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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来调去的烦恼的家属们提供服务，颇受欢迎。例如，一位军士的妻子可以到在五角大楼内的军属协会的办公室来了解有关她丈夫的下一个驻防地点的学校、医院、房租以及从气温到当地宗教活动等所有情况。在卡森堡，阿尔玛希望能到驻地医院去工作，把她以前学的听力学派上用场。没想到，其他军人家属却委婉地拒绝参加社会工作。个中原因我们很快就发现了。
我听到一些军官抱怨说，我们卡森堡有两位长官。赫达切克将军管束着他的部下，而这些部下的妻子们则说赫达切克夫人也把她们当成部下来管。赫达切克夫妇感情极佳，因此将军便使太太成了他管理部队的伙伴。在他成立的管理餐厅、军人商店和托儿所等各种设施的咨询委员会中，安娜·赫达切克都居于显要位置。她显然是对她丈夫麾下的官兵及其家属有着极强的使命感。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两个人对于自己扮演的角色的那种傲慢态度。我便成了发泄这种怨气的对象。最后，我想开了，就依你这个国王吧，如果必要，也依着你这个王后。但是，卡森堡的情况实在太不像话了。我观察了4个月，看到士气在下降，我觉得我有责任采取行动。
副师长就是一位正在接受培训的师长。按照陆军的规矩，我到卡森堡来就是为了学习当师长所需要的技能和操行。有些师长把大量的事情交给他们的副手去做，自己坐在一边留心观察。可赫达切克所坚持的却是另一套做法。我觉得，要是他的两个副师长都失踪了，他心里会很高兴。这个师是他在管，我们只获准在这位老板的膝下学习一招两式。正因为如此，我打算要做的事情既不是容易之举，也不是明智之举。
参谋长汤姆·布莱格坐在赫达切克办公室的外面，处于他的控制之下。我对汤姆说，师里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我想找赫达切克谈一谈，看看怎样来扭转这种局面。
“科林，”汤姆说，“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汤姆继续说，“这是一个赫达切克不愿意谈、甚至不愿意承认的问题。我警告你，这样做帮助不了他，却可能伤害你自己。”
汤姆不是傻瓜，而只有傻瓜才会不理睬他的劝告。不过，我以前连五角大楼一些最难瞠的河都瞠过去了。我相信我可以处理好同赫达切克的这次谈话。我说：“汤姆，我没有任何选择，我如果回避这个问题，那就是玩忽职守。”
第二天上午，我走进师长办公室，说道：“长官，等您有空时，我想同您谈谈训练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有关夫人们的一些问题。”
“我正忙着呢。”赫达切克说。我回到了我的办公室。
那天快下班时，他的秘书通知我：“他现在有空。”
“什么事啊？”我进去时他这样问我。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谈了训练方面的几个问题。然后我开始小心翼翼地进入雷区。“师长，我认为我们在处理夫人们的事情方面还可以再做些工作。有些不该她们插手的事情她们也插手了。”对方的反应是毫无表情地望着我。我接着说下去。“安娜有些很好的建议，她想为部队和家属们做很多事情。”对方仍然默不作声，脸上毫无表情。“我认为我们需要想想办法，让别的夫人们也多参与一些，共同来把她的想法付诸实施。”谈话到此没有结束，也没有再继续下去，而是不了了之。
那天晚上，我刚进家门，阿尔玛就问我：“你干了什么啦？”
“我怎么啦？”
“大约一小时前，安娜·赫达切克打电话来，约我过去喝茶。她对我说：‘阿尔玛，我很难过，将军和我确实很喜欢你和科林。我们原来以为我们至少可以依靠你们两位的。’”显然，我一离开赫达切克的办公室，他就给他夫人打了电话。这可能是我挨的第一棒吧！不过，我照常履行我的职责，享受着同士兵们一道工作的乐趣，竭力把驻地中的各种闲言碎语及猜疑阴谋置于脑后。
我在卡森堡工作期间，陆军开展了一场有关用什么办法检验部队的战备水平最好的热烈争论。
