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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卢奇先把过去24小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回顾了一遍，接着便谈到眼下的难题，即我们打算怎样把已经彻底毁于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重建起来。“首先，总统先生，”卡卢奇说，“我们把奥利·诺思那一摊工作取消了。我们要使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此以后不再从事隐蔽活动。”他进一步解释说，我将对中央情报局目前正在从事的全部隐蔽活动进行审查。“我们已经拟定了4条检验标准，”弗兰克继续说。对每一项活动，我们都要提出以下问题：（1）它是否合法？（2）我们是否知道它应当达到什么目的？（3）它是否正在实现为它确定的目标？（4）如果这种行动突然上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美国人民会怎么说？他们会说“我们真是些聪明的小鬼头”，还是会说“这帮人都是些蠢货”？卡卢奇说，如果一项计划通不过上述检验，我们就将建议把它取消。“而且，”他最后说，“我们雇了一位名叫保罗·史蒂文的律师，确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法的。”
在这第一次汇报会上，里根总统听得很认真，问了几个问题，但是没有做任何指示。后来这几乎成了我们每天上午向他汇报时的惯例。我们把各阁员及国会的不同观点摆出来，等待总统来对它们进行剖析，找出它们的根本动机。但他却不这样做。最令人气馁的是，在卡卢奇介绍各派意见的时候，总统几乎不说一句话，直至弗兰克提出建议来。此后，总统只是承认他听了他的汇报，但却不说“是”，也不说“否”，连个“可能”都不说。会后，当我和弗兰克顺着大厅往回走的时候，弗兰克小声嘀咕说：“这算是同意吗？”最后，我们就假定总统知道我们把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加以平衡后，做出了我们最好的判断。总统显然觉得，只要他知道我们以他的名义做的事情就行了，没有必要再说别的。至少，这是我们所做的乐观的解释。
总统消极的管理风格使我们负担很重。我们对于在没有明确决定的情况下实施各种建议感到很不坦然。后来才慢慢习惯了。如果某个决策以后遭到批评，这种决策还能实施得下去吗？总统还会记得这些事情吗？一天上午，在我们做出了不履行一项关键性军备控制项目的新决定之后，总统又未置可否。离开时，弗兰克抱怨说：“天哪！总统不表态，我们的使命可不是领导这个国家的！”
卡卢奇注意到，我们两个人从原班子中承接了5位秘书。我的主要秘书是一位能干而又和蔼的女士，名叫弗洛伦斯·甘特。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20多年了。我问过弗洛伦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秘书。她解释说，因为以前工作人员常常要一天工作12至14个小时，周末还要加班。我把这种情况对卡卢奇讲了。他说：“把其中的两人调走。”我们用正常的时间工作，就能造成足够的“损害”。正是那些不分昼夜的工作狂们把政府推到倒台的边缘。我们是这样工作的：每天晚上7点钟离开办公室，有时星期六来一下，但星期日是决不加班的。卡卢奇总是能在星期五下午7点钟溜出去打网球，然后就不回来了。就是这样，他做的决定也比先前那些夜猫子更明智、管的事情也比他们更多。我们回家的时间也比他们早。但是，像我们干的这种工作毕竟不能按时上下班。我常把工作带回家去做。而且没过多久，就又像在温伯格手下时那样没早没晚的忙了。在法兰克福那些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忠实可信的约翰·威克姆在华盛顿地区的麦克奈尔堡为我们安排了一所具有乔治王朝时代风格的邸宅。那是我们住过的最漂亮的陆军房舍了。全家人第一次走近那栋房子的时候，安妮玛丽学着《飘》里郝思嘉的样子，伸出双臂说：“我发誓，我永远不再受穷了！”麦克奈尔堡什么都好，就是有些与外界隔绝。每当阿尔玛需要点针头线脑什么的，她得开车到14街大桥的对面去。这个地方非常僻静，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静园”。最糟糕的是，这里没有车库可供我装修汽车。上次，当威克姆在喧闹的迈尔堡为我们找到一所比较朴实的住宅时，我们也像这次一样高兴。这是我们不到一年内第三次搬家。
