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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成为蒋一生中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像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无不出自江、浙。在经历了李宗仁、冯玉祥等地方势力的反叛之后，1931年，蒋介石在日记中，曾经开列过一份干部分配名单：
“以邵力子（浙）、张岳军（川）、宋子文（粤）、陈立夫（浙）、孔庸之（晋）、邵元冲（浙）、王维宙（辽）、于右任（陕）、杨畅卿（粤）等为之政治之中心；以丁鼎丞（鲁）、叶楚伧（苏）、陈果夫（浙）、戴季陶（浙）、余井塘（苏）、（刘庐隐——原注，赣）、程天放（赣）等为党务中心；以方子樵（鄂）、陈厚甫（闽）、朱益之（滇）、熊天翼（赣）、葛湛侯（浙）、林蔚（浙）等为军事之中心，迅即组织干部分头进行。先去其内部之散漫，而后可不愁战局也。”《蒋介石日记》，引自金以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二○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在这份名单中，浙江、江苏籍的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蒋一向重军轻党，党务几乎是汪精卫的专利，但这时蒋在党务工作的七名负责干部中，安排了四名江、浙籍的，可见他在党统方面，也要与汪一争长短了。
蒋也很注意和江、浙经济界的豪门巨子保持密切往来。当他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率军北伐时，上海滩的金融业（公估局、银炉、上海银行公会、外国银行公会和上海钱业公会）大亨们，纷纷解囊相助。
蒋介石奠都南京，随即在上海成立新的中央银行，以统一币制、统一金库、调剂金融为宗旨，以期达到“银行之银行”的目的。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仍靠借债度日，只不过抱定“慎借外债”的原则，其结果，内债就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仅1928年上半年，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里，像以下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1月10日，财政部长宋子文提议发行第二次海关2。5附加税国库券4000万元。利率为月息八厘，前二年付息，四年四个月还清。由上海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
3月27日，北伐开始，需款孔亟，特发行以卷烟统税为担保的国库券1600万元，利率为月息八厘，三年七个月还清，仍由上海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
4月28日，发行军需公债1000万元，以印花税收入作抵，月息八厘，七年还清，仍由上海金融界承受。
东部金融巨子张嘉璈回忆：“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至十七年（1928年）6月，此14个月之内，国民政府共合发行国库券与公债一亿三千六百万元，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其中以中国银行所占成分最大。日本报纸及日人著述，时有讽刺国民政府之语，谓：‘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持。’”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日本人的说法，并非讽刺，乃是事实。据一项统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中，上海各界提供给政府的金钱多达近一亿元。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东部的钱好像多得花不完，但在战争中不断膨胀的军队，则是一个无底洞，多少钱丢进去都是立即消失无踪，连个泡也不冒出来。
为了把东部财团紧紧攫在手里，政府和东部集团之间，必须有一位强有力的联系人，一位在野的巨擘。在上海，没有谁比杜月笙更适合担当这个角色的了。
杜月笙（右）、张啸林（中）、黄金荣（左）合影
杜月笙是上海滩的一位奇人。他出身寒微，靠贩毒、开赌发家，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滩的青帮三大亨，与法租界关系密切，在政界也有相当影响力，当年黎元洪下野赴沪，就是由杜月笙亲自安排保护，又在家中设宴款待，俨然平起平坐。杜月笙立身处世，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但这种儒家思想并非来自四书五经，而是来自《西汉演义》、《三国志》、《水浒传》和《说岳全传》一类小说。他识字不多，只能由别人读给他听。他的忠孝侠义之风，就是由这些坊间小说培养出来的。
当过上海市长的俞鸿钧对杜月笙有这样一番描述：“月笙先生，出生于农村，长大于都市，且为目击过去帝国主义控制下租界之种种黑暗，故其民族意识，特别坚强。先生交游遍天下，士农工商各阶层无不普及，故其社会经验，更较任何人丰富。先生急公好义，为各界所推崇，平时兼任各公私机构董事长会长委员等职务，不下数十处之多，但每遇有重要事务，必亲到参加，其精力之充沛尤足惊人。”俞鸿钧《忆杜月笙先生》。《杜月笙先生（镛）纪念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从这一角度来看，东部帮会与“抡着大斧，只顾砍人”的黑旋风式的西北刀客、会党，风格上大不相同。
蒋介石没有忘记杜月笙对上海政变的功劳，当宁汉仍处于严重对峙状态时，他请杜月笙到南京见面，委任这位青帮大亨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