传统派主张搞年度大检查。我第二次到越南作战期间，曾当过副营长，在战争打得正紧张的时候就进行过一次这种把人搞得精疲力竭的大检查。在我看来，每年一度的检查就像是用春季大扫除的态度来对待战备问题。敲打地毯、洗窗帘、清扫阁楼和地下室。检查大员来的那天看着很好，但希望他们走后不要累得人们浑身散了架子。而且，如果敌人要发动进攻，那就请求他们在检查过后部队处于最佳状态时来，因为两周之后部队的坏习惯就都回来了。
革新派认为战备检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应当是一次形式主义大演习。这一派赞成搞事先不宣布的检查，今天检查这个连，明天检查那个连，直至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把一个师全都检查一遍。一年当中，每个部队都得12个月加小心，而不是仅仅两周。不出所料，部队指挥官们都赞成老办法。谁也不欢迎在无准备状态下搞突然袭击。然而，我却接受了新思想。在五角大楼正进行这一辩论的时候，我想把新办法引到卡森堡来。我对赫达切克说，应当这样做。他听我讲完，却不买我的账。这是我挨的第二棒！
我到这个师工作大约9个月以后，一天下午有个旅长愁眉苦脸地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口。我让他进来，关上了房门。他对我说，他的一个营里的一名军士来找他，说该营营长同他老婆发生了性关系。这种事对部队的士气很有破坏性，所以在陆军中是很受重视的。既然我自认为已经是一名有经验的军官了，按说我应当把此事交给驻地的律师或者刑事调查处去调查。可我却决定亲自处理。我要那位旅长把涉嫌的营长带来见我。我希望弄清楚这个老兄是否干过这种事。如果他干了，我就建议赫达切克将军把他撤职并调走。简言之，给上司拿出一个解决办法来，而不是把烫手的土豆丢给别人去剥皮。
但是，事与愿违。这位老兄矢口否认。这样，我就只好把这烫手的土豆交给赫达切克了。“好吧，谢谢你，我来处理。”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接着，他做了行家所应当做的事情：他把此事交给了律师和刑事调查处去办。其后的调查证实了那位军官的恶行，查到了他去幽会时的汽车旅馆收据。赫达切克却再也没把我叫去谈论这件事，也从未指出我本来可以把这件事处理得好一些。只是一句“谢谢你，我来处理。”这可能是我挨的第三棒！
1982年5月20日，我在卡森堡已经干满一年了。10个
月前曾希望把我的名字提到少将遴选委员会讨论的那个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请坐。”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当他把一份两页纸的文件递给我时，香烟在他的手指缝中颤抖着。这是我的年度考绩鉴定。我的前途就取决于这两页纸。我看完鉴定后对他说：“这就是你经过考虑的评价吗？”他点点头。我又说：“你不会不知道它会产生什么效果，它十有八九会断送我的前程。”怎么会呢，赫达切克分辩说。他向我保证，我的情况还算好，而且他明年会重新给我鉴定。“下次鉴定会照顾你的。”他补充说。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话，说了声对不起，便告辞离去。
陆军的考绩鉴定是用一些委婉用语写的。你若是不知道这些代用词，就无法掌握它们的含义。例如，有一栏写的是“先于同级的人晋级”，第二栏写的是“与同级的人一道晋级”，第三栏写的是“不晋级”。这种表述似乎够清楚了。但是，现在这类报告已经贬值得如此厉害，以至你若要不落伍，就得让人家在第一栏内为你打勾。赫达切克给我勾的是第二栏。是具有破坏性，但还不是置我于死地的那一种表述。然而，这种很一般的评价也差不多是要人命的了。他只赞扬我是一名“好教官”。我的指挥才能被忽略了。我被派到卡森堡来，不是来当教官的，而是来取得当师长的资格的。我到师长预备学校来学习，而他给我的评语是不及格。
不过，赫达切克并不握有最后决定权。他是个“评估员”。我的鉴定还得交给一位“高级评估员”来下最后断语。