2月26日，托尔委员会发表了它的有关伊朗—孔特拉事件的报告。报告把里根总统说成一个糊涂而不了解情况的人，而且认为他的甩手管理方式是他不知道在他自己总统任内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托尔的报告成了我们的“业务指南”。它建议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卡卢奇发布了一道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得卷入任何军事活动。我们是为总统提供咨询的；我们不管打仗的事，也不负责制定隐蔽活动战略。那些事情自有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去做。
托尔报告发表后，迫使总统向美国人民解释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压力日益增大，但总统却一直顶着，不肯这样做。这时把老资格的撰稿人兰登·帕温请来了。根据卡卢奇的指示，我同帕温一道起草一篇应当对伊朗—孔特拉事件做最后交待的讲话。
托尔委员会严厉批评卡尊·温伯格和乔治·舒尔茨，说他们在查明波因德克斯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方面态度不积极。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我清楚地记得坐在温伯格办公室里听他斥责这些武器交易是愚蠢的。我曾帮助他在满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要求和指示方面竭力缩小国防部的作用。而且，我知道温伯格和我们在国防部工作的其他人一样，对这一事件最违法的方面——即把向伊朗出售武器得到的利润转给孔特拉——毫不知情。
温伯格听说我在为总统起草讲话稿，就告诉我说，他希望我能把他起的作用澄清。鉴于他和舒尔茨当初是反对这项计划的，我就设法争取总统为这两个不情愿的参与者讲几句开脱的话。我们建议总统这样说：“然而，仅仅为了公正起见，我必须说，（托尔）委员会报告中关于乔治·舒尔茨和卡斯珀·温伯格的评论是不正确的。他们两人都曾大力反对向伊朗出售武器，也多次向我提出这样的劝告。委员会说这两位部长没有对总统给予支持也是错误的。尽管他们反对这项计划，他们确实是支持我的。我现在发现，这两位部长也被排斥在讨论这个问题的那些会议之外，排斥他们的正是不让我了解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情况的那些人，所用的办法也是他们用来对付我的办法。”在我参与起草的最后一次草稿中，这些为温伯格和舒尔茨开脱的话都写在里面了。
3月4日，里根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这大概是他所发表的最不愉快的一次讲话了。总统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几个月前，我曾对美国人民说，我们没有用武器去换人质。我的良心和我的意图告诉我，这至今仍是真话。但是，事实和证据却告诉我，这不是实情。正如托尔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一开始是要在战略上对伊朗作些松动，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出了偏差，变成了用武器交换人质。这是违背我自己的信念、违背政府的政策，也违背我们最初想要实施的战略的。这种事的发生有其原因，但是没有借口。这是一个错误。”
然而，为温伯格和舒尔茨开脱的那一段却被删掉了。它是被里根的政治顾问们枪毙的。他们认为这段话会冲淡讲话的主要思想——即总统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我对这种做法感到很不高兴。不过，10天后，总统在每周六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至少说了舒尔茨国务卿和温伯格部长“曾竭力劝我不要实施这项建议”这样的话。
罗纳德·里根虽然承担了责任，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自认为是清白的。在他任期的余下时间内，我们学会了回避这个问题，就像躲避毒草一样。如果有谁无意中碰到了这个导火索，里根会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上20分钟，讲为什么这个交易本不是要用武器交换人质，讲我们怎么知道伊朗没有温和派？
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有3个。第一个是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创造的东西方关系的新势头。其次是在伊朗—孔特拉事件披露后变得更加混乱的中美洲的混乱局面。最后是中东问题。在中东，伊朗和伊拉克仍然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人质仍被扣押在黎巴嫩的一些隐蔽地点，尽管已经把武器交给了伊朗。