“四·一二”以后，上海的豪门决定把赌注押在蒋介石身上，而杜月笙恰在此时从蒋介石那里获得了一连串的殊荣，他在上海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光芒万丈。法租界当局立即委任他为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杜月笙在商界和工界的势力日益膨胀，翻云覆雨，无所不能，人称“上海皇帝”。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上海的地位更形重要。政府希望帮会头子杜月笙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于是鼓励他进军金融界。引路人是“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北监老人钱新之。钱是浙江吴兴人，出身在一个工商业家庭，读过北洋大学的财政经济学，又到日本高等商业学校学习财经和银行学。辛亥革命后，开始打进上海金融界，担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和宋汉章、张嘉璈等金融大亨称兄道弟。
1920年，钱新之出任上海银行公会的会长。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四·一二”前夕，蒋介石到了上海，和黄浦滩大老虞洽卿策划成立“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钱新之是委员之一。
钱新之苦口婆心劝杜月笙，一个人活在世上，钱固然很重要，但地位、名誉也很重要。现在你赚的钱再多，也不过是些经营烟赌的黑心钱，干嘛不把这些钱投资在正当的行业上，以便真正成为上海领袖群伦的人物呢？你是党国要人，又是租界公董局的顾问，身份、地位都已经很高，干嘛还要死抱着赌台、烟馆这些黑道生意呢？
杜月笙听了以后，确实心动了。但自己大字不识几个，正行生意也从没做过，武生出身的，唱花旦怕唱不来。他一时也想不出有什么正行生意，适合他做。
钱新之建议他去开银行，打进金融界。这回杜月笙的反应，不仅是吃惊，简直像听到天方夜谭一样了。干正行生意他确实想过不少，却从来没有想过开银行。在他看来，办银行是需要非常高深的专业学问，绝不是他这种小伙计出身的粗人能玩得转的。
钱新之给他打气：办银行就需要两条，一是有信用；二是在社会上兜得转。这两条杜先生都不成问题吧？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赫赫有名的杜月笙开了银行，却没人来存钱，这个台可就塌得大了。钱新之安慰他说，银行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谁家银行开张，大伙儿都要往里存一笔钱，以示祝贺，这叫堆花。上海滩有十几家银行，历来堆花的数额大，期限长，而且现在又是杜先生开银行，谁不给几分面子？
钱新之力劝杜月笙进军金融界，是因为他即将在南京国民政府里担任财政部次长，在上海金融界需要有新的势力兴起，作为政府的财政支柱。杜月笙在“四·一二”中出力至巨，黑白两道都有相当的号召力，正是新势力的理想人选。
杜月笙果然雷厉风行，1929年3月7日，钱新之在南京履新之日，杜月笙的中汇银行已经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143号隆重开业了。
黑道出身的杜大耳朵，虽然做正行生意，但手段仍不免是黄浦滩流氓的手段。当时上海黑帮横行，绑票是家常便饭，报纸上天天都有几宗绑匪撕票的新闻，黄浦江上天天都可以看见无名浮尸随波逐流。商家富户无不胆战心惊。
为了能平平安安做生意、过日子，很多人只好给杜月笙投帖子，拜到他的门下。有杜月笙的招牌，就像买了保险一样，再也不会受到黑帮的骚扰。杜月笙办银行，自然首先想到了这批胆小怕事的财主。他按帖子摊股，一下子就筹到了25万的股金。
银行虽然开张了，得到中央银行的补贴和各路豪富的捧场，法国驻沪总领事葛格林成了银行的大客户，帮会把巨额的烟赌游资都存入中汇银行，但杜月笙到底不是金融家，对银行业务并不熟悉，负责管理中汇银行的总经理原来是杜公馆里的账房先生，虽然忠心耿耿，但在上海滩办银行，毕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两年下来，中汇只有19万元的赢利，在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杜月笙干什么事情，都有着一股不干则已，一干就要干到底，干出名堂来的犟劲。当初他开银行，轰动了上海金融界，朋友、敌人都在瞪大眼睛看着他，他决不能半途而废。他不动声色地等着，等着一个“决定性的机会”。
第一次出现这种机会的迹象，是在1929年4月，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为了说服上海的资本家继续支持政府的金融改革，对他们采取非常温和的亲善态度，邀请金融家们向政府进言，希望他们把支持国家经济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甚至鼓励他们反对蒋介石把超负荷的军费开支强加在上海资本家的身上。
因此，当蒋介石宣布解散闸北商人志愿队（一支商人武装队伍）时，上海的资本家采取了公开的抗拒态度。
杜月笙向帮会下达了指示，向上海金融界施加压力。4月24日，一队骠悍的帮会打手冲进了坐落在公共租界的上海商会，洗劫了这幢大楼，四名在商会里工作的人员被打伤。商会向南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但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毫无反应。甚至上海的报纸都接到了严厉的通知，禁止报道这次袭击事件。
上海商人屈服了。
在杜月笙的操纵下，商会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对蒋介石来说，现在向上海商人要钱更方便了；而对杜月笙来说，商会则成了他手中的一只棋子。
真正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1931年7月，著名“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生了重大的资信危机。它投资盐业失败，损失将近两百万。本来对一个财力雄厚的大银行来说，两百万的损失并不至于追魂索命，但它的对手趁机兴风作浪，广播谣言，两百万的损失变成了几千万。商储银行的经营方针一向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客户大部分是小额储蓄的普通市民。消息传开，立即引起恐慌。
疯狂的挤提风潮，席卷上海滩。
开始商储银行自以为实力雄厚，对挤提风沉着应战，指望谣言不攻自破。不料三天过去，挤提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提走的存款已经达到总库存的一半。
商储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一筹莫展，唯一的办法是向别的银行求救。陈光甫和张嘉璈等银行大亨关系良好，他自己也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和董事。张嘉璈答应全力支持，很快从中央银行的总库房里调了两卡车的银洋给商储银行。
