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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天通庵车站的鲁军终于缴械投降了；商务俱乐部的敌人也在下午被击垮了，北军只剩下北站的最后据点。于是各路队伍十几万人，浩浩荡荡向车站涌去，猛烈的枪炮声、工人震天的呐喊声、敌军的鬼哭狼嚎声，震撼着大上海。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猛攻，白俄兵逃进了租界，鲁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暴动工人经过两天一夜的血战，完全占领北站，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领导暴动的共产党和总工会在夺取上海以后，曾派代表请白崇禧立即入城。但当时上海的北军残余已有降意，白崇禧在占领松江之后，便勒兵不进。但共产党并不想让上海北军投诚，他们计划夺取北军的武装。在这种情况下，白崇禧别无选择，只好驱师入城。
在此之前，上海一度成为赤旗飘扬的天下。不过，尽管工人和市民组织了市政府，但这个政府却是共产党、军人、买办、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混合体，松散而缺乏权威。蒋介石写信给他们，要求“暂缓办公”。市政府的委员们纷纷挂冠而去。
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他被眼前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震惊得目瞪口呆。他觉得如果不及时稳住局面，上海作为全国最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也作为他未来政府的经济支柱——就要垮了。
“我们先要占领上海，”他通过报纸，以急迫的态度对外界表示，“因为上海是中国经济的枢纽，如果上海再落在共产党人的手里，和汉口一样，弄得外交、经济、政治都扰乱不堪，使国民革命不能成功，那不但是稍有资本的商人不能安居乐业，就是一般民众，怕也要受他们的压迫威胁，而无可告诉了。”蒋介石《国民革命与经济的关系》。引自［日］古屋奎二《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哈尔滨出版社，1989年版。
蒋介石急于向东南发展，甚至不惜和中央分道扬镳，以及他选择上海作为和共产党最后决裂的地点，都不是偶然的。
3月23日，东路军攻入南京。至此，东部中国已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了。
蒋介石一到上海，行装甫卸，便向租界当局和商人们保证要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这是给上海金融界和工商界一服镇静剂。自从北伐军占领湖北后，已有2000万到3000万银元流入上海。上海的银元储备高达1。3亿到1。4亿。上海的经济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从3月开始，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反对上海总工会，禁止总工会集会。为了和共产党的总工会对抗，蒋介石拿出大量金钱，支持上海工会和杭州工会。这两个工会里有不少活跃的帮会分子，是当年陈其美的徒子徒孙。
就在这人心汹汹之际，汪精卫突然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和蒋介石会面，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蒋公开表明他的反共决心。
汪精卫警告说：“如果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失，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武汉被东南打倒的时候，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内的生命，怕要从此消失。”
蒋介石决然回答：“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如果国民党可以生存，无论什么责任我都可以负担起来；绝不能自己不负责任，从中取巧，来做一个好人。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产党分离！”
尽管汪精卫同意他的基本观点，但不同意操之过急。当时的旁观者李宗仁已经预感到，“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
在汪离沪前夜，蒋介石召集了上海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在龙华会议，正式决定清党。李宗仁将他的军队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的左倾部队。蒋介石又把倾向工人的军队调离上海。在采取了这一系列的布置之后，上海顿时呈现密云待雨的紧张状态。
4月8日，蒋介石去了南京，上海的一切工作由白崇禧直接负责。4月9日，蒋在南京恢复了被第二军封闭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工会。这是一个信号。
蒋介石的代表和上海的帮会大亨们，在聚义堂上商讨反共大计。杜月笙这才明白，原来国民革命中暗潮汹涌，国共两党的分裂，已势在难免。蒋总司令就会在上海有所行动了，青帮务必密切配合。
帮会分子把胸脯拍得山响：“上海劳工中至少也有八成是我们这边的人，如果我们真跟总工会打的话，不用说总工会，就是其他所有的左倾势力，都不堪一击。”［日］三谷孝《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上海帮会开始行动了。
杜月笙亲自挑选的帮会“死士”，组成“中华共进会”，准备以暴力捣毁总工会。与此同时，另一批帮会分子设立了“上海工界联合总会”，和上海总工会分庭抗礼。秘密帮会纷纷浮出水面，以各种合法社团的名义，公开活动了。
4月11日，上海的军队忽然散布步哨，戒备森严。上海大部分地区实行了戒严。
数百名身穿党军服式、臂缠白布“工”字符号的壮汉，冲击商务俱乐部。工人纠察队一名副队长上前理论，被当场击毙。双方爆发枪战。二十六军第二师派出第五团前来，将纠察队全部缴械。另一批青帮弟子在杜月笙亲自指挥下，攻占了工人纠察队的重要据点商务印书馆。
南市方面，二百多缠白布黑“工”字臂章的青帮死士，从法租界南洋桥乘汽车冲入华界，手持手枪、盒子炮、炸弹，分三路包围了南车站前的华商电车公司，向纠察队开火进攻。沪西曹家渡也出现了佩戴白布“工”字符号的帮会弟子，冲击申新、民生、丰田各纱厂工会，将工会委员长等四名工会领袖当场打死，又将各工会砸得稀巴烂。