为了履行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我们不得不在使普通百姓眼花缭乱的庞大官僚机构的名册上再增加一个单位。鉴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负责把各部门的立场汇总起来交给总统考虑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协调机构，于是便成立了政策研究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吸收的是一批比内阁部长低一级的出色高级官员。具体成员如下：来自国防部的是里奇·阿米蒂奇，有他在，就好像有我的亲兄弟或保镖在我身边。来自国务院的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迈克·阿马科斯特。阿马科斯特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也当过白宫研究员，我们已相识多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先是约翰·莫勒林中将，后来换成曾接替我担任卡卢奇军事助理的乔恩·豪海军中将。豪还当过国务院军政事务局局长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是该局第三号人物迪克·克尔。布什副总统的安全顾问唐·格雷格也参加了。视所研究的问题的需要，有时还请一些其他的人参加，但以上人员是这个机构的核心成员。我们大家彼此都很熟悉，也都深知在华盛顿“环内”工作的各种奥妙。
我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仅仅10天之后，1月12日那天，波斯湾局势就成了政策研究小组的主要议题。政府各部门都接到通知，从今以后，美国同伊朗之间只存在一条联系渠道，那就是国务院。军火掮客及背着糕饼和圣经（奥利·诺思一次秘访德黑兰时就这样干过）的詹姆斯·邦德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今后一律不得代表美国讲话。我们还明确宣布，在武器禁运仍然有效期间，美国连一个弹弓也不能向伊朗提供。而且，鉴于波斯湾石油的自由运输对于我们有如经过动脉输送的血液一样重要，对于伊拉克和伊朗对科威特油轮造成的威胁必须予以对付。我们已告知科威特政府，如果它要求为其油轮悬挂美国国旗，从而把这些船只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愿意作出响应。以前不曾有、而我们竭力要确立的是一项人人都理解并同意的政策。由于总统采取消极的态度，以前有少数人做了一些绕过他的权限的、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由于温伯格和舒尔茨总是有摩擦，我们常常是吵架多于合作。卡卢奇和我希望能有一些由内阁帮助制定、得到总统认可并且得到国会理解的明确的立场。
例如，几个月之后，当美国军舰“斯塔克”号在波斯湾偶然被伊拉克的一枚“飞鱼”式导弹击中的时候，由于我们有了一项既定政策，我们就不必向国会解释为什么那艘军舰会呆在那里了。那次袭击是个不幸事件，有37名美国水兵丧生。但是，这个不幸事件是发生在实现一个前后一致的总目标——使石油运输通道保持畅通——的过程中。当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科威特油轮在波斯湾撞到一枚水雷的时候，我们也把由此引起的危机对付过去了，因为这一事件也是在同样政策背景下——保证石油运输不中断——发生的。以前就没有这种前后一致性，因此才有了伊朗—孔特拉这场灾难。政策研究小组成了我们在政府内部形成一种得到广泛理解和同情的对外政策的手段。
下一个大问题是对仍然在同尼加拉瓜的马克思主义桑地诺政府斗争的孔特拉怎么办。奥利·诺思为孔特拉安排的那种避开国会的一项禁令的后门援助是造成伊朗—孔特拉事件最糟糕之处的根源。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抹煞孔特拉事业的正义性。然而，在应当如何同孔特拉打交道的问题上，政府内部、乃至在支持他们的人中间，形成了鲜明的两派。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认为孔特拉对于继续向桑地诺分子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走到谈判桌旁是有用的。我们希望能在谈判桌上说服他们在国内实行民主，停止输出共产主义。卡普·温伯格则以一种罗曼蒂克的心态看待孔特拉，把他们看成像在阿富汗同苏联人作战的圣战者一样的组织。在他看来，这些尼加拉瓜人是自由战士，他们为解除马纳瓜的桎梏而做的认真努力值得我们给予全力支持。
