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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军士长罗伊·p·贝纳维德斯所受到的待遇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对军人是多么不重视。贝纳维德斯由于在越南作战勇敢而荣获了陆军二级最高奖赏——杰出服务十字勋章。1968年他在越南服役期间一人救了8位被困的特种部队士兵的性命，其间他本人受伤9次。几年之后，在审查了他的另一些勇敢作战的证据之后，给贝纳维德斯的奖赏又提高了一级，授予他荣誉勋章。按照惯例，这种最高军事奖章是由总统亲自颁发的，这样做在当时也会提高部队的自尊心。
但是卡特总统却没有来把奖章亲自挂到贝纳维德斯胸前。
1980年11月，我在我的缺席选票上罗纳德·里根的名字旁打了个勾，寄回纽约。我认识一些军官，他们在总统选举中是从不投票的，为的是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不让自己对自己的总司令表示任何倾向性。对我来说，这样做是太过分了。但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在投票时没有一边倒。我表示自己没有党派之见的办法是在投票时打破党派界限。
罗纳德·里根轻而易举地当选了。在五角大楼里我们正在等待着另一个人选的产生，即谁将是下一任国防部长？选举结束后不久，里根的一个过渡班子来到国防部。军界中的一些老人告诉过我，这种过渡是可以预料的。获胜的少壮派分散到各自被分配去的部门，急急忙忙对一些“大跛鸭”（指快要卸任的主要人物——译者注）作些礼节性拜访，然后就像躲避麻风病一样对他们敬而远之。他们毕竟是反对派。他们失败了。他们能知道什么？新来的人总是同那些对部里工作有意见的人打得火热。而这些人正等着要对他们讲前一届班子是多么糟糕。由于这些有怨言的人同那些失败者合不来，过渡班子就以为他们讲得一定有道理。他们很少去想这些有牢骚的人为什么混得不好。所有的抱怨话都被信以为真。这等于不仅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而且连澡盆也泼了出去。
里根的人对国防部的第一次冲击是由国防部过渡小组组长威廉·范·克利夫发起的。克利夫和他那伙人在走廊里转来转去，寻找各种不轨表现和大逆不道行为。他们还迫不及待要了解机密的军事计划。他们准备了几大本有关过渡的材料，里面记的全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纠正的缺点以及需要炒鱿鱼的人。这时，新的国防部长尚未任命，因此，克利夫先生和他手下的人是在一种极其孤立的状态下工作的。
最后，这另一个人选终于宣布了，而且这一消息在五角大楼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尼克松政府中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期间得到了“大刀卡普”绰号的卡斯珀·温伯格将出任国防部长。我们彼此安慰着。至少大家公认温伯格具有管理才能，他同里根关系密切。他的大刀可能使国防部精简一些人，但同时也会使它更有力、效率更高。
克利夫和他领导的过渡小组很得意地把他们准备的使五角大楼面貌一新、工作有所改进的蓝图交给这位即将上任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很快就显示了他的管理风格。他问克利夫何时可以结束他的工作，范说得到当年6月。温伯格对克利夫表示感谢后告诉他，“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使克利夫受到冷遇的正是他对即将卸任的班子所抱的那种心态。他不是温伯格的人，他能知道什么？
1981年1月初，温伯格自己的先遣队来了。其中的一个成员就是理查德·阿米蒂奇。他是海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不久前曾为罗伯特·多尔参议员工作。阿米蒂奇有三十五六岁，又高又大，头发稀疏，嗓门很大，长着一副钢筋铁骨，好像下个星期六就要到世界摔跤联合会去参加比赛似的。他找了一些人谈过渡问题，我是其中之一。我了解到，他在越南呆过6年，这使我们有了不少共同语言。他每天早上还练举重，在这一点上我们可没有太多的话可谈。
