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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并且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变得非常尴尬，它既不可能做一个不偏不倚的局外人，也没办法以一个自由政府的姿态独立地参加世界政治活动。
当中国对国际事务表现出热情时，往往是国内遇到了棘手的难题，需要藉着参与国际事务，转移国内的视线，舒缓来自内部的压力。
在这一方面，日本更能理解中国政客的心理，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积极地为两国政府牵线，进行暗盘交易。
为了拉中国政府下水，日本已答应提供3000万日元的借款，作为参战和建军之用。但这笔钱是否真的用在对德战争上呢？西原龟三推心置腹地对段祺瑞说：“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与日本推诚合作，利用这五六年的时间整顿国政，充实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摆脱多年来欧美列强的压迫，日中两国同心合力确立东亚永久和平。”
段氏还未等翻译说完这段话，便站起来大声说：“明白了，我也深有此感，一定照此进行。”［日］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
这正是黎元洪所担心的事情。本来，参战与否，总统并不在乎，但如果北洋集团藉此扩充军力，最后用于国内的南北战争，那就后患无穷。
在内阁会议上，各部总长对向德提交抗议和绝交，一口赞成。段祺瑞和外交总长伍廷芳博士到总统府报告内阁意见。黎元洪顾虑重重，他拒绝在绝交案上盖印。段祺瑞勃然大怒，连夜去了天津。这是官僚们用罢工的手段来压迫总统屈服。
黎元洪马上就屈服了。
4月10日，国会开会讨论对德绝交案，大多数议员都赞成中国参战，投票结果很顺利地通过了。
然而，一片反对之声从南方卷地而来。孙文猛烈抨击政府失策。代表南方利益的国会议员，也在各种场合指责政府行事过于草率。他们和总统一样，担心北洋集团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实力。
这股强大的震波，甚至一直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担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博士——一位只有29岁的年轻外交官——正在争取一笔500万美元的贷款。他遇到了意外的困难，国内纷纷谴责这笔贷款被北洋集团用于和国内反对派打仗。
顾维钧颇感郁闷，但他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南方反对参战，显然主要不在于反对中国站在美国一方，而是担心中国参战会使北方有借口，来取得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的各种类型的援助，以增强其武装力量，用以进攻和征服南方的反对势力。”《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 1983年版。
黎元洪不胜懊悔，他决心不再让步。当段祺瑞提议即时对德国宣战时，他一口拒绝了。段祺瑞并不是一个轻易放弃主张的人，他几乎立即就通知各省督军晋京，这意味着他要用军人来干预中央政治了。
督军与清代的巡抚、元代的中书省，一脉相承，辛亥革命后的起义省份，成立军政府，一律用“都督”名称。袁世凯死后，南北双方为了这个名字，你争我闹，最后改称“督军”。督军是一省的土霸王、土皇帝，和黑社会的龙头大哥无异。陈独秀在1918年为这些人下了一个定义：“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军阀”，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用词虽然刻薄，但大体没错，督军与土匪的区别，只是一个领了合法经营牌照，一个是无牌经营而已。有了督军，中央陆军、参谋两部，都可以裁撤了，因为没有督军同意，它们连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
4月25日，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吉林、直隶、山西、山东八省督军，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个区的都统、安徽省长都来到了北京。黎元洪几乎每天都接到有关地方军阀到京的消息，他目瞪口呆了。这个庞大的“督军团”，使首都空气变得骤然紧张。
