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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将军，我是DDO，”——DDO就是作战局副局长。他是从全国军事指挥中心打来电话的，该中心24小时监视着全球动向。近来，我和这位副局长经常在夜间通电话。
“出了点问题，”他告诉我说，“从安克雷奇飞往汉城的一架韩国客机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我必须决定是否应当叫醒国防部长，把这一消息告诉他。
“还有别的情况吗？”我问。
“目前没有了，”他说，“飞机刚刚失踪。”
我躺在黑暗中，考虑着该怎么办，脑海里想象着在汉城机场上，乘客们的家人会如何焦急不安，纳闷飞机何以会晚点。我给部长打了电话。如果飞机掉进太平洋，我们可能会希望派出美国部队去执行搜索及援救任务。尽管是在午夜，温伯格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如同中午在五角大楼内一样。他要我随时向他通报情况。
我刚把电话挂上，铃声又响起来了。
“将军，”来电话的又是那位值班军官。“看来问题不大。
我们刚刚接到报告说，那架飞机大概做了紧急降落。”
我把这一消息报告给温伯格。但这时我却睡不着了，直觉让我不大放心。飞机丢了又找到了，对这种事焉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我刚要迷迷糊糊地睡去，值班军官第三次打来电话。
“长官，‘燃烧的风’监听到苏联防空军司令部同他们的一位战斗机飞行员之间的一些奇怪的通话。韩国的那架飞机可能侵犯了苏联领空。”“燃烧的风”是我们使用RC—135侦察机在太平洋上空进行情报活动的代号。
“你有什么建议？”我问。
“现在还没有。”他回答说。我知道我俩都有同样的不祥预感。苏联人是否可能击落了一架坐满普通乘客的民航飞机？
每当发生悲剧的时候，五角大楼都是这样一点一滴地了解情况，而不是像报纸上的消息那样写成简洁而完整的段落或者像电视记者那样说得字斟句酌、有板有眼。最后，总算凑够了信息，使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得以于当天上午10时45分发表一项声明，宣称苏联一架战斗机确实击落了韩国的一架民航飞机。“美国对这种袭击深表义愤，”舒尔茨说，“看来死亡人数很多。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借口采取这种令人震惊的行动。”
苏联方面最初的反应是矢口否认。当他们的说法被事实揭穿之后，俄国人又说，那架飞机闯入了苏联领空，他们本想把它引导至最近的机场，但是驾驶员不听，继续飞行。最后，苏联人承认他们击落了那架飞机，但却声称该飞机在从事一项由美国和日本指挥的“有意识的、经过周密策划的情报活动”。
这件事的全部真相随着苏联的解体终于大白于天下。从阿拉斯加飞往汉城的大韩航空公司007号班机由于意外的原因偏离航线360英里，确有两度是在苏联领空飞行，一次是在堪察加半岛的上空，另一次是在萨哈林岛上空。苏联防空司令部派去拦截韩航007班机的飞行员根纳季·奥西波维奇驾驶的是一架苏霍伊—15战斗机。他报告说，闯入领空的飞机使用着航行灯和夜航民航飞机通常使用的防撞闪光灯。为了看得仔细一些，奥西波维奇还在那架喷气式客机的右侧（我们不知道他离那架飞机有多近）并飞了一段。这位苏联飞行员执行过至少1000次拦截美国军用飞机的任务，对这类飞机的轮廓了解得像对他自己的飞机一样清楚。他说，他看不出这架波音747飞机是民航飞机。他退了回去，用雷达锁定了那架飞机。在接到命令之后，就在韩航007班机即将离开萨哈林上空、重新进入国际空域的时候，将它击落。奥西波维奇发射了两枚导弹，一枚击中了机尾，一枚打掉了飞机左翼的一半。被击中的飞机连同机上的269名乘客以数百英里的时速、在12分钟之内坠进太平洋。
苏联人为什么要击落一架无辜的民航飞机？看来，最讲得通的解释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试图扭转军队中纪律涣散的状态，而且已经颁布了一部严格的新法律——《国界法》。此法颁布之后，苏联军官被迫像没有头脑的机器人一般按照法律规定办事。