有一天，有人通知我去为另一个新来的人帮忙。此人是温伯格的政治官员处处长。听这头衔，你会以为是共和党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前州主席，或者是该党的一位需要一份工作的落选议员。然而，人们给我引见的却是一位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士玛丽贝尔·巴杰，内华达州一位法官的女儿。同温伯格一样，她也在加州的比克特尔公司工作过。巴杰女士的政治良师是内华达州共和党参议员保罗·拉克萨尔特。尽管她年纪很轻，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睿智、能干，比她这个年纪的人更成熟。
这些新来的人，特别是阿米蒂奇和巴杰两人，与前面那个过渡班子中的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不同的是，他们都很精明，知道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有可能烧得太狠。他们发现这个部里所积累的基本知识是值得珍惜的。他们认识到，有些人确实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不必马上解雇。他们愿意寻求资历较深的人的帮助，而不是在自己那无知的天地里东撞西碰。
由于温伯格当过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也由于我作为白宫研究员在那里工作过，在温伯格就职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奉命带他到他的新办公室去看一看。他下榻的酒店大堂内挤满了看起来很阔绰的共和党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急切地等待着就职庆典的到来。柜台服务员通报了我的姓名之后，我上楼到温伯格的房间去。这位候任部长亲自打开门迎接我。他的衣着端庄大方，举止文质彬彬，不乏热情。他以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热诚欢迎我，并说他记得我在管理和预算局工作过，这使我受宠若惊，他还说他很高兴我们将再度共事。我虽然很感荣幸，但心中却嘀咕，这些话对于我要回陆军部队去的希望预示着什么？
阿尔玛也希望我回陆军部队去。她指出，我执行直截了当的军事任务时要比现在轻松得多，自然得多，也快活得多。她这番评论倒是我以前没意识到的。我在陆军中与之共事的弟兄们都有共同的背景、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价值观。而执行政治任务就远没有那样称心，紧张程度也大多了。这可以用修理汽车打比方。军队好比是折叠车棚，而政治就好比是变速箱，在折叠棚下修东西要比在杂乱无章的变速箱中干活容易多了。虽说到国外去执行任务要长时间地离开家人，但是在国防部办公厅工作也相差不多。每天早上孩子们没醒我就走了，等回家时他们又已经上床睡觉了。
1981年1月20日，我像平常一样很早来到办公室。行政官员们的房间都已经空了。艾森豪威尔走廊内悄无声息，显得很不自然。政府的更迭在这些执掌权力的大厅内留下了真空。几天前，在格雷厄姆·克莱特整理办公桌时我同他交谈过。他和民主党任命的其他官员共同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斗争，但还是失败了。然而，我觉得，卡特的下台并没有使他们一败涂地，至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我喜欢并崇敬格雷厄姆，以后会想念他的。他后来从事他喜爱的工作，当上了美国铁路公司总裁。为提高美国的铁路客运服务质量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克莱特离开五角大楼的那一天，举行了一个小的颁奖仪式。仪式结束时，他握着我的手说：“科林，有朝一日你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可不要感到意外。”我记得我当时想，这句恭维话倒是蛮不错，只可惜不大可能应验。
我的美国之路第十一章 危险处境
第十一章 危险处境
总统就职仪式结束后，我走过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像摔跤手（他确实当过摔跤手）一样结实的身影走了过来。他没穿外衣，衬衫袖子挽着，完全没有五角大楼工作人员的样子。“卡卢奇先生，”我说，“欢迎到国防部来。”
他停住脚步：“哦，是你啊，科林·鲍威尔，”他微笑着说，“我记得你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工作过。很高兴再见到你。
我听说你要成为我的军事助理了。”
