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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颐恰！�
我是怎样一个人，特别是在机械学方面，我的女儿们已经作出了判断，我还有什么好争辩的呢？
涉及孩子们的事情，我从不相信给他们买东西能够换来爱、好感、尊敬或成绩。因此，我们给孩子们钱时从不大手大脚。当他们到了12岁，他们每周可得到两美元的零花钱。他们什么都不缺，但我们还是教育他们需求要有限度。每当过大的节日，如圣诞节和生日，他们会得到大礼物。
当迈克到了19岁时，我觉得该是让他了解基本生活常识的时候了。我处理此事的方式是直截了当的，不过当时是多么地富有勇气我却记不清了。一天晚上，我来到他的房间，交给他一个纸袋子。袋子里装着一本书，书名是《男孩子与性》。他问：“这是什么？”我回答说：“读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来问我。”
不论哪个孩子到了16岁，我就写一封信给他（她），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传授给他们我的智慧或至少是我的正确选择和错误的教训。迈克是第一个，我主要是这样写的：“你的童年即将结束，你已踏上了成人之路……你将长成你一生今后50年所要成为的那个人。人生路途上，会遇到诱惑、毒品、酒精和办错事的机会。而你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相信你的判断……天下无难事，只要肯奋斗。要勇于接受机遇和风险的考验。这不是要你蛮干，而是要你敢于投身于那些可能会失败但也有希望成功、有希望得到收获的事业，并且时时牢记，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到明天早晨情况就会好转。”
我惊奇地注意到两边家庭对孩子们的性格所产生的影响。阿尔玛家里的人和我家里的人相差甚远。迈克和琳达小时候我正在越南，他们和外祖父约翰逊一家人住在一起。不论我们是南来北往还是东奔西走，我们总是设法顺路去看望一下我父母亲。约翰逊一家是情感较为内向的。他们的生活有着严格的规矩。他们酷爱读书。他们读书给孩子听，而读书具有感染力。从他们身上，我们的孩子们吸取了纪律观念和勤奋好学。从祖父鲍威尔家这一边，孩子们吸取了对生活的热爱。他们接触了玩世不恭的人物，那些开怀大笑、无拘无束的人，那些玩起来和干活一样不要命的人。“咱们聚会吧！咱们唱歌吧！咱们跳舞吧！”我高兴地看到这两种情调在我的孩子身上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从父亲把一辆1946年型的“庞蒂亚克”车停放在凯利大街952号的家门口那天起，我就爱上了汽车。我喜欢开车，但是引擎盖下面的东西全然是个谜。住在戴尔镇时，我的邻居听我抱怨汽车出了故障就说：“检查一下电压调节器。”我要是知道何为电压调节器，肯定不能让它出故障。我买了一本雪佛兰手册，一点一点地解开引擎盖下面那些玩意儿的谜。很快，我就能自己更换机油了！
戴尔镇的另一个邻居住在我们街对面。他以大修“大众”牌汽车为业余爱好。我的第一辆车也是“大众”牌的，因此即使在家庭人口增多，迫使我开轿车和旅行轿车以后，仍然对“大众”牌汽车怀有好感。这位邻居修车时我常去看，给他递件工具什么的，从而学会了更多的东西。到了坎贝尔堡以后，我已会调整分电器的时间，焊散热器水箱，排除电路系统的故障等。虽然我喜欢体育，但从未为体育而着迷，这肯定是因为我体育才能平平。不过，汽车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不论是在部队任指挥官还是在机关坐办公室，经常要和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缺点的人打交道，我也有自己的缺点和毛病。随着级别的晋升和责任的增加，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汽车和人不同，它没有脾气性格。摆弄汽车时，所对付的不是未知的仙而是确定的神；不是抽象的仙，而是具体的神。如果发动机什么部位出现故障，我按照逻辑去一步步检查，我就一定能发现故障并能修好它，这是我生活中惟一确有把握的事。我感到这些机械问题令人着迷并且使人精神松弛。我找到了我真正的业余爱好。