冷战期间，几乎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得放进东西方对抗的基本框架中去考虑。俄国人一直试图把韩航007班机说成一架间谍飞机，犯了悲剧性的错误之后还要撒谎。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亲眼看到温伯格和舒尔茨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争夺政策控制权。温伯格把这次事件看做一出道德剧，苏联扮演着邪恶的化身。他认为舒尔茨应当取消即将在马德里举行的同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会晤。舒尔茨则认为，我们可以尽情地谴责苏联人的这种做法，但是不应当让这一事件——不管它多么不幸——干扰我们同苏联人进行的旨在促进彼此利益的谈判。里根总统在他们两人之间搞折衷，他称苏联的所作所为是“公然无视个人权利和人的生命的社会所产生的野蛮行径”，但却希望舒尔茨同葛罗米柯的会谈如期举行。
击落韩航班机的事件发生在我接任温伯格的军事助理这一新工作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从这一事件中我汲取了一些有益的教训。不要一听到什么消息就惊慌失措。没有把全部事实了解清楚之前不要急于下结论。有时，即使你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许多事实，但如果这些事实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还是要对之提出疑问。我们的直觉所告诉我们的东西要比零星的材料更深刻、更睿智。我还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最好把了解到的事实尽快通报出去，即使新的事实与先前的事实有矛盾也不要紧。凌乱的真相胜过圆通的假话，因为假话到头来总要被戳穿的。要避免编造故事，因为以后透露出的真相会证明它不可信（苏联人就吃了这个亏）。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一个国际事件会失去它本身的含义，为了政治目的而被扩大或缩小。最后，在一个充满破坏性动因的世界上，对于不时出现的爆炸性事件不要感到意外。
5年之后，到1988年我已当上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我们又面临类似的局面：我们不得不向全世界解释美国巡洋舰“文森斯”号何以会击落伊朗的一架“空中客车”飞机，使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丧生。那是一个惨痛的错误。我们如实讲了，并尽快公布了事实。
我接到有关韩航007班机事件的第一个电话不是在我们本应居住的迈尔堡第27A官邸，而是第23A邸宅，那是与整天喧闹吵嚷的军官俱乐部隔街相对的一栋小房子。原本许诺要给我们的那套好一些的房子，被一位级别比我高的官员住上了。在这所新房子里，我留出一个小房间作为我的保密通信中心。房内安装的一束束电线使得它看上去就像显微镜下的神经节。切萨皮克—波托马克电话公司的人老是在这所房子里修修弄弄、改改换换，到后来阿尔玛竟把他们所有人的教名都记住了。从我们搬进这座房子的那一天起，电话铃声就没有停过。
现在与我一起在温伯格手下共事的人，已不再是1981年我离开这里时的那个班子了。弗兰克·卡卢奇于1982年年底离开了政府部门，当上了西尔斯世界贸易公司的总裁。企业家保罗·塞耶接替他当了一段副部长。但是塞耶后来吃了官司，不得不辞去这一职务。威尔·塔夫脱接替塞耶担任国防部的第二把手。威尔除了在当总顾问期间练就一种敏锐的判断力之外，还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是得到温伯格完全信任、并能对这位固执己见的部长施加影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的前任卡尔·史密斯给我留下一位难得的人物，这就是他的秘书南希·休斯。她聪敏精明，头脑冷静，办事乖巧，还有一种极其宝贵的天赋——善于揣摸上司的意图。南希一直为我工作到我离开军界为止，其间只有短暂的间断。对于完美无瑕的人，你是不会轻易舍弃的。
