。
○分献陪祀
凡分献官，太常寺豫请旨。洪武七年，太祖谓学士詹同曰：“大祀，终献方行分献礼，未当。”同乃与学士宋濂议以上，初献奠玉帛将毕，分献官即行初献礼。亚献、终献皆如之。嘉靖九年，四郊工成，帝谕太常寺曰：“大祀分献官豫定，方可习仪。”乃用大学士张璁等于大明、夜明、星辰、风云雷雨四坛。旧制，分献用文武大臣及近侍官共二十四人，今定四人，法司官仍旧例不兴。
凡陪祀，洪武四年，太常寺引《周礼》及唐制，拟用武官四品、文官五品以上，其老疾疮疥刑馀丧过体气者不与。从之。后定郊祀，六科都给事中皆与陪祀，馀祭不与。又定凡南北郊，先期赐陪祀执事官明衣布，乐舞生各给新衣。制陪祀官入坛牙牌，凡天子亲祀，则佩以入。其制有二，圆者与祭官佩之，方者执事人佩之。俱藏内府，遇祭则给，无者不得入坛。洪武二十九年，初祀山川诸神，流官祭服，未入流官公服。洪武二十九年，从礼臣言，未入流官，凡祭皆用祭服，与九品同。
张廷玉》明史》志第二十四 礼二（吉礼二）
志第二十四 礼二（吉礼二）
郊祀 郊祀配位 郊祀仪注 祈谷 大雩 大飨 令节拜天
○郊祀之制
洪武元年，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略言：
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礼》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书》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按古者或曰地祇，或曰后土，或曰社，皆祭地，则皆对天而言也。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自秦立四时，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汉高祖复增北畤，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畤，及渭阳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则未尝举行，魏、晋以后，宗郑玄者，以为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宗王肃者，以为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一岁二祭，安得有九？虽因革不同，大抵多参二家之说。自汉武用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礼如祀天。而后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又郑玄惑于纬书，谓夏至于方丘之上祭昆仑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坛祭神州之祇，析而为二。后世又因之一岁二祭。元始间，王莽奏罢甘泉泰畤，复长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汉历唐，千余年间，皆因之合祭。其亲祀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帝而已。宋元丰中，议罢合祭。绍圣、政和间，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后，惟用合祭之礼。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专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顺以后，惟祀昊天上帝。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则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
太祖如其议行之。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三年，增祀风云雷雨于圜丘，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七年，增设天下神祇坛于南北郊。九年，定郊社之礼，虽有三年丧，不废。十年秋，太祖感斋居阴雨，览京房灾异之说，谓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于南郊。是岁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于奉天殿，而亲制祝文，意谓人君事天地犹父母，不宜异处。遂定每岁合祀于孟春，为永制。十二年正月，始合祀于大祀殿，太祖亲作《大祀文》并歌九章。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南京旧郊坛，国有大事，则遣官告祭。
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大学士张璁：“《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硃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言：“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帝复谕璁：“二至分祀，万代不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璁乃备述《周礼》及宋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祖制已定，无敢轻议。帝锐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问大学士翟銮，銮具述因革以对。复问礼部尚书李时，时请少需日月，博选儒臣，议复古制。帝复卜之太祖，不吉，议且寝。
会给事中夏言请举亲蚕礼。帝以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里，因令璁谕言陈郊议。言乃上疏言：“国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春，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诗》、《书》、《礼经》所载郊祀之文，及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硃熹等之定论，以及太祖国初分祀之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帝切责之。乃敕礼部令群臣各陈所见。且言：“汝梅等举《召诰》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此等言论，亵慢已甚。又或谓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有‘亲地’之说，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也。”璁因录上《郊祀考议》一册。
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且言分祀之说，惟见《周礼》，莽贼伪书，不足引据，于是言复上疏言：