这位官员就是远在2000多英里之外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部队司令部副司令M·科利尔·罗斯中将。此人我只见过一次。两周后，我心惊胆战地打开了从部队司令部寄来的一个信封。罗斯中将重复了赫达切克对我作为一位“教官”的能力的赞扬，并说：“应当充分地考虑他在一个重要司令部担任主要参谋职务的可能性。评估员认为，在现阶段，科林更适合担任这种工作，而不是当指挥官。我同意……”这些话已经足以使我身败名裂了。可是，罗斯也得在一组空格中打一个勾。第一栏评价最高；第二栏在提升方面会有风险；第三栏则根本不用考虑。罗斯在第三栏内给我打了一个勾。这真是致命的一击啊。然而，我不能怪罗斯将军。除了赫达切克的意见外，他对我的表现毫无实际了解。至少，阿尔玛得到了可以得到晋升的评价：“鲍威尔有一位确实贤惠的妻子。不论她的丈夫被派到什么地方去，她都完全能够成为陆军的代表，支持她的丈夫做好工作。”
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脑子里千头万绪。我参加陆军24年，这是我所得到的最糟糕的职业评语。在“上岗学习班”时，罗杰斯将军曾警告过，我们当中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升不到两颗星。现在我知道我是属于哪一半的了。在五角大楼的将官管理处，那些负责将军调动的年轻中校们会看到这份鉴定。他们会想，这个一帆风顺的军人终于栽了跟头。鲍威尔原来只是一名政治将军，到部队就不灵了。迈耶将军看到这份鉴定时会摇着头说：科林离开部队的时间太长了。下一次晋升委员会开会时，委员们会看着在此之前一直毫无瑕疵的记录，心里嘀咕：这个家伙出了什么问题？那天夜里我失眠了。
然而，第二天上午我照样到办公室去，而且感觉很好。就像我在越南第一次目睹死人的事之后，我在那个山坡上所领会到的一样，事情总是在第二天早晨显得好一些。我会自哀自怜，但时间不会太长。我走进汤姆·布莱格的房间，对他讲起发生的事情。他说：“我提醒过你，你不听。”他认为麻烦是从我去找赫达切克谈夫人问题时开始的。我同意他的分析，又加上了同师长争论年度检查的事和我对那位与军士妻子有染的军官的处理。后面这件事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我告诉汤姆，我确实把那件事办糟了。不过，我不后悔。我做了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赫达切克做了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并据此对我作出评价。我不打算抱怨或申诉，不会对赫达切克大发雷霆，也不会就此意志消沉。我会正确对待这件事的后果的。
此后，我继续高高兴兴地履行我的职责。但是，我的脑子里却转起了脱离陆军部队的念头。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的书桌旁坐下来，开始重新筹划自己的未来，准备寻求一项文职工作。我不想赖在这里，等着人家来逼我退休。就在一年之前，我本来可能成为陆军部的副部长呢！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时期。一只脚仍在军队里，另一只脚却已经准备迈出去了。但是迈向哪里呢？我想我应当给将官管理处打个电话，说好我在卡森堡再干一年。我同一位中校联系上了，那中校说：“你打电话来，这可太巧了。我们正要同你联系呢。我们明天给你打电话。”这种话听起来总是有点不客气。现在我完全糊涂了。这会是好消息呢？还是会把我开掉？我又是一夜没睡好。
我的副官透过喧嚣的射击声大声对我说将官管理处要我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练兵场上观看坦克炮手的演习。我开车回到司令部，给五角大楼打通了电话。对方告诉我，赫达切克将军要离开这里，到韩国去担任第八军的参谋长。特德·杰纳斯少将将从利文沃思堡来接替他的职务。以上这些都与我没有直接关系。将官管理处的那位上校继续讲下去。他说，我也不会再呆在卡森堡了。8月份我将被派到利文沃思堡去接替杰纳斯的职务，担任一个叫做“诸兵种联合作战发展中心”的副主任。
我挂上电话后，发了半天呆，心中既燃起希望又迷惑不解。杰纳斯是一位两星将军。他腾出来要我去填补的职位是一个两星将军的职位。要么是五角大楼的人没看到我的最新考绩鉴定，要么是我被起死回生了。