在哈罗德·布朗手下工作期间，我常常在他同助手们开会时坐在后墙边不显眼的地方做记录。当上温伯格的军事助理后，我的地位有了象征性的飞跃。温伯格通常在上午8点30分准时开会。其实我应当说是举行“御前会议”，因为他与注重理智、性情孤独的布朗大不相同。布朗开会时，让大家紧密地围成一圈，尽管他更愿意一个人呆着。温伯格开会时，则更愿意手下人围着他。布朗不讲究形式，希望赶紧把问题讨论完就散会。温伯格开会时则注重礼仪程序、上下等级分明。他主持会议时坐在一张浅蓝色的软扶手椅上。他的左边，坐在另一张扶手椅中的是立法事务助理。他的右边，坐在长沙发上的是他的公共事务助理，我坐在长沙发的另一端。咖啡桌的对面，面对着部长就坐的是他的副手和总顾问。主要人物的座次就像天上的星座一样始终保持不变，即便参加会议的人数增加也是如此。不久，国防部第三把手弗雷德·伊克尔也想加入进来。温伯格说，好的。于是伊克尔便占据了长沙发的中间位置。既然伊克尔参加了，他的助手里奇·阿米蒂奇也要求参加。温伯格也同意了。后来又有一些人也想参加会议。温伯格说，可以。这些人的助手也想来，温伯格照准不误。就这样，早上开的这种会议的规模变得如此壮观，以至开会前5分钟，搞接待的军人像联合运输公司的搬运工似的，只好急急忙忙从隔壁房间搬来椅子。这种会议印证了罗伯特·阿德里的“地盘占有欲”理论。你要像老虎往树上撒尿那样来标定自己的势力范围。你的气味要比别人更强烈才行，否则你就会被人家挤走。无论是在丛林中还是在官场上，都没有无主的空地。所有地盘都已经被占领或者被更强者夺去了。
在这种会上讨论的惟一实际问题是公共关系助理及立法助理汇报的有关同新闻界之间的棘手问题和即将付诸表决的法案问题。听他们讲完之后，温伯格就在屋子里走一圈，点叫每一个人的名字。讲话时间长的都是那些不懂游戏规则的人。我常同部长充分地讨论问题，但是从不当众这样做。这种办公会议有一个用处，那就是能满足与会者的虚荣心，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会后他们便可以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部属那里夸耀说：“部长刚刚告诉我……”甚至说：“我刚刚告诉温伯格部长……”后来，我自己也采用了这种让众多下属参加会议的办法。
我来此工作的头几天，就领教了我的新上司的工作作风。
1983年7月26日，我早上6点半就来上班了，在浏览五角大楼的夜间要闻《头班车》时，摘自《华盛顿邮报》的一则简讯引起了我的注意。海军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设立了一个“创伤试验室”，专门训练医学院的学生治疗战伤。他们用狗来进行试验。先给狗注射麻醉药，然后开枪把狗打伤。看到这里我警觉起来了。我想象着美国人听说他们心爱的小狗莱西或斯努菩被当做军事医学的试验品会有什么反应。我赶忙给我的同行——海军部长助理保罗·戴维·米勒上校打了电话。对他说，温伯格部长想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保罗对我说，时间还太早，贝塞斯达那边没有人。“过一会儿我再答复你。”他说。我对他说他最好现在就答复我，因为部长马上就会来。今天上午会议的重点议题是有关MX导弹部署的表决，而且部长还约定一早要接受三大电视网的采访。米勒便把他掌握的一点点情况告诉了我。
我刚挂上电话，温伯格就进来了。他劈头就问：“对小狗开枪是怎么回事？”（温伯格家里养了一只名叫基尔蒂的苏格兰长毛狗）
“部长，”我开始解释，“这对于海军陆战队员参加实战是很重要的……”
“不许他们这样干。”他说。
“部长，这种医学研究有助于……”
“告诉海军，此事到此为止。这个计划被取消了。这种事他们连考虑也不应当考虑。明白吗？”
我给米勒打电话，传达了部长的命令。他却深表怀疑，一个劲地说“但是——但是——但是”。我对他说，以后我再向他解释。现在我得把部长送到二楼的五角大楼广播室去，做好他首次上《今日》节目的准备。
在世界可能处于核毁灭边缘的时候，布赖恩特·冈贝尔提的第一个问题却是有关《华盛顿邮报》上这篇有关狗的报道。温伯格冷冷地回答说，不会有这种事，即便真的有过任何这样的计划，他也已经下令取消了。另外两次访谈也都是从狗的问题开始的。温伯格在每次访谈中都向全国保证说，不管是为了多么美好的目的，军队都不会射杀小狗。
温伯格那天对这件事的反应完全是出于直觉。他没有要求由一流外科医生、心理学家、兽医学家以及“人民争取善待动物组织”的代表组成一个小组，来反复研究这个问题。他立即意识到，在一个喜爱小动物的国家内，不论是出于什么科学上的理由，这种办法都是行不通的，所以他立即就把它取消了。此后，信件潮水般地涌来，电话使五角大楼的总机忙得不可开交，报刊编辑部纷纷发表文章，全都是颂扬温伯格的。一时间，温伯格成了英雄。我也从这位公共关系大师那里学到了一个经验：有些东西是不可亵渎的。另外，你可能遇到最棘手的社会问题，如果你能正视它、很快地解决它，那你就能化不利为有利。