纠察队被“尽解其甲”的消息传出后，上海工人和市民在4月12日举行群众大会，向国民党严重抗议，并要求立即恢复工人武装、保护上海总工会和取缔反动团体。
“反动团体”显然是指杜月笙的“中华共进会”。但当天的谈判，并无成果。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再于闸北青云路召开大会。工人游行赴宝山路天主堂二十六军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拘工人。行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突遇第二师士兵向游行队伍开枪，驱散人群。并用机关枪扫射，死者血流街头，伤者纷纷倒地，一时秩序大乱。其时雨势甚大，宝山路上血流成河。附近各商店纷纷闭门停业，居民惊恐万状。
4月14日，由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中国济难会被查封。4月15日，国民党部分中委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改为谈话会），宣布清党和奠都南京。推举胡汉民为国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军总司令。18日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
当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以后，农民运动的中心，也从广东移至湖南。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临时会议，对日趋高涨的农民不满情绪和农村骚动进行了讨论。毛泽东主张急进的土地政策，即使引起国民党的对抗，也在所不惜。中央犹豫再三，依然决定采取抑制的政策。
究竟农民运动有没有过火的地方？是不是犯了幼稚病？要不要加以纠正？对这一系列问题，共产党一直没有定见。他们时而主张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时而又主张征收土地税；时而是土地赎买，时而又是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
正如许多人预料的那样，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局已定，国共两党势必分道扬镳。
1927年4月，蒋介石在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上海和共产党决裂了，广州立即步其后尘，从南部到东部中国，发生了一连串屠杀共产党的血腥事件。
汪精卫在上海和蒋介石见了一面，便不辞而别到了武汉。他不可能站在蒋的一边，因为他急于要报一年前被蒋逐出国的一箭之仇。国民党现在公开分成了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和上海的国民党（蒋介石）。
武汉政府面临来自南方农民、西北地主集团（冯玉祥）、东部资本家集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重重压力与威胁。他们简直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了。当东部资本家公开表明反共态度后，由武汉政府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急忙向工人发出命令：“应该暂时停止对资本家的斗争。”
暮春的长江三镇，这个南北双方的交界点，东西两部的结合处，水和天，春寒与雾气，全都浑然一体，停止不动，凝滞起来了。只有江面上的小舟，似乎还保持着往日的柔和与平静。然而，谁都知道，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一刻了。武汉街头行人寥落，处贴着“不要同洋人冲突”、“让外商企业和工厂复工”、“服从革命法令”、“打倒危害武汉金融市场的蒋介石”、“逮捕造谣者”、“禁止哄抬物价”的标语口号。一种四面楚歌的危机感，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对于武汉政府来说，唯一可以依靠的，似乎只有南方的农民，然而，在土地问题上，他们迄无定论。调查土地问题特别委员会4月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土地改革的主张。会后，特委会成立了一个土地调查委员会，以便确定没收土地的办法和标准。毛泽东指责这是无故拖延时间。
不久，土地调查委员会决定将没收土地的限度定为500亩，但有一个附带条件，即没收土地只限于没有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军官的地主家庭，否则，不管有多少土地，一律不没收。实际上还是政治没收。
在鲍罗廷和国际共产代表罗易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鲍罗廷要继续麾师北伐，其用心和当初孙文北伐有相似之处，是为了避开已经失控的南方；而罗易则坚持先土改，后北伐。罗易是一位39岁的印度人，领导着第三国际中亚局的工作。
4月27日，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关于是先北伐还是先土改的争论，仍然沸沸扬扬，无休无止。
陈独秀对目前的局势深感悲观，他对与会代表们说：“中国革命，无论在广州，还是在上海、天津、汉口或任何工业最发达的地方都不能发展！”为什么呢？“是啊，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结论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在中国的沿海和中部地区，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占有更强大的地位。”
那么，共产党革命的出路在哪里？
陈独秀
陈独秀宣称：“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就是退到大西北去！因为这些地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薄弱，革命力量容易积聚起来，然后再来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②［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意味着放弃南方！放弃城市！退到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10年后的中共才意识到陈独秀这个意见的价值，但如今西北是冯玉祥等军阀的地盘，他们是典型的投机分子，很可能会站到在这场角逐中占据上风的蒋介石一边，因此几乎所有人都起来反对陈的意见。