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挤提的人潮每天有增无减，商储银行门外的马路上人山人海，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呼天抢地，简直是不顾生死，而手里拿着的，不过是几十元、两三百元的存单而已。
张嘉璈
陈光甫感到绝望了。他拨通了南京政府财政部的电话，向钱新之求救。钱新之对陈光甫说：“你去找杜月笙杜老板吧，他有办法。”
陈光甫，这位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金融巨子，从来不屑于和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豪门绅士，这时也不得不来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向青帮头子求救了。
杜月笙慨然应允，他只是拨了个电话，通知上海滩的各路朋友，都往商储银行里存点钱，然后自己提着100万元现款，亲自送到商储银行。当时商储银行被挤提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市面谣传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已经不再支持商储了，商储这回非垮不可了。还没提到款的存户如丧考妣，甚至威胁今天再提不到钱，就在商储门前上吊。
这时，由杜月笙带领着一支提着大包小包、一望而知都是租界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队伍，出现在商储银行门口，声称来存钱。银行存款部主任得了陈光甫的通知，早在大门口恭候了。各路大亨鱼贯而入，“欢迎”之声不绝于耳。
这个场面把挤在门口等提钱的人镇住了，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见来存款的人就像走马灯似地络绎不绝，人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了，开始慢慢散去。
在往后的一个星期里，来提钱的人数急剧下降，恢复到平常的水平了。商储银行总算摇摇晃晃地渡过了这个生死关头。
杜月笙只不过往银行里存了两百万，在银行门口亮了个相，其作用竟比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两卡车银洋还大，杜月笙的名字，在金融界里变得像神话一样，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魔力。
就凭着这种魔力，中汇银行在上海成了信誉最佳的大银行之一。1936年，中汇银行吞并了江浙银行，资产总额达350万元；也是凭着这种魔力，杜月笙在金融界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当上了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和上海银行公会的理事长。
就在商储银行发生危机的同时，上海的另一家大型企业也遭逢危机，它就是由中国首屈一指的实业家张謇所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
张謇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前清状元出身。早年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在通州招商集股创办大生纱厂。投产后年年盈利，又不断招集新股，大生很快便成为欧战前中国纱厂中唯一的成功者。
为了使大生能自成系统，张謇还陆续办了其他企业。为了增加棉花来源，他开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为解决棉子出路，他开办了广生油厂；为了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他创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
张謇所经营的是一个庞大的王国，这个王国在张謇有生之年，仍在不断扩大。大生纱厂已发展成四个纱厂；盐垦方面，先后在苏北沿海一带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圈地430。05万亩。至1921年，这个王国的总资本高达3400万元。
和所有过度膨胀的大公司一样，这些大型企业几乎全部面临着负债累累的局面。张謇声嘶力竭地呼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但这些全是幻想。
1923年年关，张謇不得不把大生一厂向银行押款还债。1925年，大生一、二厂已负债1000余万元。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组织银行团到南通清查账目，正式接管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
1926年8月，一代工商巨子张謇病逝于南通。大达轮船公司总经理在张謇去世后不久也一命归天。尸骨未寒，大达公司存在德记钱庄的几十万款项，因为钱庄倒闭而付诸东流。紧接着大生、大吉两条轮船又相继失火焚毁。
大达的新任总经理是张謇的侄子张慰祖。受命于危难，却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苦撑一年，备尝忧患，依然是一筹莫展。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家新的轮船公司——大通轮船公司却热热闹闹地开张了。它的总经理是法租界公董局董事陆百鸿。
陆百鸿的经营策略第一步就是要挤垮大达公司。他不惜压低运费来打击对手。大达虽然勉强应战，但囊中羞涩，无力与之竞争。事有凑巧，大达公司的主要债权人，就是“镇江帮”金融巨头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镇江帮”的金融界被“通州帮”的实业家们拖得焦头烂额，医得头来脚反筋。如果不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大家将会同归于尽。于是，双方代表频频接触，商量对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找一位在上海强有力的人物作后台，再聘一位精明能干的总经理，也许大达还有一线希望。
然而，在上海，谁可以做大达的后台呢？人们想来想去，又想到了曾经救过商储银行的杜月笙。
陈光甫受大达和商储董事会的委托，再次来到华格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