从我们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共事之后，这些年里他成了华盛顿“环内”的一颗明星。1975年至1978年，在政府担心葡萄牙从右翼独裁转向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担任美国驻葡萄牙大使。卡卢奇使美国坚持住了一条微妙的中间路线，直至葡萄牙找到了它自己的民主之路。他常常担任第二把手：白宫管理和预算局副局长，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现在正等待着国会对他作为温伯格在国防部的副手的确认。他的才干是公认的，而且两党都重用过他，这使他在一些纯粹的保守派的眼中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在他们看来，卡卢奇犯下了一个特别严重的罪行。他在卡特政府期间曾在斯坦菲尔德·特纳领导的中央情报局工作过。由于特纳解雇了大批隐蔽的特工人员，他的名字引起了右翼的愤怒。白宫的政客们不愿让卡卢奇到国防部工作，颇有权势的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也表示反对。但是温伯格却很想要他，不让那些保守派得逞。正如我在温伯格处理范·克利夫问题时所看到的那样，这位精于欧洲式处事风格的部长是一位具有铁一般意志的人。此外，温伯格还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四世请到国防部做他的总顾问，成为他的袖珍班子的一员。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时，他就是温伯格的总顾问。
“部长先生，”我对卡卢奇说，“请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先说好，不要称我部长先生。”他说。
“好的，我还继续称你为卡卢奇先生吧。”我回答。
“不，也别称我卡卢奇先生，更不能称大使先生。就叫我弗兰克吧。”
我终于同意在没人的时候彼此以科林和弗兰克相称。“但是，”我又说，“可别当着所有那些将军的面逼着我叫你弗兰克，让我难为情。他们可决不会当众叫你弗兰克的。这里不是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你现在掌管着美国武装部队。我们不能以吉姆、鲍勃、弗雷迪或弗兰克来称呼我们的上司。”
卡卢奇还是在2月4日那天宣誓就职了。不过，为了消除赫尔姆斯的阻力，作为交换条件，毫无污点的保守派人士弗雷德·伊克尔被任命为负责政策问题的副国防部长。卡卢奇接过了克莱特原来的职务，也用上了他原先的办公室。我留在原地，现在的身份是卡卢奇的高级军事助理。
这个讲话十分谦虚的人却喜欢扮演一个深知内情的角色。一天，卡卢奇在讲话时老是提到“卡普”，听了让人很不舒服。最后，我问道：“是温伯格吗？”不是，弗兰克解释说，他指的是富有魅力的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他的风格与他的实质之间这种反差使我觉得很有趣。弗兰克可以一边给他的小女儿克里斯汀换尿布，一边策划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计谋。他妻子马西娅忙得脱不开身的时候，他会在星期六把小女儿克里斯汀带到五角大楼来。
※ ※ ※
“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开防务科学大会。”卡卢奇上任没几天就告诉我。防务科学大会是每年2月在慕尼黑举行的、由德国出版业巨头巴龙·冯·克莱斯特赞助的会议。会上将散发一大本一大本的文件，题目都是《为欧洲制定的新战略》之类。整天抠书本的国家安全研究人员都渴望去参加这个会议。
“好吧，”我对弗兰克说，“我让空军准备一架飞机。”
“不要，”他说，“在民航班机上给我们弄两个座位就行了。”
我按弗兰克的要求做了，并同他一起出发去杜勒斯机场。由于引擎出了故障，我们的飞机推迟好几个小时起飞，我们只好等着。弗兰克焦急地老是看手表。我们终于登上了飞机。按级别，弗兰克有资格坐头等舱，所以他就坐在那里了。我则还要继续向前走。“你到哪里去，科林？”他问。“我只能坐普通舱，弗兰克。”我说。结果，我俩无法在飞机上一起工作。
而且，为了等航班，我们回来时又浪费了一天时间。
我刚回到办公室，军事空运司令部司令罗伯特·海瑟就揪住了我的耳朵。“太蠢了。”海瑟说。你们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它怎么能提供可靠的联络？它怎么能保护那些绝密文件？他警告说，下次若再不用专为因公出差准备的飞机，我将会掉脑袋。弗兰克终于同意了，从此以后，我们出公差时使用军用飞机。