《周礼》一书，于祭祀为详。《大宗伯》以祀天神，则有禋祀、实柴、燎之礼，以祀地祇，则有血祭、薶沈、趯辜之礼。《大司乐》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则曰礼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之制，则曰礼地祇。天地分祀，从来久矣。故宋儒叶时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说，当以《周礼》为定。”今议者既以大社为祭地，则南郊自不当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为不可也？合祭之说，实自莽始，汉之前皆主分祭，而汉之后亦间有之。宋元丰一议，元祐再议，绍圣三议，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赉之费，每倾府藏，故省约安简便耳，亦未尝以分祭为礼也。今之议者，往往以太祖之制为嫌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为可复。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训，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录》固太祖之著典，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从其礼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无二道也。《周礼》一书，硃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实自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为一说耶？
于是礼部集上群臣所议郊礼，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尚书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无可否者，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谕，折衷众论。分祀之义，合于古礼，但坛壝一建，工役浩繁。《礼》，屋祭曰帝，夫既称昊天上帝，则当屋祭。宜仍于大祀殿专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以专祀皇地祇。既无创建之劳，行礼亦便。”帝复谕当遵皇祖旧制，露祭于坛，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袭已久，硃子所谓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而陛下独破千古之谬，一理举行，诚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者也。”
已而命户、礼、工三部偕言等诣南郊相择。南天门外有自然之丘，咸谓旧丘地位偏东，不宜袭用。礼臣欲于具服殿少南为圜丘。言复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对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閟，以尽昭事之诚。二祭时义不同，则坛殿相去，亦宜有所区别。乞于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体势峻极，可与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东、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等辑《郊祀新旧图考》进呈。旧礼者，太祖所定。新礼者，世宗所定也。
○郊祀配位
洪武元年，始有事于南郊。有司议配祀。太祖谦让不许，亲为文告太庙曰：“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有未就，政治有阙失。去年上天垂戒，有声东南，雷火焚舟击殿吻，早暮兢惕，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上帝有问，愿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恶无隐。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诣庙廷，告成大礼，以共享上帝之锡福。”明年夏至，将祀方丘，群臣复请。乃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天于圜丘。明年祀方丘，亦如之。建文元年，改奉太祖配。洪熙改元，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兴皇业。太宗中兴宗社，再奠寰区。圣德神功，咸配天地。《易》曰，‘殷荐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以配。”遂于郊祀前告太庙及几筵，请太祖、太宗并配。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臣谓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当之。”礼臣集议，以为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改。帝降敕谕，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岁首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于是大学士张璁、翟銮等言，二祖分配，于义未协，且录仁宗年撰敕谕并告庙文以进。帝复命集议于东阁，皆以为：“太庙之祀，列圣昭穆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太宗，功德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为天，则配天之祖，不宜阙一。臣等窃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并配。”帝终以并配非礼，谕阁臣讲求。璁等言：“《礼》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凡祭尽然，况祖宗配享大典？且古者郊与明堂异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礼行于报而太宗不与，孟春礼行于祈而太祖不与，心实有所不安。”帝复报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报天之祀，止当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岂不可配天？但开天立极，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业，武王实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当时未闻争辨功德也。”因命寝其议。已而夏言复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之事。望断自宸衷，依前敕旨。”帝报曰：“礼臣前引太庙不嫌一堂。夫祀帝与享先不同，此说无当。”仍命申议。于是礼臣复上议：“南北郊虽曰祖制，实今日新创。请如圣谕，俱奉太祖独配。至大祀殿则太祖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恐太宗未安，宜仍奉二祖并配。”遂依拟行之。
○郊祀仪注
洪武元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先期，皇帝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前祀二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省牲器。次日，有司陈设。祭之日，清晨车驾至大次，太常卿奏中严，皇帝服衮冕。奏外办，皇帝入就位，赞礼唱迎神。协律郎举麾奏《中和之曲》。赞礼唱燔柴，郊社令升烟，燔全犊于燎坛。赞礼唱请行礼，太常卿奏有司谨具，请行事。皇帝再拜，皇太子及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奠玉帛，皇帝诣盥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