阿尔玛在坎贝尔堡也找到了她的业余爱好。在这里她丈夫第一次当司令官。她和其他军人妻子的关系第一次有点类似于我和下属军官的关系。她在年轻妇女眼里是个母亲般的人物。那个年代正是妇女解放运动刚刚起步的年代，一些妇女瞧不起义务参加护理工作、举行义卖活动和搞募捐活动。阿尔玛却志愿参加了这些活动。她认为，其他妇女的那种态度忽视了军队生活的特殊性。军人妻子的丈夫们一声令下便要出发，他们何时回来，能否回来都不得而知。“如果我们现在不及时相互了解，”阿尔玛常这样说，“我们将来怎么能相互帮助度过那艰难孤独的时光呢？”传统的志愿者活动，除去它们的现实价值以外，恰恰做到了女权主义者所捍卫的姐妹间的支持。
从我在韩国告别老式陆军到现在刚两年时间，我们在坎贝尔堡几乎要建成但还没有完全建成新式陆军。新的一套术语变得时髦起来。正是在这一时期，老式的食堂让位于“餐饮设施”，过去的食堂主任也改称“餐饮设施经理”。营区洗衣店变成“服装维护设施”。一派新潮，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新型的全志愿兵制部队有一套现代管理测量评估标准，如重复应征率，无故缺勤率，酒后驾车率，年度体能达标率，医疗预约到位率和军需服务社欠账率。每个月份，每个旅、营、连都得到一张报表，其中指出你部与其它单位相比表现如何。在陆军这样大的一个组织里做出比较判断，的确需要这些统计手段。但数字本身不能反映诸如士气、领导水平和部队的战备观念这样一些因素。即使你把手枪对着神枪手埃默森的头，他也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统计数字的指数上的。
很久以前我就学会了如何应付陆军的管理方式。把国王要求做的事给他做好，别让他再找你的麻烦，然后你就可以抓你认为重要的工作了。比如，你要查我的无故缺勤率，我就在早晨6点30分以前派出一名军士，去把那个6时起床号响后集合没到的兵抓来。晚上12时前归队就不算无故缺勤，在这之前就要派人把外出的人拉回来以降低缺勤率。我首先下大力把所有那些评估部队所用的统计数字的指数抓上去，然后再着手抓我认为重要的工作。
有些军官的能力显然很强，但他们的军旅生涯却并不顺利，前进的航船经常触礁搁浅。我发现他们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待上面要做的事过于固执己见。他们抵制那些他们认为是愚蠢的和自己不相干的事，结果他们自己也未能生存下来，去完成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
然而有一次，我却违反了自己的规矩。新式陆军理智地决定要限制过量饮酒。酗酒误事的例子不胜枚举，家庭因酗酒而遭破坏的屡见不鲜，酒后驾车事故造成的伤亡无计其数。威克姆的决心很大。如果发现哪个士兵酒后开车，他和他的军士长、连长、营长、旅长都必须向威克姆或“老虎”霍尼卡特做出检讨。后来，威克姆又增加了处罚办法，凡是军官被抓住酒后开车的就要按军规15条处治，即要受到非法庭处分，它可以断送一个人的前程。宪兵在军官俱乐部门外设了岗，随时准备抓住有饮酒过量嫌疑的军官。
我把所有下属军官召集在一起，想要采取类似罢工运动的方式挽救他们。我宣布说：“禁止再到军官俱乐部去。禁止出席‘欢乐时光’，并禁止参加‘意大利之夜酒宴’，对于我们第二旅的军官来说，军官俱乐部根本就不存在了。”我说这番话时，房间里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俱乐部的收入直线下降。负责坎贝尔堡俱乐部的副师长C·巴格纳尔问我是不是疯了。我说：“我们没办法做到两全齐美。长官。你不能一面在‘欢乐时光’向我的军官们推销酒精饮料，一面又派宪兵在门外抓喝酒的人。”