督军们不少在倒了台的旧王朝担任过一定的官职，除山西督军阎锡山曾留学日本之外，其余均足不出国门，他们出身于贩夫走卒、市井流氓、绿林好汉，和江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年连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也是上海青帮的大字辈大老。他们深信，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让他们为所欲为。
4月29日，督军们在国务院开会，段祺瑞拿出一块白缎，上书“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大字，请督军们签名。这个场面可笑复可悲，督军们当真以为他们的签字会比法律更有效力。
伍廷芳
伍廷芳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作为一名法学家，他马上果断地和军方分手了。他曾经试图阻止军人们的胡作非为，但没有用，他是对牛弹琴。
在一次督军团会议上，陆军部的高级官员直截了当地说：“不赶走黎元洪是没有办法的了！”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大惊失色：“这是非常举动，本人不敢与闻。”文人比武官更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叫嚣的严重性，而且张国淦又是黎元洪的同乡。这种危险使张国淦和伍廷芳一齐递交了辞呈。
这时，狂热的督军们不合时宜地对粤籍财政总长陈锦涛发起攻击。据说一名商人曾向财政部行贿开办炼钢厂，被陈锦涛揭发。该商人反告陈利用职权令商人借垫私人股本，并威逼商人写字据证明总长并未受贿。
军人们借题发挥，把陈锦涛赶了下台。另一名西南派阁员交通总长许世英也因贿案被罢免。堂堂中华民国的内阁，罢的罢，辞的辞，在5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只剩下段祺瑞和海军、农商、司法三部总长出席。
在外面等候消息的督军们，早已不耐烦，他们公然闯进去捣乱国务会议，总长们气得瞠目结舌。眼前的情景，有如戏班开锣，军官们粗鲁地坐到了会议桌上，用手拍着桌子，大喊大叫。在这种情形之下，总长们的最后武器只有沉默。
身为国家元首，段祺瑞对代议制度，实际上既不了解，也无好感。5月2日，他把未经内阁通过的对德宣战案送交国会讨论，并非尊重国会，而是他根本不相信国会敢跟他作对。
当天晚上，他和芮恩施晤谈，在谈到国会开会的事情时，段祺瑞傲慢地说：“如果国会顽固不化的话，我就把它解散。”
芮恩施大吃一惊，他提醒对方，如果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无视国会，肯定将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造成恶劣印象。
段祺瑞的回答十分简单明了：“日本人向我保证，如果我继续实行强硬政策，就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在国会中，反对派的势力也在形成。大部分南方籍议员都强烈反对中国参战。在这些反对派议员中，不少人都在西方或者南洋生活过。
5月10日，国会爆发了相当激烈的辩论。段祺瑞在他的寓所里等候消息，芮恩施也在等候消息，日本公使林权助和德国公使欣策都在等候消息。但他们都没有料到，在国会外面竟出现一个戏剧性场面，使整个形势为之改观。
心急如焚的督军们，已经没有耐心等候国会的辩论了，在陆军部官员的嗾使下，一群地痞流氓（其中也不乏换了便装的士兵），打着公民团的旗号，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几个迟到议员被他们痛殴一顿。在远处看好戏的陆军部官员得意忘形，这才是他们心目中的“民主政治”。
国会立即中止辩论，议长打电话请段祺瑞速到国会。段祺瑞怒火中烧，他没有立即前去，直到傍晚时分，才在警察总监的陪同下，进入被围了半天的国会。饥肠轱辘的议员们一拥而上，质问、谩骂、尖声乱叫，甚至拳打脚踢，秩序乱作一团。段拙于言辞，却有个毛病，一生气鼻子就歪，故有“歪鼻子”绰号。这时他的鼻子早歪到一边去了。
军方组织公民团，原想恫吓一下国会，不料弄巧成拙，反对派大兴问罪之师。5月19日，国会议决缓议对德宣战案。内阁海军、司法、农商三部总长宣布联袂辞职。
段祺瑞
内阁濒临垮台。张国淦劝段祺瑞，干脆宣布引退。段祺瑞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他以强硬的态度反问：“我一旦引退，宣战案岂不功败垂成？”