里根执政后，有一点很快就看清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一代人又回来主事了。总统所拍的军事影片可能不算多，他只在好莱坞拍了一些训练影片。但是在他看来，亲自参加这场战争是他的重要经历，而且他总喜欢强调这一点。卡普·温伯格在太平洋战区麦克阿瑟将军麾下由列兵升至上尉。他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夫人、当时任陆军护士的珍妮的。
所以说，他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人物。
一天上午，在工作人员例会上，温伯格盯着卡尔·史密斯和我说：“我不明白，你们大家到底是不是军人？我很少看到我手下的军官穿军服。”我们解释说，穿便服在70年代初期成了普遍现象，这样可以显得在华盛顿工作的军事人员少一些。温伯格哼了一声说：“如果你们是军人，那就应当穿军服。”部长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就照办。
有一天我对卡卢奇说：“有件事使我们这里许多人感到不快。”我说了我们未能请来卡特总统或布朗部长为军士长罗伊·贝纳维德斯颁发他获得的荣誉勋章这件事。贝纳维德斯的光辉业绩是在1968年创造的。如今已经是1981年了。“使这位英雄得到他应当得到的待遇，这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我说。这个意见就像一颗火星，从卡卢奇那里跳到温伯格那里，后来又跳到白宫。里根的形象顾问迈克尔·迪弗抓住了这个机会。一位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受到忽视的拉丁美洲裔美国人终于得到一位共和党总统为他授勋。这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啊！
为里根总统设定的方案是他亲自到五角大楼来。仪式预定在1981年2月24日在五角大楼中央大院内举行，邀请五角大楼全体人员参加。在授勋仪式和大会上，通常都是由一位军官宣读嘉奖令，由总统把勋章挂在受勋者的脖子上。里根俯下身看了看嘉奖令说道：“让我来宣读这项命令吧。”他并且指出，读脚本他还是有些经验的。于是，他成了在授予国家最高军事荣誉之前亲自列数受勋者的英雄事迹的第一位总统。对于武装部队来说，这天下午要比总统就职典礼日更具有政府更迭的意味。我们不必再用便服来掩饰自己的身份了。英雄终于得到了应得的待遇。当兵服役又成了光荣的事情。
当新政府接过防务预算的时候，出现了表明新时代更带实质性的证据。罗纳德·里根在竞选时曾许诺要加强国防，改变迈耶将军所叹息的“陆军变成空架子”的那种状况。尽管共和党人所承袭下来的卡特的预算把防务开支增加了百分之五以上，从温伯格的办公室里还是传出话来，问各军种首脑还需要增加多少经费。这真是2月间又过圣诞节，令人喜出望外。各军种首脑开始提出希望得到的东西的清单。起初，他们请求拨款的总额等于使防务开支实际增加百分之九左右。我和卡卢奇坐在部长办公室内，听到的话是我今生从未想到过的。温伯格说，这还不算完，他下令各军种首脑重新考虑研究和发展计划。于是他们又由希望清单走向梦想清单，拿出了一些他们认为决不会实现的建议。这些最新数字报到了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那里的答复是：还不够多。管理和预算局的结论并不是以战略分析为依据的，而是出于白宫的意图。里根的白宫只是简单地通知五角大楼可以多花钱。军方何乐不为？他们意识到，从天上掉馅饼的事，毕竟不会每天都有。
温伯格终于争取到把现政府继承下来的卡特预算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即258亿美元。这是可以预见的将来的增幅。我们并不是毫无目的地乱花钱。在连续几年预算紧缩之后，军队的状况实在太惨了。用于热门投资——主要是先进武器的研制。但是，面包与黄油的开支，即养活军队、使军中生活让人可以忍受的那些开支却受到忽视。军队就像一座门口停着一辆宝马汽车的摇摇欲倾的大厦。里根的预算为之拨款的项目有：增加薪俸、购置零部件、加强训练、建立现代通信中心、修理设施、托儿所、家属住房、牙科诊所等等，其中有许多项目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无人问津的。而且，国会很痛快地批准了增加这些军事拨款。在批评温伯格的人看来，一度被人害怕的“大刀”温伯格已经变成了“大勺”温伯格了。我们这些知情的人都了解，各军种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确实需要一把大勺来恢复我国军队的力量、目的感和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