几周后，“野火鸡”克罗泽来找我。他说：“鲍威尔，你不能禁止你们旅的人到俱乐部去。”
我说：“我已经禁止了。”接着我又再一次批评这是虚伪。军队万万不能用自己的一只手谴责酗酒，同时又用另一只手鼓励酗酒。
“胡说，”克罗泽解释说，“你让步吧！”
这时我明白我不能再坚持下去了。我已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也不想让这一次成为最后一战。人不可能天天都干得出杀死恶龙的大事。有时恶龙会胜利。我宣布本旅军官可以重新光顾军官俱乐部。但同时我也让所有军官明白多喝一杯的严重后果。宪兵们也撤了俱乐部门口的岗。不久，“欢乐时光”在陆军也成了历史。
我有一位副官詹姆斯·D·哈勒姆少校。他的职责包括组织全旅的体育比赛。在坎贝尔堡，体育比赛是相当激烈的。一天，哈勒姆对我说：“长官，我们旅可以夺得师拳击冠军。”他说，我们旅有一名中士人称“榔头”汉克，他在辅导拳击方面很有经验，接近职业水平。我告诉哈勒姆继续抓紧，要保护这种热情。
不久，他面带诡诈的微笑又来见我。不仅第二旅拳击队实力强，而且“榔头”汉克做了侦察，发现全坎贝尔堡也找不到一个120—125磅次轻量级的拳击手。我们只需要选一个人上场就能以轮空赢得师的次轻量级冠军。这倒是真的，我赞同说。不过，我指出我们也没有次轻量级的选手啊！“上校，”哈勒姆接着说，“你记得五○六营那个小伙子吗？为修建联合大路捐款时他一下子捐了上千美元，他名叫‘小不点’什么来着？”我当然记得他。当时大部分士兵每人只捐了一美元，而这个小伙子捐的数目却如此之大。我让哈勒姆叫他到我办公室来，我要看看他是否精神正常。他的名字叫罗德尼·“小不点”普赖斯顿。原来他是一个腼腆的小个子，浸透了水体重也不过120磅。他解释说他的乐善好施是因为陆军已经满足了他的全部需求，所以他应尽全力帮助别人。
“我们就让‘小不点’参加次轻量级比赛。”哈勒姆说。
“他练过拳击吗？”我问。
“这又有什么关系，”哈勒姆回答说，“他用不着打，只要等轮空就行了。”
哈勒姆设法说服“小不点”参加了拳击队。他最有说服力的一招是说明这样他就不必随队参加在巴拿马进行的热带丛林训练演习，因为他最害怕蛇。即使“小不点”不必真地打，“榔头”汉克还是讲道德的正派教练，他要求“小不点”
必须像其他选手一样参加训练。
拳击循环赛开始了。我们的战略很灵验。每一轮比赛“小不点”都轮空，直到他要参加师的次轻量级冠军争夺赛之前，他没挨过一拳。在冠军争夺赛中，我们旅的选手遇上了保障司令部的选手。保障司令部的司令官听到了关于我们的小计谋的风声，便在他的下属单位找到一个次轻量级选手。这样，当那天晚上“小不点”登上拳击台时，只见一个酷似微型罗伯特·杜兰的巴拿马小伙子从斜对角爬上赛台。这个小伙子四处蹦跳，发出公牛般的声音，像发动机活塞一样做着热身出拳动作。与此同时，“小不点”站在自己的一角，看上去像屠宰场里的羔羊。我和哈勒姆坐在第一排观看，我转身对他说，“放弃这场比赛，我不想当谋杀同谋犯。”我又走到“小不点”的台角，告诉他可以弃权，并非一定要打这场比赛。
“不行，长官，”他说：“我非打不可。我们五○六营的人全在这儿。”
的确如此，“小不点”所在营的全营官兵身着作训服都在现场观看，因为他们看完这场比赛就要直接出发去巴拿马参加演习，“小不点”是练拳击才逃避了演习的。我真不知道他们看这场比赛会是哭还是笑。
第一轮开始的铃声响了。巴拿马小伙子跳到台中央便挥起拳头进攻不止。“小不点”简直就像个挨打的吊袋。我的心都揪起来了。“小不点”按着“榔头”汉克教给他的样子去做，双臂收到身体两侧，用手套保护着脸部。他不停地向左兜圈子，承受着来自对方的攻击，直至铃响第一轮结束，“小不点”虽一拳没打但还站立着并且没有受伤。我们一侧的观众发出了低调的欢呼声。“小不点，加油！坚持住！”
第二轮和第一轮一模一样。巴拿马小伙子向“小不点”发起攻击。“小不点”防守好自己，兜圈子但不出拳。不过我已注意到他的对手在第二轮临近结束时动作较前迟缓了，似乎攻击“小不点”花费的力气使他感到疲惫了。第二轮也结束了。此时，为“小不点”加油的呼喊声变得热烈而高昂。我们看到对方角落里的对手摇摇头像是在对他的教练抱怨着什么。与此同时，“榔头”汉克却在一遍又一遍用乞求的语气对“小不点”说：“出拳打他，就打他一拳，怎么打都行！”