“总理就算不引退，宣战案目前也行不通了。”
“我就是不走，看总统奈我何？”
“总统有罢免总理之权。”
军官们起哄：“如果出此，我们就造反！”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总统批准了海军、司法、农商三部总长的辞职，只留下外交总长伍廷芳，不予批准。他已经打算让伍廷芳代阁了。
段祺瑞怒发冲冠，鼻子一歪再歪。他接到日本政府传来的信息，他们对他是否维持总理职务相当留意，因此他已没有办法正常思考了。他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和总统决裂。
军人们就如何把最后决裂的责任推给总统，互相交换了意见。第二天，他们推举了一位年老的督军领衔，联名呈请修改宪法，他们指责宪法对内阁和内阁总理的地位没有确实的保障。
由于受到内阁垮台的鼓舞，黎元洪对这份呈文不屑一顾。他知道美国公使已经向军方施加压力，如果他们发动任何推翻国会的运动，将得不到美国的同情。因此，总统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
5月21日，督军团突然离开了北京。
事先没有任何人得到消息，然而，当事情发生以后，却人人都能意识到，这不是好戏的收场，而是刚刚开幕。只有黎元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当满载军人的火车刚一驶离前门车站，总统便下令罢免段氏的职务。人们十分纳闷，总统哪来的把握呢？5月22日，黎元洪在为他的美籍法律顾问饯行时，心情愉快地对芮恩施说：“一切危险都过去了，我要免段将军的职，组织一个新内阁，并且让国会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决定参战问题。”
芮恩施觉得很奇怪，他问：“不和段将军合作，政府能够维持下去吗？”
“哦，我想是可能的，”黎元洪说，“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芮恩施追问，总统准备依靠什么人来渡过目前的难关？黎元洪悠然自得地回答：
“张勋将军会帮助我的。”［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黎元洪曾被西方外交家认为对政府具有现代概念，但他生活在充满帝王色彩的北京，在遗老遗少的包围之下，他真的理解现代政治的意义吗？仅仅一年多以前，他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采取了不合作态度，但现在他却主动把复辟的危险引入庙堂之上，铜驼之侧。
【贰】帝国的梦想：1917年7月1日，北京人纷纷燃放鞭炮，挂起龙旗，狂热地欢迎皇帝回来。
中国的官僚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私臣意识，他们对“忠”的伦理判断，完全基于君臣“不贰”的私人关系，而非国家的利益。早在战国时期，这种君臣关系就高度官僚化了。
在被迫与共和制度妥协的前清官僚集团里，差不多人人都有某种程度的复辟倾向，只不过谁也没有张勋来得那么公开和强烈而已。这位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的脑后，至今还挂着一条大辫子。他和北洋集团的头面人物不仅保持着密切来往，而且有着相同抱负。这些帝制分子包括前国务卿徐世昌、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直隶督军曹锟、福建督军李厚基，甚至还有副总统冯国璋。他们和张勋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要绕大圈子，一个要直截了当。
张勋
北洋集团的复辟梦想，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创始人袁世凯那里。这位以“八十三天皇帝”闻名的独裁者，从不相信共和制度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即使在他承认共和政体的时期，他还是坚信，一般人民是极端保守的，拥护帝制的。
他的观点代表着北方官僚集团的普遍看法，这些人（乃至广大的平民百姓）从未受过真正的民主政治训练，他们在现代的代议制度面前显得茫然无措。什么民有、民治和民享，完全一窍不通。
离开北京只有几里地的乡下，人们就已经把总统的官衔和皇帝的新年号混为一谈了。拥护帝制的人常常把这作为例子，证明共和制度不曾引起一般民众的兴趣，中国没有真正懂得法治的人，所谓民主政治，言之过早，“不合中国国情”，恒为朝野最常听到的理由之一。中国人喜谈“以人为本”，然则在政治上一味强调以人为本、德治天下，最终必然导致人治，也就是君明臣良的理想国，而不是一个现代法治社会。