我喜欢从基层了解事情的真相。在这个问题上，我最好的消息来源就是一个叫艾伦·菲尔斯的人。他是中央情报局中美洲特工组组长，负责向孔特拉供应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食品药物等等。在政策研究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我问菲尔斯：“孔特拉最终能把多少军队投入战场？”他说，充其量也许能有1．5万人。“这样一支部队有希望从山里出来，打败桑地诺军队吗？”菲尔斯说，根本没有可能。“尼加拉瓜人民有没有可能站起来支持孔特拉？”菲尔斯回答，可能性不大。对我来说，问题就解决了。孔特拉是一张用来施加压力、促成以谈判解决问题的牌，但他们本身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雇了一个名叫何塞·索尔萨诺的坚决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人来做我们的拉丁美洲事务顾问。何塞管我叫“我的将军”，这使我想起，拉美人200多年来都是这样同将军打招呼的。
为了使我能更好地了解孔特拉，何塞安排我在迈阿密会见他们的一些得到中央情报局支持的领导人。我见到的人可谓良莠不齐。孔特拉的军事司令恩里克·贝穆德斯上校作为一个时刻准备为自己的事业而献身的真正的自由战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他人，只不过是在桑地诺分子接管权力的时候，不收容的腐败的索摩查政权的遗老遗少而已。有人形容他们是“穿‘古奇’名牌的司令官”。但是在东西方两极分化的那个年代，我们是什么人都不嫌弃的。
我同何塞·索尔萨诺以及白宫的两位法律助手——戴夫·阿丁顿和艾伦·科拉诺维茨一道，成了政府中竭力争取国会给予足够的支持、使孔特拉能维持下去的主要吹鼓手。每隔几个月，国会就有一个资助孔特拉的提案要讨论。在非武器援助方面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赢得支持。在杀伤性武器援助方面，我们也可以指望像众议员鲍勃·米切尔、米基·爱德华兹和参议员戴维·博伦、沃伦·拉德曼及特德·史蒂文斯这样一些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的坚定支持。但是，要使大多数民主党人批准提供武器弹药，那真比登天还难。
一天晚上，正当一个议会委员会又在辩论一个法案的时候，我感到我无法说服民主党人不要立即切断对那些正在为民主而战的人的援助。“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我说，“我在丛林中呆过，我在孔特拉现在所呆的地方呆过，只不过那是1963年在越南的事。你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是多么急切地盼望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每隔两周给我们送补给品来。我们依靠那些东西活命，而不是用它来享受。孔特拉现在就处于这种境地。”我指出，我们现在不是在一个有空调的高级房间内举行一个对外政策研讨会。“我们现在谈的是让那些对美国寄予信任的人活下去还是任其死去的问题。”这时，房间内变得鸦雀无声。有些民主党人点起头来。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差不多就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休息了一会儿，让双方都有时间商量一下。
当我们回到会议室的时候，我发现特德·史蒂文斯和沃伦·拉德曼落在后面，彼此耳语着什么。我们在会议室内坐好之后，我准备告诉民主党众议员戴夫·奥贝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这时，特德·史蒂文斯霍地站了起来，说除非民主党人也同意确定一个国会讨论追加对孔特拉援助问题的新的最后期限，否则他不赞成前面达成的协议。这个要求以前也提出过，被民主党拒绝了。拉德曼也高声说，他同意史蒂文斯的意见，说完，两个人就开始退场。到了这个时候，人人都想回家了，所以已经感到厌倦的民主党人就做了让步。会后，我同史蒂文斯和拉德曼两人一道从国会山抄近路回家的时候，他们两个大笑起来。原来，他们的退场只是一种表演，而它奏了效。他们说，我这个人“太不懂政治”，不能玩这种游戏。在五角大楼和白宫，我也许已经毕业了。但是在国会这所大学里，我还只是个新生。
凌驾于我们所关注的所有其他问题之上的是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的防务战略和预算几乎完全是我们认为苏联所具有的能力和意图的反映。苏军的规模和状况是我们扩充自己兵力的依据。在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我们几乎总是从东西方竞争的角度来决定站在哪一方。苏联新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却把这种老的冷战公式完全颠倒过来了。看来，戈尔巴乔夫更重视