只有鲍罗廷表示支持，但他的出发点是觉得大西北离苏联较近，容易获得物质上的援助。他竭力主张继续北伐。
武汉的国民党赞成鲍罗廷的主张；共产党则意见不一，有人建议南伐，回师广东；有人建议东征，先打倒蒋介石再说；有人支持鲍罗廷的意见；也有人质问：为什么不想办法保住两湖？在一片异议蜂起声中，蔡和森断言“北伐和东征都不是我们的事！和我们毫不相干！”他劝告自己的同志，“我们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了，让我们来干自己的事情，取得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就是说，让我们注意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即解决两湖问题！”②
所谓两湖问题，就是立即占领粤汉铁路，以湖南为根据地，向湖北和广东进攻。这意味着和国民党公开宣战。鲍罗廷期期以为不可，共产党人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实行决裂。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虽然提出了许多解决时局的方案，但没有一个是切实可行的，几乎全是纸上谈兵。大多数人都在有意回避土地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棘手了。
军队和农会的对立，与日俱增。5月，当湖南的国民党军队发动政变，强行推翻省政府和捣毁农民协会以后，普遍的看法是必须限制农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廷严厉批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和哥老会而不是我们！”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秘密帮会在南方的势力依然很大，甚至比孙文时代还大。
鲍罗廷与罗易的分歧在继续扩大。鲍罗廷主张减租减息、乡村自治，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罗易则主张立即推翻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罗易决定绕开鲍罗廷，直接向武汉政府和汪精卫施加压力。他把国际共产的一份电报交给汪精卫看。这份电报向共产党提出了四点要求：一、农民自动没收土地；二、武装共产党五万人；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四、组织革命法庭，严惩一切反革命。
汪精卫大吃一惊，立即表示武汉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份电报的条件。
破裂已成定局。人们后来把国共最后决裂，归咎于罗易把共产国际的电报给了汪精卫看。其实就算没有这份电报，国共两党间脆弱的合作关系，也已经山穷水尽了。
几乎是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翻版，当南方革命军已经接近全面胜利，完成统一大业之际，这场革命的民主色彩却在迅速消褪，只为新的军事独裁者搭好了表演的舞台。
以军事北伐开始，以政治南伐告终，成了现代政治一幕唱完又唱的老戏。
7月中旬，中共发表对时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中央举行会议，正式分共。2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武汉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乡下的农会大部分瓦解，小部分转入地下。大批工运、农运活跃分子被杀。
共产党被迫离开城市，进入了深山密林。
从太平天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国民革命，南方对北方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虽然潮起潮落，但南方人以永不言败、永不妥协的精神，毕竟把中国一步一步推向前进。
第二部北方，帝国龙脉所系
第四章沉寂的帝都
【壹】当袁世凯定都北京时，已决心维护帝制了。因为北京具有最雄厚的专制文化基础和成熟的官僚政治体系，新旧政府只要办理一下移交手续就行了。
说到北方，不能不从义和团说起。
有关义和团的来龙去脉，已有无数学术著作论及，史料也基本上搜罗俱尽，罔有遗漏，在此亦无庸赘述。然则在历史上，没有哪一次类似的社会运动，会引起那么多、那么复杂而激烈的争论。有人说它是伟大的反帝农民运动，有人说它是盲目排外仇教的暴民运动。这种争论不仅发生在后世，即便在当时，也已经引起统治集团的分裂，不少朝廷重臣，因为支持拳民而血溅法场，丢了吃饭的家伙。
义和团的开坛老祖朱红灯，是山东泗水县柘沟镇宋家庄一个贫苦农民，据说曾参加过白莲教，为此遭到政府通缉，遂遁入江湖，专门结交天下豪侠、捻军余党、大刀会首领等，深受流行于山东的八卦教影响。不少论者指出，后来他创立的义和团，与八卦教是有其思想渊源的。甚至有人指义和团为白莲教的一大分支，亦有人说义和团是洪门的支派，是由洪门后五祖之一的洪太岁后裔创立的。
不管这些说法是否成立，但这伙北方的草莽英雄，最初是从山东西北平原崛起，则确实无疑。义和团老家93％的人口都是农民，“是山东省最纯粹的农业地区，但却毫无繁荣的景象”。［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最纯粹的农业地区，便孕育出最纯粹的农民暴动。
1900年义和团把北方闹得天翻地覆，是中国与东西方列强多年积怨的一次大爆发。义和团极端仇外，认为中国的一切灾难，都是洋人带来的，洋人都是妖魔鬼怪。干旱是因为教堂遮蔽天空，外国人蓝眼睛是因为他们都是乱伦的产物。（乩语有云：“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语虽荒诞不经，但反映了当时民间对洋人和洋文化的认识水平，亦无可厚非，史家不能以今天的认识水平，苛求古人。
1900年，义和团围攻使馆后，八国联军在天津登陆，开始了攻击北京的战斗
然朝廷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洋务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