袁世凯乃两千年专制文化培养出来的权力狂，别说他有六镇劲旅，就算他手下只有六个排的大兵，也不会甘心屈从于墨写的法律。正如老子所说： “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那些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像霉菌一样遍布中华大地的土匪，还有大大小小的巡阅使、军务督办、督军、师长、旅长，谁说不是一个个小袁世凯呢？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复辟的阴谋就一直没有中止过。最初人们相信袁世凯会还政清室，自己做个摄政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的野心比人们的想象大得多。他竟要学王莽、曹操，这就使他自己即使在北洋集团之中，也失去了道德的立足点。
袁世凯死后，效忠于清室的复辟势力重新抬头。
督军团离开北京以后，并没有回到各自的省区，而是云集徐州。这里是张勋的大本营，军人们几乎所有关于复辟的密谋，都是在这里酝酿的。现在，督军们又向张勋许诺，只要他能把黎元洪赶下台，他想干什么都可以。坐镇南京的冯国璋，在前清时是禁卫军统领，又曾督办贵胄学堂，与许多皇族亲贵都有密切关系，武昌首义后就是他率北洋军攻陷汉阳的。他给张勋写信，半认真半玩笑地说，他愿充当辫子军的后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兵力直捣北京。
本来黎元洪属意的调人，并非张勋，而是冯国璋。但冯国璋不愿蹚这趟浑水，无奈之下，黎元洪只好退而求其次，请张勋出面。
性格鲁莽的张辫帅信以为真，这回黄龙要出洞了！
5月29日，总统下令罢免安徽省长倪嗣冲的职务。机会来了！声名狼藉的倪嗣冲在安徽宣布独立，脱离中央。北洋系统的各省区纷纷效法。北洋各省的独立，与以前南方各省的独立，虽然同是反对北京政府，但也有不同之处，以前南方反对的是由北方军人操纵的北京政府，现在北洋反对的是一个由南方人当总统的政府。因此，当北方闹独立后，滇、黔、川、湘、粤、桂西南六省，纷纷摆起拥护中央的姿态，义正辞严，反对军人干政。
就在这时，张勋袍笏登场了。
他应黎元洪的邀请，率领五千定武辫子军，北上帝都。公开使命是调解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矛盾，真正目的是复辟清室。冯国璋写信给他，保证“追随其间，遇事总与我哥取一致行动”。《冯国璋函》。《近代史资料》总35辑。张勋深信他已经得到北洋集团的默许和外国势力的支持。
几乎就在同时，段祺瑞在天津组织了临时政府，推举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准备等黎元洪下台后，即召集临时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
张辫帅虽是戆头，也看出段祺瑞从前曾带头劝宣统退位，故对复辟之举，绝无赞成之理，将来发动复辟，将难免一战。
正因为如此，段祺瑞才推举徐世昌上台，以牵制复辟派的力量。徐世昌一面发表维持总统、恢复内阁和解散国会的三大主张，一面将就任大元帅的通电拟好，随时准备发表。
从这时起，张勋已经注定要成为北洋官僚集团的牺牲品。
6月8日，张勋向北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立即解散国会，他就不再充当调人了。黎元洪再次屈服。总统的软弱，大大刺激了复辟派的气焰。6月14日，张勋进入北京。
这时复辟已如箭在弦上，徐世昌的代表钱能训——光绪朝进士，官拜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御史、顺天府尹、陕西巡抚，一位资深的老官僚——突然从天津来到北京，和张勋秘密会晤，传达徐世昌的意见：对复辟是非常赞同的，并认为复辟后的国民投票制，比现在的共和制更为先进。
复辟时期的溥仪坐上正大光明殿
徐氏的主张大致有三点：一、给他以摄政王或类似的名义，掌握全部政权；二、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宣统为皇后；三、实行君主立宪。张辫帅嗤之以鼻，他再蠢也不会蠢到为徐世昌这种老官僚火中取栗。
交易没有谈成，徐世昌还不死心。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过了一天，钱能训带着徐氏的新方案，去而复还。他向张勋建议，复辟条件还未成熟，可以从缓，不如先设立元老院，掌握国中最高权力，由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