9月间的一个上午，温伯格来上班时告诉我，我应当做好到热带地方去的准备。我们要到中美洲去，这是我第一次随他出访。9月6日，我们乘坐一架机身上标有“美利坚合众国”字样的DC—9型飞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了。这架飞机是属于专门负责接送政府要员的第八十九空运联队的。上机时，我发现包括里奇·阿米蒂奇和14名记者在内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个新面孔——一位神气的初级工作人员。他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价，原来他是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的。从上机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套近乎，想往温伯格身边凑，然而部长的正式保安人员通常都把外人挡在一臂的距离之外。我们围在一张会议桌旁为同3位中美洲国家元首的会晤做准备的时候，这位很牛气而又消息灵通的新来者除了温伯格以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显然自视为这一群中的第二号人物。这个家伙是何许人？我感到纳闷。我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的包括路线、地图和人员简历在内的访问日程中查找他的名字，果然找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奥利弗·L·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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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格部长和他的夫人关系极其亲密，每次出访都希望珍妮能够同行。跟随丈夫出访的夫人们必须时时面对不熟悉的面孔，没完没了地与人有礼貌地聊天。而且，微笑好像凝固在脸上了，到了夜里简直得用棍子撬才能使面部肌肉松弛下来。珍妮·温伯格要比她的丈夫内向。她为人热情，聪颖，喜欢与人单独相处，对扮演公众角色不感兴趣。温伯格常邀随行人员的夫人一起去，好同珍妮作伴。9月22日，我们预定要再次出访，这一次要绕地球一圈。温伯格执意让阿尔玛同去，他是根据《应邀访问条例》邀她去的。根据该项条例，她可以成为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我觉得，这样引申下去，连部长的马夫、勤务员和杂工的夫人也可以去了。可温伯格坚持他的意见。于是，阿尔玛就去了。头一天晚上，她就向我表示了她的迷惑：她是游客？是多余的行李？她到底该做些什么？
随着访问的继续，阿尔玛的作用显现出来了，她成了珍妮的随身侍从。有些事珍妮不便对女主人说，她可以代说，例如告诉对方，部长夫人太累了（当时珍妮刚开始患骨质疏松症，疼痛难忍），是否可以把参观伊特鲁斯卡遗址的时间缩短一些？珍妮与阿尔玛在一起感到很自在。每当最后一个欢迎队列散去，最后一次正式宴会结束后，她们就放松下来，在一起对对当天活动的记录，然后交上去。
每次出访我都不让把阿尔玛的名字列入随行人员名单。温伯格每次都把她添上去。“部长先生，”有一次我说，“这一次确实没有必要让阿尔玛去。”
“胡说，”他回答，“她对于我们这种访问团是个很重要的人物，我希望她去，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阿尔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是珍妮的女侍从官。
10月13日，我们获悉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贾奇·威廉·克拉克法官被免职，改任内政部长。对于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务，他既无天分又无兴趣，干起来真是勉为其难。克拉克与温伯格一样，都属于里根的加州帮。接替克拉克的是他的副手罗伯特·C·巴德·麦克法兰，他以前是海军陆战队中校，现在45岁左右。此人不是加州帮，这使温伯格充满忧虑。麦克法兰与温伯格毫无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