第三轮，即最后一轮开始了。两位拳击手从各自的一角走出来，巴拿马小伙子动作迟缓。很显然，他拳击技术不错，但体力消耗很大。突然间，“小不点”一个右勾拳击中对方腮部。巴拿马小伙当即双臂一垂倒下了。全场观众像发了疯似的，全旅人员都在喊着“小不点！小不点！”裁判宣布击倒获胜。“小不点”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一空降师的次轻量级拳击冠军。他们营的战友都扑向他，拥抱他，亲吻他，把他抬在肩头。
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场面也不过如此，也许卡普拉此时此刻会喊：“停！冲洗去吧！”然而“小不点”作为师的冠军要到布拉格堡去和八十二空降师的冠军比赛，争夺第十八空降军冠军头衔。在那次比赛时，我有幸和我的老上级，现任军长神枪手埃默森坐在一起。我向他介绍了“小不点”的情况。他眼睛发着光，嘴里不停地说：“他娘的！他娘的！他娘的！你们听见了他说的话了吗？听见这小伙子的成绩了吗？”这天晚上，“小不点”在连续三轮中都轻松地坚持下来了，但是以数点决定胜负时判定他负于对手。神枪手还是要接见一下“小不点”。我们在更衣室找到了他。将军握着他的手上下摇着，我看简直都要把他的胳膊弄断了。将军脱口而出说：“天啊，孩子，你表现出了拳击运动的精神！你是真正的冠军！”事实上，“小不点”是神枪手全部信念的化身。虽然个子不高，只要有半点机会，就要争当胜利者，哪怕只是片刻的辉煌也好。
16年后，当我身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即将退休时，全国广播公司的K·库里科在五角大楼对我进行最后一次身穿军装的“人物专访”。我把“小不点”的故事作为鼓舞人心的例子讲给她听。她很感兴趣并让她的采访组设法找到了“小不点”。起初他们找到的是一个外号相同的人，但实际是该旅的另一位拳击选手，真名叫迈克·卡鲁瑟斯。她为“人物专访”节目采访了“小不点”普莱斯顿。他已经是伊利诺伊州谢尔比维尔市一家金属工厂的工人，成了家，有两个孩子。如果他的孩子问他：“爸爸，打仗时你在干什么？”“小不点”会有精彩的故事讲给他们听的。
一天，我接到神枪手的参谋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这位老军人要退休了。第十八空降军要举行一个大规模的仪式。埃默森亲自请我担任阅兵式的指挥。我婉言谢绝，布拉格堡是八十二空降师的驻地，虽然一○一师也属于埃默森的十八军，但八十二师的伞兵们恐怕不会喜欢让一○一师的人去指挥他们。10分钟后，他的一位助手又打来电话：“将军说了，‘告诉鲍威尔，给我马上来’。”这话听着的确像是神枪手说的。
我来到布拉格堡，开始将这些身强力壮的伞兵训练得步伐一致，很像我当年在纽约市立学院当训练队长时那样。在举行仪式的那天，有数千人参加了盛会。神枪手站在检阅台上和周围的每个人都一一握手，并且拍拍他们的肩膀。我站在等候检阅的队列前面，这时看到他打手势让我过去。他感谢我负责阅兵式的指挥工作，还说有一件特别的事要我做：当他下口令时，我要给全体军官下“向后转”口令，使他们面对士兵队伍，大约相距有8英寸。我问他为什么下这样新奇的口令，他告诉我不必多问。我回到队伍前并设法将这一情况传达给所有参加阅兵式的军官。
仪式开始了，讲话话题和嘉奖对象都是埃默森。当到了埃默森讲话的时候，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开始落泪，不断重复刚说过的话，重提牺牲已久的战友们的名字。他停顿了一下，两眼直看着我喊道：“下口令。”
于是，我喊口令：“全体军官——！向后——转！”军官们几乎和士兵鼻子对鼻子而立，心里猜想着下面会怎么样。
这时，神枪手站在检阅台上喊：“全体军官——！向士兵——敬礼！”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姿态，地道的神枪手埃默森风格，以其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