7月末的一个下午，阿尔玛和我到会议室去。那会议室与赫达切克将军的办公室在同一层，只隔几个门。我们走进时，众旅长、营长、师部参谋军官以及他们的夫人们全都向我们致意。我常常充当这些军官同师长之间的缓冲剂、避雷针和忏悔神甫。我们设法建造了一艘虽说并不总是很愉快但却能够行驶的船。此时我的老伙伴汤姆·布莱格已经走了，一位名叫比尔·弗林的新参谋长取代了他。弗林发表了一篇措辞亲切的讲话，还送给我这个师的送别礼物——一个穿着皮护腿套裤的牛仔雕像，那是著名的西方艺术家迈克尔·加蒙的作品。随后，我发表了告别讲话。在所有这些送别活动进行的当儿，杰克·赫达切克就呆在20英尺之外的办公室内，紧闭着门。联欢会结束后，阿尔玛回家去了，我回办公室取几件东西。
“将军现在要见你。”我应声转过身来，看见赫达切克的秘书站在我门口。我走进赫达切克办公室时，他嘟囔了句什么，听起来好像是“祝你好运”之类。也祝你好运。他递给我一块刻着师的印章的徽章。我们敷衍了几句，握了握手，然后我就离开了。当初我来卡森堡时，曾以阅兵式相迎，但我走时，却既没有旗帜飘扬，也没有号声嘹亮。
※ ※ ※
在我为去利文沃思堡做准备的时候，我对陆军总部想干什么还不是很有数，但我已经开始相信，我的前程并没有彻底毁掉。我四处探听了一番，获知我不仅以一星之衔将任二星之职，而且我即将担任的这个新职以前曾为我的所有前任提供了升官的跳板。我还知道了我被人从冷宫里救出来的经过。部队司令部司令理查德·G·卡瓦佐斯将军是我的考绩鉴定的高级评估员罗斯将军的上司。他是朝鲜战争期间的英雄，是陆军中的一位传奇人物。当这位军官讲述当兵意味着甘愿为你的国家而献身的时候，许多成年人都被他的讲话感动得流泪。勤恳尽责的卡瓦佐斯密切注视着部队司令部下辖的所有师长的表现，偶尔还到卡森堡去考察赫达切克的工作情况。
在他最后一次去卡森堡视察后，卡瓦佐斯同朱利叶斯·贝克顿一道乘飞机返回亚特兰大。贝克顿后来对我讲了他们的谈话内容。卡瓦佐斯对他说，他对赫达切克的那个师很不放心。“你今天在会议室里注意到什么情况了吗？”卡瓦佐斯对贝克顿说。“只要赫达切克在场，所有的人都面带恐惧，噤若寒蝉，只有鲍威尔敢于当面坦陈己见。”卡瓦佐斯不参加为我打分，为我评估的是他的副手罗斯。但是，尽管陆军中有评估制度，而且将军以下的军官的晋升也完全是按照正常的渠道进行的。但是将军的人数没有那么多，所以到了将军一级就有一个非正式的网络在运转。军官俱乐部里的饮酒聊天、打电话、街谈巷议，老家伙们嗅到气息，然后探个究竟，这往往比考绩鉴定更重要。而这个内层小圈子得出的结论是，不错，鲍威尔在卡森堡遇到了麻烦。然而，他做了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且他是冒着把自己的脑袋套进绳索的危险这样做的。他大概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但是，说到底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些将军了解这个被评估的军官，也了解那个为他做评估的军官。我的前程总算没有被一笔勾销。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当年与我一起当白宫研究员的老同学汤姆·奥布赖恩的来信。汤姆现在在哈佛大学工作，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担任该校财务计划部主任。我对学校的财务工作知之甚少。但是，有人想要你去工作毕竟是令人高兴的事，特别是在九死一生之后。然而，现在我被安排了这个新的职务，我的适应文职工作的简历可以撕毁不用了，哈佛的邀请也可以谢绝了。在我于利文沃思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毕业14年之后，我又要回到那个地方去了，对此我感到高兴。在我的家属到达利文沃思堡后不久，新的少将晋升名单就下来了。我榜上有名，可望在一年之内得到提升。
我在利文沃思堡的新工作对于陆军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门外汉听起来却没有什么了不起。在这次最新改组之后，陆军把美国境内的部队分成两个司令部。部队司令部是负责部队管理并进行作战准备的；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负责制定作战条令、管理训练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